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一九三一年八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一）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攻占某些大城市决不是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二）在配合援助苏区、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问题上，全会有极不正确的了解、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造成极坏的影响。真正援助苏区的办法，是在苏区周围敌人的近后方去发展可能的游击战争，扩大农运。实行必要的破坏。（三）对全会决议中的“关于立三路线施行恶果”，应有分析。有些事（如群众的发动、工运的领导），在立三路线以前已经受了损失：有些事（如取消青年团、工会），“是误解”；有些事（如“党内生活非常态、党内各种派别更加活跃”等等），在立三路线以后“更变本加厉”；还有些事（如组织集体农庄、禁止贸易自由、取消游击战争等），并未见诸实行。（四）四中全会决议所批评的三中全会的有些错误，同共产国际指示有关。（五）四中全会决议并未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
9月28日—29日 阅读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笔记。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
9月29日 因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二十七日通过反共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电告董必武：不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示抗议。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
△同胡乔木、王首道研究对重庆广播问题。
10月1日 致电董必武：华岗既去滇养病，可否作长大打算。要他与罗隆基联系，必要时让罗带他见龙云。
10月5日 致电董必武：为防备国民党特务突然袭击的可能。提议停开大报告会，改小组讨论，红岩人员非经特许不外出，两岩〔注〕利用此时机闭门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中活的检讨，等。
〔注〕两岩，指红岩和曾家岩。
10月7日—10日 同刘少奇、洛甫、朱德、王稼祥、杨尚昆、邓颖超等赴南泥湾，参观了解大生产情况。先后到三五九旅旅部、八团、九团、补充团等处听取汇报，参观秋收，参观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并探望休养员。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10月12日—16日 参加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听高岗、毛泽东、林彪和朱德先后作的报告。
10月20日 同齐燕铭谈文艺运动。
△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指定为该会会员。
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的还有刘少奇、王明、康生、朱德、洛甫、陈云、邓发、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列席的有李富春、彭真、杨尚昆、陈伯达和胡乔木。
△致电董必武：请密告蒙巴顿和史迪威〔注〕，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
〔注〕蒙巴顿，东南亚盟军统帅；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司令，当时正在重庆。
10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报告。报告中说；从“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就“公开的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在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就更露骨了”。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早就存在的，我们要制止内战。只有用斗争才能制止。中国法西斯主义能抗日，是由于它是买办的、封建的，具有两面性。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到它的利益时，“它表现了一点进步性”，但当“抗战进入了持久阶段，它的反动性是一天天高涨了”。“官僚资本与特务政治的结合，是中国法西斯的中心”。在当今世界潮流中，“中国的法西斯不可能有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会后，向彭真了解党校整风情况。
10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吊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一麐逝世。
10月27日 继续参加中央学习小组会。
11月底—12月初 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分析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对到中央苏区后的工作，周恩来说，他虽对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提出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执行了。他说第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自己还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和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的错误。在福建事变问题上，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12月19日 为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磨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董必武，主张恢复给蒋介石、何应钦发战报，由重庆办事处抄转备案，“以便必要时作为反驳的根据”；并嘱董必武将国民党搞磨擦的事件随时电告，以便向蒋介石、何应钦抗议。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审干问题时，任弼时根据周恩来材料，认为抗战初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对抢救运动中搞出来的“特务”，应进行甄别工作。会议决定，延安审干转入甄别阶段。
1944年四十六岁
1月9日 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对英美人员的交往应该注意区别，有的只做一般交流，有的可交换情报，但必须注意机密。
1月15日 致电林平，对东江游击队的发展方针和策略性问题，提出：凡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
1月18日 接邵力子电：请周恩来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2月4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根据形势，国共将有协调的必要和可能，现须作准备工作，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拟派林伯渠、周恩来先后赴渝一行。
2月7日 就叶挺的下落问题，电询董必武。九日，收到董必武复电：叶挺被押在湖北恩施，已予汇款。
2月9日 为不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电复邵力子请假。
2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参加军队政治工作总结委员会，负责主持。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彭德怀、陈毅、高岗各准备一个发言。关于宪政问题，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指示。会议同意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宪政问题的通知。
2月27日 出席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同王明谈话，劝王反省自己的错误。三月二日，将同王明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说王明还是站在个人利益上认识问题。并将王明的信转给中央。
2月28日 致电董必武请安排龚澎、龙飞虎〔注〕陪送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便于此间配合沿途照料和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
〔注〕龙飞虎，时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
3月3日、4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报告扼要介绍六大情况，分析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总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六大认识到主要依靠工农，但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认识不清，对反革命没有分析。六大已提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机会主义，但没有抓住要点。六大正确地预见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在对革命高潮与低潮的了解上，在策略路线问题上，有“左”的错误。六大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大体有了规定，但缺乏策略观点。另外，六大在代表成份和大会时间上都有缺点，代表成份不健全并且又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因此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而且，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它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谈关于宪政运动，说：抗战以来有过三次，第一次是抗战初期，以“五五”宪草为基础，我们党是参加和批评的方针；第二次是一九四○、一九四一年，党也是参加的方针。批评得更尖锐，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演说；第三次是三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定政治解决。这个运动先开端于中间党派，后来有地方实力派参加，如黄炎培很积极。其次是教授派，如林语堂大讲民主，地方派的潘文华也宣传。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束缚我们。我们的态度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另方面也影响中间党派。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一要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
3月9日 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3月12日 根据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说；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宪政和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我们主张要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国共关系紧张，但中共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坚守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四条诺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该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敌后武装为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并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必能团结合作，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
3月17日 为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大会献挽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4月初 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西安带国民党机关连日动员布置特务伪装各种人物，准备沿途包围即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向外国记者制造种种伪证，诬蔑中共。
4月4日、6日 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电嘱董必武；速将特务受命准备诬蔑中共等情况透露给各记者，使有精神准备，并注意揭破。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就国共谈判问题提出；为了和缓国共关系，这次我们不提方案，表示我们是要同国民党合作。目前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要同民党停止进攻我军，停止在大后方捉人、杀人，停止封锁我们。在同国民党谈到宪政问题时，可以要求完实行上述条件和宪政上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地心自治。
4月18日 函复李富春：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一九二二年春三月〔注〕在巴黎成立的。成立会中到二十三人，不是十三人。
〔注〕这里写的时间有误，应为一九二二年六月。
4月 日军为了补救它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不行动，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全面溃败。
5月1日 同刘白羽、何其芳谈话；中共中央决定他们到重庆的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们抵渝后如何活动，作了周到安排，并叮嘱他们先找郭沫若交换意见，请郭主持。
春末（或夏初） 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团的负责人和干部开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的目的，交待中共中央接待的方针政策。以后又出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5月2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林伯渠提议以周恩来三月十二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商谈根据。王、张不赞成。谈判无结果。双方商定将在重庆继续谈判。
5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电复林伯渠，可按三月十二日发表的周恩来演说所提五条与王世杰、张治中谈判；周恩来在七大作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五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前年十二月十八日所提四点，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既要我们先提主张，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的八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重庆后，先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的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5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关于国共谈判条件致林伯渠电，并决定先向林伯渠说明中共中央正在讨论，要他十六日赴渝继续谈判。
5月15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不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二十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六条：关于编军，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消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再进攻。关于盟国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按正当比例分配给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许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
5月17日 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到达重庆。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集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事日程，其中关于推选主席团一项，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和周恩来组成。
5月20日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代表大会上讲话，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号召代表为抗战团结作更大的贡献。
5月2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决定周恩来负责在七大作统战工作报告和公开的讲演，参加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和历史问题报告起草委员会以及负责主持召集统战工作报告起草委员会。
5月22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一条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不同意条文的写法，拒绝转呈国民政府。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日前时局的特点是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共的国际国内地位提高了。林伯渠出去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中外记者团将来边区，这几件大事。暴露了国民党的弱点。解放区的大门打开了，边区将对全国发生影响。报告阐释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目的是向他们接近。搞好关系。以利于打垮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采取“宣传出去”和“争取过来”的方针，即要宣传我们有反攻敌人和建设国家的能力，争取他们来看机关、工厂、学校和其它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报告还指出为实现上述方针，必须把握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以及主动、真实、诚朴、虚心和认真五个原则。
6月5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城市工作指示草案。毛泽东说明指示草案中提出的方针是争取城市，过去对此未予重视，现在提出是否迟了，要求讨论。刘少奇发言认为以前巩固根据地是重要战略步骤，现在提出争取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还来得及。周恩来发言提出：对于暴动，应明确是里应外合。不是以前欧洲式的单独的城市暴动。
△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和改编军队、停止进攻、停止封锁等，其余改为口头要求，将书面提案交张治中。王世杰、张治中同时将国民党提示案交林伯渠转中共中央。该提示案对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
6月9日 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由团长谢保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到达延安。
6月10日 应邀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行的晚会上作陪。
6月14日 延安四万军民举行庆祝联合国日〔注〕和保卫西北动员大会，号召把进攻潼关的敌人打出去。
〔注〕一九四二年罗斯福发起以每年的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一大进行纪念活动。
6月17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召集解放社、洛甫处及外事组，研究国际问题。
6月21日 致电林平：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作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份的暴露行动”。
6月22日 叶剑英同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介绍中共抗敌情况，说明截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止，共产党担负抗击敌伪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五以上。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西的正面战场进攻，国共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些变化，但不很大。
7月1日 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两党谈判正在进行，尽管政府提案与我党的书面意见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政府提案，期谋合理解决。在有利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的条件下，中共无不乐于商讨。
7月4日 出席延安各界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纪念人会。在会上讲话，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表示希望到会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把八路军、新四军关于在团结、民主基础上来求得战争胜利的要求转达给国民政府。
△急电林平：据确息，蒋已布置特务将李济深骗至重庆改组政府，如李拒来，拟刺杀。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害。
7月6日 为准备返回重庆的中国记者饯行。
7月14日 召集有关干部座谈，介绍来边区参观的外国记者的情况。要求大家向外国记者宣传，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务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军事有力量，政治有民主，建国有办法，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有把握。提出要多谈敌后群众遭受敌人“三光”政策摧残后的各种痛苦，日前缺少医药，促使他们向全世界呼吁，在药品、器械、技术等各方面给我们以援助。
7月15日 致函毛泽东，提议毛在会见美记者爱泼斯坦时，请爱泼斯坦代向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我们的援助表示谢意。
7月19日 就中外记者访问的情况电复董必武：中外记者来后，外国记者颇积极，“愿意多看、多谈、多住并去前线”，要求与中国记者“分开行动”；“中记则消极，怕看怕谈，愿早归”。经过月余的参观、谈话，中国记者连特务在内。“一致承认我党组织力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外国记者五人，现仍留在延安，拟九月回渝。
7月21日 为反对国民党军队弃城失地、残害人民，河南、湖北数万人暴动。遭国民党当局镇压。
7月22日 同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来了解中国敌后战场情况的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
△同叶剑英召集达维·包瑞德〔注〕和约翰·谢伟思会谈。
〔注〕达维·包瑞德，时为美军上校，美军观察组组长。
7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平电，指出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同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广州、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等。
7月26日 出席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举行的晚会。
7月27日 同谢伟思谈话。在谈到国共谈判问题时悦，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它会继续不断地衰落。另外还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同谢伟思交换意见。
8月6日 致函王炳南，希望他多注意储备人才和同外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文斯·卡尔逊、约翰·范宣德〔注〕等保持联络。
〔注〕约翰·范宣德，即文森特。
8月12日 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布的所谓国共问题已有了一些解决，双方观点无原则分歧、谈判障碍在于中共等谎言、介绍三个月来国共谈判经过情形。指出谈判的障碍在于国民党“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实行真正的民主”。还指出，国内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开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
夏 日军继河南战役后，又大举进攻湖南，长沙、衡阳先后失陷。数月来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人民遭到空前灾难。国民党在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腐败，加上军事上的严重溃败，引起全国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深切痛恨，逐步意识到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彻底改革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改组国民政府。
△解放区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使许多大块游击区连成一片。
8月17日 收到董必武来电，询问如何对待增补参政员问题。毛泽东在电文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
8月18日 致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目前我党如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并嘱就此意见先行试探。
△为毛泽东起草致董必武，林伯渠电：对参政会开会“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如何应钦、俞鸿钧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提出抗议。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文件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提出应把这看作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阐明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8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谢伟思谈话。毛泽东谈国共关系。周恩来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8月26日 会见谢伟思告诉他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考虑向国民党提出关于召开某种会议的建议。
8月 为协调蒋介石同史迪威的矛盾，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九月六日，赫尔利到达重庆。
9月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这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可与中间党派共同提出扩大参政会名额和权利的问题。如果个解决，明年我们可组织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委员会未成立前，先把救济委员会成立起来。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少兵和干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除周恩来外，还有刘少奇、康生、高岗和刘晓。
9月2日 获悉邹韬奋在沪病逝，向中共中央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筹备会；（二）《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央致挽电。毛泽东同意照周恩来意见办。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电文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估计除国民党外的各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都会赞成这项主张，因此它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
△重庆教育、文化、工商、金融、交通、法律各界代表人士黄炎培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几项建议，迫切主张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
9月7日 中共中央致函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六日电悉。同意你们用我党中央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
△代毛泽东起草致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注〕等电：第三党张云川已离渝，准备去各根据地，望妥为接待，并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注〕张云逸、饶漱石时为新四军负责人，罗荣桓、黎玉时为山东军区负责人。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电：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决战任务的加紧、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注〕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请董必武代表中共及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正式提出说帖。
〔注〕纳尔逊，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随赫尔利来华。
9月15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要求召集紧急的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9月17日 致函郭沫若切盼文化界朋友来延安，请与徐冰、冯乃超商量。
9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会上讲话。讲话中阐明国民党统治区困难在增长，危机在扩大，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发展，“从重要的因素走向决定的因素”，现在解放区已有九千万人口，五十多万军队。二百三十多万民兵，几百万自卫军，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国际、国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正被全世界人民认识着”。提出：国民党的统治政策不应继续。应该要求它作彻底的改革。指出“今年部队学习要以战术为主，要准备新的反攻时期的到来”。
9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两字，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还决定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9月22日 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共关系和争取美国对中共的援助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可以先给史迪威一个说帖。在讨论审干甄别工作时，任弼时不同意有人主张先讨论“抢救运动”对与不对，认为现在主要作好甄别。周恩来也认为现在主要是甄别，并说：我已接触五十六人的调查，调查方法要注意，不能推论。
9月 起草致史迪威的说帖。（一）在目前欧洲和太平洋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的正面战场，尤其是国统区却存在着政治、经济、军事的空前危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所造成的”。我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二）与正面战场相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是节节胜利”，解放区的面积、军队人数、民选政府、抗敌数量、战略地位等等已组成强大的力量。而国民党政府却要取消这些。“我们誓死反对取消，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应承认此”。（三）“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持要求“制止这种内战危机”；以便将全国力量部投入抗战。（四）国民政府拒绝给我们以供给和补充，为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和配合盟军反攻；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
9月24日 重庆各界各党派代表冯玉祥、邵力子、覃振、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五百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挽救危亡。
△沈钧儒等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呼吁迅速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9月28日 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9月—11月 日军侵犯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在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后，于十一月底进逼贵州。
10月7日 成都两千名学生举行国事座谈会。主张取消一党专政，立即成立联合政府。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上谈到王震南下调人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有一个经验，以后调动时不要零碎地抽，而是按建制调动。
10月10日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演说中指出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的正面战场却节节败退，而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正面战场胜利与否，“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正面战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指出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贯彻抗战国策，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权”。
10月12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此间邹韬奋生前友人决定十一月一日举行盛大追悼会和著作展览并出特刊。请在渝搜集《萍踪寄语》、《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并请宋庆龄、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等写追悼短文。
△同谢伟思谈话，说蒋介石十月十日的演说标志对中共态度又趋强硬，眼前不存在国共谈判取得成果的希望，也不存在所许诺的改组政府的希望；政府必须全面改组，共产党人将会仔细考虑任何建议，并不一定就是拒绝。
10月19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统一战线情况及策略》的报告。指出：今年是统一战线八年以来的新时期，“新时期的特电就是划分两个中国，一个是法西斯中国，衰弱、死亡；一个是自由中国（新民主中国）。兴盛、发展，这两个中国逐渐为全国人民与同盟国家所认识”。与两个中国并存的有五大矛盾；民族矛盾，国共矛盾，国内矛盾。国际矛盾，国民党内矛盾。在这五大矛盾中，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其它矛盾是从属的。其它四种矛盾又以国共矛盾为主。我们对矛盾的态度和政策是：对于民族矛盾，我们认为“客观矛盾的存在。必产生斗争，以斗争为目的，必决定两方死活，求得解决矛盾”；对于国共矛盾，我们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必可暂时合作，求得和缓矛盾”。国共两党都看到了“利用客观矛盾的存在，求得主观的发展”这一点。但是，“斗争须分别主从，我们以缓和其它矛盾来解决基本矛盾”；而国民党则不分主从，“以加强其它矛盾来缓和基本矛盾”，使“其它矛盾激烈化起来了”。我们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决问题，而国民党却依靠外援，等待胜利。这些是我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区别。报告还对五大矛盾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矛盾“将是循着长期性、不平衡性的百分之向前发展”的，但是，最终“我们将是胜利者，国民党将是失败者”。
10月26日 就东江游击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平电：目前战局重心在广西，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同琼崖游击队的联络，应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10月28日 电复林伯渠、董必武关于请示可否援《大公报》之例派《新华日报》记者去印度作随军记者的来电，说可与英军当局接洽，征得同意后再同美军交涉。
10月29日 同戴维斯谈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后将派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贸易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在沿海航行的船只，等。
10月3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王震、王首道率队伍南下到湘南，在湘水、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对南方党的估计，会议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即大后方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有问题的只是少数。
11月1日 同毛泽东、朱德等参加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举行的由王震率领的地下支队的誓师阅兵仪式，并讲话。不久，周恩来去看望了南下同志的家属。
11月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点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毛泽东提议开欢迎会，由周恩来介绍情况。
11月7日 毛泽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飞抵延安的赫尔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王若飞留在重庆主持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
11月8日、9日 陪毛泽东同赫尔利会谈。八日的会谈中，赫尔利先表示希望国共团结，以利抗日，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然后递交给毛泽东一份文件，题目是《协议的基础》，是他和国民党方一起草拟的。内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官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合法。文件读过后，毛泽东发言严厉批评国民党破坏团结和抗战不力。赫尔利建议中共对文件加以修改。九日会谈中讨论中共拟出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赫尔利表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
11月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以为蒋不至于为难。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这次会谈作出的协定提出修改。
11月10日 根据会谈结果，毛泽东同赫尔利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同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上签字。
△和赫尔利同机飞重庆，准备同国民党谈判。
11月11日 同董必武等参加郭沫若为柳亚子洗尘的宴会。餐后在同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艾芜、阳翰笙等聚谈中介绍国内时局，并说明这次来渝的任务。
11月13日 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向在座的一百多位文化界人士介绍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11月15日 会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魏德迈，商议成立联合政府事宜。
11月16日 宴请美国新闻处驻渝广播记者福尔曼、《劳工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杂志》记者白修德。董必武、王若飞、王炳南等作陪。
11月17日 和董必武应邀赴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的宴请。王炳南、陈家康等同席。
11月18日 在新华日报馆向全体工作人员作《国内外形势和解放区情况》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