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19日 赫尔利同蒋介石长谈。将十一月十日与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蒋予以拒绝，提出另一协定草案，内容有三条，主要为：承认中共合法，中共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中共派将领参加军事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
11月19日、20日 接待英国军官哈米士、英同驻渝使馆秘书赫戈登和赫尔利的华人副官伍汉民的来访，向他们宣传解放区的成绩，强调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
11月20日 就美国《时代》杂志发表反苏反中共文章事，致电毛泽东请示可否发表谈话予以驳斥。毛泽东批：“请博古作文驳斥。”二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时代杂志谬论，可作文登新华日报辟之，似不必发表谈话。”
11月下旬 召集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夏衍开会，听取他们关于统战、外事、文艺方面情况的汇报，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和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动向。
△致电毛泽东：据我们所得消息，蒋介石准备组织政学系政府，包括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张公权、张治中等人，但未获通过；我们的态度是“非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不能解决问题”：我在与美、英人士及民主同盟、救国会、文化人会谈中“均强调解放区的成绩及联合政府的必要。现在磋商联合政府纲领草案”。电文中询问我党民主纲领是否已起草。二十一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民主纲领（即联合政府纲领）请你起草。并和小党派非正式商量”。
11月21日 两次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国民党十一月十九日所提协定草案交周恩来。周恩来向赫尔利指出：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由于赫尔利己背弃他在延安签订的协定，周恩来表示要立刻返回延安。
11月22日 和董必武到赫尔利寓所会见王世杰，宋子文参加。王表示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周恩来不同意国民党的协定草案，坚持联合政府主张，但愿从双方协定中找出共同点，为成立联合政府作准备步骤。
△和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政府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并对蒋所称“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反驳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二十五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
在此期间 起草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谈判复案，内容主要有：（一）国民政府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该机构颁布各项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和军委会，使之分别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和由各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委会；（二）中共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三）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释放爱国政治犯，给人民以各项自由等。
11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形势报告，指出目前的民主运动有五个特点：（一）强调联合政府；（二）虽有广泛性；（三）全国要求的一致性；（四）有盟国赞成；（五）处在两种力量极大变化之时。
11月26日 毛泽东电请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考虑可否将五条协定和蒋拒绝协定，约略透露给各党派和外国记者。
11月29日 美国政府派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
11月29日、30日 将所拟复案和国民党方面的对案电告毛泽东，说明复案采纳了孙科的意见，“是用现有形式放进我们内容”。附有备忘录三点。如原则同意。提议由董必武先回延安报告。他拟将复案交赫尔利转蒋。毛泽东电复：（一）国民党方面的对案同五条协定距离太远，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解决日前时局的关键，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二）国民党态度至今未变；（三）党中央须召开会议讨论，请周回延安。
12月1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过早交复案不利，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可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
12月2日 晤见赫尔利，告知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的三点意见。赫尔利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共务必参加国民政府。周指出关键是，国民政府并非联合政府，参加政府无实权。
12月4日 应约同魏德迈、赫尔利谈话。赫尔利仍劝说中共参加政府，不要改组政府。周恩来说明，参加政府“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
12月5日 贵州独山陷落，贵阳、重庆震动。
冬 指示新华社记者登门拜访在中共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的马寅初，并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马寅初的文章。
12月7日 同董必武、包瑞德飞延安。在飞行中途察觉航向有误，通过包瑞德建议驾驶员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后向前飞。到达渭河上空再朝北飞行。驾驶员拨转航向飞抵延安。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会上报告此次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既已拒绝五条协定，而所提二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再去重庆谈判已无必要。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政府改变态度。会议还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发起。准备委员会党内由周恩来、林伯渠、高岗、薄一波等十四人，党外由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8日 致函赫尔利，说明不再去重庆谈判的理由，并告赫尔利将公布五条协定。表示为了击败共同敌人，始终愿同美方继续磋商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同美军观察组保持密切联系。十二月十一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答复周恩来八日的信：不同意现在公布五条协定；国民政府愿意进一步谈判。我等待您对这问题的专门答复。
△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会谈。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建议相当于完全的投降，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开始同意我们的条件，后来又要求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我们难以理解。我们欢迎美国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帮助要经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我们将为另外组成一个独立政府作出准备。
12月9日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给《新华日报》写的题词发表：“由于‘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现在正面战场正是处在极为严重的关头，需要大后方青年更加切实而坚韧的发扬‘一二九’精神，才能推进民主争取抗战胜利。”
△出席延安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举行的“一二·九”九周年纪念会，作关于大后方的青年政治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大后方各界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提出取消一党专政和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这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它迫使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的措施。报告向大后方的二十万大中以上学生发出号召：沦陷区青年回到沦陷区去，参加敌后的抗日战争！青年们回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在交通线附近的青年，就地抵抗敌人！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报告时局和国共谈判的经过。
12月11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得知我方“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气愤”，包瑞德认为我方不该使赫尔利太难堪。说弄决裂了，对我方不利。
12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并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它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嘱王若飞将上述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同意晚点筹备，因联合政府的口号更为响亮，并说，迟搞无害，如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
12月13日 致电林平：李济深在广西集合一些文化人和梁漱溟、蔡廷锴等，有武装数千，“谋自卫政治”，如他们有诚意，可按其需要派干部帮助发展游击战争、但必须遵守统战原则，促其进步，否则不必强求。闻叶挺夫人携子女由梧州逃罗定，遭匪劫，请电连贯派人速往救济，妥为安置。
12月15日—17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美方试探中共在美军登陆时可能提供何种合作与支持。在场的还有包瑞德〔注〕。
〔注〕包瑞德，当时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的代表。
12月16日 再函赫尔利，说明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督促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针对赫尔利认为最近国民政府的人事调整表明国民党在走向民主的看法，指出：“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12月21日 收到赫尔利复电：希望再来重庆商谈。
12月22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赫尔利函；鉴于国民政府目前无诚意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且周恩来正从事某种会议的准备工作，“难以抽身”。提议先派包瑞德来延安一谈。
12月26日 鉴于美方将派陈纳德向李先念调查蒋介石部署进攻新四军事，代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李先念准备好关于李品仙进攻的全部材料，或将调查人员引至其进攻地区观察。
12月27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包瑞德会谈，就美方所提在欧战结束后美军一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时要求中共暂时提供后勤供应问题，进行磋商。
12月28日 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并向国民党提出四点要求：（一）释放政治犯；（二）撤消对边区的包围和对华中、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特务活动。托赫尔利转达国民党当局。
12月29日 经飞返重庆的美机带去致王若飞、张晓梅的信：请向朱学范交涉边区派职工代表团参加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会议。
12月底 在王家坪召集朱德、叶剑英、陶铸、李涛、边章五等商谈有关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商定拟出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原则和条件的方案，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参考。强调要提高警惕，提出我们的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即美军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军队开出之前要拟订合作协定，要给中共二十个旅的武器装备等等。
本年 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同科学技术界人士广泛交往，积极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周恩来并向个别著名科学家做了动员。年底，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涂长望和谢立惠等拟订了《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分别向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征求科技工作者的意见。不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雋、丁燮林、严济慈等百多人纷纷表示赞成和支持。翌年七月一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
1945年四十七岁
1月1日 黄炎培、褚辅成等六十多人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挽救时局。
1月4日 起草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晋察冀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晋绥边区总工会等名义致伦敦英国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西特龙·菲利浦斯，并转英、美、苏三国职工会代表会议电。要求允许以中国解放区职工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参加将于二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职工会代表会议。
△致电王若飞、张晓梅，询问向朱学范交涉参加世界职工会代表会议的情况，提出拟派三人参加代表团，代表边区和解放区各职工会，希望由朱学范出面向国民党办理出国护照和交涉交通工具。电文顺告，延安已直接向伦敦交涉。次日，收到王若飞复电：顾维钧〔注1〕、魏道明〔注2〕来电均反对中国派代表出席。朱仍坚持，表示愿与我们共同努力去做，但恐政府很难通过。
〔注1〕顾维钧，时任中国驻英大使。
〔注2〕魏道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
△代中共中央起草复新四军五师李先念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来电。李等来电系报告他们对美军少校欧哥士前去要求在对日作战中给予配合的答复。中共中央的复电指出：你们的答复甚好。关于破坏工作，只能允其先作小试验，进行一定目标的轰炸，看其效果与影响，再商以后的计划；至于配合轰炸，夺取碉堡，在无炮兵条件下，我们不能作肯定答复；对抢夺汉口侦察台，也应慎重。总之，我们不能答应他做超过目前可能限度的工作和破坏。
1月7日 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的会议。
1月11日 毛泽东电复赫尔科：这种会议不会获得结果，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各党派代表应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请赫尔利向国民政府转达，如接受，周恩来将前往商谈。
1月15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项主张。
1月18日 同董必武致电王若飞，指出目前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不宜扩大到党外，因为现正开展民主运动，“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而“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主张即使党内文化人整风也“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领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1月20日 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1月21日 王若飞曾就中共关于召开有国共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同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座谈。他们认为中共态度完全正确，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提出一些建议。王若飞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后，本日，周恩来电复王若飞：预备会应讨论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应保证放人、撤兵、给人民自由、废除特务四条的实现。请王就此同民盟和国民党内民主派交换意见。“各党派联合的基本原则是争取抗战彻底胜利，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繁荣、民主、统一的中国。”
△在延安各界民主运动老战士首次座谈会上讲话，介绍国共谈判现阶段的状况。为使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更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听取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并针对所提意见说：（一）我们的确不能把建立联合政府的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但目前情况又不能不以蒋介石为对象来开展这个运动”。（二）《共同纲领》应照顾到全国各方，“集思广益更适合人民的要求”。（三）在大后方不一定要征得国民党同意才开展民主运动，要用各种方法逼迫蒋介石改变其一党专政制度。
1月22日 毛泽东再次电复赫尔利：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
1月24日 飞抵重庆。行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这次去重庆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当前全国人民期望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特务机关，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进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军队和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抵重庆后又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同样内容的讲话。
△赴宋子文宴请，赫尔利、王世杰同席。宋子文提出拟请中共和其它党派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准备设立的行政委员会。周恩来声明，如不取消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组织，中共不参加，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才能解决问题。
△招待《大公报》和《新民报》记者，向他们说明中共中央的主张。
1月25日 同赫尔利会晤。赫尔利说，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人士商谈了五点：（一）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作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周恩来予以拒绝，声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应约同宋子文商谈，参加的有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陈述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商量的几点，周恩来坚持先解决一党包办问题。会谈无结果。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认为周恩来的拒绝“很对”，国民政府的新方案“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邀请民主同盟负责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成中共主张，愿为之共同奋斗。
△同郭沫若、柳亚子等交谈时局和国共谈判问题。
1月26日 赴赫尔利寓所，继续昨日的谈话，指出国民政府提出的五条不公平。赫尔利表示同意。
△召开扩大的各党派座谈会，到会的有民主同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社会名流共四十余人。高崇民、马寅初、柳亚子、章伯钧等讲话赞成中共的态度。
1月28日 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的有吴蕴初、刘鸿生、章乃器、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胡西园等三十余人。他们一致赞成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抗战要坚持到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业家要为国家做贡献。
1月28日（或29日） 和王若飞参加孙科在其寓所举行的晚餐会。到会的还有吴铁城、王昆仑、黄炎培、章伯钧、李珍、左舜生、沈钧儒、王世杰、邵力子，议论国共问题。孙科主张以中共的方案作讨论的基础。周恩来介绍几次来渝谈判经过和双方分歧点，说明只有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才有出路。
1月30日 同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在王、张口头承认应结束一党统治后，周恩来问如何做法。当王、张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时，周恩来追问会议的成分和内容，并提出成分应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内容应是讨论结束一党统治、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并说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解决方案，才会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
1月31日 同王世杰谈判。王主张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但不接受结束一党统治。周恩来表示不赞成成立整编委员会，主张改组军事委员会，坚持结束一党统治。
2月1日 同赫尔利谈话，互相通报情况。
△与王若飞应邀到邵力子家聚餐，同孙科、王昆仑、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左舜生、李璜等商谈国共问题。
2月2日 根据毛泽东电告的内容，起草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内容是：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四条。草案拟就后交王世杰，王同时将国民党方面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声明：王的方案中没有改组政府字样，主张仍以协定草案为讨论基础。
△晚，继续同王世杰谈判。王主张将党派会议改换名称，加入无党派人士。周恩来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和决定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纲领等问题。王表示企图找一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和缓局势。
△电告毛泽东：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
2月3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会，讨论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来电。会议认为去年九月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当前要反对右倾危险，要注意到前途是流血斗争。
△收到毛泽东来电两件。一件要周恩来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消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此点用口头讲）。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另一电内容是：除坚持废除一党统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直接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除一党统治、实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
2月4日—11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里瓦吉亚宫举行会议。在十一日的会议上，三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港国际化，但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台办公司经营；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2月5日 致电毛泽东：已准备了两个方案，拟择其中之一向蒋介石提出。一是坚持我方协定内容，另以口头要求实行放人、撤兵、给自由、康特务四条。第二案是将放人等四项加进协定中，再加党派合作一项。蒋绝对不会承认结束一党统治、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因此，坚持第一案，以口头提出四项更会有利，并使赫尔利、小党派、孙科派及各省人士都能承认我们所取的态度。究以何案为好，请即电示。同日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事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2月6日 应邀和王若飞、王炳南、徐冰到李绍涵家聚餐，同陈铭枢、杨虎、郭沫若、左舜生、李衰、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谈论时局。
2月8日 应黄炎培邀，和王若飞同孙科、王世杰、左舜生、李衰、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王昆仑、雷震等到参政会商谈国共问题。
2月9日 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王世杰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意见相告。周恩来将党派会议协定草案文稿交赫尔利看，表示不能同意王的意见。
2月10日 美洲十家华侨报纸通电国内，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立即成立联合政府。
△继续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赫尔利谈判。提议在召集党派会议前，改善环境，先实现放入等四项主张。赫尔利提议发表共同声明，周恩来拒绝。
2月11日 复毛泽东五日电：苏、美、英和蒋方对国共问题的真正态度是，苏联倾向于扶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权；美“深恐分裂”，正“拉拢局面”；英“不耐此种拖延，想另打开局面”；蒋“无民主可能”，但形式上想敷衍。
△会见赫尔利。赫尔利仍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并说将向罗斯福报告国共关系已接近。周恩来说，如果发表声明，就要说明我方的要求和国共双方意见不同之点何在，以明真相。同时还指出应将真相报罗斯福。为避免赫尔利的曲解，周恩来于二月中旬写出声明一份交赫尔利，阐明两党的基本分歧。
2月13日 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
2月14日 于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李珍、冷遹、王昆仑、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周恩来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揭露蒋介石反民主的本质，说明鉴于蒋介石的态度，谈判无法进行，明日即返延安。
△面告谢伟思，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二月十三日蒋介石说除了成立政治咨询委员会外，不同意其它任何事物，这同共产党的建议大相径庭，它甚至比以前提的“战时内阁”的形式还后退了一步。并说在离渝之前，他将发表声明，说明共产党的立场。还说这次协商的再次破裂表明蒋介石决不会对限制他的权力或根本改变现状作出让步，这次谈判破裂的责任在于国民党。
2月15日 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谴责王世杰十四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不坦白、不公平，说明由于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
2月16日 飞返延安。
2月18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扩大）。在会上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其内部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说：此次谈判依据三点，（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开党派会议；（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国民党的办法是以民主的幌子来保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这次会见了蒋介石，蒋说：国民党是人民的唯一革命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对此，我逐条作了批驳。美方现在还是扶蒋拉共打日本。重庆现在是天怒人怨，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独裁统治下去，想耍弄一些民主幌子。
△致电赫尔利，说明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人数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将意见转达美国总统。二十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能同意。
2月22日 重庆文化界三百一十二人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的设施、停止特务活动、枪口一致对外等六项主张。
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王若飞的指示：蒋介石目前的方针仍是玩弄民主外衣，坚持独裁实质，加上国际国内其它一些原因，我逼蒋让步的条件没有成熟，不能指望国共谈判短期会获得成功，“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3月1日 向西北公学学员作题为《民主与专制》的报告，阐明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了两条相反的路线。目前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我党主张彻底的民主，国民党要玩弄民主外衣，继续一党专政。我们的联合政府的方针已得到国内外更多人士的拥护，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使各种有利条件完全成熟，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的前途。报告提出目前工作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大后方的工作，关键是怎样深入农村；（二）大城市的秘密工作，要研究在同盟国军队登陆、敌伪和国民党对我的压迫增加时，如何进行的问题。
△为对抗中共和民主党派关于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在重庆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将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提出：（一）蒋介石的演说证明王世杰所说接受党派会议、“结束党治可以讨论”、“可以改组政府”等等，“都是哄骗”，望告民主同盟、孙科、黄炎培和李璜；（二）蒋党御用“国民大会”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和民盟意见相同，主张先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等到国土恢复，人民解放，条件具备时，再开全民普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
3月5日 同董必武电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华岗，阐释党派会议是成立联合政府的一个实际步骤，用以坚决反对蒋介石包办的御用国会。电文还询问龙云对中共最近的主张和作法的意见。
3月6日 起草《中共中央对华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目前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二）东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必要注意山地的发展；（三）沦陷区要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四）对国统区，要“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五）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等联系。中央决定将临委和军政委合并成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
3月7日 致函王世杰，声明：（一）蒋介石三月一日的讲话表明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的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所以，对王所拟政治咨询会议的草案不再答复；（二）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提出代表团应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员，中共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参加，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要王世杰将意见转达国民政府。
3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蒋介石以御用国会伪装民主，这更危险可恶，必须公开揭穿，严词驳斥。建议说服民主同盟同我配合痛击，秘密印发《解放日报》评蒋介石演讲的文章。电文还指出：现在更要到处坚持我关于开党派会议、结束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及战后无拘束的国民大会选举这一系列主张；对旧金山会议，仍应提出参加等。
3月9日 将致王世杰信的内容通知已回美国的赫尔利，要他转达罗斯福。后来赫尔利复电，要求勿作最后决定。待他来后商谈。
3月13日 民主同盟扩大谈话会在特园举行。会上传看了周恩来致王世杰信的抄件。
△林平曾就盟军将在广东沿海登陆要中共协助配合的问题请示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本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平的复电。复电中分析广东所处的复杂环境，指出：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配合作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遭攻击，受损失，要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是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合多数，反对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
3月1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拟向“七大”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3月18日 出席延安文化界百余人讨论大后方文化运动的座谈会，并讲话，报告大后方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情况，号召延安文化界努力工作，多写作品，并将自己下乡工作与工农兵结合的经验转告大后方文化界。作为他们“文化下乡”的参考。座谈会决定致电慰问和支持在大后方艰苦奋斗的文化界。
3月24日 致电王若飞：中央决定《新华日报》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可提章汉夫，《解放日报》可提余光生，敌后不再提；我们尖锐批评蒋介石的目的是在压蒋之分裂的演说，通其取消十一月召集国大；至于退美放弃扶蒋政策，一时还做不到。
3月27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我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入选名单，其中中共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名单因已宣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转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春 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修斯多夫，向他介绍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部队在华北敌后抗敌活动等情况。
4月1日 和毛泽东、朱德会见谢伟思。毛泽东说，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还说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实行合作。
4月2日 王若飞同黄炎培、吴贻芳、胡霖、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孙科等谈国共问题。大家一致请致电延安，欢迎周恩来和董必武再来重庆协商。
4月12日 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4月20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朱德的军事报告稿，基本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周恩来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分别作《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说明中国共产党依靠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先烈的流血牺牲、人民的努力奋斗、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入土的同情，使自己锻炼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锻炼出了一支打不败的军队，建立起了永远推翻不了的政权。党的七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四月三十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阐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总结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4月23日 国民政府公布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为参政员。
5月8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10日 和任弼时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请转告杜斌丞〔注〕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乡，为民方培养广大的基础，以利长期斗争。电文还要周子健设法打听被拘在新疆的百余同志是否已全部恢复自由。
〔注〕杜斌丞，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秘书长，民主同盟西北地区负责人。
△致电王若飞：请设法托邵力子转询我党在新疆被捕的百余同志恢复自由否，如未，望要求立即释放。
5月17日 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开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七大的会议日程问题和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非正式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和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上讨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准备六月布置，七月选举，八月代表来延安。
5月24日 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之后，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七十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人左右，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人左右）的建议。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及各代表团主任汇报会。会上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要估计最坏的一着。
△致电林平：美国对华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国民党表面“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要警惕蒋美特务合作对我军的破坏。
△诸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博斯年、章伯钧七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国共恢复商谈。
6月8日 在欢送第三批南下部队大会上讲话，说你们要沿平汉路、粤汉路南进，把北中国与南中国连在一起。指出，国民党的军队不能打走日本军队，解放人民，只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队伍才能解放中国。希望你们扩大自己，团结起来，争取胜利。
6月9日 中共七大选举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南下部队问题，确定主要方向是粤汉路，与东江北上的部队会合。周恩来指出：去广东的干部可分三部分，三分之一是军事干部，是外省人，其它两个三分之一是广东和华侨的知识分子。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甫、彭德怀十三人组织政治局，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织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6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国民党正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在敌人未收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区党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向北江地区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