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 就对方已图再次转弯，急切地要我方提出一个在“双方平等控制的地区”开会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根据目前情况看，“我方不宜再次拒绝更换地点，而应主动地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的会议，并在会议上成立有双方代表参加的机构来规定关于板门店会议地区由双方负责巡逻保护的严格协议，并保证此协议的执行”。六日，起草并发去以此为内容的金、彭七日复李奇微信。八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会晤，讨论恢复谈判事宜。
10月7日 在招待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外宾的茶话会上，回答外宾提出的问题。在介绍新中国的经济性质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及手段问题时说；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私有基础上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包含五种成分。这五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要走向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但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还要经过中国人民的考虑和同意，我们才会从容地妥善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中国是可以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10月9日 在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战斗英雄代表时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今天，“饮水思源，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代表的各老根据地的人民致敬，致谢”。并为烈士致哀。“我们的胜利是依靠了农村的，但今后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必须依靠城市。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所以，“应该下山，应该进城”。“假若不下山、不进城，就不能够取得今天全国性的胜利，革命就不会成功”。但是，“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如果忘了这些根据地，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应该受到批评。”“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政府这次派访问团去，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人民。想尽力解决一些问题。今后各省要关心老根据地的事，要帮助老根据她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最后，希望你们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介绍今年九个月以来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指出：“今后的任务是继续保证战争胜和，稳定物价，发展生产。”这样，对财政支出就要采取紧缩的方针。为达此目的，我们将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工作要一气呵成。整编后，部队人数将减少到三百余万。
△就我方代表团提出中立区范围扩大问题的两个方案恐不易取得协议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请你们考虑改为以下两种方案；（一）“开城至板门店至汶山划为一个长形中立区，即沿这条大道两侧各划三英里为中立区”；（二）“以板门桥为中心，划周围五英里为中立区，而由开城至汶山至板门店的两条走廊两侧各划三英里为中立区”。估计“对方可能较易接受后一方案”。
10月10日 审改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动员新兵的指示。在指示中增写：军委决定今年所布置的全国九十五万人的新兵动员计划，自令到之日起一律停止动员与集中。“其已动员报名和正在集中途中者一律登记姓名，留在原籍或转回原籍，生产待命，不再集中。从集中途中转回原籍者，应按规定给以路费。”
10月上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10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对于敌机此次扫射事件的处理甚妥。不论敌方明日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或图抵赖，你们除对其抵赖措辞应据实予以严正驳斥外，尚不忙表示最后态度，在明日联络官的会议上仍应坚持你们提出的协议草案。”
△致函中财委并各大区财委：“同意对国有土地出租后收租办法及归于何级财政的处理意见。”
10月1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你们对于对方意图的估计及今日联络官会谈时的方针〔注〕。”但在准备转弯时，“应相机说明汶山、开城应处于同等地位。在临时协议上，我方愿意保证对汶山半径五英里区域及汶山、板门店通道两侧各一英里半区域，不进行任何敌对行动”。在双方代表团讨论临时协议时，“可作为正式协议的草案，但同时亦不束缚关于开城、汶山两地及其对板门店的通道的中立范围大小的讨论”。
〔注〕指李克农来电所说的：“在十六日联络官会议上，我方主动提出划汶山半径五英里为中立区的提案，并作为临时协议样式交与对方，以期打开僵局。”
10月16日 针对对方在中立区问题上的顾虑和企图，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目前很怕汶山划成与开城同样大的中立区。使汉城门户洞开，而开城中立区协议又束缚其空军行动，使其易于犯规。”因此，对方“在复会条件上的争执，中心是缩小开城和汶山……的驻地范围，不名中立区，而只规定不进行任何武装行动”。“如此，便可取消了开城中立区协议”，“显然，这是企图在必要时得以继续其破坏行动，以便进行威胁。因此，请你们考虑在主动地提出划分汶山半径五英里为中立区成立临时协议时，应说明双方代表团驻地的范围大小可以提交代表团会议上去斟酌，但双方驻地与板门店之间的通道范围决不能只限于在公路上，必须在两侧划出一定范围，任何敌对游击活动都应停止，否则双方人员来往的安全无保障。”
10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原则同意你们来电所提的拟在今日联络官会议中采取的办法，只是在提最后方案上，可由我方主动转弯，不需要等对方先提折衷方案或有让步表示。”“目前的争执，如果不由我方转弯，敌人是很难转弯的，而这些转弯较之于迁移会址至板门店来说，又属于次要性质了。”因为“会场区既已移至板门店，开城只要能确保安全本已无须再划那么大的范围，甚至少于三英里而为两英里半（等于四千四百码）亦无不可，而且最关安全的是通道两侧必须划出一定范围，但也可少于一英里半，因为两侧内外我仍可以军队保护”。
10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推，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已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议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你们拟指示记者在我方提出划小开城、汶山中立区及通道两侧的范围后，报道我方作了巨大让步。是颇为不妥的。这件事本身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让步，而且对方如果不同意，我们又准备再划小些，岂不是成为巨大让步之后的又一巨大让步，在政治上极为不利。”“实际上，会址移至板门店，由双方负责保护及中立区扩大到汶山，在敌人看来，他们并未占了什么便宜，反而束缚更大，连汶山上空飞机都不能飞越。故从十月七日以后，对方各种报道及各方舆论均未强调我们这一让步，相反地还说板门店比开城更多麻烦。”
10月1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精简节约的计划（草案）》。《计划（草案）》在总结和分析抗美援朝工作后，确定人民解放军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的精简节约总方针是：“既要保证援朝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不波动，并且还要照顾到民生，首要的是使与国防有关的基本建设不受过分影响。因此，要采取紧缩方针，以渡过难关，避免危机，争取胜利，加强国防。”作战方针是：“在现在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军事工作方针是：“一、节约兵力，整编部队；二、精简机关，减少人员；三、收缩开支，清查资材；四、提倡节约，严禁浪费；五、组训民兵，准备征兵。”《计划（草案）》指出：“这个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根据今天的情况和明天的需要，以求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计划（草案）》还对志愿军、国内陆军部队的精简与整编工作和空军、海军的发展作出具体规划。
△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10月22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为了不使对方作歪曲宣传，明日应发表南日复乔埃信，在信中说明“为不使过去破坏协议事件（包括对方承认的两件事及未了的各件）再行发生，我方代表团受权批准双方联络官业已取得的五项共同谅解在双方代表团复会之日立即生效”。次日，南日复乔埃信，建议二十五日恢复双方代表团的谈判。
△审改并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提出明日由平壤和北京同日发表由边章五代替邓华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决定由郑斗困将军代替张平山将军为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的消息。边章五离京前，周恩来面告：那里有李克农负责，他情况熟悉，对敌斗争又有经验，你去协助他工作。
10月23日—11月1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二十三日，作《政治报告》，报告目前形势、外交与国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政权工作、民族关系和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全面介绍新中国诞生两年来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进程。同时，我们顺利地彻底地结束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并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一年多的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最健全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年来，由于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镇压反革命的坚决措施，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肃清，全国的社会秩序，表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安定。如果我们不重视这项斗争，就无法巩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十一月一日，在闭幕会上作总结发言，回答和解释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这次会议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主要目的是要支持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这两件事情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长期的战斗任务。又说：思想改造是一个自觉的学习运动，不是强制可以接受的，正如李四光所说的，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另一方面又是长期细致的工作。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思想改造，一方面固然要加强理论学习，精读《毛泽东选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生活的体验与革命的实践。把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赞成许多人去参加土地改革，或是有机会去农村参观，去工厂、矿山实习，去部队生活。同时，思想改造决不是要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决不是要强迫教徒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两次召集出席会议的二十九个省，八个大城市政府负责人开会，座谈地方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
10月24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关于停战线问题，我方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可主动提出由双方各提一个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的分界线。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即可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二十六日，又代拟电文：在驳斥对方方案不合理时，应着重说明我方新方案提出“各方各退出相等的地区使东西两线都得到调整，这是最为合理的办法”。
10月25日 “联合国军”在其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均遭惨败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自八月二十三日中断的谈判，本日在板门店复会。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其间，为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我方代表团的指示电稿近六十份。
10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时指出：建设需要干部，必须办中等技术学校，要统一计划和分工合作地去办，还要因陋就简地去办。要使广大劳动人民有学文化、学政治、学技术和科学的机会；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又不能混乱、盲目地发展。对私人设立技术学校，也应欢迎，但业务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应给以指导。
10月29日 为了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望“根据志司所告的双方前沿位置线，拟出你们的调整方案，于今晚电告，以便先行考虑，预作准备”。
△获悉本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的消息后，致电张经武：我们目前对在西藏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外交代表的态度，应采取友好相处、保持现状的方针。至于同他们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政策，则待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再行商定。
10月31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三十日来电所提“我方应于三十一日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原则的意见”。如果对方“坚持其在十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方案，我们应当在当时或下午会议中予以严正的驳斥”，“揭露对方反对就地停战。划分军事分界线，而仍图深入我方战线后方的阴谋”，“逼使对方在我们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如果对方坚持以高城、金城以南的突出部分来交换开城区域，我们宁可采取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划分南北界线的单纯就地停战方案，逼使敌人接受，不要纠缠在交换区域的争论中。
11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九次政务（扩大）会议，并在《关于地方人民政府工作》的讲话中说：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确定工作任务，即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在明年财政收入增加不多，支出却可能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要实现上述三项要求，唯一正确而有效的方针就是：增产节约和精兵简政。我们要努力贯彻这个方针。军事系统用钱最多，因此它和财经系统是节约、增产的重点所在。要首先抓重点，不先抓重点就解决不了问题。只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发挥内在的潜力，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完成任务，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开辟出宽广的道路。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中央各部门如有重要指示或者新的方针，应尽量先与地方的负责同志协商，而后再正式发布下达。因为这不但集思广益，切合实际，而且还更能动员大家共同负责，便于推进其实行。这方面，中财委做得较好，在谈到领导方法时强调，应该做到，（一）统一与分权相结合。应该把这种领导方法，当作中国社会特点的反映，当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长期施行的制度。（二）互通情报，交流经验，遇事磋商，明文规定。（三）倾听意见，互换人员，按级检查，有赏有罚。在谈到政权建设问题时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了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三百多项，通过的决定与指示，法律条令各有八十多个。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这就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我们还应坚持有职有权，遇事商量，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制度。实行有职有权，才能启发大家负责的积极性，革除作客思想，但又不是各搞一套。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政权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健全机关的内部建设。
△会见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询问代表团回国的观感。并说：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胜利，推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的高涨，一年前的那股恐美情绪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国家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得到空前的加强，这是平常时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不能达到的。回国后，你们亲眼看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志愿军的热爱，对抗美援朝斗争的齐心一致。你们应把这些情况带回前线，告诉广大指战员，进一步鼓舞斗志，多打胜仗。今后。还可以分批组织一些英雄模范回国参观，前线后方互相鼓励。同时，在详细询问志愿军管理战俘的情况后，布置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要杜平亲自抓，不能大意，以免被动。还要杜平回朝鲜后向金日成转达他的建议：为了便于释放战俘工作的进行，外俘的管理全部由志愿军负责，伪俘的管理由人民军负责。金日成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1月5日 在贸易部关于向苏联订购防治牲畜口蹄疫药品，抄错数量，造成极大浪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中财委审阅，并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
△致函马叙伦并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意将由溥仪携出宫外被人典在香港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注〕购回，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
〔注〕王献之、王珣都为晋代书法家。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
11月6日 就对方已知我方趋向于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意向后，抢先提出四点建议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实际上对方也知其所提建议难为我方接受，这是摆出流氓态度，企图吓我一下。为此，我方不应片面强调对方所说“开城的所有权将由武力而非谈判来决定”这句话，“好像怕他进攻开城似的”。“如果敌人敢于抛开开城中立区而向开城以北进行迂回进攻，那就给我们极好的歼敌机会。此点，请德怀同志予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你们“应于明日小组会上主动提出我方对策，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四点：（一）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应根据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予以确定；（二）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项原则，校正目前双方前沿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退二公里，划为非军事地区；（三）非军事地区的行政管理仍维持现状不变；（四）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双方前沿接触线，如有某些出入，届时小组委员会必须根据这些实际变化，作相应的变更”。“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而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如果敌人对此仍然反对，它就要在世界人民舆论面前更加陷于被动，在联合国大会中，也将增加不满情绪。”
11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将我方对案中的第三点“抽出留待讨论议程第三项时再提”。并“应注意，敌人在目前如此无理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大可能想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至少在圣诞节前保持朝鲜谈判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的问题上迅速而主动地提出办法，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而对敌人的流氓恫吓和无理要求，则必须严辞驳斥，并配合我前线的胜利，以打击敌人的拖延政策”。
11月8日 就我方代表未得指示即改变原已议定的内容，在七日小组会上提出两项建议三点谅解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所提条文不如我们所提三点建议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既不易为敌人曲解且附加声明，更可以坚持下去，逼使敌人接受。不过你们现在既已提出，即应为这一建议和谅解，作有利于我方的解释”，同时应为转入我们七日电中所提三点建议和附加声明的办法做准备工作。
11月10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美军最近在我志愿军的局部反击作战中损失甚大，已受其国内外舆论的重大压力，而以调整战线和临时协议两个方案与我纠缠，“逗引我进行不断解释，以便发现我方弱点，利其讨价还价”，“以图达到解其紧张局势和拖延谈判的目的”的阴谋。对此，你们“首先应理直气壮，坚持我方提案”，并“主动提出如来电所说的新的三项建议及一项附加”。同时，“要采取进攻性的驳斥，指出对方两个方案的无理、荒谬和矛盾”，“在公报和记者报道中，你们也应采取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和无赖，宣传我方公平合理的建议”，以此“增加对敌人的压力，摆脱自己目前所处的被动局势”。
11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进展情况和我今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说：“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鉴于以上情况，并且“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这样做，“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11月16日 审改并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乔冠华十四日电悉。李克农“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两同志前往帮助你工作一时期。十六日下午自京动身”。十五日，约见伍修权、柯柏年，交代赴开城协助李克农工作的有关事宜。
11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在我军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随后又代拟电稿：“为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早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至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11月1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指出原则上同意对方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点建议，并发去所起草的我方对此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提出在商谈第四项议程时，我方“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2日 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讲述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运动和培养干部问题。指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了，拖的可能性也还存在，但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战，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乃至远东其它问题的第一步。我们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是也不急。又说：一九五二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顺利道路。青年应成为增产节约的有力助手。思想改造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很好地开展。这个学习，也是集体的学习。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才会深入，才会与实际联系。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因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思想。同时，学习必须和生活实际、革命实践结合，要提倡参加实际斗争。这样，广大青年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就会不断提高。思想改造不是不允许其它思想存在。我们要反对的那些思想，一个是反动思想，就是帝国主义思想、封建思想、买办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的一部分落后思想。对于前一种思想，我们不允许它公开、合法地存在，要在青年中肃清；对于后一种思想，要给予批判，不许它居于领导地位。总之，思想改造是一个急迫的工作，但同时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成为思想改造的组织者与宣传者和模范。我们现在要建设，但干部不够。过去长期参加过革命战争、有过很大功绩的干部，今天要掌握现代化的技术，也一样要学习，都需要继续培养。现在特别要训练各种劳动阶层出身的干部，来担负国家的领导，才能适应大规模建设工作的需要。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第二项议程（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正式协议。协议内容完全符合朝中方面一贯主张的公平合理的原则。二十七日，协议经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自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第一个协议。
11月24日 致电各大区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通报全国编制会议所确定的精简编制的有关原则：政府机构总的人数不能超过去年六月十三日所规定的编制员额，“但不是一律机械地减，而是采取合理调整的办法，该减的减，该加的还要加些”。精简编制的重点是：（一）“调整紧缩上层，合理充实下层”；（二）“合并重叠和性质相同的机构”；（三）“政委、文委、财委只设到省（市）”。
11月2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关于第三项议程，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修正意见，因此，我方应先提出原则建议，待对方提出自己的意见后，再提对策较为有利。
11月26日 召集王稼祥、李德全、伍云甫等开会。研究决定：由李德全、林士笑、纪锋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十二月六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应注意敌人可能在会议上策动提出朝鲜战争中的俘虏问题，要主动准备对策，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杀害和平人民、狂轰滥炸、毁灭村庄城市、轰炸朝鲜红十字会与俘虏营的罪行，同时注意揭露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
11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本日在讨论第三项议程时主动提出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
11月30日 审改中央军委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并增写：此次整编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个方面是动员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其中或回家生产，或转入建设部门工作和学习，还有一部分编余人员则需要作非编制人员待遇，并为其筹划职业”。
△将所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进毛泽东审阅，并函告“军队转业建设两个文件，亦送上请审阅批准”。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可以利用敌人两次提出在停战后立即举行和平会议解决外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问题的意见，来加强我方反对敌人关于用补充和换防的办法去维持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及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备和到处视察等无理要求。”“并强调双方海军必须从对方沿海的岛屿和海面撤走”。“这对我们更为有利”。“关于监督后方问题，最好能反对掉”。但由于议程上规定不明确，而敌人显然又怕我们利用停战期间增强兵力，故他们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一个不增加军事力量的保证，因此很难完全拒绝。关于这个问题的对策，前已告伍修权、柯柏年两同志，望再与柏年一谈。
11月下旬 批准逮捕法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现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刘、张二犯。
12月1日 针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由周恩来定稿后发出。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二十九日，全国政协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讲话，传达中共中央实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报告抗美援朝形势和解放军开展思想改造问题。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它部门。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
△和毛泽东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了回乡转业建设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对回乡转业人员“必须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对其中立功受奖者，“应给以应有的尊重和政治待遇”。
12月2日 根据朝鲜停战谈判六天来双方代表团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情况，先后两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前电指出：在二日会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电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五条建议外提出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果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4日 召集章汉夫、伍修权等开会，商定：在整编部队、精简机构中，抽调适当人选加强外交工作，并广泛吸收政治上无问题的党外专家及知名人士参加国际活动。
12月5日 将草拟的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而准备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中央节约委员会等委员会负责人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介绍中央军委《军事整编计划（草案）》内容，并将几个名单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它们是：（一）中央复员委员会〔注1〕（不公开），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注2〕、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不公开），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公开），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委员会〔注3〕（公开），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
〔注1〕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的转业建设工作。
〔注2〕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注3〕十二月七日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该项名单时，正式称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
12月5日、9日 约见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就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力图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问题，阐释党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指出：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漏、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统购、统销、议价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我们不讳言限制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九日谈话后，要许将以上五点转告上海资产阶级。〔注〕
〔注〕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居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再次重申这五点内容。
12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矛盾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地研究敌人所提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还“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的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讲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合作，这个合作有好的一面，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坏的一面，即它带来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买办影响，贪污腐化的风气。这一点，我们不要隐讳，也不要估计得过低。因此，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我们需要在运动中研究制订一个惩治贪污的条例。对于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到死刑；对于中等的，应该法办，从撤职以至判徒刑；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会议原则通过《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在《决定（草案）》起草时，周恩来指示应根据从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精简人员入手，来健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并配合和提倡全国的节约增产运动，以达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加强国家各种建设的目的这一精神，起草这个文件。
12月8日—13日 多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谈判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一）根据敌人的恐惧心理。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可作有限让步，以换取敌人从我方岛屿撤走，并承认由我方提出的只能邀请中立国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建议：（二）指明对方所提限制军事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三）在俘虏问题上，应继续坚持我方所提的全部释放的原则，并建议双方各自交出所俘人员的全部名单。
12月9日 审阅聂荣臻提出的《关于特种兵的建设计划》。
12月10日 召集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段子俊等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研究航空工业三至五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在作总结时同意按照会上提出的计划办。要求空军方面对计划生产的各类飞机的比例进行一次审查，看是否符合军委规定的比例关系。为了适应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同意再增聘二十五名苏联专家和开办一所航空工业大学。提出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李富春负责筹集。
12月12日 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转报毛泽东并朱德、林彪，同时附函说“现送上请主席审阅批准，以便按此计划，分五年订货，并拟在一九五二年先订五分之一约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的货”。次日，毛泽东批：“同意。”
△将萧华《关于精简全军文艺团体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函说明全军“文工团总人数已规定在总政第二届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中，业已经主席批准”。现报告中的数字“为各单位的分配数，当计算在二百九十八万人的编制内”。
12月13日 审改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平原省委召开党代会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电，并在电文中加写：“尤其要告诉他们应以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党代表会议中专以一天时间讨论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规定代表回去要在两三个月内全省都做出一定成绩。”
12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工作时说：老根据地大多数处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山区，因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是短时期能够办到的。我们不能离了延安，忘了老区。恢复工作应该利用地方的力量，中央给以财政辅助，分年完成。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电：“中央在全国精简整编中，正准备全国高级干部的调整，并已预定程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为副主席，调王首道来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在南北起义将领中，程潜、傅作义实为代表人物。”现傅是水利部部长，程及程星龄均任副职，“南北相较，似欠公允，故中央乃有此调动计划”。
12月1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外俘名单仍以不广播为妥。目前应进一步准备的是李伪俘虏现有七千二百九十二人的名单”，“以便在决定交换俘虏时，使外俘和伪俘的名单能够先后交出”。
12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既已掌握了准备交换的全部外俘和伪俘的名单，同意你们在十七日下午会议中答应对方先行交换俘虏材料，并就材料的编制交换意见，以便十八日正式交换全部材料。”“材料交出后，敌人必有一番反宣传，我们应准备反击，并将外俘伪俘名单广播发表。”“明告对方，关于限制朝鲜境内设备和自由视察为干涉内政，是我方绝对不能允许和接受的。”
12月1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告以我方在岛屿问题、轮换问题和后方口岸问题上准备作出让步的具体内容，但指出这“必须在敌人放弃其对于限制朝鲜设备、自由视察及停战委员会与中立国监察机构为指挥机关的无理要求的条件下，我方才可能作此让步”。
12月20日 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总党委拟由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第四书记）、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为委员，共九人组成。总党委成立后，在目前阶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还说：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一些调整：（一）改组中央政府系统的党委。以安子文兼第一书记，刘景范为第二书记，龚子荣为副书记。（二）成立军委系统的总党委，由萧华兼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三）人民团体系统不设总的党委，委托党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会对其管理，并以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机关党委书记或总支书记参加中直机关党委会。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各大行政区、省市区一级亦组织总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