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鲍尔汉，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时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6月28日 针对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杜鲁门的声明表明，他要以战争来干涉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内政，并公开干涉我们对台湾的解放。
6月30日 约见原定派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不久，柴军武被任命为驻朝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七月八日，接见定于当日出发的柴军武一行，介绍朝鲜战争形势，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晚，柴军武一行离京去平壤。
△约萧劲光〔注〕谈话，介绍中共中央在朝鲜内战爆发后对时局的估计和对策，指出：我们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只有坚持“惧无根据，喜不麻木”的态度，才是正确的。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同时听取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表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注〕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九次政务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和批准潘汉年、陈锡联〔注〕作的上海市和重庆市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听取董必武就《政务院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案的指示（草案）》的说明。
〔注〕陈锡联，时任重庆市市长。
7月4日 政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7月6日 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发表重要声明：安理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显然是非法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批准周扬的报告，同意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
7月7日 根据美国军队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十日，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十三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一）抽调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八月五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三）以十五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十三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十三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简况。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杜鲁门随即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就中越两国互派使节一事，致电胡志明：“现在越南战局尚在发展，招待各国使节暂时似还不方便”，“因此，罗贵波以仍做联络代表暂缓发表其为大使较妥”。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新疆分局电：中苏石油、金属两公司的章程和组织法，“应先将草案电告政务院经有关各部审核后方能作为我方代表的定案”，“必须经政务院批准后方能签字”，绝不能因苏方催促而擅自签字。
7月上旬 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听取他转达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请中国政府允许其军用物资经中长铁路和中国领空运往朝鲜的要求，回答说：这符合中苏条约的精神，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一）关于铁路运输问题，“不论由满洲里或由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长春、沈阳至旅大，或由安东转朝鲜，均应于事前经中长路苏方理事会副主任或中长路苏方局长，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时调度车辆，免误事机”。（二）关于空运问题，苏方将利用沈阳航空学校，扩大苏方人员，加强地面与空中联系，按时报告苏机入境，免生误会。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转余光生〔注〕电：中央同意苏联关于苏运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直运朝新义州的意见。请照办。十一日，再电高岗并转余光生，告以中苏双方商谈详情。
〔注〕余光生，时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7月10日 致电高岗：为加强东北边防，中央决定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等部队“调到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致电西南、西北、中南军政委员会并告广东、东北人民政府，申明：“政府决不收购烟土，亦不准以烟土抵缴公粮”；应“封闭烟馆，没收其房屋、烟具、存土”；“对大烟贩必须予以严惩”。以此认真贯彻二月《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7月11日 在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需要我们去巩固、去发展，去创造，才能达到独立富强的境地。”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希望同学们确定为新中国服务的方向，站稳民族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党和政府把我们的工作岗位摆在哪儿，我们就应该愉快地接受，自觉地接受考验和锻炼，自强不息，努力为人民工作”。“到农村去，青年团员应该带头，有觉悟的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7月1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听取其通报朝鲜战争的情况。十三日，致电柴军武、倪蔚庭〔注〕：“李相朝持金首相函十二日到达北京，已见毛主席。”朝方“所要之武器弹药除战防炮、自动步枪外，其它均可调送”。
〔注〕倪蔚庭，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负责商务工作的参赞。
7月14日 致电高岗、李富春、林枫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注〕：“由于币制不同，决定凡四野在东北境内的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供给，经过东北军区后勤部转发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
〔注〕林彪，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政，时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宴请作家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老舍表示要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写一个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来歌颂共产党、毛泽东和人民政府。《龙须沟》上演后，周恩来连看几场，并推荐给毛泽东。
△致函新疆省人民政府：嗣后所有省级机关一切行文、布告、案卷均须一律采用维汉对照，使用两种文字。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民族情况，分别决定采用何种文字，呈省府批准后实行。各级政府机关及邮电部门均需接受人民以其本民族文字所写的信件、电报等。
△审阅曾山〔注〕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华东财经工作的报告》后，致电饶漱石〔注〕、曾山，提出“水利工作除谈成绩外，对缺乏计划、尚有严重浪费应提到”，“城乡贸易应适当地强调收购土产”等修改意见。
〔注1〕曾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注2〕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7月15日 审阅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提出：报告稿“完全可用”，“题目以改为《西南区的工作任务》为妥”。在“这是封建军阀、官僚”字句后，应“加‘买办’两字，再接‘土豪劣绅’的罪恶统治的结果”。另外，在“使西南区人民民主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一语中，“‘反封建’三字可去掉，因即使在西南，统一战线并不能将反帝任务去掉，而买办仍有其影响的”。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七月六日陈云、薄一波关于贸易方针及调整公私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报告的批语，指示各地遵照执行。
△致电刘伯承，对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提出修改意见；（一）《办法》第二、三、四项末尾。直至死刑一语，以删掉为好。“因从事运销、贩卖毒品，开设烟馆，制造曹达、白面、金丹等的人数，在西南某些地区较为众多，如明文规定易引起群众恐惧。但在实际执行此办法时，对其中情节重大者可经省、市政府批准判处死刑”。（二）应增写：“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使人民充分切实了解，而达到彻底禁绝烟毒之目的”。
△和聂荣臻联名签署《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指示》对复员工作作出补充规定，主要有：（一）为了保持我部队骨干，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班以上干部一律不复员。（二）“各大军区对复员条件的规定中，不应过于强调年龄条件，而主要的要看健康条件和对目前部队的需要程度来决定”。
7月20日 为保障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签发《政务院关于实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的命令》。
7月中旬 委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传达指示，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7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印度驻华大使向我们提出愿意调处朝鲜事件，使该事件地方化。对印度愿出面调处朝鲜事件，我们是赞成的，但我们答复说，首先要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并参加安理会和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后，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才适当。印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引起世界大战，这不仅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国家也有这样的顾虑。我们要努力搞好同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的关系。
△致电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介绍二十日会见龙云〔注〕的情况。
〔注〕龙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7月22日 和聂荣臻联名致函毛泽东；（一）调往东北的三个高射炮团已全部到达指定地点，第十三兵团三个军正在开动中，“八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二）粟裕、萧劲光、萧华均一时难以到任，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边防军司令部待“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军区后勤部。这样处理，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也较容易解决。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同意。”
△就七月中旬以来淮河中游水势仍然猛涨一事，约请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孙晓邨〔注〕研究防灾救灾工作和导淮工程问题。最后决定由水利部和中财委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的根本方针与明年度水利计划。
〔注〕李葆华，时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含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孙晓邨，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就接收在香港、九龙的国民党政府机构一事，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并广东和广西两省人民政府，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此项接收工作涉及外交、法律、统一战线等复杂问题，因此，“领导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必须一致”。“各地各单位接收工作，一律统一在政务院派出之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领导下进行”，“服从专办处统一分配与调动”。“明确抢运物资的观念，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抢运物资回国”。
7月23日 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名签署《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指示》规定了处理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原则。
7月24日 召集李富春、薄一波、南汉宸等研究货币改革问题，商定：货币改革应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两年后土改大体完成时再实施，但现在应立即着手研究实行币改的方针，草拟币改实施步骤。
7月2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教师失业和学生失学，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暂时困难”。只有政府和人民协同努力，才能使之逐步得到适当解决。“在土地改革完成、生产初步恢复之后，不但可以完全克服这种困难，而且在新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学校和学生的数量都将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但不会过剩。并且会感到不照。”《指示》提出了解决教师失业和学生失学问题的五项办法。
7月26日 函复高岗、林枫：同意将溥仪〔注〕等战犯暂送抚顺市。
〔注〕溥仪，原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
△在伍修权关于苏联派设计小组来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我国和飞机工厂的设计问题。“关于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及兵工厂四项工业，曾请聂荣臻召集空、海军，后勤（部）及重工业部会商建设和生产计划，请富春同志约聂、何长工，刘鼎、杨立三〔注〕等一谈，以便在第二批设计专家中加入此计划。”随后，将伍修权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
〔注〕何长工，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刘鼎，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杨立三，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食品工业部部长。
7月27日 电复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西藏为我国领土，印度未得我国政府同意径自派辛格前往拉萨当印度代表，我国不能承认，但仍应搞好中印关系。“我们愿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只要印度守此原则，印度与西藏通商设领是可以考虑的。”
7月31日 和李德全等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改组问题，决定：（一）对其理事会，经过协商后加以改组。除逃到台湾和国外者外，原有理事均予保留，另由有关部门推派代表担任新理事。新旧理事均由政务院聘任，将来由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理事会。（二）改组后的红十字会作为救济总会的助手。（三）新理事会成立后，可对外发表声明宣布改组完毕，并通知国际红十字会将派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
7月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建设问题。决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训练中高级干部的综合性的陆军大学。
8月1日 致信宋庆龄，说明国际儿童基金会与解放区救济总会联系中断的原因，并就该基金会驻巴黎代表波契克提出原拟拨给中国六百五十万美元救济物资和现金的实施计划以及基金会与新中国人民政府建立联系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一）儿童基金会所拨物资或现金应无条件地交我救总全权处理，该基金会在华无派遣人员或设立机构之必要。”“（二）物资供应计划应由救总根据中国人民之实际需要，拟具详细清单提交国际儿童基金会照购，并应规定具体交货期限。”“（三）我救总应派代表参加儿童基金会工作。”“如该基金会同意上项原则，可由救总与其所派联络代表进行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布中央军委、政务院令，通令实施新的《铁路军运暂行条例》。《暂行条例》规定：铁路对一切军运应与一般商运有所区别：要单独建立承运簿，优先拨车、运送；部队人员持正式护照乘坐各种客车、散座，一律享受半价优待；运送伤病军人的列车或专列为上级列车，应尽一切可能优先。部队应接期向铁路部门提出托运计划，双方保证执行。
8月2日 致电申健：“我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以此身分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
△和梁希、李范五〔注〕等研究内蒙古林业管理问题，决定：严禁乱砍滥伐森林和开荒烧山；内蒙古和东北有关地区各级政府成立林政局。按级分区负责保林育林工作。十日，再次召集李范五等研究内蒙古林业管理问题，商定由内蒙古组织林业公司，独立经营，中央和东北经过合同形式向其订货。
〔注〕李范五，时任林垦部副部长。
△和胡乔木、章汉夫〔注〕研究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问题，议定郭沫若为团长，慰问团将参加八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庆。
〔注〕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8月3日 致电各军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说经有关各方洽商，就各民主党派党员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取得一致协议：“一、有无党员参加，多少人参加，由各民主党派依其具体情况决定。二、参加者须身体健康，确具决心，遵守政策法令及统一领导。三、居在土改区者即在本省、市参加，居在中央直属省、市者，经政务院分别介绍至土改区参加。四、一律参加当地土改训练班。各民主党派总部亦将依此协议指示其下级党部。”要求依此协议与当地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协商执行。并指示有关各级政府本一视同仁精神对待一切参加土改工作的民主党派党员及其它民主人士。
8月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时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侵略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而北朝鲜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帮助。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叶季壮所作的《关于全国出进口贸易会议的报告》时说：对外贸易要逐渐减少盲目性，加强计划性，不能盲目地出口和进口，明年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使产品能够卖出去，国家必需的物资能够买进来。应把外汇用来买东西，首先是买工业器材，其次是日用品。但需采取慎重政策。现在农产品运不出去损失很大，要在不失主权的原则下租用外船运输我们的东西出口，要灵活而不失原则地去做。会上，在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说明时，充分肯定这是个通俗易懂、易于干部理解和贯彻执行的好文件。
8月6日 就内蒙古和东北林区的统一管理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经林垦部“李范五前往调查，认为森林损害甚大，如不很好整顿，东北十年后（每年砍伐四百万立方米）、东蒙二十五年后（每年砍伐四十万立方米），便将无好木可伐，而森林培植至少需八十年为一期。去年东北、东蒙森林失火损失四百万立方米（等于东北采伐数目），今年大火损失二百万立方米。故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之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
8月7日 召集章汉夫等研究外国在华企业纳税问题后决定：外国在我国内的各种企业，不论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均应照一般私营企业办法征收工商业税。
△和胡景沄〔注〕、章汉夫等研究中国驻外大使馆代理人民银行收付款项办法。
〔注〕胡景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8月9日 和李富春、薄一波、叶季壮、宋劭文〔注〕商谈一九五○年进口订货单、一九五一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
〔注〕宋劭文，时任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局长。
△和聂荣臻联名致电柴军武、倪蔚庭并告高岗、贺晋年〔注1〕：“我们估计延吉图们地区发生较大敌情的可能很少，因此我们在该方面不准备置过大兵力，但东北军区酌情派部队加强该地区的警戒是必要的。请本此意转告金首相〔注2〕。”
〔注1〕贺晋年，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注2〕金首相，指金日成。
△审查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后，和聂荣臻约萧劲光、罗舜初〔注〕谈海军建设问题，指出海军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求他们把各船厂的情况写成报告。把所需的各类器材开具清单送来，并批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数百名大学生输送给海军、空军院校。
〔注〕罗舜初，时任海军参谋长。
8月10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为适应空军执行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向苏联购买适合于高空飞行的运输机问题。会后，将研究意见报告毛泽东。二十四日，毛泽东批：“周（恩来）筹备，务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有三十架高空机。”
8月11日 致电高岗：如果东北鼠疫情况不严重，不必轻易请苏联帮助，责成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靠自己力量扑灭。次日，致电高岗、林枫：（一）应将各省防疫队力量集中使用在防鼠疫上面；（二）首先应分配一部力量放在哈尔滨、长春之间以扑灭铁路线上的鼠疫；（三）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四）中共中央东北局、人民政府应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对防疫工作给予更多的帮助。
8月12日 起草中央复员委员会的通报，转发《华北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整编工作应注意问题的报告》。
△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恢复陶行知生前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请示报告。
8月14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说明印度驻华大使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提出约谈西藏问题的用意，并告拟于本周会见潘尼迦时的谈话内容：“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当天，毛泽东批：“同意这样办。”
8月17日 审阅董必武《关于政法系统三个专业会议给政务院党组的请示报告》，并批写意见：（一）“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逐渐做到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城市建政工作亦应以民政部门为主管部门。目前各省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县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各大城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区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二）“目前新区正准备进行土改、整理财经、开始建设，在编制上应多于老区。三年后此种情况将有所改善。”（三）各地监狱的归属问题，“尚待与史良部长谈后作合理解决，监狱全归公安部也不合理，应是：监狱归司法部门，看守所归公安部门”。
△和董必武、罗瑞卿、李维汉〔注〕等研究政法系统三个专业会议尚待解决的问题和尽速成立中央警卫局、在中央军委通讯联络部下设立交通局等事宜。
〔注〕李维汉，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8月18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谢觉哉所作的《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时说：“在一定时期内，民主建政、救济工作和复员工作是民政部门三件主要工作，其中民主建政最主要。”民主建政又以开好县的和大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该项工作的重心。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中，劳动人民占多数，资产阶级是步数；但在讲话和文件中都要注意少数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也才能使绝大多数人团结一致。这次民政会议抓了民主建政，这是对的。公安、司法、民政三部门都担负着保护人民、反对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只是在分工上各有重心而已。
8月19日 致电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袁仲贤大使到达新德里后，即可电约以夏古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新德里晤谈，由袁说明：“印度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通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它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因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所以“只能由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商谈，外人不能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你们要“以极关心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的招待为要”。
8月21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注1〕，转报伍云甫〔注2〕《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的报告》，拟予以批准，称：“中国红十字会尚有些社会事业基础，特别是医院及卫生人员，我们必须予以接管和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现已改组完毕，拟推李德全、伍云甫二人前往出席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
〔注1〕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注2〕伍云甫，时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
△和孔原、钟赤兵、滕代远，章伯钧、傅作义等研究船舶进出口的联合检查问题。决定：在各主要进出口岸应设立联合检查会议，以求各部门检查工作的统一配合。在港口、火车站、飞机场，分别以港务局、铁路局、民航局等负责主持。应将防务与检查严格分开，前者由军事、公安部门负责，后者仍由港务局等负责。港口、码头、仓库原则上由港务局统一管理。
△和滕代远等磋商中苏铁路联运问题。
8月22日 约廖承志〔注1〕、孔原、南汉宸、王诤〔注2〕等研究华侨眷属福利问题。决定：（一）为了照顾侨汇，不收取“双程邮资”。（二）在厦门等地因物资缺乏而致物价尚未稳定的地点，暂时特准某些物资入口，以便利侨眷。（三）对留用的旧海关人员应进行教育，使其改变过去对人民的不正确态度。对走私必须严禁。
〔注1〕廖承志，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注2〕王诤，时任邮电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
8月23日 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问题。决定：（一）待聂荣臻回京后，再一同与林彪商决。（二）粮食、草料、煤由东北供给。（三）经常费由总后勤部从边防军原来所属的第四野战军中拨出转给东北军区。（四）预算外的一切作战费统由中央支出，东北代付。（五）由于前述原因，东北所增加的货币发行，由中央拨付其所需的棉花、棉纱、布疋作为支出，以换取东北货币回笼。二十四日，周恩来将研究结果函告毛泽东，并将由聂荣臻、杨立三署名的《关于边防军几个补给问题的解决办法》送审，同时说明自己和薄一波认为，为了不使东北货币发行负担过重，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当天，毛泽东批准了会议所作的决定。
△夜，听取雷英夫介绍中央军委作战局〔注〕关于朝鲜战局的研究结果：敌军可能在仁川、元山、南浦等地登陆，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重视。随即带雷前往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指出：作战局的分析和判断有道理、很重要。为此，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二，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注〕当时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由中央军委作战郝部长李涛兼任，副局长为张清化、张水发、雷英夫。
8月24日 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题为《建设与团结》的报告，说：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创痍，是一个破烂摊子。”应当看到，“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因此，我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现在“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第二，修筑铁路。”“第三，制造化学肥料。”“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必须破除九户之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雅·亚·马立克、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
8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史良作的《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的综合报告》时发言，阐释司法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当前司法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其次是处理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案件，再次才是处理人民中间的纠纷。司法部门要有政策观念，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是不对的，必须纠正；对犯罪者，只强调教育改造，也不对，也必须纠正。镇压与宽大、惩罚与教育必须结合起来做，才能达到瓦解敌人、改造罪犯的目的。还指出；新旧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法律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对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等实际情况的分析制定的，而旧法律正好相反。在听取郭沫若作《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五周年庆典经过的报告》后发言：朝鲜民族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血肉关系。朝鲜人民帮助过中国人民。现在朝鲜人民正抵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这是替亚洲人民打头阵、当先锋。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
△致电高岗、贺晋年并告倪志亮：有关同朝鲜的对外交涉事宜，“应先电中央批准，经外交部系统统一办理，不要直接电令大使馆，以免分歧”。
8月25日—9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参加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就治淮工作的方针问题提出指导意见。会议分析研究了淮河的最大流量和淮河各段的危险水位，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步骤。
8月26日 主持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在会上报告朝鲜战争形势、我们肩负的任务和应做的各项准备工作等。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作为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是兄弟国家的问题，看作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还应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一一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根据两月来的作战情况，不能不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消灭敌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充分准备好，要一出手就胜。美帝国主义目前要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它的战线过长，运输线太远，战斗力太弱。它克服这些弱点，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它发起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它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这样，它就更难发动世界大战。即使发动起来。我们也有把握很快地将它击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今天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作为准备阶段的建军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发展胜利和巩固胜利。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备战阶段，周恩来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
△就新疆交通厅擅自派人去苏联商谈中苏在新疆与阿拉木图间通邮通报，并已签订临时通报协议一事，致电鲍尔汉、王震〔注〕并告彭德怀，这样做已超出中央规定的地方职权范围，应速行检讨并查明责任电告政务院。“中央早已规定，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中央许可，绝对不许进行对外谈判。”
〔注〕王震，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致电赖伊：“时至今日，联合国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之内”。“这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要求”。现在，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为代表。请即转达有关各方。
8月27日 和李富春致电高岗：（一）基本上同意关于东北与全国结合制订计划的意见。（二）“东北同志来京参加订计划，只能是与全国结合，确定方针、任务及重大的控制数字，及与全国重大生产项目的平衡数字等的计划纲要，然后据此回东北再制订详细计划。”（三）“关于财政、贸易、金融、农林各方面，均望于月底前各来一二人，并带明年的初步计划来。”
△就本日美国侵朝空军侵犯中国领空事，致电高岗、贺晋年等：“请令东北各地尤其是滑朝鲜边境各地及各空军基地严格防空，严格监视美机越境事件，按日分别次数、时间、种类、数目及有无扫射乃至轰炸等行为，并其损害结果，经东北军区电告军委。”
△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抗议美国侵朝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沿鸭绿江北岸射杀我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惩办肇事者并赔偿一切损失。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制裁美国侵朝军队派遣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撤退其侵朝军队。三十日，再次致电安理会，抗议美国侵朝军用飞机继续侵入我领空，杀伤我国人民，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朝军队扩大侵略的行为。
△致电邓子恢：“陈铭枢〔注〕将于下月初赴中南开会，并就农林部长职。”陈所提许子威、朱江户二人，可同意调赴中南；陈要求带樊扯渊、李任奎及李家友三人去中南，并在农林部任职。“似均可接受陈的要求，予以任用。”二十九日，会见即将南下赴任的陈铭枢。
〔注〕陈铭枢，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8月28日 致电饶漱石：“水利部召开之治淮会议，已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幕。各有关地区均已派负责人员到会。苏北未派负责人来，望即派苏北区党委书记或行署主任来京，共商治淮计划。”
△约陈郁、姚依林等商谈中财委派人赴苏联参观学习事宜，议定在人选问题上应不分党派，能有党外人士参加，更能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8月29日 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在押的日本和伪满洲国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接国际惯例分级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8月30日 为继续争取西藏代表团早日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致电申健：袁仲贤大使九月中旬方可抵达加尔各答，如待他约见西藏代表团就太晚了，“故应由你以代办身分电约西藏代表团迅即至新德里面谈前来北京问题”。“关于此点，我们将于八月三十一日面告潘尼迦大使，并告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康西部预定的行动即将开始，我们很希望西藏代表团在九月中旬就能赶到北京，以利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如在得电后即来新德里商谈，望即根据我八月十九日去电内容欢迎西藏代表团立即动身乘飞机经香港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