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十月一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任命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
10月20日 和林伯渠、齐燕铭〔注〕商议政务院所属七个委员会（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法制、华侨事务、民族事务）成立事宜。这些委员会先后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成立。
〔注〕齐燕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前往机场欢送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赴任，并对他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出席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
10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明：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三十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党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会议通过政务院代理秘书长和政务院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正副秘书长人选，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10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原则：（一）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接管前由地方代管；（二）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三）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注〕，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工作机构，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办公。
〔注〕十月三十一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日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移交。
10月26日 和薄一波、聂荣臻、傅作义〔注〕陪同毛泽东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商谈对绥远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问题和绥远两方政府、两种军队领导机关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
〔注〕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聂荣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傅作义，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水利部部长。
10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会议初步通过《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注〕、《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还通过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名单，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注〕十二月二日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这个《通则》，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通则》于同月五日公布实施。
10月30日 向出席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讲话，阐释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强调：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
△同罗瑞卿等谈：公安部队的待遇要和解放军一样。服装有点区别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花用国徽。
△为《南侨日报》创办三周年纪念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为上海纸业革新促进会题词：“自力更生，发展造纸工业，提倡土产，推广使用范围，都值得大家学习。”
11月1日 就一些政府部门大量购房，有的甚至高价抢购，引起北京房价猛涨一事，通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凡需购房，均须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同时函告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希望采取同一办法，通知所属遵照办理。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党组〔注〕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分党组书记名单。周恩来任政务院党组书记兼外交部党组书记，董必武、陈云分别任政务院第一、第二副书记。
〔注〕由在政务院担任负责工作的中共党员组成。政务院所属委、部、会、院、署、行等机构设分党组。
11月3日 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政务院印已于本月一日起启用。并将此情况函告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华北五省二市。
11月5日 应苏联塔斯社之请，为纪念十月革命撰写《十月革命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一文。
11月7日 审改《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会的决定（草案）》。九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个决定。
11月8日 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我们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我们在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在会上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学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故友。”“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还强调：“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应加倍小心，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遇事要仔细分析研究，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否则就要打败仗。我们处理外交事务，“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11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就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代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办法，对于我们都不适合。对于人才，我们要敢于提拔，但不能滥用私人，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我们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会议通过《政务院组织条例（草案）》，并决定首先组织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统一指导和处理华东区有关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接收事宜。
△为统一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签发政务院关于成立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公函，说明政务院已决定派陈云、董必武、邵力子、章乃器、黄绍竑和郭春涛参加该委员会，陈云为主任。
11月12日 在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后，农工民主党同中共合作得很好。一个革命的党不必害怕自己消灭，但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期，它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
△致函九日在香港宣布起义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勉励他们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宣布两个航空公司财产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仍为两公司经理。十五日，在欢迎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的招待会上说：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都能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11月13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王稼祥、参赞曾涌泉电，告知毛泽东将于十二月初访苏。
11月15日 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致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并告王稼祥电：“李四光〔注1〕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注2〕，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注1〕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注2〕以后因情况变化，地质学家李四光没能取道东欧，而是经瑞典、意大利辗转回国。
11月18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陈云、董必武、罗瑞卿分别报告物价问题、指导接收工作情况和公安会议情况，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周恩来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而在这些新区一开始不可能有很多的税收，相反支出还要增加，这就造成开支很大，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我们应当承认今天的通货膨胀，并且向人民说明通货膨胀一时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首先，胜利方才开始，战争尚未结束。为了解放全中国，军队将可能增加到五百万人以上，军费就不能不增加。第二，在新解放区还会增加大量公务人员，不能裁掉，只能留用。但是，战争所带来的负担是胜利的负担，所遇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这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上涨、负担增加有本质的区别。强调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办法是：（一）恢复生产。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生产增加了，税收就可增加了。（二）开源节流。办法是：首先，农村的负担还不能减少。第二，新解放区的城市在安定后，就应收税，要适当，不能收少了，不可以使农村负担太重，城市负担太轻。第三，发行公债，将公债变成储蓄手段，使游资不动，我们用折实公债保证其信用。第四，借外债。总之，“源开得越多，源与流的比重就会好起来”。（三）正确运用金融物价政策。
△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张治中〔注〕谈话，希望他今后在西北多做一些工作，并商定张去兰州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注〕一道视察刚解放的新疆省。
〔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
△在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张学思向中央军委报送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上批：“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入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
11月20日 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指出：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到影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工作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假如中国的全部水能都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呀！水利工作是有前途的，将来不只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该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做。
11月21日 对在中南海办公的政府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人民政府一切工作都在草创中，没有前例可援。我们根据需要创立的许多机构，并不完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我们不要像旧官僚那样，不用脑子，只是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地办事。这在封建社会就叫“循吏”。新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政府所决定的工作，还要负责改进这个机构。人民政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积极性，并且要求有创造性。我们不怕人家提意见，而是欢迎提意见。新政府工作人员还应挤出时间来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
1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告西南局电：同意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以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龚逢春、赵林、张经武、廖志高、陈希云十一人为委员，以贺为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
11月23日 电复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恩维尔·霍查，欢迎中阿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1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自十二月前往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代理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代理全国政协主席。
△主持政务院第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暂行办法时说：工作人员任免应该由会议决定。政务院各部门任免工作人员后，呈请政务院备案，不需呈请政务院总理批准。
11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三个组织通则（草案）时指出：解放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11月29日、30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并被指定和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进一步修正《概算（草案）》。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批复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局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来电。电文批准张际春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兼组织部长；于江震任组织部副部长；张子意、廖井丹分别任宣传部正副部长；刘伯承〔注1〕兼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任副部长；蔡树藩任工委书记；廖苏华任妇委书记；邓小平〔注2〕兼财经委员会书记。并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及各部负责人选，待西南局领导机关入川后提出名单，再行决定。
〔注1〕刘伯承，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注2〕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1月 会见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说：当前国内尽管有很多困难，但形势在变化发展。土改完成后，国内将会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你的金城银行可以在国内继续开张，政府是保护的。请你把政策告诉在外面的朋友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回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
12月2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和政务院提议的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绥远军政委员会和部分省、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员的二十六项任命名单。会上，周恩来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内容、作用等和二十六项任命名单作了说明。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最好方法，不应利用任何借口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现在，政府对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三个组织通则未作详密的规定，是为了便于因地制宜。现在要求详密规定是不适宜的。还说：提交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命名单，曾经有关各方的充分协商，有些还不完备，在情况允许和需要时，将加以补充。会议决定每年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的茶话会上讲话，针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了党派存在就没有必要，要求合并和取消的思想状况。就民盟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发表意见：“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或其它民主党派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不能取消党派。”“民盟的成员，有很多是革命职员，也有来自封建阶级的，来自资产阶级的，而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民盟这个集团天生就是联合性的，它应该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民盟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民盟的作用就是要团结、教育自己的成员走向进步。”民盟成员在过了打倒国民党一关后，当前应过好土改关；这一关不容易过，将来还要过好社会主义关。
△和刘少奇、朱德等前往车站欢送毛泽东访问苏联。此前，曾协助毛泽东进行访苏的准备工作，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十六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
12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并就设立大行政区的必要性和设立后是否会妨碍统一问题发言：在目前情况下，大行政区应该成为一级政权组织，由它领导一个大的地区的工作。这个地区，在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在军事上是连成一片的。绝不会因为有大行政区这一级而成为不统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逐渐走向完全的统一。政权组织的划分，要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因地制宜。不能只强调一面。要在统一政策领导下因地制宜，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求统一。这样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倒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条件。要在统一的政策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迅速获得战争的完全胜利，医治战争创伤，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以及恢复与发展生产。会议决定成立《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组织通则》起草小组。
12月10日 召集聂荣臻、章伯钧、李克农、刘亚楼、钟赤兵、乔冠华〔注〕、刘敬宜、陈卓林等开会，宣布政务院决定：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为章伯钧，副董事长为李克农、刘敬宜，董事为钟赤兵。凌鸿勋、凌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会理事长为钟赤兵，副理事长为李运昌、陈卓林，理事为刘亚楼、杨立三等。
〔注〕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钟赤兵，时任中央军委民用航空局局长、防空军政治委员；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12月15日 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名誉会长。在发言中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开展新中国外交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一面倒、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外交人员要坚持民族独立的立场，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外交政策，做到上下一致，步伐整齐，为新中国外交进行长期的战斗。
12月16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承认了我国，有的国家已派出大使。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法国现在搞两面政策，美国还不会承认我国。估计明年的外交形势比今年更为复杂。会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增调干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干部，任命吴玉章为校长。
△兼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
12月18日 电复缅甸外交部长伊·蒙：同意在缅甸政府同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中缅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一九五○年六月建交。
12月19日 签发《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指出：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一亿亩，粮食减产约一百二十亿斤，灾民约四千万。鉴此，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强调：灾区各级干部“必须克服单纯靠救济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观点”，以高度的热忱、周密的方法和深入的工作，发动与组织人民战胜灾荒，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12月20日 朱德、周恩来电复在昆明宣布起义的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即望“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云南而奋斗”。
12月22日、23日 对全国参加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话，报告国家财政经济形势，提出并阐释正确处理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思想。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必须明确地知道，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但是，“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要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由于“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因此，“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但“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还强调；“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12月30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客、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和一些任命名单。
12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1950年五十二岁
1月1日 上海《新闻日报》元旦增刊发表周恩来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
1月3日 接本月二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关于斯大林邀请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谈判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和贷款等协定的电报后，开始进行访问苏联的各项准备工作。七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行人员名单和有关人员的职务。
1月5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设。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和叶季壮、姚依林〔注〕研究一九五○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入口货物的种类和金额问题。
〔注〕姚依林，时任贸易部副部长。
1月6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
1月8日 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
1月9日 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宣布成立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的活动有两种：一是支部活动。要成立政府党委会，直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二是党组活动，在政治上政府党委会受党组领导。参加党组的都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即政务院党组于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员共十一人，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陈云为副书记，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刘景范、李克农、李维汉、齐燕铭为干事。党组各组组织的任务是：（一）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不仅使每个党员都了解，还应对党外人士进行说服和教育，要通事与人商量。团结别人共同做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党组的意见必须一致。（二）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善于反映、分析群众意见，辨别是非，发扬好的，批评错的，做好工作。
△电复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接受贵国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建交谈判。
1月10日 凌晨，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注〕等。
〔注〕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欧阳钦，时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吕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赖亚力，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1月11日 批复公安部：华北公安干部学校准于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批示罗瑞卿。同意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改组为正规公安业务学校。命名为人民公安学院。
1月12日 晚，写信给邓颖超说：明早将到满洲里，沿途平安。今日凌晨抵哈尔滨，“过哈尔滨后，北满高原，气候转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产，恐大有影响”。途中，“翻了翻雪声纪念册，觉得你应该写封信给雪芬〔注〕，鼓励她多多学习力求进步才对”。
〔注〕指袁雪芬，越剧表演艺术家，一九四九年曾任雪声剧团负责人。
1月18日 下午，行至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同毛泽东电话联系，互通情况，并商议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人选，提出张闻天〔注〕任此职，毛泽东同意。次日，照会联合国；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首席代表。
〔注〕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辽东省委书记。
1月20日 抵达莫斯科。在车站发表演说，指出：“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1月21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
△邓颖超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夏静〔注〕由重庆返京带来了新鲜水仙花，“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进出一句‘百感交集’”，“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注〕夏静，原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主人饶国模的女儿。
1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磋商中苏双方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毛泽东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双方商定由周恩来、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谈判〔注〕，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注〕正式会谈开始后，中苏双方分别相加李富春、王稼祥、葛罗米柯、罗申为谈判代表。
1月23日—2月1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和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就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内容进行谈判。
1月24日 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二月一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大体已定，现发去，请令胡乔木校正。
△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了收回期限。
2月2日 起草和毛泽东联名的致刘少奇急转陈云、薄一波电：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现在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我们回答说除铅为我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望即告你们的意见。
2月5日 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和《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换文》共六个文件发回。收齐后，可先提中央政治局讨论。在签字的前一日，你应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座谈会，传阅这些文件，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致信米高扬，附中国从苏联进口急需物资的订货单，希望苏联满足中国的订货，并表示中国愿意向苏联供应它所急需的物资。
2月6日、7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先后参观苏联飞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
2月8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简要情况。自此至十四日，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贷款等两个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
2月14日 出席签字仪式。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二）苏联政府以优惠条件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百分之一）。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晚，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出席王稼祥举行的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的盛大鸡尾酒会，庆贺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同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出席了酒会。
2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出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 起草和毛泽东联名的致刘少奇电“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晚六时，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十四人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注〕、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途中，毛泽东、周恩来访问了斯维尔格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机在后到沈阳。
〔注〕赛福鼎·艾则孜，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月28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故决定新区在本年度秋收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但应一律实行减租、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之公粮，在新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
3月2日 起草毛泽东致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电；海军、空军军事定货分两年购齐，均由借款中拨付。“今年因借款六千万美元，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请王稼祥代表我国政府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商务代表团分别于三月初、四月初来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3月3日 为统一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稳定物价，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本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
△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注〕等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意见。晚，周恩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介绍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并说明李富春领导的代表团还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经济合作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肯定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指出：这次苏联络我国贷款的药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
〔注〕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枫，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3月4日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
3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电，告知对苏联提出的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金属、石油两公司协定草案“大体均可同意”，并对两协定的名称和有关条款提出修改意见。
3月6日 致电李富春、王稼祥：关于中苏专家协定草案，除少数属于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
3月10日 在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指出：这次新签订的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固定下来，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实行密切的合作”。
△签发《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指示》规定；（一）新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春耕期间，应以组织群众春耕生产为第一要务。一切工作均应服从春耕生产，努力做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耕工作”。（二）“在老解放区。继续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贯彻组织起来的政策，反对互助交工中的不等价交换、强迫命令和自流倾向。提倡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反对不事生产、‘贫光荣’和‘靠斗争吃饭’的二流子思想。”（三）灾区春耕困难必多，应有计划地从生产救济粮中积存一些粮食准备春耕时吃用。（四）要规定正确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并保证其实行。
3月14日 向纺织、铁道、公安等专业会议的代表作关于外交、军事、土改、财政、公安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对外斗争中，政治上，我们是进攻的、在军事上，我们是防御的，要制止帝国主义的挑衅，要阻止大战再起。我们要取消战争，制止战争，但不用消斗争或放弃斗争机会。要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去制止日本再起和帝国主义的重新侵略。同时强调：今年只是全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开始，需要有三年五年的恢复时间。恢复要有重点，要有配合，要有计划，要有耐心，要有前途，一切要以政策为依归。财经工作的重心在统一，但并不取消因地制宜。
3月16日 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议定同党外民主人上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党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要善于区别党外人士的不同情况，加以不同的使用；要加强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各小组的工作，增强政府同政协全委会中各方面党外人士的联系。
3月17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文教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时说：为使全国人民对今明两年的土地改革有正确的认识，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这不仅是新闻部门的事，文教各部门都要做土改教育工作。
3月18日 就美国国务卿迪安·戈德拉姆·艾奇逊本月十五日所作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发表谈话。严正指出：美国不让中国闻问亚洲事务的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并告高岗电贸易谈判的经验证明，谈判我们所需的工业设备，“必须先从设计制图入手，然后才能提出准确而需要的定货单”。同意由李富春即与苏联政府谈判设计合同，并于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