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 审查中国杂技团赴芬兰的演出节目，并对演员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这次出去，希望你们大家要为祖国人民增光。
7月21日 致电西南、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广西、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经过商谈，同意开放中越两国边境地区进行小额贸易。
7月24日 接见应国际奥委会邀请即将赶赴芬兰参加十九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幕的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并针对有人担心临时组队参赛成绩不会好，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主张不去的想法，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支队伍。要通过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
7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时说z我们应该有气魄全部解决失业问题，但这是长期的工作。解决失业问题，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责任，应该统筹分担。办法是：全部进行登记，举办训练班，实行有计划训练；逐步分期解决。我们既不保守，但在执行中又要反对冒进。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同时指出：我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教育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在提高方面，一是培养大批的新知识分子，一是提高现有知识分子。在普及方面，一是学龄儿童的教育，一是成年人的扫盲工作。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7月2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八月访苏时需要与之商谈的有关问题。电文经毛泽东审定后于二十七日发出。
△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兵工工业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的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报告》还规定十八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并纳入争取苏联援建项目清单。随后，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
7月27日 在周扬本月二十三日关于胡风〔注1〕问题的来信上批：“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注2〕，他们两人都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注1〕胡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注2〕胡绳，时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何其芳，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致信十九日抵京的胡风：“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注〕均收悉。”“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请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谈结束这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注〕附件，指《〈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7月31日 召集航空工业建设会议，检查航空工业发展规划的执行情况。在发言中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要继续按照去年底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于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一九五七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同意按你们提出的意见向苏联索取技术资料和明年向苏联订货、增聘专家并延聘现有的专家。今后，每年都应分配给航空工业一些大学生，再抽调一些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我们要把这些工作抓紧、抓细、抓好。
8月2日 和贺诚联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中央防疫委员会二月至六月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一）在各种传染病流行的第三季度里，将加强各项防疫工作；（二）妥善解决各地在防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加强对细菌武器性能及使用规律的研究；（三）各大区应在十一月作出全年卫生防疫工作的总结，中央防疫委员会拟于年终召开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作全国性的工作总结。
8月5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达成《朝鲜停战协定（草案）》。
8月6日—8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十六次至十八次会议。在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调整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说明：根据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亟需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为了加强各部门的领导力量，这次会议先提出财经部门的任命名单，并将陆续提出其它部门的任命名单。这次机构调整拟增加、合并和撤消一些部门。会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8月9日 就一些部门未认真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的制度一事。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各部门党组小组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并重新规定了报告办法：（一）每两月作一次综合报告，应由党组负责人执笔，内容以执行中央政策、业务进行情况为主，千字为限；（二）重要问题作请示报告或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以简短及时为原则，字数不限；（三）专业会议后作简况报告；（四）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情况按月或按旬统计报告。
△致电张经武并中共西藏工委：请即与阿沛·阿旺晋美〔注1〕商量，然后告达赖并正式通知噶厦〔注2〕：“中印两国的旧关系必须逐步结束，新的关系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因此，“印度原驻拉萨代表机构的地位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后，按照中印两国正常关系由印度政府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中，还有许多应该改变的事宜。中央准备逐步加以解决。
〔注1〕阿沛·阿旺晋美，时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注2〕噶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被解散。
△约见驻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第二副团长邓逸凡，听取汇报顾问团在越工作情况。
8月10日 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鉴于政务院及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应予改组；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除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刘景范、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李克农、李维汉及齐燕铭等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安子文、吴溉之、李六如、廖鲁言等，共计二十四人。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秘书长，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报告。
8月11日 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脱稿。内容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任务》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还说：“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以改造中国经济面貌和国防面貌，并为农业集体化打下物质基础。”“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它的经济部门”。我们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所写《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完稿。
△就七月二十八日香港英国政府将中央航空公司留港飞机四十架非法判归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公司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为了回击英国劫夺我国飞机，“中央决定先行征用上海英商英联、马勒两船厂的全部财产”。征用命令拟用上海军管会名义公布。“望即刻着手做接管的准备，组织力量，并委派专人负责领导征用工作。准备就绪后，可立即宣布征用命令并执行，日期不要超过八月十五日，愈早愈好。”十五日，上海军管会发出征用令。
8月13日 和到京上任的邓小平谈政务院工作。随后，在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8月15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已在莫斯科）、粟裕，顾问为王鹤寿〔注〕、陈郁、宋劭文等。十七日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以及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注〕王鹤寿，时任重工业部部长。
8月18日 接见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的代表、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详细介绍中方对中苏会谈日程安排的考虑。
8月20日 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会谈。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周恩来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问题，并介绍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及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并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1日 率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讨论：（一）旅顺口问题。苏方原则同意中方所提草案，（二）中蒙铁路的修建问题。双方议定；协定将由中、蒙、苏三国共同签署，修建工作将由中国铁道部和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苏蒙合办）在中蒙境内分别进行。（三）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等问题。
8月22日 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8月23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明斯大林欢迎金日成、彭德怀前往莫斯科，商谈关于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问题。在得知金日成接受邀请后，二十六日再电毛泽东：已定于今日派飞机迎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飞机二十八日抵京，三十日回飞，九月一日抵达莫斯科。
△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的译文送交苏方。
8月27日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讨论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换文修正案，关于中长铁路移交公告、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修正案。周恩来就苏方提出延长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等问题发表意见，说明苏联将两国共管的中长铁路移交后，原议定书中运送驻旅大苏军军用物资封车和免税的规定仍然有效。
8月28日 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八个附表、《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的译文送交苏方。
9月1日 中苏双方代表团继续会谈，讨论苏联、蒙古提出的中、苏、蒙《关于铁路联运协定（草案）》和关于向苏联供应橡胶和铝的有关协定。
△和粟裕、维辛斯基等前往机场迎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当晚，去金、朴、彭住处商谈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逼敌转弯问题，说明；只有坚持我方的正确立场，才能逼使敌人转弯。如我们急于求成，反给敌人拖的机会，所谓欲速则不达。
9月3日 率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商议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周恩来介绍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并说明中国五年建设计划的方针和基本任务。斯大林说：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在五年计划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不留后备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这样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因此，建议中国每年的工业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十五，同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
9月4日 率代表团出席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同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的会谈，共同讨论中朝空军在朝鲜作战和战俘遣返等问题。斯大林强调：不能接受敌人七月提出的所谓遣俘方案。
9月6日 致信莫洛托夫：中国在明年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从苏联进口的装备和普通货物以及非贸易支出所需要的外汇，预计总数将达一百八十四亿三千万卢布，而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和非贸易外汇收入，预计总数只有一百三十八亿一千万卢布，逆差将达四十六亿二千万卢布。为了弥补以上差额，请苏联政府在今后五年中给予四十亿卢布的贷款，同时中国将向苏联支付约值六亿二千万卢布的美元、瑞士法郎或英镑。信中还说明了贷款及应付利息的归还期限。
△致信莫洛托夫：为了迅速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准。请将苏联经济建设的各种技术资料，即工业产品的技术标准，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等的典型设计，工交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资料供给中国。八日，莫洛托夫同意供给。
△将抗美援朝作战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专家名单、国防工业各系统的发展计划、各军兵种五年建设计划所需装备的订货单等项文件送交苏方。
9月8日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商讨关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
△致信宋劭文：请与有关同志研究一下，在委托苏联设计的工矿企业所需的辅助设备中，哪些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哪些是需要进口器材后方可制造的，哪些是中国目前不能制造的。望分别注明于今晚告我。
9月10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斯大林格勒，参观该市市容和卫国战争遗迹。随后，乘船沿伏尔加河一顿河运河旅行。十二日折回斯大林格勒，并于当日返回莫斯科。
9月12日 斯大林设家宴招待周恩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周恩来得到斯大林关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可以派代表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明确答复。
9月14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四个文件的签字时间定在十五日晚九时，北京时间已在十六日上午二时，故新华社广播准备在十六日上午，同日亦可见报。”
△复刘少奇本日来电：十二日夜和今晨曾告彭德怀〔注〕，提议由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
〔注〕金日成、彭德怀一行于十四日晨飞离莫斯科，十六日抵达北京。
9月15日 和张闻天、李富春同马林科夫交流党的组织工作经验，介绍中国党的组织发展和建国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情况。
△率领代表团出席签字仪式。中苏双方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注〕，交换《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和通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时，中、苏、蒙三方签订《关于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致词说：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随后，斯大林欢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注〕《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贷款七千万卢布。
9月16日 偕粟裕、刘亚楼、邱创成〔注〕、王诤等同布尔加宁进行军事会谈，研究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具体问题。
〔注〕邱创成，时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9月19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第三次会谈。就朝鲜停战谈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苏友好交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等问题交换意见。
9月21日 致信莫洛托夫：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现共有二百五十二名，除明年需辞聘三十一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三十七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二百三十七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它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
9月22日 和陈云、粟裕等一行十七人离莫斯科返国。在机场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行前，检查并安排了代表团各工作组的工作。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继续留苏联全权领导以后的谈判工作。
9月24日 返抵北京，在机场受到刘少奇、宋庆龄等的欢迎。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情况。会议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
9月26日 同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赖嘉文谈话，就他提出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一事回答：尼赫鲁总理的访问以在朝鲜停战后为最好时机。而朝鲜战争能不能停止，须看美国。目前，朝鲜停战谈判只剩战俘问题。我们是不怕拖与破裂的。美国如果不愿意拖，那就必须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9月29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泽登巴尔，并举行招待会，欢迎蒙古政府代表团。十月四日，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上签字，并相互致词。
10月2日 召集陈云、叶季壮、雷任民、卢绪章、陈家康〔注1〕开会，商议中国与锡兰〔注1〕贸易和签订两国贸易协定事。随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并帮助锡兰政府解决急需大米的困难，周恩来指示外贸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八购进。
〔注1〕雷任民，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时任外贸部局长；陈家康，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注2〕锡兰，今斯里兰卡。
10月4日 接见锡兰贸易代表团团长沈纳那亚克，说：中锡早已相互承认，现在剩下的就是互换使节。中国政府希望派遣使节去锡兰，也希望锡兰能派使节来中国，常驻北京。因为在中锡之间，并不存在像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问题。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中国，而另一方面又与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保持联系，并在联合国承认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因此使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很难正式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希望先把中国与锡兰两国的外交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也可能组织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去访问锡兰，因为我们两国在经济交流之外，还需要有文化交流。十二月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等：“中锡贸易谈判，已于今日谈妥签字。我们的收获是，锡兰以政府形式担负每年出卖五万吨橡胶给我们以五年为期的义务，并承认橡胶涨价时，我们亦有权同时提出重议大米价格。锡兰的收获是，我们担负每年出卖二十七万吨大米亦以五年为期的义务。一九五三年橡胶价格为三十二便士一磅，大米我们让至与今年一样五十四英镑一吨。”“如此，一吨胶等于五点五七吨米。”此事拟于后日发一公报，以影响东南亚。
10月7日 针对对方在九月二十八日所提的建议中仍然坚持所谓“不得强迫遣返”的荒谬立场和坚持拒绝遣返我方战俘的方案，起草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转金、彭电：复会后，我方必须首先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我方对案。同时，发去亲拟的八日复会后我方发言大纲。
10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复会。会上，我方对遣俘问题提出新建议，但对方竟蛮横无理地宣布无限期休会，关闭了和平谈判大门。
△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双方谈判代表复会至今为停战谈判的第二阶段，历时十一个月又十四天。其间，周恩来起草和批改指导我方代表团谈判的电稿分别有一百余份和一百一十余份。
10月10日 就对方八日宣布无限期休会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应揭露对方“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险恶用心的原则，拒绝协商，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将继续坚守日内瓦公约和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的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对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而这一次我方所提建议，就采纳了对方关于全部战俘送至非军事区实行交换的意见”。因此，“对方应负拒绝协商、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
10月13日 在常乾坤、吴法宪〔注〕、王秉璋的请示报告上批：同意开辟自广州经南宁至昆明和自广州至湛江的民航新线路。望遴选好机组人员，“以保证航线及飞机的安全”。
〔注〕常乾坤，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吴法宪，时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指示外交部、教育部筹办留苏学生预备学校。
10月16日 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并致词说；“我们的国家已成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生活在这个日益强大和繁荣的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有丝毫的满足”，我们应该“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更有效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教育及其它经济文化事业，更加注意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其中的领袖人物，要为我国各民族团结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奋斗。
10月1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经过十五个月的争执，已达成有六十三款内容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而剩下唯一的未决问题就是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我们主张全部战俘在停战后回家过和平生活。美国方面则主张双方可以在其所收容的全都战俘中实行所谓“甄别”，从而强迫扣留一部分人，宣称他们拒绝回家与其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反而愿意留在被俘的敌对方面过流亡生活。这实际是送给李承晚、蒋介石去当炮灰。在这个是非分明、人类正义面前，我们是不能放弃原则的。还指出：朝中方面虽然不能接受美方所提建议的原则，但仍然采纳了美国建议中某些合理的部分，在十月八日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对此，美方立即宣读早已预备好了的声明，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待朝中方面答复，即中途退出会场。由此可判明：谁拒绝协商，谁愿意协商。我们认为，朝鲜停战不能以一方压倒一方来实现，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方能保证和平的获得。
10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天津塘沽新港的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奋斗。”
10月23日 召集习仲勋〔注1〕、沈雁冰、周扬、邵荃麟、王阑西〔注2〕、蔡楚生等座谈电影事业的建设问题。发言说：由于艺术事业不同于一般工业，不能单独成为一个社会中心，因此，电影制片厂不能太集中，要适当分散。除需要发展现有的长春、北京、上海制片厂外，还应该在西南、西北建立制片厂，这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五年计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领导，不能统一在一起变成垄断。垄断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注1〕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注2〕王阑西，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10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五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郭沫若作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几项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时说：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养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具体措施是：文委的领导要加强。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并单独成立扫盲的工作机构。科学院也要加强，要派干部进去。文委的领导加强以后，就要同财委一样，负起政务院分院的责任来。
△审阅罗荣桓等关于颁发八一奖章、荣誉奖章问题的报告和有关授予八一奖章、荣誉奖章的两个条例后，指示秘书函告赖传珠、徐立清：（一）两个奖章条例草案均可用，但授予荣誉奖章条例第二条第四十项规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务已满十五周年，工作一贯积极而又无重大过失者”，与此条第一项的规定比较，条件似定得高了一些，建议改为十年或八年。（二）获得两种奖章的条件既有不同，则奖章的质量亦应有所区别（八一奖章应比荣誉奖章好些），同样亦应有较明显分别（八一奖章用八一军徽，则荣誉奖章不用八一军徽）。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沈钧儒。
10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注〕先后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送的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自此结束。
〔注〕廖鲁言，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针对“五反”后资产阶级存在的思想顾虑和私营工商业存在的问题，邀请陈叔通、章乃器和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的资本家代表人物盛丕华、苗海南、傅华亭、陈经畲等谈话。在谈到资产阶级的前途时说：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共同纲领》，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因此，私营工商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论述关于在中国实行和平转变的思想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三反”运动结束后 曾约见赴京开会的刘靖基等上海工商界人士，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国民党统治中国时，大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通过税收获得的钱财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你们用真假两本账，搞偷税漏税，这是对他们的反抗。现在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既然是爱国的工商业家，怎么还搞偷税漏税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
10月26日 接见智利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达麦斯蒂，在听取他奉智利新任总统之命，向中国政府表示愿同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介绍后，说：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愿望。但在两国建交问题上，智利处于困难地位，似需先解决对待蒋介石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态度和如何处理蒋介石集团在智利的外交代表这两个问题。可用两种办法解决：第一，由智利新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集团代表出席会议。这之后，中智两国驻某第三国的大使即可商谈两国建交问题。第二，如果智利新政府采取前种办法有困难，则由两国驻某第三国的大使商谈如何解决智利新政府所面临的这种困难。
△观看四川省川剧团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演出的《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三个折子戏。在接见全体演员时称赞说：川剧改得好啊！很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厚。以后，建议将这三个戏拍成电影《川剧集锦》，同时批准在会演期间赶排川剧大戏《柳荫记》，并邀请梅兰芳等艺术家等帮助指导。不久，《柳荫记》的演出获得成功。
10月27日 致电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斯特·鲍尔斯·皮尔逊，抗议片面地将美国政府提出的所谓调查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提案列入议程，并要求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向大会报告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1月4日、5日 召集政府党组干事会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概算和基本建设的控制数字。
11月6日 在首都各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致词：“中国人民是从苏联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苏联人民的热情援助下获得革命的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三年来，苏联政府给予了中国以大量的物资和技术上的援助。很多苏联专家热情地帮助中国的建设工作。”苏联政府的这种慷慨援助，“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巩固国防、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并使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取得迅速的成功”。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11月9日 审改中共中央致中共华南分局指示电。在电文提出华侨回国观光团在广东各地参观返抵广州后，应由陶铸或方方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说明土改政策、解答疑问之后，增写：“如他们提出的事例确属我们干部执行政策时的偏差，我们即应当场承认。并负责纠正，使他们认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诚实无欺和认真负责。”
△约彭真、尹瑞卿、安子文谈政法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
11月1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提出遣送日侨的办法、经费、财产处理和离职日侨待遇等问题，要求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市组织日侨事务委员会，并在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内遣送五百名日侨回国。
11月14日、15日 先后在政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政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调整省、区建制和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问题的报告》〔注〕。说：“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是在新中国初建之时成立的，一方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机关。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刚刚解放，各地区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三年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大区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恢复和改建工作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因地制宜”。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同时，也要加强省、市人民政府的组织，以加重省、市领导的责任。因此，现在大行政区一级必须改为虚级，即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这样，它不再是一级政权机关，而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了。现在我们的政权有七级之多，层次多了。手续一定多，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效率还很低，因此今后需要逐步减少层次，改为“四实三虚”，即中央、省、县、乡四级实，大行政区、专区、区三级虚。十五日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注〕十一月三日曾就此事函报毛泽东。
11月14日 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讲话，阐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等问题。说：“因为是百花，就各有各的好处。”各个地方戏也有它的好处和短处，因此“不要忙于比高低，应当承认‘百花齐放’，应当让各个地方的戏曲艺术统统都发展起来”。各个地方戏“之所以能够存在，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我两年前说过的：‘广大人民爱好它”。地方戏有局限，但需要慢慢地提高。“地方戏的改革总要在它的基础上来改革，不要改得四不像。”“乱提意见，乱改剧本，是破坏艺术，不尊重艺术。”“戏曲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讲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要看它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需要把它保留下来，消极的需要把它改革或剔除。所以，政治标准不是把原有的一概抹杀。”“艺术品是发展矛盾，然后来统一矛盾，同时还要要求艺术本身的优美。如果你的艺术形象弄得很丑恶，尽管它的内容怎样好，是没有人喜欢看的。”同时，也“不能把各个地方戏的精华，都放在一个戏里演出来。吃菜有大杂烩，戏曲就不能有大杂烩，任何艺术都不能破坏统一”。“三年来戏曲改革是有成绩的，这是值得提出来称赞的。”
11月2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三年度“国家财政收支是以保证抗美援朝军费开支及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经费开支为准则”。具体要求是，“积极发掘财源，严格监督国家资金的运用，厉行节约；降低产品成本及流转费用，改善产品的规格并提高其质量；在基本建设中，充分利用原有材料，并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减杂费，降低材料耗用标准并减少积压材料的现象”；“改进税务机关的工作，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国家预算收入”。《通知》宣布：明年将实行中央、省（市）、县（市）三级预算管理。
11月28日 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先在朝鲜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全盘建议。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1月29日 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初步草案和解释性声明一事，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代办伊沙·玛蒂，指出：朝中方面的立场是无条件地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遣返双方战俘回家。美国方面的立场是无论如何要把一部分朝中被俘人员扣在手里，或者通过所谓中立国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实际上仍是扣在美国手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决议草案中的有关规定，在实质上与美国的立场没有分别。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并刘少奇、李富春：请回答苏联政府，我国决定不采用苏联差别兑换比率的货币改革方式，而采用划一的兑换比率。因为那种方式会过大地打击中国的私人资本，招致工业萧条，大量私营企业职工失业，同时会引起工资政策、财政计划的很大变化。我国货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金额，并规定含金量，以便对外币有固定的比率。因此，物价不会由于发行新币而有所涨跌。电文还详告了新币发行计划。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一次政务会议。在听取张林池作关于《参观苏联农业建设情况的报告》时说：中国农业代表团是一个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不找麻烦、虚心向人家学习的好典型。建议今后所有的出国代表团都要有自己的明确任务，都要订出出国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并在出国后作出汇报。这样，才容易学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学习不要生搬硬套，既不要保守，也不要急躁，要尽量不重复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缺点，少走弯路。有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应该走得快些。
12月6日 批准安子文关于任命冯仲云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的报告。
1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12月上旬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从朝鲜回国汇报工作的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周恩来祝志愿军的同志们早日凯旋。
12月11日 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我们可以从明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这个建设的大目标，是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不确定这个方向，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前进，也不能在人民团结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许多有利条件，也还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是在一十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和对国家资源缺乏清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第二，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仍然需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第三，更困难的是缺少进行建设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包括技术工人、教员一直到高级技术人员、高级行政领导人员。鉴于以上情况，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有重点，就是说，目前国家建设不是百废俱兴。比如工业建设，总要以钢、煤炭和石油的生产、铁路的修建为主要关键。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树立整体、重点、先后和全面的观念。又说：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才能将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