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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献研究室 当前章节:15251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3月 向抗敌演剧队负责人胡家瑞(何启君)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南方局对抗敌演剧队的指示:“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提出: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嘱胡回去向演剧队地下党组织传达。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系,进行统战工作。

△三次接待两年多前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德·杨固医生等。他们要求去解放区参加工作,周恩来建议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救护医疗工作。杨固等向罗共中央请示后,愉快地返回原来的岗位。

4月9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压迫边区的可能,请向蒋提出抗议。

4月10日 何应钦在西安召集各高级将领会商对陕北的“防务”。

4月12日 起草质问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公函,交张冲转送。张冲转告落的答复:绝无其事。次日,致电毛泽东:“仍应加强侦察,部署兵力”,并通过广播,“揭破其阴谋”。毛泽东十四日电复,“正积极布置防御”,至于“公开揭破”,“拟看一看”。

4月13日 苏、日签订中立条约。

4月15日—5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总结抗战四年来国统区党的工作,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日益走向法西斯化、特务化。中共中央去年确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很正确,但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完成。组织问题需要我们来研究,不仅要对过去两年来的经验加以检讨,还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仅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还要建立新的支部,造就新的干部。党员要职业化,在职业中巩固,要多交朋友,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并说,目前西南党的任务仍是使党真正成为秘密的巩固的党,要决心建立一些巩固的堡垒。

4月17日 和董必武到黄炎培寓所,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中共的态度决不因此而变更。

4月 面告张冲,如果仍不解决发饷问题,八路军将向全世界募捐。稍后,张冲转告周恩来,蒋介石将约见。周恩来遂致电毛泽东,问见蒋时提什么问题。二十六日,收到毛泽东复电:要他派机送你回延开会;表示中共愿与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给八路军发饷和合理解决新四军的问题。

4月26日 致电毛泽东,根据日、苏签约后重庆反共宣传加强的情况,估计国民党反苏反共还会加紧,但反苏不至于表面化,反共不至于全面化。分析从利害上看蒋非求助于苏和求助于共不可,但表面上却装着不理会;从阶级思想上看,蒋非反苏反共不可,但表面上却又装着不刺激苏联和不愿国共分裂。预计这种矛盾状况不会历久不变,等到山穷水尽时,蒋还会令其部下借此大作反苏反共的思想宣传。局部的军事“剿共”不会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还会加紧。

春 就部分进步文化人想去解放区的事,答复郭沫若:反共高潮一定会被击退,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国统区还需要有人开展工作。

5月7日 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

△日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的重点是山西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严重失利,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十分不满。

5月9日 会见张冲。就蒋介石要华北八路军配合对进犯中条山的敌人作战的问题,按照五月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说明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一)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二)速发财弹;(三)停止反共;(四)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5月10日 在张冲寓所同刘为章谈话。刘提出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对敌作战。周恩来说,配合打敌人,“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过”。最近敌人扫荡,我军也在苦战。如敌进攻中条山,“我必打无疑”。但给我方造的谣言必须揭穿。华北我作战业绩,妇孺皆知,而国民党反诬我不打敌人,还到处打入、捕人、杀人。刘无言以对,只要求转告延安给以回电。谈话后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当日接毛泽东复电:已由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推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1日 应邀同蒋介石谈话。对蒋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国军中条山作战的问题,告以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拟制配合作战计划。并要蒋介石通知卫立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络。蒋表示应允。谈话后将情况报中央。十四日,毛泽东来电称:“已迭电前方配合作战”,朱总已电卫立煌等表示团结对敌。“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他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

△为了扩大宣传,有力地揭穿一切反共谣言,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谈话情况的电文中,要求通知参谋部和八路军总部提供在前方作战的消息。

5月12日 与《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鉴于反动分子加紧曲解马列主义,诬我停止抗日;而我方人员疏散,又遭封锁,稿件来源断绝。拟利用目前时机,开展对反共宣传的反攻。建议叶剑英每月提供分析战局的军事论文;建议王明、凯丰指定人写理论和国内外时局的稿件;请转告廖承志、陆诒〔注〕组织国际问题的稿件。

〔注〕陆诒,时任新华日报社采访主任。

5月13日 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语言。十四日又致函张冲呈报蒋介石和刘为章。以后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

5月15日 将崔可夫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崔可夫提出以下建议:速将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行动计划报蒋介石;打击日军后即广为宣传,并要蒋速发饷弹;等。

5月中旬 先后会晤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和贝斯夫妇。他们表示美国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赞成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意国民政府的武断和抗战无能。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民主、经济、外交等政策表示关切。

5月16日 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一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

△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

5月20日 致电毛泽东:据莫斯科电,美正就中日战争同日本商谈劝和条件。“在中国政府方面,随着困难增加而来的靠美和降日的空气,恐将会得到更大的反映,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

5月21日 撰写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的信。本月,日军在中条山对国军发动攻势,国军望风披靡,丧失兵力五万多人。蒋介石为了掩饰失败,造谣诬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大公报》于本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复蒋的诬蔑。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此社论中所述“十八集团军不配合作战”等全非事实,揭穿各种谣言,指出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并要求将此信公诸读者。《大公报》在二十三日将此信全文发表后,轰动了重庆。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致电周恩来,认为“写得很好”。

5月中下旬 致函蒋介石,驳斥“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质问蒋作此举是何居心。当蒋派刘为章解释说“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无其它用意”时,周恩来立即将刚收到的八件战报交刘转蒋介石要中央社发表。

5月25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一文发表。文章分析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和持久。自法国投降后帝国主义战争已分为两个集团,目前战书的重心在大西洋。纳粹德国的战略企图有两点,一是切断苏伊士,封锁地中海,使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带解体;一是封锁北大西洋,将英伦三岛困住,在三岛登陆。英国的战略企图也有两点,一是扩大战场,拖长时间,消耗和分散德国兵力;一是尽力拖住美国,争取美国参战。美国是想争取如何有利地进入参战。文章在分析伴着世界战争的发展、太平洋上的风云更加紧张后指出有两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始终影响着太平洋上的风云变化,一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坚持了四年,一是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文章还分析日寇正积极准备武力南进、加紧对中国的两面政策。强调我国的抗战不排斥运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

△致电毛泽东,说从近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发的社论看,国民党怕我们另立一个中心。主张不忙答复,准备从正面做文章反驳。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来电关于答复国民党质问我党是否拥护蒋介石的问题,决定:同意周恩来意见。二十七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关于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的问题,可暂时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昨日政治局也是这个意见。

5月28日 《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通知:日、美、华三国正酝酿远东慕尼黑阴谋;敌寇将继续重演又打又拉的老政策;国民党呼应敌寇谣言攻势的用意值得怀疑;新四军、八路军无日不在与敌搏斗,一切对共产党的诬蔑,目的在于使抗战失败。

5月28日—31日 鉴于蒋介石正制造八路军“不抗日”的舆论,周恩来连电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二)朱德电卫立煌,询问是否来将前方战况报军委会,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要卫立煌立即转电中央社解决,同时令八路军立送战报;(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清发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做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告:抓紧要害,已告彭德怀、左权办,多发战报,已告剑英办。

5月31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时局中的暗流》。文章阐述帝国主义战争正走向扩大和持久;我国军民正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准备用自己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时局中的主流。但目前战局中出现一股暗流: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在东方则是日、美少数人企图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争。文章指出日本对美的暂时和缓将是它发动武力南进的烟幕。为了南进,日寇对中国在军事上进攻的同时,特别加紧散布流言,挑拨关系和制造和平空气,这是日寇在侵华和南进中所运用的复杂、矛盾而又狡猾的两面政策。

5月 和董必武等会见国民党元老朱蕴山,告以蒋介石在加紧进行反共投降活动,国内时局仍然严重,希望他为挽救危机推动抗日出力。朱蕴山随即离渝去桂林等地参加推动广西和西南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

6月1日 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列举事实驳斥五月三十日中央社发表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讲话,指出这个讲话所说第十八集团军“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不符合事实。声明:“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有战果!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的挑战!”并告同胞“勿为敌人的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全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好击碎敌人的进攻和挑拨性的流言。

6月初 同潘友新谈话,估计“东方慕尼黑”危险日益增加。潘友新表示同意。

6月5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认为应同卫立煌搞好关系,说这是分化顽方、争取中间势力和发展进步势力政策的中心。建议前方总司令部经常向卫立煌报告战况,并作请示,认为如此卫立煌至少可向重庆转报八路军的战况,代我们请发饷、弹,也可证明我们确在配合作战。六月九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函,建议由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同卫立煌配合作战。

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题为《论敌寇两面政策》的代论。代论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回答敌寇的两面政策,即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扫荡,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敌人的政治诱降和分化,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进攻,以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回答敌人的抽身南进,以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击破敌人的想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的阴谋。

6月上旬 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即电告斯大林。十六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德国将于二十一日发动战争。

6月15日、22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其含义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主要的民族敌人——日本作生死存亡的决斗;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这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含蓄地批评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英美存在幻想,对苏联边联合边仇视的对外政策;批评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不实行联合各民族、各阶级一致抗日,放纵汪精卫之流的妥协投降活动。在国家问题上,文章说,按马克思的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在今天,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阶级共有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也就适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中国,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是革命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反革命的。我们共产党人拥护前者而反对后者。中国是被帝国主义战争蹂躏的弱小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就是“保护祖国”。按照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国家观,把中国建成民权主义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也就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旧政权,即政治上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把敌伪财产和独占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文章反驳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攻击中共“另立中心”说。说那些是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承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以及国民党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这些是四年来抗战中国的中心。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我们希望国民党人士也要了解,大家既拥护这个中心,自己便应更珍重这国家中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善意的批评。文章还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政治民主,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6月18日 和董必武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单位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举行的晚会。

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它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26日 就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世界政局致电毛泽东,认为苏联如获胜,英、美对日不让步,时局有可能好转。但根据目前日本国内在酝酿倒阁、日军正由津浦路北调的情况,如苏受东西夹击,国民党可能表面抗战,而实际对我方加紧压迫。建议对此予以极大的注意和警惕。

6月27日 和董必武到左舜生家,同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沈钧儒、周士观等讨论时局。

6月28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文章指出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争进入了新时期,苏联已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英美应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向着一个目标,为消灭法西斯统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文章分析希特勒发动反苏战争的基础;批评国内对苏德战争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幸灾乐祸,一是认为不管苏联胜败如何,都于我们有利;指出应警惕日寇一打一拉的两面措施,而尤其是拉。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运用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前线的地位,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

6月 约见李亚群,要李去广西负责统战工作。在分析广西的形势后指出,广西统战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做李济深为首的桂系上层人物的工作,还要组织理论。文化、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去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保护、安置受到蒋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

7月1日 致电廖承志,除告重庆文化人去港情况外,嘱廖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文化协会,多鼓励老舍。

7月3日 致电毛泽东,估计美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为条件使日本不用武力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拖”的可能更大,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提出我们应学自然科学,学俄文和近代军事知识等,提高接受新武器的条件;大后方严密地下党组织;对海外的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对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电复:中央讨论了来电,关于军事准备,决定从学俄文、学自然科学及准备东北干部三点着手,海外去人问题待商。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发表宣言,根据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形势,提出十条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二)加紧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巩固抗日阵营。(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的军队弹药,积极反攻敌人。(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种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解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以利抗战。(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宣言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社论发表。文章总结四年的抗战,说四年抗战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是永不可悔的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保障。文章指出抗战四年,我们遭遇了国际间空前的变化,世界是向着两个集团,两个阵线走的,世界的法西斯强盗终将失败,抗战的中国必胜。文章还指出要达到最后胜利,还须经历和克服许多困难:日寇虽然失道寡助,但也非一无帮手;战争方面,我们的民族中有人对抗战动摇,有人对国际调解有幻想,有人响应敌人的挑拨,放松对敌人的戒备;政治上人民的合法权利常受非法干涉;经济上困难还多。文章说,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进入抗战第五年的开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联合,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反对国内的分裂倾向和军事行动。

7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和苏联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拖住日本。如日苏爆发战争,应配合苏联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

7月19日 针对中央社诬蔑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一事,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身份,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登载。次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为对付蒋诬我军“擅自行动”,请电告前线总司令部将历次磨擦事件的具体情况详细电告,以便在报上披露或印传单。并请叶剑英搜集整理这类材料转廖承志在南洋诸报发表。

7月20日 致电中共中央:对昨、今两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我已采取针锋相对办法对付,请各地党组织将各地党员、青年、进步分子被捕和被压迫的事实、地点、时间和人数、姓名、经过等具体情况广为搜集登记,详细电告延安,并将其中可发表者加以整编分电此间与沪、港,以便在各报纸披露,如不能通过,则印成传单小册子发表。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团结起来打敌人》发表。代论着重指出:不论敌内阁如何改组,敌人行动如何改变,我们都要“迎头打击敌人的西进”,这是“万全之策”;等待胜利、盼敌北进或南进,是有害于自力更生,有害于争取胜利的心理的,不符合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主要成员的责任。

7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对付国民党反共磨擦的问题:同意周恩来来电提出的意见。用事实揭穿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对德战争吃紧时,压我撤退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

7月22日 《新华日报》刊登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第二次谈话。谈话列举大量打实,对中央社连续三天发表的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严加驳斥。

7月24日 致电廖承志:对梁漱溟等拟议中的民主同盟政纲可予赞助;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来华后左舜生等认为民主运动有展开的可能,所以他们拟在港澳各党派参政员中酝酿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推进民主运动,对此可给予帮助;对重庆、昆明等地酝酿呼应香港要求民主事,可予以鼓励。

7月27日 出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聚餐会。在会上,赞扬日本作家绿川美子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到黄炎培寓所同黄谈国际形势。

7月30日 鉴于国民党当局正挑动日本进攻苏联,企图坐收渔利,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采取强调团结抗日,拉英美援华,实行禁运以制裁日本的对策”。

8月2日 出席新华日报社追悼该社成都分销处经理申同和〔注〕烈士的大会。在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学习申同和的艰苦作风和坚守岗位的精神。

〔注〕申同和,中共党员,任职期间经常徒步往返于蓉渝两地。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日机空袭成都时牺牲。

8月26日 由于七月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等被捕,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秘密工作如何免遭破坏提出意见: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转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张文彬不应去粤北、桂林,因去那里极危险。另,认为南方的文化工作和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重振的可能。建议搜集材料,抽出干部,布置隐蔽的活动,但必须同秘密党完全分开。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刘晓关于在上海成立救国会问题的来电,决定电询恩来意见。

8月30日 致电刘晓并告康生,同意他们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布置。指出为了多方保存力量,应把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分开;在教育界、宗教机关和救济团体中都应用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在上层开展活动,以配合群众工作。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四周年,所写《抗战四年》一文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四年来抗战的主要经验教训、指出抗战四中中未能克服的主要困难和弱点,对抗战进入第五年提出各项要求;继续坚持长期抗战,直到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为止;坚决反对中途妥协和动摇的一切观念,反对等待胜利而不努力自力更生的苟安心理,反对专靠外援而不加强自己反攻力量的依赖心理;努力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营的联合,同情和声援苏联,努力争取英美的援助,并加紧苏联与英美的联合,以打击世界法西斯集团;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提高军事技术和士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加强对敌后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的领导和帮助,承认他们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政策;要求抗战中的民主、人民的合法权利、各党派的公开存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秘密的捕杀,等等。周恩来说:这就是四年抗战的主要经验教训,这就是对于抗战进入第五年的希望。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为这个希望而努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愿为这个希望而奋斗不懈。

夏 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会议进一步强调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政策以及新近发来的关于巩固大后方党组织、隐蔽撤退干部的有关指示,讨论部署所属各地党的工作。要求各级党从组织领导形式到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还研究了缩小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办法。并决定划小川康党的工作区域,新成立川南、川北两工委。川东、川康两特委和川南、川北两工委直属南方局领导。对干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川康特委负责人荣高棠(皖南事变后,特委书记程子健撤走,荣接任)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康特委组织部长于江震调任川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宣传部长郑伯克调任云南省工委书记,秘书长李维调任川北工委书记,川东特委的王致中调任川康特委书记。不久,于江震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南工委撤销。

△为扩大中共在国外的影响,委托王安娜把毛泽东最重要的文章译成英文;还向她提供资料,请她定期给保卫中国同盟写报告。

△提议一部分中共党员同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后经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等筹划酝酿,成立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注1〕。这个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大都是国民党知名左派人物,以王昆仑、刘仲容、于振瀛、杜斌丞、许宝驹、屈武、谭惕吾等为代表,很多人与国民党上层要员关系密切。〔注2〕也有些成员来自不同的民主党派,如金仲华、闽剧侯、曹孟君、孙晓村、吴觉农、高崇民、阎宝航、潘菽〔注3〕等。一九四四年向文化界扩充,阳翰笙、沈志远、侯外庐等都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核心成员经常碰头,交流情况,王炳南是参加其中的公开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参加它的核心会议的次数很多。

〔注1〕后来,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相区别,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被通称为“小民革”。

〔注2〕如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派人物;屈武是监察院历于右任的亲属;赖亚力是冯玉祥秘书;刘仲容为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高级参谋;刘仲华是李宗仁秘书。狄超白是李济深秘书;等。

〔注3〕金仲华、闽剧侯、曹孟君、孙晓村、吴觉农属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属东北救亡总会,潘菽属第三党。

9月2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苏德战争形势和太平洋局势的报告。指出美国目前的政策是“哄日脱离轴心”,如不成,“则以谈判拖”,二者对我都不利。

9月8日 同董必武、邓颖超电唁《大公报》张季鸾逝世。联名送挽联: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事,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南方局宣传部以周恩来兼部长,以许涤新为秘书。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董必武兼南方局宣传部长。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同意恩来电。

夏秋 赞同和重视阳翰笙关于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计划。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城市中,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会后经与徐冰、阳翰笙、陈白尘等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这年秋至次年春,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戏剧运动形成第一个高潮。

9月10日—10月22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准备会议。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上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9月14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日、美谈判情况的讲话,估计日、美妥协有可能。但先从局部做起,“全面妥协还有所待”。指出日本对南进北进都不会放弃。表明中国决不投降,强调自力更生,政治团结,对抗战决不动摇。

9月18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九·一八”十年》发表。文章指出当前美国同日本谈判是“不智之举”,“有上日寇大当的危险”;阐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抗战方针;重申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总要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9月25日 致电香港廖承志、福建方方并报中共中央:张文彬如到港,望告他留港,将南路中路东江曾生部队和琼崖工作加以整理后回南委,绝对不能去曲江和桂林。

9月 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批评闽西的党没有很好向秘密工作方式转变,希望南委指导他们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坚持中共中央埋头苦干的方针。

△电告廖承志:对下届参政会,国方以外各党派参政员(除在重庆的)都不出席,对此应予支持。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的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

△为在上海建立文化工作据点,电嘱廖承志提出适当人选。

△指示抽调中共中央南方局罗清、蒋金涛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译《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

10月2日 就应否正式提出出席下一届参政会的条件和董必武应否出席蒋介石按惯例举行的宴会问题,同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十月七日,中共中央电复:采取积极态度,要求国民党解决新四军问题,否则仍不出席,其它党派出席,不予阻止;董可应邀赴宴。

10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传达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会议决定周恩来为西南学习组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10日 召开有董必武、孔原和邓颖超参加的谈话会,议论参政会问题和外交问题,商定对国民党九中全会现在应注意搜集材料。

10月上旬 到郭沫若寓所,面告郭沫若和阳翰笙,要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生辰,说明这次纪念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它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要阳翰笙代南方局起草给成都、昆明、桂林、延安和香港等地党组织的电报,并将电稿携回审改。

10月11日 为领导人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中共党员和干部的整风学习,作关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

10月17日 日本东条英机受命组阁,自兼首相、内相和陆相。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并指出重庆高级学习组已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19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代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代论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估计将有多方面作战的主张,这就是太平洋的新危机。同时指出“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号召全世界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行动起来,“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东西法西斯蒂”。

10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会后致电毛泽东,认为对这些教训,需要作为大后方的工作路线问题,予以尖锐地提出,并加以确定。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于八月十一日病逝。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三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代拟挽联。

11月1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立即制止。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两次质问刘为章,刘答说纯系调防,并转达蒋介石的话:“担保不进攻。”周恩来责以来安边是挑衅,声明边区要自卫,并要求释放叶挺,发饷。

△就英国要求同中共在琼崖合作的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两点建议:(一)对英条件要高,英是拉我,我也应以同样办法对待;(二)在港设机关电台“以秘密为好”,因公开易受捣乱。毛复电同意,嘱廖承志照办。

11月初 见王世杰。王提出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下届参政会。周恩来答复:如释放叶挺,董必武、邓颖超即出席。

11月7日 同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报告南方局准备整风学习的情况:已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先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研究讨论,并将学习中共党史。十二月三十日收到毛泽东、王稼祥来电:学习中共党史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1月9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等机关团体为张冲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了挽联。并为《新华日报》撰写《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文中说道:“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区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找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先生既进,联络乃似中断。”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11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毛泽东电复周恩来,说明我方决不许可何文鼎部进驻安边;陈云起草复周恩来电,说明在大后方整个隐蔽政策下,按照闽西南特殊情况有取灵活政策之必要。

11月上中旬 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将在月内举行,就中共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同王世杰谈话。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如何向蒋交涉为宜。十一日毛泽东电复:“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

11月12日 会见蒋介石。蒋希望中共自动出席参政会。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

11月14日 致电毛泽东:如张群、王世杰“担保放叶”,我们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或另取他法,或不理。毛泽东当即将中共七参政员因事请假致王世杰函电周恩来转递,并嘱:“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为《新华日报》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撰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中说冯玉祥的成功处在于多年来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赞扬冯玉祥为了民族国家的事业始终奋斗不懈的献身精神。说“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不负天下之望”。

11月15日 接国民参政会开会通知后同董必武会见张群、王世杰。张、王反复说明由他们负责在参政会后努力设法释放叶挺,坚持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周恩来、董必武答应将意见转达延安,同时说明坚持请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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