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关于中苏谈判诸项协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电；关于中苏专家协定条文，“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苏方既已同意我们对中苏在新疆的两个经济合作协定的修改意见，即无问题，可连同民航协定一起签字，然后再送北京批准；今年军事定货“须超过上次电告之两千万美元，方能有利于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二十七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
3月20日 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介绍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指出：“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我们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
△鉴于一九四九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傅作义共同签发《政务院关于一九五○年水利春修的指示》。《指示》说“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春修工程要“以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期“保证再遇一九四九年同样的洪水也不生溃决”。
3月21日 在文化部沈雁冰、周扬、丁燮林〔注1〕关于刘开渠赴华沙参加造型美术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一、同意以文联名义出国、二、经费一千五百元〔注2〕照拨。”
〔注1〕周扬、丁燮林，当时均任文化部副部长。
〔注2〕系指美元。
3月2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对中国银行的领导和监督的命令：中国银行为公私合营的银行，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行之国家投资，自然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3月25日 致函宋庆龄：来函和对全国救济会议的建议书中“所示各项，亟待面商。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
4月1日 在中央军委情报部二局、五局全体会议上讲话：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就必然存在一天。要战胜敌人，就非有情报工作不可。战争四要情报，经济、外交也需要情报，否则，那会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将来阶级社会消灭了，情报工作还应当存在。我们要利用情报工作这把钥匙，去打开自然界的秘密之门，到月球和其它星球上去探求秘密。因此，这项工作是有伟大的前途的。并为会议题词；“二、五局全体同志：整编队伍重新部署开辟国外坚持国内”。
4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同意李富春仍留莫斯科继续主持谈判事宜。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提出聘请专家的方针是：“必须请好的、必要的，一改过去多请、滥请而又想讨便宜的作风；同时，也逼得请专家的部门赶快在一两年内向专家学好本事，免得专家走了仍然不能自立。”
4月初 在审阅西南局统战部关于张伯苓〔注〕解放前后在渝情况给中央统战部的复电上批；“可许其北来天津居住。”
〔注〕张伯苓，原南开大学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
△就中国民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营方针指示：“因为刚建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尚未提高，各种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很差。加之仍在战时状态，开辟航线不宜多。”
4月9日 就中苏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出现的有关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同意签订中苏贸易协定和有关文件，但在签字前必须声明，我们同意按最后商定的价格定价。然而。我们觉得有些进口货价格定高了，出口货价格定低了、对中国来说，这样做的确是赔本的，“故愿保留将来对这一部分货物价格的声明权，以便作为中苏双方今后谈判新的易货协定时的参考”。四月十九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贸易协定》。
4月上中旬 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讨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队整编等问题。
4月11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报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个协定的有关情况。提请本次大会批准。说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久已存在于中苏两大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现在以条约和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两国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上来切合作，使得七万万以上人口团结在一起，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会议批准这个条约和两个协定。
4月12日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论述党在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出：我国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总方针是“一边倒”，但“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在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内，“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如何巩固工农联盟、如何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作”，也就是如何处理好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对各种关系问题的处理往往会发生很多偏向，“统一战线就是在同各种偏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又指出；全国解放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我们今后所面临的“更大的任务。就是消灭国内的封建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说要实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这将是涉及到几亿人口的一件大事，“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将会有一场大的斗争。在土改中，我们只有注重学习，正确掌握政策，才可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觉察党内有人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错误看法后，将一位党员高级干部在正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并附信指出；“这是一篇错误而混乱的意见。”我原以为这只是他个人的随便一谈，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此事。谁知昨天听中南的张执一说，中南参加全国财政会议的同志回去也是这样说的，可见具有这种混乱想法的不只他一人。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这篇讲话作出批示，批评了这一错误主张。
4月13日 针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存在的错误看法，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整个合作时期要“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百分之实现的”。而不是采取逼的排挤的政策所能奏效的。现在，我国“国营经济力量还很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应该予以扶助使其发展”，以此“帮助国营经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逼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大的企业，你一挤，会跑到香港”，资本家“把一大笔美金转移到了香港，使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资金发展生产”；“小的，你一挤，就变成了一大批失业军”。所以挤是不对的。“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问题，已摆在我们议事日程上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项政策“是不能取消的，否则，就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当然，“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是要受到限制的”。还强调：由于过去长期战争的历史原因。使我们形成了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
4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董其武〔注〕《关于绥远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半年来，绥远人民政府在促进新旧干部、新旧军队和各族人民的合作上取得的成绩是令人兴奋的，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绥远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应该予以推广。同时指出发展工业、农业，首先都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阐明林业与农业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种树。
〔注〕董其武，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就在昆明的一英国侨民被害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宋任穷〔注〕电；“（一）即依法严缉凶手，归案究办。（二）此类事件应由公安及警备机关负责调查处理……（三）对外侨的保护。应加注意。昆明及外县恐特务分子潜伏者尚不少，望采取有效办法进行侦察与肃特工作。”
〔注〕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时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4月15日 在公安部第十次部务会议研究新解放区农村治安问题的简报上批：起草指示时应掌握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必须认清：新区暴乱，有为敌特组织或利用的，有落后群众在地方匪霸诱骗之下参加的，也有的是落后群众自发的。我们决定政策必须区别不同情况，对反革命的敌特匪霸头头必须坚决镇压，对被胁迫或被诱骗的落后群众要进行教育。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北局电：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禁种鸦片烟，不宜急烧，应采取谨慎经过方针。
4月18日 约贸易部、重工业部、中财委计划局负责人研究向苏联出口钨、锑、锡矿石的计划。
4月19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国内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建设、和平建设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斗争的目标”。但是，推动生产的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着重农业生产”。（二）在工业方面，应着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的生力。（三）在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食、布、煤等”。“一般的商业还是私人办。工商业必须分一部分给私人工商业，不然公私兼顾就成了空话。”“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虽然资产阶级迟早要被消灭”，但是仍然有光明的前途、“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
4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全国劳动局长会议综合报告》时说：这次会议讨论《工会法》而有资本家参加，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特点。我们的《工会法》肯定地说是接近社会主义之方向的，其基本精神是处处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照顾到劳动生产、为了劳资两利，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应采取协商的方式，即开圆桌会议，请资本家来共同研究。不仅工厂应该这样做，其它行业和部门都不妨这样做。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实施。
4月22日 审批全国救济会议报告提纲：“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工作方针是：在政府管理下。以人民自救为基础。并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及接受国际友人的真正援助。”目前的救济福利工作，“是以救济为中心。灾区为重点”。
4月27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说：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防止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和什么实际结合呢？最好是和自己的实际来结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经过自己检讨以后，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改正；但在检讨时，应该注意大问题——路线、方针、政策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主要是自我学习、自我检讨，其次才是互相批评，这样才能把学习搞得更生动。
△会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并讲话：（一）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外国侵略势力，保护西藏人民。实现西藏自治。《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凡少数民族在各地都有自治权利，在统一法令之下，自己管理自己。各民族内部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者，我们不能一概反对，而是看他的表现态度，若跟国民党、帝国主义走，我们要反对他，凡是赞成反对共同敌人，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者，我们与他合作。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反帝反国民党，我们仍要团结他。（二）西藏地区经济落后，是由反动派长期压迫造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三）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立，但工作应避免过早过急。在界正是多数人民要求改革时，才能改革。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可加以干涉，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4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西北少数民族工作时发言：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工作。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不能重演。经济上管他们解决困难，政治上要给予区域自治权。区域自治不等于民族自决。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要帮助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对他们不要太苛刻，必须照顾他们落后的一面，才能逐渐引导他们进步。这种照顾是为了他们进步得更快，而不是使人家安于落后。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会议批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作的《关于当前民族工作问题报告》。
4月下旬 着手研究本年度二月物价上涨后，四月又出现银根吃紧、物价下跌的原因。二十八日晚，向南汉宸了解四月货币发行计划未完成、银行存款增加的情况。二十九日，认为“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整个经济形势，“可能在夏收后好一点，秋收后更好一点，但波动（物价下楼也是波动，非健稳）仍会有的”。
4月 为《人民空军》创刊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致电布尔加宁。提出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要求苏方在一九五○年夏天或至迟一九五一年春天前发来中国。
5月2日、6日、13日 先后三次出席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出席会议的京、津、沪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等座谈，回顾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肯定民主革命时期基督教徒中的进步分子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就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座谈会后，吴耀宗等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
5月3日 看望从重庆刚到北京的张伯苓。九月十五日，为即将返回天津居住的张伯苓饯行。
5月4日 致信天津市市长兼市委书记黄敬：关于“新安”轮被撞沉一事的处理，“应实事求是，按《海事法》一般惯例办事”。“新安”轮本身的过失，我应主动写上，肯定美轮负八成以上责任，对我是有利的。“如此，方能取得广泛国际同情，便于我之海上运输，亦利于打击美帝的骄横”。我提出“赔偿数额不应超过合理要求，保证金亦然”。
5月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史良所作《关于司法部一九五○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的报告》时发言：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和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要掌握这个工具。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其次是惩罚犯罪，保护善良；再次是处理人民间的纠纷。挑选司法干部宁缺勿滥。司法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思想武器，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司法制度要建立，乱押现象要制止。处理案件时，要联系群众，调查和研究案情，并要进行巡回审判，以便利人民。人民政府对待犯人的政策是：劳动改造为主，辅之以政治改造。
5月7日 约郭沫若、沈雁冰、陆定一、周扬、邓拓、袁牧之〔注〕，上海、北京、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和主要创作人员审查电影《内蒙春光》，随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座谈会，说：这部影片成功之处在艺术性强、深刻动人。但有明显的错误，所反映的某些情况同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不相符合，而不是刚才有同志所说的“现在不能演，将来可以演，搁它个两三年”。“那样，就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并引起更大的错误”。因为当前“我们主要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的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经过修改后，于次年以《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为名在国内外上映，并在一九五二年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
〔注〕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袁牧之，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5月1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二次政务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中苏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重点，是争取出口要多，进口要少。我们还要努力争取同其它国家做生意。
5月13日 审定中共中央致中共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电文指出：土地改革在华南将有若干特殊之处，故这次正在准备中的《土地法（草案）》，对此应有特殊规定。“为使草案切合实际，责成分局对于此类特殊问题，根据典型调查，提出具体解决草案”电告中央，并派人于本月三十一日前来北京参加讨论《土地法（草案）》的会议。
△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他速将中国向苏联订购的空军、海军器材，“加速赶运和派出，使其能在本年五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以供我发动夺取舟山群岛战役〔注〕时使用。
〔注〕五月十三日，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盘踞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秘密组织撤退，人民解放军迅即渡海追击，于十九日解放舟山群岛。
△致电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上海失业工人临时救济计划（草案）》，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主要应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二）开大锅饭救济不如发救济米为妥。
△批准水利部提出的组织各级防汛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央一级拟以董必武为主任，傅作义、李涛〔注〕为副主任。
〔注〕李涛，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
5月中旬 看望三月初回国刚到北京的李四光，希望他除协助中国科学院院长抓好科学院工作外。还要担负起把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的责任，使地质工作很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交换了对组织全国性地质工作机构的想法。
5月14日 深夜，致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杨尚昆〔注〕，转报关于李克农病情的报告，并告李已照毛泽东指示于今晚“停止工作，入院治疗”。
〔注〕聂荣臻，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月15日 对三月七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擅自决定提前释放在日执行徒刑的日本战犯事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违法越权行为，中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
5月16日 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论述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关系与政策、军队整编、军工生产问题。指出：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军队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的条件下发展。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必须要有近代化的军工生产为基础。军工生产的方向是向近代化的工业前进。
△在中央军委情报部的会议上讲话：情报、公安工作是埋头苦干的，公开场合看不到。但这是必需的、有价值的工作，应该受党、政府、人民的重视。
△和梁希联名签署《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我国现存有的森林面积已经很小，但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为，迄未停止”。鉴于这一情况，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一）“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二）“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并备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斟酌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三）“制订各森林区的合理采伐计划，并推行节约木材的社会运动”；（四）“及时培养干部，开办短期训练班，解决技术人员缺乏的困难”。
5月18日 和陈云、李立三〔注〕、薄一波、安子文〔注〕等研究城市工人的失业问题。
〔注〕李立三，时任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
〔注〕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
5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救灾工作视察团的工作报告时说：中国是个农业国，河流长期失修，“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江、淮、河、汉，几乎年年有灾”。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大兴水利，治理水灾。会议决定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一职，在董必武健康恢复前由周恩来代理。
△就香港民航处向中方管理、保养两航起义飞机的工作人员发放新的机场出入证事，致电雷任民〔注〕等：如果这“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的出入机场证明文件，其并无损及我主权之……字样，则可接受”。但在接受时，应由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经理在报上发表对记者谈话：（一）此项飞机“所有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之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二）“我们管理和保养此项飞机，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委任的两航空公司员工的身分来做”。
〔注〕雷任民，时任政务院特派接收香港、九龙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副专员。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谈话：“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不是策略问题。”我们要“具体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共同前进”。
5月22日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作报告：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后，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我们看问题和决定政策都要以生产为中心。在农村，土地改革成为今天的中心任务之一。实行土改，是为了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才能提高，工业才能发展。在实行土地改革前，就必须有各种条件的准备，要先肃清土匪，打击乡村恶霸，使农民觉悟并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要经过训练，要学习政策。在城市，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我们的政策是：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要保护和尽力扶持，绝不损害和妨碍它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现在的政策。少数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和看法不正确，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在今天，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希望大家树立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对政府的政策要有更多的和更深的了解，以便更好地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那种只要完成任务、不管政策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能让它继续下去。我们对将资金转往香港的工商界人士的态度是：允许观望，反对逃避。现在回来，短期内不容易获得好的利润，可让他们再观望，但如果把资金逃避到美国去，我们是反对的。我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估计要三年左右。
5月24日 接毛泽东来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5月28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谈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问题。
△和彭真、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注〕等出席北京市文联成立大会。
〔注〕丁玲，时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5月下旬 根据各大区对人民币需求增加的新情况，部署向各地加送人民币的工作。二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原定六七月拟印制人民币一千二百亿，加尚存一百余亿，共一千三百亿；因要向各地加送人民币，故六七月将向各地运送八百亿，加上各地购棉所需的六百亿，共应支付一千四百亿。“两抵尚不足约一百亿”，现决定“在六七月加印二百亿”。鉴于以上情况，“从八月份起，拟扩大印票计划至一千亿一月”。
5月30日 就三十五名中国留苏学生回国休假一事，致王稼祥电：“为节省起见，可否取消今年学生回国之计。”如不可能，则请答复：（一）“乘普通客机（班机），抑或包用机，何者便利。省时省钱”，应以“最短航程，最便宜办法计之”；（二）“学生回国期间，两月津贴（一千四百卢布）是否可以省下”。
5月 为恽代英〔注〕牺牲十九周年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注〕恽代英，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三○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
6月1日 就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夏征公粮的决定》事，起草中共中央指示电：各级党委要动员新区地方全体工作人员学习这一决定，以利夏收工作的进行。鉴于去年秋征任务过重，人民负担不起，今年政务院这一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规定对各阶层的最高累进率及贫困户较多地区的免征比例和特残户的最高征收率。按此比例征收，贫农的平均负担为百分之八，中农为百分之十四，富农为百分之二十，地主除特残者外为百分之三十”。
△签署《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指示》说：开展这一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教育的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教育的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但是，“为了使职工中具有相当文化程度者，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各工厂企业应根据情况举办较高级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可以用时事报告、专题讲演等方式来进行”，并可对有相当文化程度的职工，“进行有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培养职工中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干部”。为了进一步提高职工技术水平，适应工业生产中对于技术工人的需要。各工厂企业应斟酌情形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教育。“职工业余教育是一件巨大的工作，应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领导，依靠工会组织，联合各有关方面协力进行。”
△致电吴耀宗〔注〕：寄来的《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一文，“基本方针是好的。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望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教会的革新”。
〔注〕吴耀宗，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六一儿童节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
6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指出：内务部现在的中心工作是建政、救灾、抚恤和复员与人事四项。在讨论监察委员会处理河南宜洛煤矿沼气爆炸灾变事件的通报时说：在政务会议上讨论这个事件，是因为全国各类矿区都可能发生这类事件。处理灾变不仅要处罚，还应积极提出改善办法。
6月4日 向彭德怀了解西北地区夏征公粮和征税情况，并告在城市应停止征收遗产税和工资所得税。
△致函陈云：今后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机关、企业的负责人，务必将本机关、企业的生产业务计划扼要地告诉苏联专家，而对于各地工业生产的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工业生产方针、计划的指示，不论是报纸上登载介绍的或单独发布的，均应尽一切可能有计划地指定专人经常找苏联专家面谈，并与他们密切联系，借以更好地发挥专家们的作用。
6月5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请你们在最近就夏征公粮、征税、发行公债三件事邀请来京开会的各大行政区和京、津、沪三市负责人分别座谈两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解决存在的问题。
6月6日—9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七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着重论述如何处理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各种关系问题：（一）在阶级关系上。要处理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向工人说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虽对资本家有一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财富，因此，还是对工人阶级有利，对社会主义性质的领导经济有利，对人民也有利，因为改善了生活条件。同时要加强工农联盟，处理好工农关系，做到城乡兼顾。有了工农联盟“这样的基础，跟资产阶级的合作就稳当了”。“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不是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并要走上计划经济，这就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二）在党派关系上，不能认为现阶段民主党派没有用了。“今天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还没有完结”，就是到社会主义，民主党派还要跟我们一道走的。我们同民主党派合作，就是为了更广泛地接近群众。（三）在民族关系上，民族政策应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汉族到少数民族地方去工作，要向他们做消除民族隔阂的解释工作，同时为他们多做一点好事，把商品送去，价钱公道，甚至卖得贱些，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四）在宗教关系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总之，调节国内各种关系，就是要使它不是全面紧张，而是形成一个团结的向共同敌人进攻的局面。
6月8日 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讲话：（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二）理论与实际一致。“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既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拿来乱套一阵，又不能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教育中，“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三）团结与改革。“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对于教育工作者，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6月14日—23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十四日，在第一次党组大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党组活动的方针是：（一）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应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不得歧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率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党员在政治见解上、思想意识上，要比别人水平高，这一点是有所不同。（二）要上下一致，内外一致，即凡是中央决定了的，地方上就要执行，不要使党外人士感觉我们上下不一致。（三）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十六日，在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介绍国际国内形势，阐释在土改和整个经济恢复时期应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上下关系问题。讲到：我们既要照顾政策和领导的统一，又要注意因地制宜，不要把一切都集中到中央。要想把各级政府的工作做好，就要层层负责，分区负责，集中领导，分工合作。“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现，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从政策上说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是节制资本，不是挤走资本；是改组经济结构，不是破坏经济结构。”国家财政经济在目前已经开始好转，但还有一定困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大而情况又如此复杂的条件下，要想把中国建设好，全国各民主阶级必须忍受一时困难，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担负起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的重责。这正是我们大家今天的历史任务。
6月17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指示》规定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六条方针，强调：“救济办法，应以以工代赈为主，而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为辅助办法，以求达到救济金的使用既能减轻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又有益于市政建设的事业。”
6月24日 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上就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与通力合作问题讲话：要想做到团结与通力合作，首先要谦虚，不要对他人看不顺眼，显示自己特别强，这是妨碍进步的。我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大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对别人要有基本的信任。首先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学习和发扬人家的长处。同时，每一个人都是有短处的。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实行自我批评。当然，也不要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不要失去自信。人生不能脱离两种关系，一种是自然关系，另一种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第一就是要善于和别人相处。能从分析别人的长处、检讨自己的缺点开始，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能够达到团结与通力合作的目的。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六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的报告，说：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军队人数为五百二十万，拟复员一百二十万。
△在中央军委、政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介绍军队复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对复员工作作出部署。会议通过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这个《决定》。《决定》指出：全国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除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外，人民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况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一方面，“必须加强国防军的建设，以捍卫人民祖国”；另一方面，“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复员工作的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
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哈里·斯·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奉命向台湾海峡出动。
△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党组会上作总结，说：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尊重宗教也就是尊重其民族，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另一类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如基督教、天主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要慎重处理宗教问题，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都按反动分子办，不要牵扯到宗教。问题是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列宁在一九○九年曾经说过宗教就是鸦片，这是革命时期的口号。现在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不必强调宗教就是鸦片，而要尊重其民族的信仰。
△约交通部、海关总署、海军、东北人民政府、上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谈统一港务、航务问题。
6月26日、27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七、三十八次政务会议，听取和批准鲍尔汉、赵寿山、邓宝珊、叶剑英、张云逸、王首道〔注〕分别作的新疆、青海、甘肃、广东、广西、湖南六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六日，周恩来在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说：“我们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来办事，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与“国民党那种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按我们的政策去做，各民族必定能够日益团结，必定会有美好的前景”。但是，“民族问题在西北是严重的，方针、政策虽然对了。但一不小心，还会出偏差，还要出乱子”。我们的干部处理民族问题还不老练，常有大汉族主义。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不能操之过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要办一些轻工业工厂，并要让他们逐步从游牧变成定牧。凡涉及民族问题较重要的事情应请示大行政区，更重大的必须请示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