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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献研究室 当前章节:15267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此后,周恩来在惠州期间,布置共产党员肖隽英留在惠州,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后方群众运动,支援前线。

10月16日 出席在惠州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勉励革命军人为实现孙中山统一广东、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的遗志而继续努力。指出,为此就“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

10月17日 和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率部从惠州出发,二十日到达赤石。陈炯明军洪兆麟部二千余名在海丰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周恩来同何应钦制定了进攻计划。

10月22日 和何应钦指挥第一师攻占海丰,次日占领公平。

△二十六日,占领陆丰后乘胜进占河婆。

△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同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在河婆击败洪部,在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歼灭林虎都主力部队。

10月31日 回河婆。

△在河婆期间到中华医院治病时,见过往军人很多,恐医院受扰,着人张贴布告,规定军人“一律不得侵犯”医院。

△向中华医院赠匾额“同心同德”,并为该院院长彭克猷题词“博爱”。

△在此期间,还到大同医院看望伤病员,向医院赠匾“造福军民”。

11月1日 率第一师第一、三团进驻鲤湖。

△三日,进驻揭阳。随后在揭阳榕城接见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学生运动骨干谢培芳、林桂芳等二十多人,指示要全面开展革命群众运动,强调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石。

11月4日 在东征军收复汕头后,率政治部人员于晚八时抵达,时“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各巷路为之塞”。随后,东征军收复东江各地。

11月5日 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进驻鲤湖、揭阳和汕头的情况。建议国民政府制定更新潮汕行政和统一军民财务的方针。

11月7日 出席汕头市各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军民联欢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革命斗争。

11月8日 东征军总指挥部决定入闽追歼陈炯明残部,第一军全军驻防潮汕。中旬,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平和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11月9日 在潮州。

△出席潮安各界在西湖运动场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并发表演说。

△会后,与各界群众一起在涵碧楼前摄影留念。

11月16日 出席汕头各界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大会。晚,汕头各界举行提灯游行。

11月中旬 以东征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令在全东江地区实行禁绝烟赌。

11月21日 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二十五县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由于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立刻就职,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

11月22日 和邓颖超出席汕头市妇女联欢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决定成立汕头妇女解放协会(后来成立时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潮汕分会),并通过保护妇女利益的协会大纲。

11月23日 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通过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中央部长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等案。他们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为理论基础从事反共活动。这些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注〕戴季陶,国民党右派。当时虽未出席西山会议,表面上也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但他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革命思想,为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提供了思想武器。

11月13日—27日 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身份出席并主持国民党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党部大会。会议期间作关于党务问题的报告。会议强烈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11月下旬 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主任陈公博,告知惠州城烟赌又渐开放,请予查禁。

△令第一军政治部李侠公将在东征战斗中缴获的四百多支枪发给海陆丰中共党组织,充作武装农民之用。

11月 指导组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约有二千人,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并亲自编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向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和予以指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

△收到揭发外籍海关人员勒索中国商人的投书后,经交涉迫使外籍税务司将该员撤职。

△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计划给蒋介石回击,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由于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1月、12月 撤销勾结工贼携款潜逃的汕头市代理市长陈个民的职务后,多次电请广东省政府令汕头市市长范其务速来就职。并下令将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的反动不法县长撤职。

△委任温其藩、罗师扬、江董琴、刘琴西、刘侯武、陈卓凡等分别担任五华、兴宁、梅县、陆丰、潮安、揭阳等县县长。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国民党左派或中派人士。

12月初 召集汕头市南强学校、淑德女校、童子部小学、福音国民学校、贝理书院五所教会学校代表开会,商讨收回教育权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强调,要把学校办成一个中国学校,办成一个革命学校。并宣布,要组织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委员由学生联合会、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外交后援委员会、政治部各派一人组成,处理收回教育权一切事宜。

12月2日 主持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打破“帝国主义者借文化侵略中国之势力”,希望汕头“收回教育权之工作,能得良好之结果”,“树全国收回教育权之先声”。

12月4日 电请广东省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广东省务会议通过颁布县市组织法,规定县为自治单位,人民有直接选举罢免官吏之权。

12月5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潮梅特委〔注〕,以赖先声为书记,刘锦汉负责组织部,丁愿负责宣传部,杨石魂负责工运,彭湃兼管农运,邓颖超负责妇运。在周恩来指导下,潮梅特委召开的各县市党支部会议决定汕头市工作以工运为主,各县工作以农运为主。还决定各县市的党团员尽可能取得领导地位,采取团结革命左派,联系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当时汕头市约有中共党员二百多人,各县党支部以海丰、陆丰、潮安、普宁、澄海、揭阳、五华、梅县、大埔等地较强,人数从十余至数十人不等。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共潮梅特委改为中共汕头地委。

〔注〕中共潮梅特委辖区有潮安、丰顺、潮阳、揭阳、饶平、大埔、澄海、普宁、惠来、南澳、兴宁、梅县、五华、平远、焦岭十五县。

△出席在潮州举行的公祭东征军阵亡将士大会。在会上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

12月6日 潮安县公署奉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命令,在《汕头星报》刊登布告:凡农工团体,均应一律切实保护,并允其充分发展。

12月8日 指导组成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共产党员赖先声、彭湃、邓颖超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办事处设于汕头。

△出席在潮州行营举行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各级国民党代表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一)军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二)军校内国民党员如有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军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

12月9日 派共产党员杨嗣震、刘康侯以总政治部代表名义到潮安县金山中学处理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学潮。全校师生举行大会,一致同意:驱逐黎贯,由政治部推荐新校长。二十四日,进步知识分子杜国庠出任校长。

1926年二十八岁

 1月1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发展国民党和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改组以来,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政策“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历次革命运动中“最勇猛的奋斗者”。而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却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1月1日—19日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二,左派占绝对优势。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的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会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这个计划,在大会选举中向右派作出让步,致使戴季陶在受了党纪处分后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会上,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推选为主席。

1月中旬 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乘汕头市工人同警察连日冲突之机进行挑拨时,召集该市各工会代表、市政厅长、公安局长及警察署长共百余人开会,演说四小时,“动以联合救国之大义”,“与会者皆感动”。

1月20日 所领导创办、并推荐国民党左派李春涛任社长的《岭东民国日报》〔注〕出版。

〔注〕这是国民党在潮、梅、海陆丰地区的主要党报。

△本月,还为该报副刊题写刊头《革命》,作为办报的宗旨。

1月21日 出席汕头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

1月31日 以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名义发出布告,结束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所有受理惠、潮、梅各属行政诉讼及政治社会运动未结案件,即日移交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继续办理”;“宣传、组织两科事务,同时移交第一军政治部接办”。

1月 为训练党、团骨干,到中共潮梅特委和青年团汕头地委联合开办的特别训练班讲《世界大势》。

△为培养干部,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粤区干部训练班,讲课的有陈延年、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苏兆征、蔡畅、邓颖超等。周恩来讲军事运动,训练班共办了三、四期,北伐战争开始后停办。

2月1日 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布《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该署职员。

△晚,以东征军总政治部名义在汕头市水平酒店四楼召开汕头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国民革命军在东江的工作报告,总结总政治部在潮、梅各地数月的工作情况,说明总政治部改为行政公署的任务及以后施政的方针。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工会如为少数贵族所操纵,图谋个人活动,也要取缔;学生应参与政治,求其本身的利益,教职员不应阻止,但学生不应干涉教职员职权。还指出,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经济,“造成革命之中心”。说明现在“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伸建设计划均得实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决议,任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由于汪精卫以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名义兼任各军党代表,所以各军副党代表实际上即各个军的党代表。

2月2日 发表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通电,提出行政方针:“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

△在任期间,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惩办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帮助地方建立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以及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并支持工农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和汕头、海丰工农会组织联合举办各种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海陆丰、潮汕各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军等武装组织。

2月16日 致电东江所属各市、县长,各机关,各团体,预告将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讨论市政建设、教育方针、改善农工生活、发展商业等议案。

△宣布给拒绝上缴财政收入的惠阳县县长以撤职处分。

2月20日 被国民政府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指派为汕头市国民党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改组后的汕头市党部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2月22日—3月3日 在汕头市岭东商业学校主持召开东江各届行政会议。潮、梅、海陆丰各县县长,教育局长,以及工、农、商、学、妇女等人民团体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出席。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做弊骗人”。而在广东,工农运动正在发展,商人也渐渐与政府合作,这是政府主张能够实现的力量所在。提出: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整顿内部,实行工商联合,封锁香港,注意政治。会议通过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及组织人民自卫军等议案九十三件。

2月25日 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愿作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并赠写有“反帝国主义先锋”的旗帜一面。二十六日,第一军政治部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拥护罢工条例及复工条件,声援罢工。

春 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

3月初 电请国民政府颁布广东国民会议组织法。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令法制委员会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

3月8日 在汕头妇女界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庆祝会上发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讲演,指出:“妇女运动四字。时人往往误解,以为是联合女性而向男性的进攻,谓男性常压迫女性,把女性形成一个被压迫阶级”,殊不知这“实因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3月12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刊》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两篇文章:《纪念总理》和《孙文主义(一)》。在后一篇文章中,论述孙中山的遗嘱是历史的产物,是“孙文主义成熟的结晶,亦即是孙文主义”。驳斥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对孙文主义的歪曲。

3月16日 根据周恩来所提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请求,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届行政委员职务。

△和第一军将领何应钦,钱大钧等发表通电,主张遵奉孙中山遗嘱召开国民会议。

3月17日 应蒋介石来电要求,乘船离汕头回到广州。到广州察觉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的情况后,告知张太雷〔注〕,但这一情况没有引起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访华使团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重视。

〔注〕张太雷,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兼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

3月20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离开广州,返回各地,而蒋介石加紧同右派勾结。本日凌晨,蒋介石在广州以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等谣言为借口,擅自下令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和第一军中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并且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谈判,提出把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具体计划。谭、朱怀疑蒋介石有阴谋而予以反对。此后不久,汪精卫称病离职去欧洲。

△闻讯后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一天。“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在广东区委议论,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还和毛泽东在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讨论,大家也主张反击。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月22日 出席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于文、伍朝枢、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报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的经过。

3月30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信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加紧对共产党造谣、诬蔑,影响到了广东局势,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得到解放,为此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是努力于工农群众组织的;工农的组织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决不会因敌人的谣言而放弃革命工作。

4月上旬 蒋介石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可担任;第一军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之后,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开始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4月23日 返抵汕头,办理移交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和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在汕头期间,告诉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汕头国民通讯社社长梁若尘:有关“中山舰事件”,除党组织提供的新闻材料可用通讯社名义发给各报外,任何方面和个人提供的消息和稿件,一律不宜转发。

5月初 回到广州。

△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二十九日,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员多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结业后,周恩来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

在此期间 为了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用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名义,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员来源多数是国民革命军各军现职政工人员,约一百多人。训练时间二三个月。结业后多数仍回各军,学员中第二、第三军的较多,第四、第六军的略少。周恩来负责训练班的工作,并参加讲课。

5月15日—22日 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中共中央代表在会上作了让步,此提案获得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控制了党权。在此期间,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织成员饶竞群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措置?周恩来和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

5月23日 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群众利益的党。为国民革命的成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促进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有今日之发展。说明共产党员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态度,是以“全部革命利益为前提的”。

5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首先田广东肇庆、新会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在司后街叶家祠堂叶挺寓所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讲话。讲话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湖南、湖北的工、农、学生运动情况,说明党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区别。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独立团党支部将这篇讲话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后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英勇作战,屡建功勋,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

5月—7月 在广州期间,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时常约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并向各军中的共产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夏 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讲课中指出:“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地点(方)虽多,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问题”。过去“中国的社会,还是封建制度。所有凡是作军队的群众,都是生活很苦的”,“肯来当兵的,都是下流阶级的苦工人、流氓等人”。现在的军队由于社会制度与环境的改变而不同,大多数士兵具有“丰富民族思想”,“知道彻底革命”。还指出,黄埔学生军所以能所向无敌,不数月而肃清广东全境残敌,一方面是由于工农群众拥护,一方面是由于兵士的觉悟。

△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讲《反吴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课程。

6月22日 出席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战时工作会议,被推举为宣传员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二十三日,在会上报告战时宣传训练研计划。二十四日,在会上报告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

6月7月间 应邀同邓演达商讨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并向邓推荐共产党员朱代杰任总政治部秘书处长。

7月4日—6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等问题。九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7月12日—18日 在上海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大会议。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以决案》等文件、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的经过。

△会议期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向中共中央请示任北伐中对蒋介石应采取何种方针。中共中央没有作明确答复。

7月 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讲《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讲话中说:“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现在的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里崩溃来的”,“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

△应邀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开办的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讲课,主要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为加强中共对北伐军作战必经地区的领导,发展工农运动,配合作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刘九峰从广东去江西接任中共江西地委书记,筹备成立中共江西区委。向刘说明江西是农业区,工作重点应是农民运动。

△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派聂荣臻以特派员身份,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军事部的指示,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或反映给军委。

7月8月间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指示,东江农工运动宣传员养成所在汕头成立。林修雍〔注〕任所长,罗明任教务主任,杨石魂、彭湃、林甦等任讲师。全所有学员一百多人,学期三个月,结业后分赴潮梅各县发展农民运动。

〔注〕林修雍,广东澄海县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六年一月曾由周恩来委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第二科代理科长。

9月4日 出席在广东国民大学礼堂召开的国际青年纪念演讲会,并发表演说。

9月24日、25日 出席广东各界慰劳北伐军演讲大会,并发表演说。

9月10月间 两次到上海。

10月10日 北伐军攻克武昌。随后,主力部队移东南战场,到达江西前线。十一月四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占九江。八日,占领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二十六日决定迁都武汉,并在广州设政治分会。

10月14日 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新政治队讲《武力与民众》,指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要依靠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10月24日 为响应北伐军的进攻,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被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镇压而失败。

10月25日 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北伐前线各军的军事情况。

12月10日—17日 为批驳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诬蔑之词,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文章,分析国民党改组以来广东的政治局势,说明现时广东应是“由战争到政治”,“过去打倒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是几处集合战,故国民革命军的练成乃成为重要条件。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指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虽然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申明共产党要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实行国共合作,同时“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加以实施。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号召全体革命分子“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团结起来,以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

12月 离广东,秘密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年底 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败逃豫南后,多次会见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要他们利用北伐军准备进攻河南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民暴动,发展党的组织,并强调建立党的武装的重要性。以后,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发动了确山农民暴动,建立了河南第一个县级革命政府。

△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组织部秘书身份多次听取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针对各地不同情况作了指示。

1927年二十九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广东问题的报告,分析广东的政治局势和国民党中各派的政治态度,指出:“中山舰事件”是国民政府被所有旧势力包围的结果,事件以来,国民党中的新右派积极压制共产党,摧残工农;但“广东工人愈压迫则愈可发展”;广东农民则由于代表农村地主民团势力的李济深“权限尚小”,和“国民党左派尚能助农民,所以更可发展”。

△国民政府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行使职权。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自立中央,正式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形成宁、汉对立局面。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听取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并讨论上海区委的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等问题。

1月27日 为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取得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宣传队本月三口在武汉江汉关附近演讲。当时大批英国水兵登陆寻衅,打死打伤听演讲的民众多人。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反英运动。为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宣传英兵委员会,由周恩来、赵世炎等担任委员会国际代表。本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反英运动发一宣言,并组织工人散发传单,扩大影响。

1月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全文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在国共关系上“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随后,中共中央即把共产国际决议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案的解释发至区委、地委和特支进行讨论。

2月 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2月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筹备区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周恩来任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

2月11日 以旁听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并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国问题决议案》。

2月18日 同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会工作人员谈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开始考虑起义后政权建设的形式问题。

△北伐军占领杭州。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提出“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

2月22日 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没有参与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起义遭到军阀孙传芳部与租界工部局的联合镇压。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组织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各部汇报情况,决定采取“为进而退”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新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发言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

△下午,组织各区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

△晚,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状况,汇报特别军委作出的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内容包括:(一)加强领导机构,特别军委除原有五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分别组织军委;(二)组织武装力量,计划起义依靠纠察队(目标五千)、自卫团(目标五百)和独立团;(三)加强队伍训练,教授巷战等;(四)准备武器;(五)加强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由周恩来、郭有恒、郭寿生组织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会后,即派人到松江、龙华及南京、无锡等地了解情况。

△中国共产党发出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文中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缺点主要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其次是“工人的组织与团结还没作到充分的程度”。指出:工友们是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呼吁工友们向新的斗争努力。

2月25日 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曾于上年十一月中旬同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及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直鲁联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的联军)南下援助。本年二月下旬,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到上海,渤海舰队也南下。本日,周恩来决定让海军委员会委员郭有恒等做北洋政府驻沪海军的工作,并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市民书,反对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

△晚,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党务、军事及派工人代表团联络北伐军等问题。周恩来发言指出:叶先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尽量争取。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派人同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联络,向他说明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催促他迅速进兵上海。同时决定派人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联络。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民众书。书中号召上海革命市民动员起来,同工人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干涉中国革命,如不停止,即将“以武力回答武力”。并号召工人反革命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2月26日 得知第二军已到湖州,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也已开抵杭州,但不愿再前进的情况后,分别致信何应钦和第二军副军长(代军长职)鲁涤平等,告诉他们上海的罢工情况和口号,促他们继续前进。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罢工的准备情况。会议对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总同盟罢工等作出决议。决定:北伐军到达之前,只做些准备工作;快到时,“迅速举行群众的夺取武装”,设法夺取兵工厂;罢工时间“在松江确被北伐军占领以后,再定办法”。

2月下旬 特别军委派人到各处筹款,购置武器。

△为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共产党员任教员,举办军事训练班。

△到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上海市各区工人中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

△同赵世炎等动员、说服一批进步工人参加闸北商会会长组织的保卫团,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起义。后来起义时,参加保卫团的工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派人同前来接洽的孙传芳部士兵和军警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站到革命一边。

2月27日 收到南京永济舰海员对顾问革命的北洋政府驻上海海军表示同情的来电后,组织军委讨论决定:对海军工作一方面公开致信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推动他参加革命,同时加紧开展进步组织新海军社的活动。

2月27日、28日 连续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报告军事形势和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在罢工开始后,以自卫团、手榴弹队在前面,从曹家渡、梵皇渡依次到闸北,缴溃兵的械。南市、浦东各自进行起义。并指出无论形势如何,我们都要准备发动,口号是“随时随地夺取武装”。

2月28日 出席小沙渡部委召开的纠察队队长会议。在会上指导解决纠察队员集队过租界时如何避免租界当局干涉和行走的路线等问题。

△参加自卫团群众会议。

3月1日 先后参加浦东和引翔港地区自卫团会议,调查研究地势,决定“夺取最大的机关”。

△派顾顺章到兵工厂接洽购买军械。

3月2日 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发言介绍敌军情况:孙传芳部军心动摇,分南北两派,南方人想投靠北伐军,北方人想卖掉武器回家乡。提出分化敌军的工作原则:鼓励前者响应北伐军,帮助后者返乡并设法收买他们的武器。

3月初 鉴于直鲁联军要到上海,孙传芳部已退出,军阀正在调兵期中,提请各部委注重铁路罢工问题。

3月3日 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自卫团应注意要武器,打工贼,练技术和调查路线;对前来接洽的军队和保安团警察“应特别注意”。

△在军委会上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报告总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肯定这次起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起义“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之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党似乎只是辅助的力量,军事工作也就被看作一种次要的工作,所以遇到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另外,“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报告提出目前需要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是:召开市民代表会议;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对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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