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是传染病易于流行的季节，“各地军政首长应亲自领导，督促检查，加强防疫阵容，做好群众宣传工作”。
3月24日 在同有关人士谈话中说：资产阶级改造的中心问题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对资产阶级是用具体的经济政策引导他们逐步前进。思想改造也是一步步前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谁掌握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途径，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3月26日 约见即将赴朝代理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工作的陈赓，并托他将关于朝鲜停战后几项问题的解决方案稿〔注〕带往朝鲜征求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的意见。
〔注〕这个方案是周恩来口授大意，由聂荣臻、粟裕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于三月二十五日起草的。
3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一）中国政府将派遣代表赴苏介绍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初步方案，并请苏联政府在专家、技术、设备、器材和贷款方面给予系统的帮助。（二）关于六十个步兵师的装备问题，除去年已运来四个师的以外，按照修正计划，希望能在一九五二年得到十六个师，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分别得到二十个师的装备。（三）中国种植橡胶需要苏联政府给予帮助，提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个互利互惠的贷款和技术合作协定。电文经毛泽东审定后于二十八日发出。
△致电东北防疫委员会并告各大行政区、志愿军防疫委员会：九名苏联防疫专家已确定来东北开展工作，其任务是：研究敌人撒布的细菌病毒究竟包括哪一些，采取了怎样的细菌战术，细菌武器对人畜和植物所引起的后果；帮助制订有效的防御对策，并对我们已进行的措施提出意见。
3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时说：《条例》是根据《共同纲领》的政策，将“三反”、“五反”运动的宝贵经验，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并且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条例》体现了两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三反”从严，“五反”从宽。因为“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百分之五，因此判罪应从宽。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汇报最近同邓子恢、傅作义、李葆华商议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说：大家都认为，分洪工程完成后，对湖南滨湖地区并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中南局决心在六月中旬完成分洪工程关键部位——节制闸和进洪闸的施工任务。随信附去送审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
△向毛泽东择要报告薄一波二十八日夜有关上海市“五反”情况的电话汇报。
3月30日 签署政务院命令，公布《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3月31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示》说：“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但是，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因此各地应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务求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才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在办学方针上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务使正规的、速成的、业余的各种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得到适当的配合发展。
4月2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告陈赓、宋时轮、甘泗淇电：德怀“病状既经负责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至五月”。“动身时间不要迟过四月上旬”。随即派专人前往接彭。十二日，周恩来前往北京饭店看望当日抵京的彭德怀。
△接见在东北调查并在沈阳举行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记者招待会后抵达北京的加拿大和平委员会主席文幼章〔注〕及夫人。
〔注〕文幼章，出生于四川的加拿大传教士家庭。抗战胜利后，是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教授。
4月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蔡楚生〔注〕作的《一九五二年电影工作计划的说明》时指出：电影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尚多，前途有望。电影对宣传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很大，电影是文化部门首要的工作，今后应给予很大的注意。
〔注〕蔡楚生，时任文化部电影艺术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致电金日成：中国政府决定调拨给朝鲜三个步兵师的装备，即将布置实施。四月十六日、二十六日，又两次致电金日成，为使朝鲜人民军的装备能在停战前得到补充，决定将中国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装备中，拨给人民军三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请布置接收。〔注〕
〔注〕中国拟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中使用过的两个师的苏式装备拨给朝鲜人民军，并再从新进口的苏式装备中拨给一个师的配备量。
△接张经武反映西藏经济困难的电报后，即同陈云商量在西藏增加军用、民用物资，调剂市场，平抑物价，以击破帝国主义和西藏内部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
4月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电；对起义部队旧军官贪污问题的处理必须慎重，凡在部队真正实行革命政治工作制度前，即民主改革前的贪污行为，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处，亦不追赃，只给行政处分；以后的，只要他坦白反省彻底，真诚悔过，即使贪污数额大，亦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处，只给行政处分，酌情追赃；只有情节严重恶劣者，可给以刑事处分；并应保全几个高级干部。总之，对起义部队的“三反”运动。“重点在教育改造，保证以后不犯，而不在追赃法办”。
△召集王稼祥、陆定一、刘宁一〔注〕、章汉夫等开会，商议统一和加强反细菌战的对内对外宣传，决定成立反细菌战宣传委员会，陆定一为主任，章汉夫为副主任。
〔注〕刘宁一，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谈美国进行细菌战问题，说：经过多次调查后，我们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美国政府也从未否认过在美国对于细菌战的准备。至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问题，我国代表已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建议。而对调查代表的邀请，当由世界和平大会和约里奥一居里博士出面。
△为加强文化部对电影业务的领导，起草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夏衍既能离开上海工作，即应考虑过去中央调他来北京工作的意见。并批示由安子文、陆定一办理此事。电报于十一日发出。
4月7日 晚，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情况的电话汇报，告薄对于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罚款。“如退补甚大确难再罚，或态度甚好毋须罚款者，自可免予罚款”。次日晚，听取罗瑞卿关于广州“五反”第一、二战役情况的电话汇报，告罗目前仍按既定部署进行。本日深夜，将上述两地“五反”情况函告毛泽东。
4月10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我方所提出的应是一个确切的外俘名单，以便掌握主动，压对方在志愿军被俘名单问题上让步。
△签发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负责人员待遇等级的通知》。
4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时说：“由于抓住了中心环节，进行了‘三反’、‘五反’，结果克服了困难，使财经形势更加好转”，不仅使朝鲜前线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而且为经济建设打下了稳定的基础。国家今后的财政方针是整顿税收，即实行统一税收，依率计征，不许附加，分级使用，使支出重点逐步转移到建设方面。工农业的发展是肯定了的，不仅重工业，轻工业也要发展。但是，国家建设，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百废俱兴。
4月12日 就月初彭德怀反映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陈赓、宋时轮、甘泗淇电：我国已准备供应朝鲜二万吨粮食。志愿军可对驻地附近断粮居民酌情给予救济，但若数量大，仍宜送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致电各大行政区并转各省、市：在“五反”运动中“处理完全违法及严重违法工商户罚、退、补救时，应注意先将银行贷款、欠贸易公司之加工订货及其它所欠国家的款，都清还后，再令其交罚、退、补款”。“否则，即会造成以公家的款抵交罚、退、补款，从另一个方面造成国家损失。”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西南一级机关和重庆市联合公审贪污犯大会的总结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公审大会准备充分，很有策略，开得成功，应作为各地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法庭判刑的参考。各地在处理“三反”案件时，“务望对于全区需要判刑的人数和类别作一比较研究，然后定出一个大体接近的控制数字，以利各单位对于贪污分子的定案”。
4月15日 向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提出《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汇报全国防疫工作组织的建立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说：防疫工作的。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经过此次防疫运动，将我们的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说明：将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4月16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并提出运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签订加工订货的保证手续，“除工人代表、各级职员和资本家外，还应加上订货代表和政府负责机关，五个方面共同签字，使公私、劳资、买主卖主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保证”。（二）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三）“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4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王稼祥。介绍对在苏联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部分外国代表四十五人来华参观期间的安排事宜。同日，致电张闻天并转南汉宸：中国政府欢迎他们前来参观，但请告因中国受到封锁，客船出入口少固定航期，因此一般以仍经苏联回去为妥。
4月21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对武汉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的处理及排队情况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指示。在指示中增写：“武汉市打击大工商户，面过大，而且工比商大，甚至动摇了我们确定要保护过关的人，应仔细加以检查。肯定地说，既已做了恰当的结论，即使……有若干偷漏盗窃问题，应有意识地保护他们过关，不要再到群众集会去斗或发给分会去评，而应由市委和总会自己掌握。”
4月2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文指出；各地的“五反”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后，可依薄所提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处理。“在各大城市中，对已与我们有二三年合作关系的上层资本家，应有意识她保留几个列入守法户”。“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易于监督和团结他们。”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各地亦可以首先在大的私人企业中，选择重点试验。
4月27日 致函陈云、李富春：农业税夏征数字，“可暂依去年数字，大致定为七十亿斤，但在夏收时即应开始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统一累进、决不附加，的原则”，“平均累进税率可定在百分之十四上如何？”望加以讨论。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战俘问题，我们应集中谴责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侮辱、不虐待、不伤害战俘的两条原则。
4月30日 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发言，阐明中国政府为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而实行的外交方针是：（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且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且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四）“礼尚往来”，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五）“互通有无”，即“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六）“团结世界人民”。同时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强调：“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外交工作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
4月下旬 由于对方顽固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立场，朝鲜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4月 为中共中央机要局的重新恢复题词：“精研业务，提高效率，反对浪费，严守纪律。”
5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公安部工作时就公安部门在“三反”中暴露出的问题发言：我们公安工作是为新政权服务的，和旧的公安工作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对公安工作必须加以整顿，彻底清除旧的作风和传统。
5月5日 参加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家宴，在听了率领印度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潘迪特夫人转达其兄尼赫鲁的口信后，表示欢迎尼赫鲁在朝鲜停战后来华访问。同时，在回答提问时说；朝鲜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战俘问题外，都已经基本上取得协议。朝鲜谈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继续拖延并使用细菌战，甚至破裂谈判。这一点我们不怕，而且有力量消灭细菌战。另一种是美国遵守《日内瓦公约》，同意释放十一万多俘虏，和平就可以实现。因此，目前朝鲜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决定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诚意。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的，我们一定坚持；我们认为可以妥协的，我们就妥协。但是，我们的妥协也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公平合理。
△审查反细菌战影片。
△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指出：这个和约，“决不是什么恢复日本主权、独立和改变日本的被占领地位的条约；恰恰相反，它是彻底变日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附属国家的备战条约和奴役条约”。美国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企图借此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对此，中国政府再次声明，绝对不能承认所谓的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本吉田政府同台湾国民党缔结所谓的和平条约。
5月7日 约五日回京的薄一波介绍上海、广州两地“三反”、“五反”和财政经济等方面情况。
5月10日 签署《关于外商在“五反”中有关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在有些城市的“五反”中。对外商厂店有过左情绪和行动，这是不好的，应予妥善处理。
5月12日 审改嘱人代拟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致金、彭电。在电文中增写：乔埃十一日的发言极其恶劣，应“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但这种恫吓手段，除在全世界证明对方毫无谈判诚意外，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5月14日 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报告》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为防止夏秋疫病流行，决定五月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
5月15日 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局、停战谈判形势和国内情况而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和朝鲜战争的四点收获，并主持讨论准备继续在朝作战的各项计划和部队轮换问题。
5月15日、16日 连续彻夜召开北京、天津、武汉、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市委书记会议，听取彭真、黄敬、王任重、张霖之、赵伯平汇报各地“五反”情况，研究结束“五反”的各项问题，并商议起草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5月1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六次政务会议。会上，就一九五二年度农业税征收问题发言：无论是农业税还是其它税都应依率计征，同时要注意切实收足，这样对国家有利。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关键在“稳”。
5月17日—19日 召集国防工业会议，讨论军事预算和军工生产问题，以保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需要。在十九日发言时说：在党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军费开支，能节省的就要节省。
5月18日 致李克农、乔冠华电：“在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句，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望指示发言起草人和记者在稿件中，应“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的方针”。随后嘱秘书杨剐用电话将此指示传达到有关新闻宣传机关。
5月21日 和聂荣臻、李富春签发中央兵工委员会《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决定》同意中央兵工总局提出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基本同意《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责成该局依照《计划纲要》，“负责迅速进行调整”；依照《新建设大纲》，先进行勘察厂址等准备工作。随后，周恩来在转发《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批语中指出：我们现有的兵工工业，在品种上、数量上或技术水平上，对国防军的要求均相差很远。由于历史原因和缺乏统一计划的原因，全国兵工厂的分布，与我军事需要不相符；各兵工厂的机器设备的配置很不适当，与现规定的制式武器不相适应；全国各厂新老干部及技术人员的分配也极不平衡，技术及管理经验亦亟待交流。为了适应国防需要。首先应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
5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二十二日〔注〕会上乔埃蛮横无理的流氓态度，你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哈里逊必将继续使用乔埃这种态度。“当场还击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后痛斥，应该严厉指斥这种流氓无礼态度完全失掉军人身分，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对于谈判毫无诚意。”每次发言内容，要简练扼要，生动有力。
〔注〕五月二十二日，哈里逊接替乔埃担任对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
5月2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形成僵局而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和我方的对策，说：由于对方从四月下旬起态度转坏，谈判形成僵局，因此，我们对谈判“已作拖过今年的准备。并决心坚守已经巩固起来的现时朝鲜前线阵地，加修第二线坚固工事，准备应付今年夏秋两季可能到来的敌人新的攻势”。为此，中国国内工作的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同时还须加强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电文由毛泽东审阅后于三十一日发出。
△起草中共中央致在莫斯科的萧劲光、罗舜初电，就中苏双方关于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海军交货计划几个问题的谈判给予指示。
5月30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薄一波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六月结束。说：对资产阶级要看到两方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处理时要从全面观点出发。我们办事要公道，揭发错误要彻底。处理时要全面、从宽、谨慎、合情合理。总之，要根据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一般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核实定案。过宽过严的偏向，都应该纠正。现在，城市的货堆起来了，货物需要流通，资金需要周转，所以追补的时候，应该照顾生产。
5月下旬一6月5日 多次召集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联络部有关人员商讨起草并修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宣言（草案）》。《宣言》经筹备会议起草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六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 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同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谈判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六月一日，《中日贸易协议》签字。
6月4日 召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和各大区财委主任开会，商议财经工作问题。
6月8日 致电张经武：中央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在西藏立足未稳，情况未明，因此，关于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不宜作全面解决。但从与印度通商等实际需要出发，“拟先解决设领问题，允许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换取我方在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目前仍应采取原封不动的方针，但应逐渐停止其活动”。因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第十四条规定，须将西藏地区涉外事宜逐步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
6月9日 约傅作义、李葆华、苏联水利专家谈荆江分洪工程有关问题。
6月12日 和陈云、薄一波、李维汉商议召开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问题。二十日开会后，由薄一波、李维汉等组成党组干事会负责具体领导这次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陈叔通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并针对陈提出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宜当全国工商界头子的想法，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
6月13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指出：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6月14日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国西藏的地方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步骤，因而中国政府建议：将印度过去留在拉萨的代表团改变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这是可以首先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同时，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同时向潘尼迦介绍了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指出：停战谈判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遣返战俘问题。“过去美国方面尚企图讹称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二十三日。印度代办高尔向周恩来转达说印度政府赞同中国总理关于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总领事馆的建议。
6月16日 在欢宴西北各民族代表团时致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为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信仰自由的政策，并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同时要提高警惕，严防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更进一步地为巩固我国各民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而努力。”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指示》规定今年“农业税收的总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指示》还对农业税的税制、税率、减免政策和对税收的组织及对税收人员的政策与业务教育作出具体规定。
6月18日 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七、八、九月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流行季节。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在六月将继续检查、督促各大区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消灭死角，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
6月19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主题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即，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样，“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一方面，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就是改造”。“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这样做，“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我们“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既要注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6月20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草案）》。《通知（草案）》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评定工作人员的津贴和工资应依其现任职务，结合其德、才，并适当地照顾其资历。担任同一职务的人员，其津贴、工资可以不同。
6月22日 邀请二十一日到京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争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维勒斯尼科夫参观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展览会，并听取他对展览的意见。
6月24日 约即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梅汝敖等谈话，就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并发动细菌战的罪行，主张立即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交换意见。
6月27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指示》规定：自一九五二年七月起，国家工作人员的“门诊、住院所需的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或住院中经医师处方的药费，均由医药费拨付；但住院的膳费、就医路费由病者本人负担”。
△致电驻朝鲜大使馆参赞甘野陶转朝鲜朴宪永外务相：“在此次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可能讨论俘虏问题及细菌战问题，各国或许对日内瓦公约表示态度。为了能在此次大会上胜利地配合斗争，朝中两方红十字会最好事前能共同研究日内瓦公约及其它有关材料，并作充分准备。”希望能令红十字会派人来北京以便与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开始这一准备工作。
6月28日 致电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转郭沫若：我国代表团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所提的裁军建议，“原则上要照顾上次理事会裁军决议”。但在这次会议上应着重提出禁止细菌武器作为裁军主要内容之一。
△在钱俊瑞〔注〕《关于改订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计划和追加教育事业费预算的报告》上批示：“高等学校扩大不能达到今年招收十万的计划，主要在于没有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的人。”“中等学校扩大。主要不是经费问题，而是师资和修建问题。”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我认为从教育的需要上和财政的可能上追加经费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四亿五千万元是应该批准的。”
〔注〕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
6月30日 签发《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定案、追赃、处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三反”作为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五月底已经胜利结束，目前已进入处理阶段。“处理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定案、追赃和处理，这是争取‘三反’运动完满结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这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确凿根据”，“赃物、赃款原则上应予追缴”，“无证据和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不留尾巴”。以后，如发现具结不实、有确实证据而屡次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均应从重处分；“如确无贪污而误被疑为或定为贪污分子者。必须坚决予以平反”。处理工作一般均应于六月底或七月上旬加以结束。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报告会上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详尽阐释《共同纲领》的序言、总纲及其有关各项基本原则。说：《共同纲领》是毛泽东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毛泽东思想具体化的一个部分。我们学习《共同纲领》，也就是学习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正是新中国今日之必需，也是我们大家所一致同意了的。但是，新民主主义毕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一定会向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遵循《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那么，它就有和平消灭即和平转变的可能。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走向工业国家化、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庆祝荆江分洪工程竣工而向工程指挥部赠送的锦旗上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7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时说：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我们的收支大体上可接近平衡，因此，现在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特别是下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了。调整待遇，变供给制为工资制，是我们的总方针，但要完全实现需要较长时间，不可能是一步登天。国家准备在三年左右使工资制与供给制统一。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祝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在一份文件上批：“人民公墓不应扩大，应提倡火葬以节省墓地，并便纪念。”
7月2日、3日 就对方在一日会上表示愿意“诚意地觅求停战，以终止朝鲜的流血”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的发言“明显是在转弯”，“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我们对其现有态度应表示欢迎，并应提出重新进行分类、校正战俘名单的建议，“以便争取主动”。
7月2日 在审阅《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时增写：“在土地改革中，对外国侨民的土地问题，应根据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则处理之。如在新疆的外国侨民有愿意继续耕种或经营土地者。得在条件许可和农会同意之下经政府批准，给予一定时期的土地使用权。”
7月4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报告一九五二年军事预算的最后审定情况，并说明已指示中财委党组将军事预算列入整个国家财政预算中。
7月初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病愈后的彭德怀留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建议被采纳后，九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兵工委员会主任职务，我亦请求解除。改由彭德怀同志担任。”“转业建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由傅秋涛秘书长处理。”“中央防疫委员会日常工作即由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处理。”
7月10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在七月，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二）除过问政府日常工作外，拟令章汉夫接替主管朝鲜停战谈判和反细菌战斗争。（三）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八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注〕（四）“三反”、“五反”已过，我可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提议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萧华为第三书记。本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7月13日 受权发表两项声明：（一）承认并严格执行一九二五年六月在日内瓦订立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以中国名义加入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二）承认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日内瓦以中国名义签字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约》。
7月14日 就李克农请示是否接受对方十三日提出的遣返我方八万三千名战俘的所谓新方案一事复电：对方这个方案，我方绝对不能接受。十五日，又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经我们两天考虑后认为，在敌人目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接受其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特规定“一、核实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核实定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并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确凿根据。有全部证据者，定全部；有部分证据者，定一部分；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不留尾巴，以后如发现其具结不实，再从重处分。有确实证据，特别有确实物证而屡次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应从重处理。如确无贪污而被误疑或误定为贪污分子者，必须予以平反。”二、赃款赃物原则上应予追缴，但应防止盲目地无范围地穷追乱追。追赃时应明确交代政策，力求做到使贪污分子自觉退赃。三、“为了核实定案，应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向工商户传讯对证。”四、“处分及量刑必须遵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在行政处分中，应尽量少用开除办法。在刑事处分中，应多判处机关管制和劳役改造，少判无期徒刑，处死刑更应慎重，并应严格遵守既定的批准手续。”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我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电文说：有鉴于谈判在五六两月陷入僵局后，七月一日对方有转弯的表示，我方乃于三日、六日提出对案：“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即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即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其家在原属于一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一方地区者，可以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据此办法，我方收容对方被俘人员共一万二千余人，准备全部予以遣返；而按对方自己承认的应遣返我方十一万六千人。对方如真愿停战，至少应提出九万人上下的数字。“这个数目虽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但是，对方并未这样做，反而利用其空军优势向我方施加军事压力，并于七月十三日提出八万三千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七万六千六百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百分之八十，中国志愿军六千四百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本日，电文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十六日，菲利波夫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