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黄敬谈海河工程。
8月31日 鉴于香港政府限制中国在港对外贸易，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并华南分局电：“为统一我对外贸易步骤，以利于冲破这种限制，最近中央贸易部邀集香港方面我各单位贸易机构的负责人来北京商讨各贸易机构的联合经营、统一领导问题，已得出一致结论，并提出《关于香港各单位贸易机构统一方案》。”“中央现批准该方案，并发给你们，望即照此执行，以利对外贸易斗争。”
△召集薄一波、叶季壮、滕代远、南汉宸等开会，研究外汇的合理利用问题。商定；在目前外汇仍在积压并由此带来较多的贬值损失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对策是扩大进口。除扩大必需品输入外，尚可大量供给私商外汇，鼓励输入汽车、汽油甚至铁路设备等，引导私人资本来发展国内生产、交通事业。对资本主义国家应有区别地同它们做生意。还可以继续地逐步降低外汇牌价，特别是降低港币与其它外汇的比价。对苏联非贸易汇兑协定应尽快签订。
△批准公安部《关于建立边防组织计划（草案）》。《计划（草案）》规定：组建的边防公安武装将直接受各省、自治区边防局或分局领导，该组织编制与人民解放军相同。
8月下旬 和杨立三会见准备前往沈阳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针对他提出的将已准备好的军用物资先期运到朝鲜隐蔽起来的建议说：出国作战，关系重大。部队什么时候过江，什么时候打，现在说不准。为了保密起见，物资先不要过江，而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8月下旬—9月初 多次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商谈加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连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七十万兵力。第一线五个军十五个师，除东北十三兵团四个军外，再从中南军区调五十军集中东北；第二线三个军十二个师，从华东军区调九兵团于十月底集中济南至徐州一段；第三线三个军九个师，调西北军区十九兵团于年底集中。《计划》对边防军兵员补充、步兵师武器调整、弹药补充和后方勤务等重要事项作了详细规定。这期间，周恩来分别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就高岗八月三十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就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的迁移问题。和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进行磋商，“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防御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可根据实际可能，分别现在就搬、布置好了再搬、等到非搬不可再搬三类，以及搬往北满或搬一部分到关内两方面着手”。九月三日，将《计划》要点和对高岗所提问题的会商结果函告毛泽东、刘少奇。
9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八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的说明，指出：在华北五省二市上面不需要设立大行政区机构，但需要设立华北事务部这样一个幕僚性的工作机构，为政务院一个直属单位，负责联系、调查、帮助政务院对五省二市的领导。在讨论罗瑞卿作的《公安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综合报告》时说：中国的旧警察是旧政府、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对这个工具一定要加以粉碎。但旧警察中的多数是为了混饭吃才干这一行的，受过法西斯训练的并不多，因此是可以改造，而且应该改造的。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要你学习，愿意改造，就一定有前途。不会被裁减。今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应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多吸收工农劳动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公安工作，增加骨干力量，同时建立奖惩制度。会议决定政务院增设人事部、华北事务部，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9月2日 约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一）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二）到九月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十月动工。以三年为期，根除淮河水患。
△约苏联军事副总顾问柯多夫、顾问康托夫等商量为加强东北边防军而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问题，并向苏联政府提出订货计划。十一日，再次会见柯多夫、康托夫，得悉苏联政府本日答复可以满足中方的订货需要。
△为组建更多的空军部队，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空军设法在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即组建一个建制为三十团的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
9月5日前 和郑洞国〔注〕谈话，向他了解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军队在缅甸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的战斗力状况。
〔注〕郑洞国，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为驻印度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
9月5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会上作《外交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将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国在侵略台湾，朝鲜后，又入侵我国领空，射杀我国人民，目的不外是想对我国边疆的防备力量做一个试探与侦察，结果碰了一个钉子。我们要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最近我国已向所有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派出了大使，这将加强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外交活动。我们不仅要同已建交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也愿意和它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会议批准在政务院下增设人事部（安子文为部长）、华北事务部（刘澜涛为部长）。
9月6日 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研究制订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和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收支概算。七日，将会议研究情况函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并告：（一）政府系统的整风，“现各部门正在开始进行，集中注意力检查领导骨干及各部门本身业务中有关思想、政策、关系、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预计十一月可先后结束”。（二）“九月二十日前后可对政府各部门编制人员、开支收入及房屋器材的精简节约作出结论，然后向全国推广。”
△在马叙伦〔注〕《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上批：我们对待教会设立的学校的原则是，在遵守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及《共同纲领》的条件下，可以继续办下去。教会与学校的关系，只是协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科的关系。学校课堂、礼堂中不容许做礼拜。学校中可以设立宗教选科，圣言会可以保留，但学校人事和行政方面，绝不容许教会干涉。教会可以开除它认为所谓背叛教义的教徒的教籍，但绝不容许干涉这些教徒的教授地位。
〔注〕马叙伦，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财委指示：“同意你们批准永利、久大两公司与政府合营的要求，但一切具体商谈仍应采取明确而又审慎的方针。”
△在师哲〔注1〕反映北京市立第三医院医疗作风上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贺诚、苏井观，傅连暲〔注2〕：这所医院“不论归谁管辖均应予以严格检查。如旧人员多，应加以严格政治教育并加派我们的医务人员去加强。凡不称职或敷衍失职者，必须撤换或加以处分”。
〔注1〕师哲，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兼中央编译局局长。
〔注2〕贺诚、苏井观、博连璋，当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9月8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德全作的《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时发言：中医现在登记的有九万，实际要超过此数，西医才有二万，两者人数相差很多。中医是中国土生的，它有治病经验，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医理没有西医科学；西医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国医生少，西医更少，而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我们要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并推动中西医的团结。中西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扩大医疗队伍，更好地为人民治病。团结的主要责任在西医方面。在讨论南汉宸作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的报告》时指出：从本质上看，银行应该是属于国营的。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为了照顾私营银钱业起见，没有把全部银行国有化。国家对于私营银钱业既要指导，也要严格管理，不准投机倒把。会议批准这两个报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申健电：“对西藏代表团应促其早日前来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一章，是我们商谈的根据；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的影响，保卫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概维现状，达赖活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代表团愈早到京，愈会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相信中央与西藏一定会很好合作的。”
△夜，听取奉命回国的柴军武汇报目前朝鲜战场敌友态势和朝鲜后方的有关情况。二十日，约见柴军武，要他尽快偕张明远、崔醒农、何凌登、汤敬仲、黎非五人以武官名义前往朝鲜勘察地形和深入了解战况。
△签署《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指示》指出：新解放区即将开始的这项工作，“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联到巩固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广大人口的负担问题”。已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是根据新解放区一般情况，特别是还没有经过土地改革的情况，同时又参考去年征粮经验，加以制订的”。“根据这个条例，农业税的税率降低了”，“各阶层的负担比例更趋于公平合理，对地主也有了适当的照顾”。各级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政策，“不得擅自改变征收税率，不得自由加重负担，层层加派，亦不得夸大困难，借故减少应征数字”。
9月9日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就他说明印度政府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曾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交换意见一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参加联合国，这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情。其所以不能通过，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的阻挠。美国现在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如果它不加阻挠，中国就能进入联合国。至于所谓“攻击”问题，恰巧是美国攻击了中国。然后中国才攻击美国。谁占领了台湾呢？是美国第七舰队和它的空军。当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都要反对。要中国人民不反对美国，美国政府应改变其侵略政策。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南京市委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电：“南京初解放时，各前外国大、公使馆门口都设有武装警戒，何时取消，中央并不知道。现前埃及代办处既发生匪徒劫案，亦可能引起特务对外国使馆施行挑衅阴谋，故对各前外国大、公使馆仍应恢复武装守卫门口办法。”
9月12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华东军区所提沿海防务的各项问题和加强东北边防军方案的实施问题。
△致刘伯承、邓小平并陈赓、宋任穷电：“根据中苏贸易协定，我国今年需要交苏联五千吨钢，根据中贸部报告，以现有生产情况，实难完成。”为了实现交货任务，“拟即由中财委派专家陪同苏联专家来云南实地勘察，研究改善生产并解决运输问题”。请你们“转告当地有关机关，尽一切可能对有关资金、干部、技术、物资等问题多予帮助，务必能达到交货五千吨”。
9月13日 就毛泽东十二日来信提出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委外，其余部门一年来未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中财委、文委系统有的部门也如此事，复信毛泽东：政法系统最近开了内务、司法、公安三个专业会议。会后，“我即催促他们党组作报告，三个报告均已送到，因我对他们报告有些意见，故尚未送中央传阅（三个报告明日送上）“这个耽误责任在我不在他们”。政府党组已发通知催促其它部门向中央作报告，“有的已送来，有的仍在催促中”。
9月14日 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扩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介绍朝鲜战争形势，着重阐述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条件。并说，在两三年之内，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好了，知识分子便不是失业的问题，而是不够用的问题了。训练、培养大批妇女知识分子，是妇女进一步解放的关键。
9月15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全国火柴工业会议总结报告》、《全国橡胶工业会议总结报告》时指出：应该开展行业间的竞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反对租制滥造。
△致潘汉年、夏衍〔注1〕转吴耀宗电：“先生为发表宣言〔注2〕，推动各方，备极勤劳，至可感佩。此项文件，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
〔注1〕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注2〕指《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教会革新宣言。
△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
9月16日 召集杨立三、张令彬、戎子和〔注〕商议一九五一年军费预算问题。
〔注〕张令彬，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戎子和，时任财政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9月19日 复袁仲贤十七日来电：“你与西藏代表团的谈话甚妥。”如代表团行期已定，“只需帮助他们按时动身即可”。“如该团尚迟疑不决，你可邀其团长来馆告以‘中央人民政府约你们在九月中旬前往北京之限期已过，而刘伯承将军部队依原定计划在西康西部的行动，西藏方面必生疑虑；欲解除此虑，只有西藏代表团早日去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别无他途。’看他们如何回答，再作定夺。”
9月20日 就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朝鲜人民军主力一事，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建议“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
9月21日 约傅作义、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
9月22日 接二十一日晚毛泽东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的批示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说明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待饶漱石、邓子恢十月初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至于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之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转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为了保证治准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理文电交（政务）院核发”。
9月26日 在欢迎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宴会上致词，祝英雄模范们在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中更加努力。
9月27日 和薄一波联名签署《关于编造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预算的指示》。《指示》规定，本年度的财政体制为：“在统一集中的总方针下，采取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分工管理制度”。预算编造年度用历年制，即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一年度。
△致电赖伊等，控诉美国政府破坏我国航行权的侵略暴行，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将此案与我国控诉美机侵犯我国领空案一并列入大会议事日程，接纳我国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和参加讨论。
△为适应形势需要，加强空军建设，召集刘亚楼、王秉璋〔注〕商议有计划地向苏联订购各类军用飞机事宜。
〔注〕王秉璋，时任空军参谋长。
9月30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说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时指出：一年来，中国人民从全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美国所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共二百○三个师，约二百一十八万人。这样，使中国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自己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就从此永远不可挽回地被推翻了”。在介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的情况时强调：“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这是紧接着人民解放战争而来的中国第二场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论述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时说：“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状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迫切的任务”。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还不是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为了达到根本好转，除了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大量地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的经费以外，还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它从适应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即国家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互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它五个协定的批准书。
10月1日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四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为国庆一周年题词：“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胜利而奋斗”。
△夜，致电倪志亮并转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10月3日 凌晨一时，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刻报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随后，尼赫鲁转告了美国。
△会见来北京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就朝鲜作战的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10月4日 致电倪志亮：“根据目前情况，我武官观察组不要去三八线以南，应分为两个小组：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度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主张。
10月6日 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三次会议。在讨论孔原作的《全国海关关务会议总结报告》时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设关的问题，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有关原则来设或不设。”“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不能像工厂的房产那样，整套地接收过来”，如海关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们不能接受，必须否定。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在讨论马叙伦作的《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时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军事和政治的侵略已经失败，经济和文化的特权还存在着，这些特权我们必须有步骤地收回。对辅仁大学事件〔注〕，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必须将其教育权和财产权收回。但对别的教会学校，可以允许继续自办，如有类似辅仁大学情况的，也照此办理。
〔注〕指这年六月该校发生的教会势力公开反对中国政府教育政策的事件。
10月8日 代表中共中央，和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 抵达莫斯科。
10月11日 午后，和林彪抵达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养的斯大林会谈。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洞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持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十二日，周恩来飞返莫斯科。
10月13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电文告知：中央政治局在收到联名电后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电文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我国财政预算能“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本日夜，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10月14日 根据毛泽东十三日电和斯大林十四日复电内容，致电斯大林，提出八个问题请求答复。其中有：“苏联政府除派出志愿空军参加在朝鲜的作战〔注〕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及其它兵工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并随电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注〕苏联政府派出志愿空军参加在朝鲜的作战，指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收到毛泽东三时来电。电文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电文再次提出十三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随后，又收到毛泽东二十一时半通报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的来电。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政务院颁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0月18日 返抵北京。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的中共中央会议，介绍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出兵援朝等问题的情况。鉴于斯大林虽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九日入朝作战。
△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侵朝飞机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扩大侵略的行为。
10月19日 致电柴军武：今后“大使馆工作重点仍应随朝政府行动，与朝政府保持联络”。
10月21日、23日 邀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王昆仑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听取意见，回答问题，指出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和对中朝两国力量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最后，大家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取得共识。
10月23日 就本月二日赖伊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一事，复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所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此后，召集伍、乔等代表团主要成员开会，确定联合国之行的政策方针，交待出国前应做的准备工作和出国后的任务。
10月24日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使朝鲜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迫切需要国际的援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因为：第一，“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第二，“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所以我们要理，要管。”“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10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开始。这次战役至十一月五日结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人赶到了清川江以南。
10月26日 约聂荣臻、萧劲光等审查向苏联提出的中国海军所需装备的订货计划。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注〕电：由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为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我提议即粮我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偕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建设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
〔注〕菲利波夫，斯大林代称。
△审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说：“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10月28日 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抬二十七日逝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遗体入棺，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三十日，送殡至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总署是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其工作职责在于着重实行对于全国公私营出版事业的领导，“按时提出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以利于各公私营书刊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在统一的方针下分工合作”。今后，“出版总署应当推动和组织报纸、杂志、广播中关于出版物的介绍批评的工作，对于优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应予奖励，对于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应使之渐次淘汰”。
△签发通知：在东北目前备战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得再向东北抽调干部；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向军队抽调干部时，应一律经过中央组织部或人事部统一向中央军委提出，不要直接向军队要干部。
10月30日 和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商谈我国飞机修理厂和飞机引擎制造厂的建设问题，说明：我们计划在东北现有工厂的基础上进行兴建，拟分两步走，首先做到能够装备和修理飞机，制造某些飞机零件，待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发展为飞机制造厂。建议苏联先派设计组来我国实地考察，然后提出建设计划。沙哈罗夫同意这一建议，并告菲利波夫已复电同意萧劲光等去苏联商谈中国海军建设问题。当晚，周恩来将所谈情况函告毛泽东。
10月31日 召集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罗瑞卿、杨尚昆、刘仁〔注〕开会，商谈全国防空工作问题。会议决定：（一）在敌人未发动空袭之前，先成立防空筹委会，研究和计划全国防空工作的各项准备。筹委会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组成，李立三兼秘书长、杨尚昆任副秘书长。一旦敌人发动全面空袭，即成立公开的防空委员会，并按预定计划进行教育、动员和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二）防空工作应坚持的原则是：一般人员和普通物资均不作远距离的疏散；人民防空组织与训练，需要马上着手进行，但不要使惊动面太大，可先召开人民防空训练班；军事上的防空，由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拟订计划，经批准后实施。
〔注〕刘仁，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
11月1日 致信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11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时发言：尽管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有水灾，但是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而且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因此，国家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治理淮河的原则是：“一、统筹兼顾，标本兼施”；“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四、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一）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切实地采取必要办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二）“为了正确地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三）“人民司法工作的当前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四）“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坚强干部作为骨干，并须教育他们重视司法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水平。”（五）“今后司法经费，由国库开支；所有司法罚款、没收财产等收入，均应统一缴归国库。”
△为了做好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的工作，致函杨立三、贺诚：同意你们本月二日关于建立有十万床位的医院的部署，望督促这一计划的完成。同时应准备制订明年第一季度建立第二批有十万床位的医院的计划。
11月4日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阐明中国人民对于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自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为了保证及时将抗美援朝军用物资运到前线，致函杨立三、滕代远并告陈云、薄一波：（一）各部门所提运输计划必须具体，“并得负责机关批准后才接收任务”。（二）所有军事运输计划必须经中财委批准。“两种计划超过实施可能时，应先军用后财经”；如遇特殊情况而发生孰先孰后问题时，“得提交我来解决”。（三）“今年内整个运输计划，已责成杨立三于两日内拟好军运计划，至本月七日召集军事、财经两方面一道开会解决。”
△审定中央军委致华东军区负责人陈毅、饶漱石、唐亮、张爱萍〔注〕电。电文说：为了加速空军建设，以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现将由华东准备调出改为炮兵的四个师改调给空军，“作为今冬建设六个师的机构和部队”。
〔注〕陈毅，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唐亮，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爱萍，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
11月5日 起草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由于我人民解放军步兵武器的主要来源，过去是缴自敌方，枪炮口径极其杂乱，弹药生产相当困难。为解决我入朝部队即将发生的困难，请供给我国三十六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电文于六日发出。九日，周恩来会见沙哈罗夫，得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步兵武器，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请沙哈罗夫电催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务于十一月内运到，“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头”运来。
△约陈云、薄一波、聂荣臻、滕代远、叶季壮、杨立三、贺诚、张令彬、刘澜涛、安子文、刘鼎〔注〕等研究东北支前工作。
〔注〕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北事务部部长；刘鼎，时任重工部副部长。
△派张令彬于六日前往东北实地调查了解志愿军出国后在后勤供应上存在的问题，并就所审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在给东北军区负责人的信中说：解决方案“凡有不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正”。“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张令彬回京后，即听取张的汇报，并对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派刘亚楼本日晚去东北，向高岗、李富春面报空军在东北的部署问题。
11月6日 颁发《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这之前，在同廖承志、李初梨、彭光涵〔注〕研究修改该《处理办法（草案）》时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据此精神，修改后颁发的《处理办法》对华侨的一些特殊情况给予了照顾。
〔注〕李初梨，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彭光涵，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
△为了精简机构，和毛泽东批准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办事机构，决定政府委员会开会、举行招待宴会和典礼等项工作转由政务院负责办理。
11月上中旬 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注〕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陆大的筹建事宜。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共同研究办学的方针原则、学校的编制与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正式校名与校址确定和军事、政治、文化课的具体内容等问题。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周恩来确定：（一）为了方便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大的校名正式定为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并且指出：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最后责成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三次会议精神，尽快写出一个办校的综合意见。
〔注〕陈士榘，时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
△和朱德指导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会后，召集军训部部长萧克等讨论修改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