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 为处理岭南大学十一名美英籍教授离境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南分局电：这些人中，“如犯罪有据，应办罪驱逐出境。如无罪则可据其请求批准出境”。对其中“非反动分子，且为学生所欢迎而目前又不愿离校者”，应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美籍教职员指示精神，“暂不解聘，以示区别”。
△致信毛泽东并转聂荣臻、粟裕〔注〕：总干部部对干部任免的批报问题曾有须“获主席批准”的规定，当时我曾要求对中央军委各类文件的批报问题拟一办法送审，“迄今将近一月，来见拟出，实为不当”。现要求“三天内召集有关单位拟出批报手续数条，送主席批准后通报各方。我们即好依规定办事，否则漫无准则，不是违反纪律，就是增加负担”。
〔注〕粟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月16日 在怀仁堂作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的实施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去年的财政收支概算在执行过程中，不仅收入增加了，支出也增加了，货币发行因为没有超过原定计划，从而维持了市场的稳定。去年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有成绩的，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和认真总结上一年度财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今年的财政收支总概算，它的计划性比去年的更准确，更接近实际。从本质上看，这个总概算体现了我们今年工作的总方针和工作重点。因此，我们要重视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它的实施。各部门、各地方进行建设工作时，要注意四个条件，即：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强于求成，努力实现稳步前进的方针。不照顾到这四个条件，计划就难免不切实。领导者的工作，是作计划、布置、检查和总结。这些都要与群众结合，要层层分工负责，各负专责。要让本部门工作人员了解全局，要会教育本部门的人，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总之，领导者要学会作计划、布置、检查和总结工作，对工作要抓紧，但不要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1月17日 复电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重申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并指出：中国政府不同意该委员会本月十三日通过的“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这是因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而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为此，中国政府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召开中、苏、英、美、法和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就迅速结束朝鲜战争问题进行谈判。
△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参加的茶话会上讲话：宗教界提出的“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应该提倡，人民政府一定支持和赞助。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爱祖国，人人有责，包括无主教徒在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并不矛盾。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善良的教徒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不能算作教友，犹如像我们共产党里的张国焘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
1月17日、19日 召集陆定一、贺诚、邵荃麟〔注〕等开会，研究接收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和医院的具体办法。决定：（一）关于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凡教职员工和学生有了觉悟，其它条件也已成熟的，可以接办；确实难以维持的，亦可接办；神学院与宗教学院的外籍教员，只要不反动仍可留用。（二）对受美国津贴的医院，不可企图一次全部接办，可以先接办京、津规模较大的医院。
〔注〕邵荃麟，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处长。
1月18日 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致电高岗转欧阳钦、韩光〔注〕：企业移交工作结束后，亟须解决各企业苏联工作人员继续留任工作的问题。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制成名单，并派人于下旬来京作最后确定。企业接收后，苏方全体人员的薪俸由“我方照发，务使人心安定，不妨碍移交后的照常生产”。
〔注〕韩光，时任旅大市市长、旅大区党委副书记。
1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滕代远作的《铁道部一九五○年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时指出：铁道部去年的工作是财经部门中工作成绩最突出的，这是全国铁路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果，但也有不足之处，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同志对铁路运输的业务还不熟悉。铁道部应争取在今年内实行经济核算制，应吸收一批失业的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并担负起改造他们的责任。
1月20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回答统战工作会议代表提出的有关问题。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有三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我们必须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并把它同土地改革、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抗美援朝的前提下，对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恶霸等进行严厉的镇压。这样做，不但劳动人民称快，就是上层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也会拥护。但这并不等于扩大打击面，我们所要打击的只是真正穷凶极恶、被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和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而不要波及到次要的、胁从的或过去做过反革命的事现在已经改悔了的人身上去。”同时，“在抗美援朝的大前提下，可以使土改的工作更迅速地推进”。强调：“现在全国所有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并不多。”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我们应该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没有组织的群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和考验这批人”。
△就中南军区未严格遵循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保证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总概算的实施问题的指示，在预算中擅自将扩兵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数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党委电：“今年全国军费开支浩大，无论如何中央不能批准这项超过计划、先斩后奏的预算。”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各地对中央指示是如何讨论、传达并保证实施的，望在一月底以前给中央报告一次。
△致电高岗李富春：“北京中央各机关团体组成之慰问团，已于十四日出发赴东北慰劳。现中央正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慰问团赴朝鲜慰劳前线部队。”
△夜，偕聂荣臻、杨立三、刘亚楼、陈锡联、吕正操〔注〕等赴沈阳开会，次日傍晚抵达。
〔注〕吕正操，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
1月22日 和聂荣臻、杨立三等出席东北军区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即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听取各方面汇报，同大家一道总结志愿军入朝作战三个来月的后勤工作经验，研究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商议加强和改善供应状况的办法与措施，并就加强后勤组织、建设兵站线、战胜敌人对后方的破坏等问题作出决定。当大家反映大盖帽不便防空、爬山、钻林，战士穿套头式的军衣负伤后不好脱时，即建议将帽子改成“解放帽”，军衣改成对襟式，棉衣加扎绗线。并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分析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趋势，介绍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和贷款的情况。
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实施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习惯于分散经营，习惯于一把抓、一揽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就是要从过去供给制过渡到经济核算制，走向计划性。这就要求在各方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必须要有全局观念，必须要求统一，必须订出计划，需要很好的分工，严密的组织，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集中，而不能各自为政，不能要怎样搞就怎样搞。财政状况和市场的稳定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只有这样，才能使前方胜利和后方巩固结合起来。
1月2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其提出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一总结性的表示，以便动员中立国家和英、法、荷等西欧国家人民一事。回答说：中国政府在为争取和平的努力中，曾多次发表过声明。今后有适当的时机，会继续发表意见。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美国侵略朝鲜的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就更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有了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才使美国政府目前想停战休息，准备再进。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这一志愿行动的话，则第二步早已侵略到中国大陆上来了。现在美国政府想停，就该真正停下来，结束朝鲜战争。我们反对先停战后谈判，因为美国想在停战后无休止地谈下去。根据我们的经验，与美国这样好战的政府争取和平是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袁仲贤并告邓小平、贺龙〔注〕电：“你接见达赖两代表及所取态度是对的。你可邀请他们来谈，告以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活佛派往昌都接洽的二位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即通知昌都人民解放军于他们到后，给以很好招待，并负责护送昂布等人前去北京。唯藏康路远，一时不易到达，仍盼达赖活佛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至香港转广州来北京。”“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而且将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并望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
〔注〕贺龙，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月31日 召集李维汉、汪锋、范明、牙含章〔注〕开会，商议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藏事宜，强调护送班禅返藏的重要性，要范明、牙含章尊重并从各方面关心和照顾好班禅，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问题也作了周到安排。二月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这年十二月十九日班禅从西宁动身返藏，次年六月抵达西藏日喀则，结束了自九世班禅起二十九年的流浪生活。
〔注〕汪锋，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范明，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牙含章，时任甘肃临夏专员公署专员，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新疆公安厅搜查并驱逐英国驻迪化〔注〕领事何仁志一事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外事委员会的指示。指示指出：英领事利用教会为基础，在解放后继续开展间谍活动，挑拨新疆各民族感情，新疆公安厅因此将其驱逐出境，这在基本上是对的，因为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处理此案中，手续有不妥之处，即未经请示中央即对何仁志住宅实施搜查，这是无纪律的错误。“这样有关外交的重大斗争事件，各有关方面，首先是新疆公安厅，都未及时上报，及时处理，致使我们陷于被动。”“各地地方政府在处理重大外侨案件——特别是对前使馆馆员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在处理前提出意见，请示中央，经中央指示后，遵照执行，决不可先斩后奏，草率从事。”
〔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1月底 致函毛泽东，告以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三个文件，均在刘伯承来京时请他研究过，“嗣经我与刘、聂、萧（克）一起商谈时，认为目前先以草案由总参谋部颁发试行为好”。经毛泽东审查后，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二月一日颁发命令，在全军试行。
2月1日 和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十二亿三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2月2日 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拒绝亚洲和阿拉伯十二个国家提出的召开七国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远东其它问题的提案，并且通过美国提出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二月一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美国的这个提案，“这就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最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美国的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美国政府干涉和侵略朝鲜，“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在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因此，美国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使美国提案“彻底归于失败，将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亚洲重要问题开辟道路，而且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及恢复联合国宪章的尊严奠定基础”。
2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注〕。但望注意：敌人此次进攻虽以主力九个师旅放在西线作为主攻，但南汉江以东仍有八个师纵深配备进行助攻，而沿海又有两个师“为之策应，其特点为力求东西呼应，齐头并进，其弱点为东线伪军多力弱，山多呼应难。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必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因此，“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卒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击一部”。电文对宋时轮兵团第二十六军、韩先楚集团和杨得志兵团的任务也作了布置。
〔注〕指在第四次战役中所采取的防御作战的方针。
△就第十九兵团入朝参战准备工作就绪后，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从山东兖州出发途经天津时来京接受任务一事，致函毛泽东：“杨得志已到，拟告其讲清任务，激励士气，带好一切东西，准备到安东候令出发。”五日，会见杨得志、李志民，说：党中央对你们入朝前的准备工作是满意的。主席多次对德怀同志说，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同志，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要非常重视。接着介绍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的光辉业绩和彭德怀指挥的第三次战役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还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扬开泰”！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兵团由安东入朝参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你们对拉萨和谈代表的欢迎布置是对的。达赖已执政，现确在亚东附近，据其代表到印度向我袁大使说，达赖及其家族尚不愿离藏。”达赖派出的两个代表将到昌都，“望预告张国华等，不忙先谈中央十条政策，应先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们可能提出要来北京”，待弄清情况后，再“有步骤地解释中央解放西藏的政策”。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挥，归东北军区后勤部管理，请你决定，以便军委早作决定。四月底，会见受彭德怀派遣回国汇报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听取他介绍前线后勤供应中存在的问题，并说：美帝国主义利用我们没有制空权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打掉了恐美病。同志们付出了鲜血，但教育了全国人民。美国会不会登陆中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前线我方胜利越大，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前线一定要打好。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制造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轰炸的办法。又说：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你们关于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想法很好，很重要，军委一定尽快地加以研究和采取措施。随后，安排洪学智上天安门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自辱接见。节后，又同洪学智进一步落实了解决志愿军后方供应严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五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统一指挥配属志后的各部队。
△签署《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2月6日 接见印度代办高尔，在谈到中国的容忍态度时说：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凡属于中国与亚洲各友邦国家之间的问题以至误会，我们一直是采取容忍态度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任何国家允许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容许帝国主义利用那个国家作为封锁中国及对中国不友好的基地，又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本国人民，我们就不能采取容忍的态度。又说：我们对于正在求得解放的亚洲国家的困难，是完全了解并非常同情的。这些国家的困难，正是帝国主义近百年或数十年来统治的结果，而帝国主义又利用这些困难，在这些国家内扩展势力。中国现在也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针对有的地方禁毒不严的现象，签发《政务院重申毒品禁令》〔注〕。禁令强调：“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旧存毒品，一律无价交由当地财委转送中央财政部保管”，零星分散的，“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监察或其它责任机关监督焚毁”；“政府和部队的卫生机关，须用鸦片做制药原料者，须编造具体预算，经中央财政部批准拨付”。
〔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政务院曾以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益的通令》。
2月上旬 多次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商讨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计划，并主持起草《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七日，致信毛泽东，汇报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八日，修改并审定《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从目前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具体计划为：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军。将十九兵团三个军、二十兵团两个军、二野第一批北调的三个军，及现在湘西剿匪的四十七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军。待第二番志愿军于二三两月先后开抵朝鲜，第一番志愿军即可逐步抽出整补。”“十三兵团四个军则留在平壤及南北地区整补（以三至四月为整补期）作为第二番部队的临时预备队，并准备与二野三月第二次北开的三个军及董其武兵团的两个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军。待需要时，再与第二番志愿军换班。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指示》对轮番作战的指挥机构设置、部队调动次序、兵员补充、武器调补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强调。军委责成各出动部队在出动前及出动后应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及政策教育”。
2月8日 致信阿尔希波夫：苏联专家一月十一日在政务院座谈会上提出有关法制问题的意见，“对于改善我们司法机关工作是很有益的”。中国“各级检察署暂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即中央最高检察署掌握统一的方针政策，同时给予地方政府按中央方针具体指导当地检察署工作的职权”。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习仲勋电：“请于二月十三日晚，赶到北京开会。望准时到达。”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注〕电：“中央定于十四、十五两日邀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来京开会，请你偕陈毅同志于十三日晚赶到北京为盼。”
〔注〕刘伯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2月11日 就彭德怀九日来电称对横城地区之敌发起反击一事，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和杨得志、李志民：“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入三八线可能。”“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卒应战。”“我们认为第十九兵团开进计划，基本上仍按原规定者不变为妥。”第十九兵团入朝后，“第一步以向平壤成川地区前进为好，便于机动”。部队分两路的行进路线和到达地区的具体位置，由彭发布命令规定。
△召集文委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华北天主教革新宣言和接收协和医院问题。商议决定：（一）宣言一要明确表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影响，二要坚持宗教与政治分开，梵蒂冈不能干涉中国的政治。（二）协和医院与中国医院合并，名称可叫中国协和医院，政府接收后，医院的经费不减少。
2月12日 出席中央复员委员会召开的复员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去年一年变化很大。年初，我们设想除准备解放台湾、西藏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转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去年春，就决定部队复员。以后，发生了国内土匪活动猖獗、国际上朝鲜战争发生的新情况，致使部队复员工作没有能继续进行。目前时局的中心问题，还是朝鲜问题。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抗美援朝。半年来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但同时又证明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把它打垮。
2月14日 为苏联《真理报》作《中苏友好互助同盟伟大的一年》一文发表。文章说：一年来，我们伟大的友邦忠实地履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给了中国人民以慷慨的援助，大大地帮助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14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八个问题。会议强调：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2月15日 和陆定一、贺诚研究决定：凡接受外国津贴的医院，应有工会代表参加董事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医院，立即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征购；对非接受美国津贴的医院，只令其登记，现不表示接收。
2月17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在发言中介绍国内情况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恢复，是为了打基础，准备新的建设。现在看来。朝鲜战争会长期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因此，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我们要充分准备对付敌人的封锁、侵扰和轰炸，巩固大陆、巩固国防。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让国内的部队轮流去参战学习。空军、海军也要去学习。
2月18日 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对朝鲜轮番作战部署数点改变的指示》。《指示》确定：“第二番部队改以九兵团（现暂缩编为九个师）、十九兵团及二野第一批北调的三个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组成；二野三个军（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编为第三兵团，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为副司令员、张南生为副政委。第三番部队改以十三兵团四个军、二十兵团两个军、四十七军及二野第二批北调的三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组成。董其武兵团作为预备队。”“关于后勤工作的一切部署，已责成军委总后勤部依此电令调整，并限两日内报告军委批准实施。”
△接何长工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在听取汇报后说：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建设是要算账的，我们的外汇不多，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国家吃不消，这样就不能照顾其它工业部门的建设了。可将建设的规模缩小三分之一。当晚，何长工遵示修改计划。次日，中苏两国代表团达成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三月十一日，约见返京的何长工、沈鸿、段子俊。
2月19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胡乔木：看了斯大林的谈话〔注〕后，我拟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中（已带走）加入这样一条要求：“‘和平理事会要求联合国大会应即取消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可耻决定，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朝鲜及远东问题的和平建议’，以代替原来只提出中国建议而未提出取消那个可耻决定”的一句话。本日，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即电告郭沫若。
〔注〕指斯大林本月十六日就目前国际形势问题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2月2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各大区负责人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关于本地区工作的报告，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条例》正式公布。
△约聂荣臻、刘亚楼、王秉璋等商谈空军入朝作战问题。此前，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志愿空军开始小规模实战锻炼。一月二十九日，在新安州上空击落、击伤美国空军飞机各一架。这是志愿空军第一次击落敌机。
2月22日 和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同已编入志愿军第三番部队的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谈话。
2月24日 得知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二十三日病逝消息后，赶往天津张的家中吊唁，评价了他一生的历史功过，并对其家属、亲朋和南开校友说：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但不应掩盖他不好的地方。校长晚年失节，但毕竟还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在津时，领衔组成张伯苓先生治丧委员会，所送花圈的挽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丧事后，视察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对南开中学同学们说：南开中学是我的母校，我那时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我也学到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后我参加了革命，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长期革命中受到锻炼，思想认识提高了，革命意志更坚强了，工作能力更加提高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教育的结果。现在，南开中学变了，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真是幸福。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认真锻炼。学了为用，学了就用，为工农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学得好，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月25日 和二十一日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共同召集中央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二十六日，和彭德怀进一步商讨在朝鲜作战的方针性问题。随后，连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并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国内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2月2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我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今后的战略部署：（一）从目前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在近期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八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三）目前，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在我既无后备力量又无空军掩护，而且供应很困难的情况下，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只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文还说彭德怀希望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此件经毛泽东审改后于三月一日发出。三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志愿军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并同意派遣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2月27日 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为保证三月份能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力争空军参战起见，除中国方面努力抽调高射炮部队加强防空并抽调工程部队、运输车辆提高机场修建速度外，请朝方能抽调两三个新兵师参加机场修建，解决人力不足之困难。”
2月28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南军区党委电：同意你们《关于一九五一年中南全军中心工作的指示》，可即下达。关于肃清残匪的工作，广东“必须于三月中完成，应杀之反革命、匪首、惯匪、恶霸，亦必须于三月中杀掉一批”；广西“应争取于五月间基本解决匪患”。
3月1日 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在中国的外侨问题，商定：在两年内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将反动外侨肃清，即对政治犯和政治性的刑事犯一律驱逐出境，有血债者应予判刑，大间谍案另行办理。
△为《学文化》半月刊创刊号题词：“努力学习文化，好提高政治、技术水平。”
△致电曾涌泉转郭沫若：“同意提居里〔注1〕与南尼〔注2〕为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候选人。”
〔注1〕即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
〔注2〕即彼得罗·南尼，时任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
3月1日—3日 继续召开各种会议，部署和进一步落实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的各项措施。三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第二番部队调动的行进情况、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的安排、空军出动计划、装甲兵出动计划、炮兵出动计划、运输计划、医院床位设置计划等，并告“中朝联合空军拟以刘震为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为副司令员”。
3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安子文部长作的《人事部一九五一年中心工作纲要》的报告时讲话：在革命进程中，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渐发展到了三百八十五万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我们就是靠这些干部建立了国家。这支大队伍中，既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还有留用人员；有专门技术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一般干部；有的虽然有斗争经验、政治水平高，但文化水平低，有的是政治水平差，有极少数的，政治上还不可靠。为了适应目前草创时期建设国防、恢复生产和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人事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加紧进行培养、提高、改造和训练干部的工作。当前人事工作有四项任务：（一）精简机构，明确分工。精简的目的，是要达到人数少，做事多。精简的主要办法是，减少层次和分工负责。（二）加强学习。学习是提高和改造干部的中心环节，提高与改造相结合。对于失业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加强其政治改造，一方面要加强其技术教育。这样，他们就容易就业。（三）巩固队伍。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但还有些不稳分子和异己分子。对于这两类人，经过审查后，要予以清洗。（四）照顾生活福利。去年，本想把供给制改为低薪制，低薪制的略加提高，但抗美援朝后，我们只有把这个计划推迟。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效率不会更加提高，对恢复生产和准备建设工作，都有损失，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设想各种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3月3日 向出席工业会议、财政会议和其它专业会议的代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的报告，介绍抗美援朝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问题。指出：朝鲜战争是长期的、曲折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进行恢复经济和准备建设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且抗美援朝打开了我们中国的局面，土地改革给了我们建设的基础。在这样一个环境和基础之上来进行准备工作，我们是处在有利的条件之下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是党的总方针。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要与这个总方针相配合。这两年中，我们需要抓的工作有：（一）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民就能供给城市以更多的原料、粮食。（二）城市工作，中心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民主阶级，努力提高生产，发展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有的到私人的都可以发展。（三）收集准确的为建设服务的各种资料。（四）培养建设人才。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少了。一旦进行恢复和建设工作，马上就感到知识分子不够。我们进行准备建设的工作，还要努力做到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政策，但同时又要注意不妨碍地方的因地制宜，不妨碍地方的积极性；并且逐步从供给制走向经济核算制。供给制是我们在长期战争中必然要走的路，但是到建设时期，供给制就不能适应这个需要了。现在已不是供给制时代，而是要走上经济核算时代了，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3月4日 为尽早实现朝、中、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同沙哈罗夫商议在朝修建机场事宜。次日，同刘亚楼、王秉璋进行磋商，设想了机场修好后中、苏、朝三国空军如何使用机场的问题，并指派刘亚楼偕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飞沈阳同苏联驻朝空军顾问会商修建机场及空军出动问题。
3月5日 听取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关于民航有关问题的汇报，批准：（一）改组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并由民航局为两航人员开办学校；（二）建立民航政治工作制度。
△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部门举行的凡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专业会议，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到科学院；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宣传中国和外国科学研究成果和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这些需要。
3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与我党负责同志共同组成”。任何地方都不容许忽视执行这个方针。“此事应成为各地今年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好坏的尺度之一。”凡新选举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中“非党人士的比例太少者，上级党委及上级人民政府不应予以批准或上报”。
3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银行和贸易工作时说：“重工业要搞，但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一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需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土改后生产发展，购买力增强后的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为国家建设准备条件。发展经济还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上下关系。今后，我们既要扩大同苏联和新赃主义国家的贸易，又要争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既要进口工业器材，也要进口一些日用品，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月10日 为东北烈属、军属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代表大会题词：“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优待烈属、军属，为保卫国家、争取抗美援朝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3月上旬 函告海军党委：“友方已决定帮助我们训练四艘潜艇（包括艇队、艇上、基地及随去翻译四百二十名），并要我们人员于四月二十日全部到达旅顺。”
3月11日 致电彭德怀并报毛泽东、高岗，提出在朝鲜修建机场应“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即先在苏联空军使用地区修成两个使用钢板跑道的机场（比较易修），将苏空军一个师先行进入朝鲜作战”。“在有了这一掩护，我再进一步修建平壤、美林两个机场”，“修成后，即可将中国空军喷气式一个师进至平壤作战”。“如此，再回过头来，修建苏军另一个喷气机师使用的两个机场，同时，也可掩护修建安岳、新幕、平康的前进机场。这种逐步修建逐步前进的办法，可以有掩护地相当解决上述人力、物力、运输力等困难，但时间的延长和空军参战的推迟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