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华北军区高干会议情形的报告》，并批：“第一期转业建设工作，不能一律定在二月至三月中，有些在一月内即应开始，而且与‘三反’也不应完全分开。在三月以后，仍应准备进行第二期的转业建设工作”。
12月21日 致电高岗、饶漱石、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说明《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和《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员额表》待中央审核后即可下发。“各大行政区在执行中央所规定的编制员额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在其编制员额内作必要之调整，报经政务院批准后实行”。“西南、西北因统战关系，不便合并的部，可紧缩编制，合署办公”。二十五日，致信毛泽东：因各大行政区对各级政府、党、团编制员额“仍有若干意见”，已告陈云、薄一波将《决定》和《编制员额表》提交此次全国财政会议征求意见，“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送批”。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目前对方在谈判中的动向。“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不过对方由于恐惧原因，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并想以对方在岛屿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我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若干让步”。由于我方交出俘虏名单后，给对方压力很大，故我方“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不应再等敌人表示，而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它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军事整编计划》，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修改，于本日定稿。《计划》规定了整编的原则、内容和步骤。并指出：这个计划所要实现的目的是，到一九五二年底，军队编制将从现在的六百二十七万减少到三百四十一万（在编二百八十五万，非编五十六万），到一九五四年底军队编制为三百万。二十四日夜，致信毛泽东并朱德、林彪、聂荣臻，说明《计划》制定情况。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批准施行。
12月2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根据目前情况看，“敌人可能拖延谈判”。“据此，如果敌人在这两天内放弃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我们就可以按照原计划在二十七日以前提出妥协意见。如对方坚持这两点，我们就严守目前的阵地，严词痛斥其荒谬论点及拖延政策，看他如何反应。”
12月26日 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山东省财委和上海、天津、青岛市财委及外事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解放后因资金逃避，营业亏损，现已无法维持。”根据其在上海、天津、青岛的各分公司的请求，现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并根据各厂困难情况及我准备情况，各地先后分别接受转让（先接青岛，次接天津，最后接上海）”。
12月28日 就对方故意拖延谈判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12月下旬 生病，仍坚持工作。
1952年五十四岁
1月1日 主持财政部、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在财政经费方面，政府所属四大系统均须服从中财委的安排，军队后勤部也要服从中财委，犹如作战要服从中央军委一样。会上，部署安排军队四十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出席元旦团拜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四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各部门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随即，“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1月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郭沫若作的《关于科学院第二次院务会议的经过及今后科学院的任务和工作计划的报告》时讲话，着重阐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指出：旧中国是内封建、外买办，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思想改造就是要把旧社会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包袱去掉。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肃清反动的，即封建的、买办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但是，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当然不能急躁。中国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革命性比较强，容易接近新社会，对新鲜事物的积极性大，所以容易改造。这不但跟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就是与沙俄时代的也不同。
△主持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会议，听取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发动情况的汇报。
1月5日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作报告，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圈、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因此，对于资产阶级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其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又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1月6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报毛泽东：同意正式宣布取消英国开平公司在开滦煤矿的采矿权，并指令中央燃料工业部代管开滦煤矿，“进行改革，增加生产和发展业务工作”。
1月7日 致信李克农、乔冠华，分析停战谈判的形势。指出：“美国可能再拖一两个月”，但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建议，“对美国是很大压力，使其拖延政策更加孤立”。我方的对策应该是：（一）我们不怕拖，因此应坚决驳斥敌人的无理要求，使敌人的敲诈勒索归于失败；（二）把不怕拖与适时提出对案相结合，取得政治主动，扭转拖延局面，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答复中财委：同意关于天（水）兰（州）铁路在一九五二年底铺轨通车的决定，但决定的第一条第一项应改为“必须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天兰全线重点工程的技术设计”。
1月8日 致信毛泽东：目前“三反”运动需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以揭发贪污问题。
1月9日 在有中央一级、华北一级和京、津两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以及工商界、文艺界、科学界人士参加的报告大会上讲话说：“三反”运动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但是，运动还在开展阶段，发展还很不平衡。就拿中央一级来说，也还需要继续发动，使领导与群众结合，以求运动的普遍与深入。讲话号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来参加这一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1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讲话中说：在我们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和进行三大运动之后，再进行“三反”运动，是适时的，运动的方向是为了节约资金，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因而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要走群众路线。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又敢于领导群众。运动开始后，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资产阶级侵蚀问题，一定要向广大人民讲清楚，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二是官僚主义问题，其特点是麻木不仁，看不见资产阶级的侵蚀；三是制度问题，如供给制、机关生产等问题都应研究解决，并需要制定一些适合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新制度。对贪污浪费要依法制裁，需要起草一个文件。
1月1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三反”问题。
1月18日 在上海一群众反映供给制难以养家糊口，要求实行薪金制给薄一波的来信上批：“归根结底的问题，还是不要任意膨胀、扩大编制人数而要提早实行薪金制。关于多子女的津贴办法，当令人事、财政两部限五天内定出办法送批。”
1月19日 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注〕阶段和中共中央的“打虎”方针。
〔注〕“老虎”，指较大的贪污犯。
△在空军负责人关于参加同美国空军作战的各空军师是否算志愿军问题的报告上批：“我意凡在鸭绿江边参战的空军，均应算作志愿军，但不对外公布，只在慰劳、供给和发配纪念章等精神、物质待遇上照志愿军办理。”
△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
1月21日 和陈云商议财经干部的组织调配问题。
1月22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修正草案）》。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地电，发去《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电文指出：这个草案，经政协常委会邀请党内外高级干部讨论，“大家都同意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以前从轻、以后从重的量刑方针，绝大多数也同意行贿与受贿同科、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同等治罪，而对犯罪的工商业资本家，并得视其非法所得多寡和情节轻重，判处罚金或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的治罪原则”。还指出：“现在各地所发现的贪污行为，其中包括不小一部分属于浪费而非贪污性质，而一般曾占公家小便宜业已悔改的和劳动人民中曾偷窃小额公共财物业已悔改的，都应不按贪污论罪。”
1月23日 和朱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全体代表，并致词。
1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时说：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之初仍起过极大作用的供给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家经济生活的需要，要争取三年内逐步实行薪金制（决不可一步登天），应以不妨碍朝鲜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开支为前提。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二月上旬，“五反”运动开始，并很快形成高潮。
1月27日 审批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的报告，同意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因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而遭杀害的革命同志“摘下反革命帽子”，追认为烈士。
1月28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指示》还提出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和应该首先解决的几个问题。
△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公安部研究战犯问题，限期提出处理战犯方案。
1月31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近期朝鲜停战谈判情况：谈判已进入对细节的讨论，“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但“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对于后一种可能，无论在军事或者在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予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彭真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时强调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
△发出《统一全国机要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机要工作应统一由党领导。
2月3日 致电金日成：“为适应空军作战的需要，须将现在东北的雷达和防空监视哨推进到朝鲜境内，现拟在平壤西南的长渊和东南的新溪两地各设两部雷达。”
2月4日 召集文教委员会及其所属教育部、财经委员会负责人开会，商谈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的原则，确定：（一）从今年开始，将规定统一的选拔标准（政治条件、业务文化水准、健康程度），严格选派，宁少毋滥，合格多少就选派多少。（二）今年拟派六百名、明年拟派一千名留学生。明年派出者，今年暑期内即行选拔。然后进留苏预备部补习一年。二十日，将会商情况函告毛泽东，并转去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提出的《关于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工作的报告》。
△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谈话，商定以该会名义致电世界奥林匹克大会，声明国民党的体育组织不能代表中国，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唯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并要求参加二月会议和七月比赛。
△就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彭德怀来电询问援助朝鲜事，复电彭并告高岗：一九五二年财政概算的援助额将比一九五一年略多。
2月6日 致信毛泽东，转报高岗在电话中汇报的东北地区“打虎”情况，并报告中央直属机关的“打虎”情况。
2月8日 复张闻天信：一月十六日来信“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及许多具体建议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毛主席现在所号召和督促的‘三反’运动及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正是三大运动之后为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奠定基础”。
2月10日 签署《关于“三反”运动中对外侨外商案件处理的指示》。《指示》指出：“三反”运动的开展，“不能不牵涉到而且已经牵涉到一些外国商人和外国侨民”。“对外国商人一般不进行‘五反’坦白运动，但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所可号召他们进行坦白检举，说明人民政府对外商坦白案件的处理原则，只要坦白彻底，并保证不再重犯，当可重者从轻，轻者免罪。”凡外商、外侨在“五反”范围内犯罪，可按即将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的原则惩处，“但对被判有徒刑者应采取重罚缓刑，驱逐出境的方针”，“一般可不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罚款可加重，但不采取没收一部或全部财产的形式”。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胡乔木。
2月12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意见》强调：（一）对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案件，可在国家工作人员中选择几种不同类型，即应处以死刑、徒刑、缓刑、免刑的，举行公审大会，以推动打虎斗争；对资本家中的犯罪分子则暂不举行公审。（二）对贪污在一千万元〔注1〕以下的案件，如情节属于《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五条的规定者〔注2〕则可免予处刑，而只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争取和改造在贪污人数中占绝大多数的情节轻微者，以利“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如情节属于第四条规定者〔注3〕，则从重处刑。
〔注1〕一千万元，相当于后来发行的人民币一千元。
〔注2〕第五条条文规定了从轻处刑或免刑，而只给予行政处分的原则。
〔注3〕第四条条文规定了加重处刑的原则。
2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发去我方关于第五项议程的修正案。
2月1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电，分析朝鲜前线目前敌军的动态，指出：“现时敌人在前线的沉寂和移动状态，可能带试探与引诱性质，企图给我以打击，好增加其谈判压力。”我们应严阵以待，加强一二线的兵力，切勿冒昧出击或暴露我前线弱点，致中其计。
△致函陈云、薄一波并各中央局：“同意自一九五○年以来中财委所规定的全国四十二个设计对象及你们所提出的目前设计重点（东北多关内少）和有关设计经验的说明。中央授权中财委党组为审核批准这些初步设计的负责机关，并在初步设计批准后，即可向外订货。”
2月1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时说：政府应努力控制对粮食的购买，逐步走向完全由国家经营，这是一个方向。要有领导有
△和陈云、薄一波研究“三反”斗争中机关业务停顿问题，一致感到“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认为业务部门必须有领导同志坚守岗位，以保证工作顺利进行。随即写信给毛泽东：京、津两地和全国各机关都应尽快“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其余人员“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次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发来的关于第四项议程的修正草案，我方“可即据此与对方进行逐点讨论”。
2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今后“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战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我们对政治会议参加国家的范围，暂不作任何表示”。
2月19日 晚，致信毛泽东：主席批示〔注〕已悉。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它器材；（三）在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五）致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
〔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撒布昆虫的报告。报告判断美军在搞细菌战。十九日，毛泽东审阅该报告时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2月20日 为保障洞庭湖滨湖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召集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实施问题，批评中南对于分洪工程这样的大事在中央决定后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并拿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注〕征求意见。二十三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本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的和二十日由自己主持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并随信附去《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了政务院的决定。
〔注〕以后文件名称改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公布实施。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寒假全国高等学院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今年寒假全国高等学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集中使用、重点配备，把专门技术人才放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
2月2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甘泗淇〔注〕并高岗、贺晋年电：“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注〕甘泗淇，时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电：“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
△为了参加四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国际经济会议，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召集王稼祥、南汉宸、雷任民、刘子久〔注〕、李维汉、章汉夫研究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确定代表团成员包括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吴蕴初。随后，改定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稿。三月十五日，接见临行的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注〕雷任民，时任贸易部副部长；刘子久，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文教部部长。
△签署政务院《关于由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抽调技术员工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决定》。
2月2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维汉作的关于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经过和《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说：会议不但教育了汉族干部，而且也使少数民族干部更透彻地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既应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应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还应提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民委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将党的民族政策和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尽速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工作。还指出：“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在机关内部打“老虎”不要总是追加任务，到一定程度时，就应停止，否则会产生偏差。有了偏差后，就应该及时纠正。
2月23日 就反击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一事，致信毛泽东：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但我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本日，毛泽东批准这一建议。
△接见即将离任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魏斯柯普夫，谈捷在华设领事馆问题，同时介绍中国刚开始的“三反”运动的情况，并指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准备工作。土改、镇反、三反，都是必须的步骤。只有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计划经济。
△就印度和平理事会建议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事，致电宋庆龄，说明我国拟接受这个建议，并请宋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国五位发起委员的领衔人。
2月24日 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朴宪永外务相严重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指出：“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我代表中国人民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函告财经委员会分党组并政法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分党组，中央各部门党组小组：“各分党组、党组小组的成员，如在‘三反’运动中因为严重的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或其它原因而被撤消行政职务者，则其党组职务亦应同时予以解除，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并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备案。”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世界舆论，不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同意美国破裂或长期拖延谈判的”。
2月25日 召集文教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和中共北京市委、天津市委主管大学工作的负责人开会，商谈“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2月26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等，提出“三反”结束后调整驻外使节的设想等问题。本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2月2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立三作的《关于一年半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总结报告》时指出：劳动部门与工会在执行政策上应保持一致，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仲裁劳资纠纷，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应照顾资本家在今天应得的合法利益。还说：失业现象在中国不会一下子消灭，劳动力的调配和登记是项长期工作，因此组织失业工人转业并过渡为劳动后备军的方向是对的。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一）从对方的发言中，可看出其所谓的让步仅仅表现在“将中立国小组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换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志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二）“以后，你们拍来简报，望对当天争论的焦点及敌人新的意图，稍加解释和分析，而对已经说过多次的问题倒可不必再提。”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除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及处分问题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凡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下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贪污的错误，保证不再重犯，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二）凡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其表现同前述者，“可一律不给刑事处分，而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党团员并应给以党内团内的纪律处分”；（三）“上述两类中极少数情节严重的贪污分子，得加重一级处理”；（四）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如系自动坦白，年岁较轻者，“得减轻一级处理，即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于行政处分”；（五）在对以上四类人员处理时，均应尽可能退还贪污款物。《指示》指出：“执行此决定，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贪污分子可免予行政处分，不以贪污分子看待，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贪污分子给行政处分，不给刑事处分。如此，可立即解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并可推动一批新的小贪污分子的坦白立功，以便集中力量于‘打虎’和处理大中贪污分子的工作。”
3月4日 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同时指示聂分别向苏联专家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介绍这个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增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十二日，菲利波夫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向中国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
△鉴于国家森林资源因火灾而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签署《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充分了解我国森林资源贫乏和木材供应不足的严重情况，认识森林对保护水土、减免天灾的重要作用，坚决纠正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倾向，加强今后的护林防火工作，使森林不继续遭受破坏。
3月5日 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一）在第四条甲款中增加“又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一语，使严重违法户的定义有一个自身的确定界限。（二）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3月6日 就有关重大问题的宣传事宜致信陆定一：（一）关于对反细菌战的宣传，由中央军委防疫办公室“统一掌握，新华社、人民日报派人前往参加并保持密切联系”；（二）关于对“三反”、“五反”的宣传，由中宣部和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保持联系，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关于对一般政策的宣传和各业务部门的报道，由政务院及各委分两层掌握。
3月7日 致信陆定一：请你召开一个会议，讲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讲话应说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能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要马上制止急躁情绪。“三反”联系到政治问题时，如果是过去的事又坦白交待了，可以过关。思想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到彻底解决。有些政治问题未交待，则在“三反”后另案处理。
△致电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在抢修荆江分洪工程南岸蓄洪区河堤时，“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
3月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情况时指出：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任务是：改造私人工商业，改造国家工作人员，树立社会新风气，建立健全国家制度。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改造与惩治相结合，以改造为主；对要惩治的少数，除死刑外，也要改造。
△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自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后，复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3月9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来所了解的各大区所属大城市的“三反”运动、经济活动开展和对工商业户进行初步分类的情况。并告：将于十日晚召集有关方面深入研究如何加强市场流通、推动企业正常生产等项问题，以扭转目前经济停滞、城乡交流停顿的局面。此事已与陈云通电话，商定地区以下贸易公司、合作社一律停搞“三反”，恢复业务；陈还提出采取收购、订货、加工、调拨、放款等项办法，加强城乡交流。
△和聂荣臻、贺诚、苏井观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
△致电李克农：第三十九军已将搜集到的细菌炮弹碎片送开城，望你们研究此项材料能否构成充分证据，供你们在谈判中揭露敌人。同时，“考虑可否举行记者招待会将材料展览，以便在宣传上起配合作用”。
3月11日 颁发政务院命令，公布由其主持起草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命令指出：“这两个文件，对于一切违反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及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都已按其情节轻重、坦白交待的态度，分别定出不同的处分。同时，两个文件又充分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不论任何人，如再有此类违法乱纪、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的行为，均将视为危害国家建设事业，定予从严惩处，绝不宽贷”。
△为了解决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签署《政务院关于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
△召集陆定一、熊复、陈克寒〔注〕、蒋南翔、邓拓等开会，研究对现阶段“三反”、“五反”的宣传问题。
〔注〕熊复，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陈克寒，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兼总编辑。
3月12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既顾统一原则又便各地因地制宜的精神，本日公布的这个文件与前内部下发者有一些修改。有了这些修改后，“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通知》要求，“各地在执行此文件时，必须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社论之精神，以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审批中央军委关于防疫工作的规定致志愿军司令部并东北军区电。
3月13日 通知贺诚督促东北、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等地区和部门的卫生机关迅速搜集整理出足以充分证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材料送李克农处。并电告李克农待这些材料送到后，再考虑举行记者招待会。
△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锡九追悼会。
3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防疫工作问题时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注意搜集美国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电告东北防疫委员会、中朝联合司令部防疫委员会：由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率领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将于十五日由北京出发，分赴朝鲜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3月15日 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已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和进行“五反”的方针、步骤的电话汇报。告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五月底结束。并提出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为打开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和开展民间贸易，在接见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代表时，要他们同出席会议的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女）、众议员宫腰喜助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
3月16日 致电高岗：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并告公安部门注意破坏分子的活动”。
3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一）对于党、军队、工会、青年团、文教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要求他们交代与资产阶级有无思想联系和社会关系。（二）对政府及其它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目前只宜一般交代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其中民主人士可以不要交代，如自动交代，也不反对。至于交代思想联系，“恐要在交代社会关系之后，因这是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要求急了，会收效不大，且会妨碍工作”。要注意这两类工作人员之间多少有些程序上的差别。毛泽东采纳了周的意见。《指示》修改后于四月五日正式下发。
3月19日 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疫区之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目前防疫宣传应与反对美帝细菌战结合进行。”“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
△就部队整编问题指示：可电告各大军区，“四月十五日后开始整编工作，照西南办法，第一期分两个步骤进行：五月转业，六月整编。在朝鲜志愿军缓一步实行，回国后方人员可照国内办法处理”。本日，毛泽东批：“同意周的意见。”
3月20日 致电东北、志愿军防疫委员会并告华北、华东防疫委员会：将有国际人士前往调查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情况，望做好揭露敌人这一行为的充分实物证据的展览和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
3月中旬 指示有关部门给志愿军赶运二百五十万份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甲、乙，破伤风混合菌苗），供朝鲜的党、政、军和志愿军全体人员接种；赶运五百万份霍乱疫苗，供疫区和交通要道居民接种；赶运二十万具防毒面具，供一线部队使用。
3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指示》时说：应加强水利建设工程的计划性及其准备工作，并将根治水害与灌溉、发电，航运的设计结合起来。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应以水利为主，联合各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会议通过《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二十二日，周恩来将《规定》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审阅。二十四日，签署政务院命令，公布实施这一《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