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二次政务会议。在听取刘景范作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报告后说：我们要进行国家建设，但不应忽略抗美援朝，而要把抗美援朝与国家建设等量齐观。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挡住了敌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停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我们应该借慰问团回国向人民作汇报这个机会，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以继续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
△签署《政务院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指示》说：全国的禁毒运动即将胜利结束，为完全清除毒害，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首先，对吸毒者，应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动员规劝、自己戒烟为主，结合政府给予适当督促帮助的原则进行。第二，严禁种植鸦片。自政务院明令取缔后，已经基本禁绝。对于过去种植鸦片者，只要以后不种，一律既往不咎；但如果在一九五二年后仍然偷种者，则要依法惩办。第三，收缴农村存毒，应本着“交出毒品，不予处分”的原则进行。
12月14日 复电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反对十二月三日联大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因为它仍然是以美国“自愿遣返原则”为其中心内容的，只是十月二十四日美国在联大会上提出的所谓“二十一国提案”的改装；并重申中国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义要求。
12月1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谢明诺夫〔注〕电：“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从战场的军事行动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技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的发展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现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为此，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关于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和关于兵工生产的贸易订货要求。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于十六日发出。
〔注〕谢明诺夫，时为斯大林的代称。
12月21日 致电联大主席皮尔逊，严重抗议美国军队在峰岩岛大批屠杀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罪行，指出：“这个事件，又一次充分证明了美国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原则的实际内容，就是用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来胁迫战俘表示‘不愿遣返’，以便达到其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
12月24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的国内形势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说：为了适应新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教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建议得到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与会各委员的赞同。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负责人长征、阮自清，就越南党的工作情况和中国顾问团在越的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表示同意让总顾问罗贵波继续留在越南帮助他们开展有关工作。
12月25日 召集会议，研究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有关问题。会后。将会议所议的普选方针概括为：这次普选运动是要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随即致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请转告各大区同志回去后本此方针传达为要。
△发布命令，决定将海关总署划归对外贸易部领导，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
12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吴波作的关于税制的若干修正问题的说明时指出：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修正后的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这是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应靠改善经营。不仅合作社，国家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优待而不注意经营的情况。取消优待后，将会促使合作社“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经济核算制，努力改善经营方式，扩大推销面，加快资金周转，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此，这种修正是必要的”。
12月27日 发布命令，颁发《省（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经机关与国营财经企业部门检察室暂行组织通则》。命令指出，为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继续与贪污、浪费特别是官僚主义作斗争，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财经各部门中有立即建立监察机构的必要。
12月31日 凌晨，离京前往哈尔滨。
△下午，出席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最后议定书的签署仪式。在讲话中祝贺移交工作的胜利完成，同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向苏联人民、政府和斯大林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感谢在中长铁路工作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培养了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大批干部。中长铁路的中苏共管于本日结束。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叶洛果夫等二百名苏联专家授予《中国长春铁路纪念章》。然后，出席负责办理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宣读毛泽东致斯大林的感谢电。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
1953年五十五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胜利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参谒哈尔滨苏联红军烈士墓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对在场的省、市负责人说：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得了人民的解放和胜利。要广泛搜集革命烈士的事迹和文物，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场为纪念馆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全国开始实行中央财经委员会颁发的经过政务院修正的税制。
1月2日 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
1月3日 就协助日侨回国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朱德并转陈云、邓小平：拟仍依原议邀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来华洽谈有关事宜，并建议中国红十字会对此发表一项声明。八日，中国红十字会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发表《关于日侨回国问题的声明》。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九五三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所需炮弹的进口和缺额在国内的增产问题。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党组关于处理英商中的几个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我们的基本对策，仍然是贯彻政务院一九五二年七月的指示，“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挤掉帝国主义在华产业而与之加强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来往的总方针，并根据英商各集团、各系统、各行业、各厂商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
1月7日 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塔一事，致电各地：各地过早地修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俟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再由政务院视情况决定修建否”。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院为画家齐白石九十三寿辰举行的庆祝宴会，向齐祝贺。
1月上旬 为了更好地分工和集中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一九五二年底中央《关于改变大区政府机构与任务的决定》精神，在征求各大区意见的基础上，主持拟定了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名单。八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陈云、彭真，认为名单“已可最后定案”。十四日，经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
1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六次政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二月一日，周恩来签发《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指示》规定县以上各级政府应立即组织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广泛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各级政府必须保证这一运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健康进行。《指示》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需要有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但是，“对于极少数虐待、杀害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则必须按法律予以应得的惩处”。
△就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紧缩工作问题，致电乔冠华：既然代表团紧缩工作完毕，工作已有交代，“同意你于数日内动身回国。经过平壤时，应通过我大使馆向金首相报到，如蒙约会，应前往报告我代表团紧缩工作及今后朝中双方工作关系，并请其给予指示”。
1月12日 在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专题报告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回答与会者在学习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主持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并商定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日期和日程安排。
1月13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的说明。指出：建国初，《共同纲领》中就确定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但当时国家建立伊始。解放全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许多地方的群众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为着配合各项建设，要使政治建设完备起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选举原则是普选，实行普选最主要的还是基层的直接选举。既然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把宪法搞出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担任本日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1月16日 就毛泽东十五日给自己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写信。提出实行新税制后在全国引起波动事，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改行新税制后的市场物价问题。
1月18日 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对印度尼西亚以大米换橡胶的合同已签，数量虽少，但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有利的。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我已告曾山〔注〕、雷任民，将最近时期对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贸易情况向党中央作一综合报告，以便能在中央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研究。
〔注〕曾山，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1月19日 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讲话：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在今年的三大任务相配合。“三大任务是抗美援朝、国家建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如何配合国家建设的问题，首先，“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第二，“要严格遵守国家纪律，大家要步调一致”。“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要稳步前进。”中国共产党“在考虑人民代表时，既要掌握原则的严肃性，还要有实际的灵活性，对友党要宽些。但原则是一致的，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顾和安排的”。能不能选上决定于人民的态度。
1月21日、23日 主持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二十五日，致信毛泽东：现将《选举法（草案）》修改本送上请审阅。“选举法的名称尚有争论未决。有人主张选举法前面应冠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字样，似亦无不可。”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选举法的内容好。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月22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兵工生产与建设的五年计划。在发言中说：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小，不能冒进，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发展相结合。
1月23日 就上海市防空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致电上海市委转潘汉年：苏联防空专家所提扩大防空机构的建议，是从将来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不是要马上大搞，而是要逐步实现。目前还不需要也不可能这样做”。
1月2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
1月26日 出席中央财委召开的各大区和主要省市的财委主任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说：（一）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初步总结了一九五二年预算执行的情况，订出了一九五三年的概算。（二）财政概算应实事求是，根据需要与可能，贯彻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财经工作一定要稳步前进，即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一切开支都要服从于市场的稳定，物价要稳，人民生活还要逐步改善。市场不稳，要建设也建设不好。（三）防止财政赤字的主要对策，仍在于增产节约，开源节流。
1月27日 就新华社一九五三年新闻报道计划作出指示：（一）要加强对抗美援朝的报道。（二）“面向建设，面向国际”的提法不完整，应为“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提高质量和效率，有重点地发展一些工作”。（三）对国家工业化的报道还不具体，需要加强。
1月28日 致电李富春、叶季壮〔注〕：（一）现托人带去第二机械工业部五年工业生产计划和兵工工业五年建设新方案。新方案较之以前所提扩大了很多，“但拟请苏联设计的项目却减少得很多”。待苏联方面与你会谈兵工生产计划时，“由你酌情提出修改，或仍按原先设计项目请其派人来华考察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再与其讨论更改或合并设计项目和产量”。至于航空工业和坦克工厂建设两项计划，“则不作更改，亦待派员来华设计时，再与之商榷设计项目和产品”。（二）另选上二机部五年订货计划表和总后勤部五年订货计划表及其货单，由叶季壮将其重要项目提交苏联对外贸易部。
〔注〕叶季壮，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
2月1日 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稿中答复了一些人对普选工作提出的疑问，说：“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人民迫切需要实行普选，好把他们自己所真正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出来，代表自己去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负责管理国家的事务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务，而把他们自己所不满意的和认为无必要的人撤掉。我们没有理由，更无任何权力去反对或推迟实现全国人民迫切需要行使的这种基本权力。”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普遍选举制的基础上，除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直接选举制外，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
2月4日一7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四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过去三年中在各条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由于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由于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援助。《报告》分析了对中国日益有利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强调：当前我们最迫切最重大的任务是，第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里，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这是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第二，抗美援朝斗争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起来。第三，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充分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来共同奋斗。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等。
2月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宝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
2月15日 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试行后于本日通过，作为正式《决议》公布。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
△致函廖承志，要他就在华日侨的人数、不愿回国的日侨情况、日方可能对日侨进行思想调查和日方请求中方准许日本战犯与家属通信等问题，同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安部有关人员磋商，并提出处理意见相告。
2月1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草案）》。随即，致信刘少奇、高岗、薄一波：“现在地方各级政府除东北各省外均无计委组织。上次中央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电文，亦未提到成立各大区、省、市计划局、处事，故在取得高岗同志同意后，特将此二点加以修改。”
2月17日、23日 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注1〕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与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我们制定五年计划有巨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百分之十三点五至十五，年度计划则根据实际可能情况再定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这样做有好处。随后，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注2〕、高岗联名致电李富春，通报开会情况，并告同苏联的各项谈判希望早日定案。
〔注1〕贾拓夫，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注2〕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
2月19日 根据本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谈会。与会的有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注〕等。随后，根据会议所确定的原则，主持起草并于三月十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对执行情况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也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确定高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财经工作，习仲勋负责文教工作，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
〔注〕孙志远，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2月20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出版总署召开第二届出版行政会议经过的报告时说：半年来，出版工作经过整顿后是有成绩的，但仍存在着粗制滥造、盲目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违背国家政策、强行摊派的情况。今后，出版工作应有计划性，要厉行节约。
△就扑灭大同煤田已燃百年的地下大火一事，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央燃料工业部发出指示：“责成中央燃料工业部负责，山西省人民政府参加，调派得力干部，限期成立消火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驻在大同矿区。以大同矿务局为主，并由中央燃料工业部抽调华北、东北有消火经验的员工，前往进行调查，测绘简图，制定计划，提出设计和预算，报告中财委核准施工，以免国家资源遭受重大损失。”
2月中旬 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谈话，介绍老家淮安的一些情况，委托王到淮安办理三件事：一是陪同前来北京探亲的婶母（儿子被国民党杀害）回老家，并转告当地政府，他婶母的生活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生活费。二是周家还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农民集体耕种；如果坟丘有碍耕种，可以平掉，将尸骨装入罐中深埋。三是听说当地政府要修缮旧居的老屋，并准备建纪念馆，可告诉政府，老屋有坏的地方可以修，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可用老屋和院子，不要建纪念馆。
2月21日 就上海和长江私营轮船公司要求贷款、合营事，函告薄一波，认为“中兴”号和“海鹰”号轮船可立即实行公私合营，其它的可实行联管。在对联管船只进行整顿后，也准备在今年内进入合营，“否则，拖得太久，船只损失过大，从大处看，于我极为不利”。
2月22日 上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代表团代表为萧劲光、刘亚楼、萧华、伍修权。
△下午，出席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曾经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会上，代表毛泽东将锦旗授给苏军指挥官，将纪念章授给苏军将士。
2月23日 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次日，设宴招待驻旅顺口苏军高级指挥官。
2月24日 在旅顺口军港视察新组建的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对指战员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
2月25日 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返抵北京。
2月27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沈雁冰作的访问波兰文化代表团工作总结时提出：（一）今后凡我国所派代表团在出国前，应由外交部主管司负责介绍所访国的主要情况。（二）文教委员会要研究关于加强我国与各兄弟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监督执行和指导工作的具体办法。（三）由文教委员会指定出版总署研究印制标准领袖像供给驻外使馆使用。（四）各有关部门应对苏联和兄弟国家供给的技术资料负责保密。
2月28日 函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高岗、邓小平：张国华、范明〔注〕现借道印度飞往重庆，“拟俟他们到京后，与他们商谈逐步解决印（度）、尼（泊尔）在西藏所沿袭的驻兵、通邮、通电和入境等特权问题”。
〔注〕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范明，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三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3月初 看望因阑尾炎住院的刘少奇。并召集医务人员和有关负责人研究确定治疗方案。
3月4日 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症的消息后，和毛泽东、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3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改组文艺团体及改变作家生活制度的报告，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可行的。“关于改变作家生活制度一项，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先在文艺界酝酿成熟，然后有步骤有准备地推行。以期这种改变真正有助于改善作家的创作活动，提高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3月6日 致电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吊唁斯大林逝世，并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
3月6日前后 起草《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提纲》说明代表团的任务是：“专诚吊唁，表达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切悲痛。”同时与苏共领导人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3月7日 致电李富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团长周恩来，团员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十八人。请通知苏联方面，“代表团此行系专诚吊丧。希望摒除接送仪式，一切从简”。
△上午，率代表团飞离北京，八日抵莫斯科。当晚，率代表团去工会大厦瞻仰斯大林遗容，在灵前献花圈并参加守灵。
3月9日 在莫斯科红场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各国兄弟党领导人，出席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随后，会见苏共中央、各国兄弟党领导人。
3月10日、11日 为详细了解去年八月开始的中苏双方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进行商谈的情况。听取数月前去莫斯科的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的汇报。李富春还提出关于五年计划及其它问题的若干建议。
3月11日 和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张宗逊〔注〕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抗美援朝、国防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
〔注〕张宗逊，时任军委副总参谋长。
3月13日 复电罗贵波〔注〕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
〔注〕罗贵波，时任驻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
3月14日 下午，致电毛泽东，告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于本日上午十一时逝世。随后再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参加葬礼的中国代表团名单，说明代表团的同志们均认为以我去为当。
3月16日 中国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郭沫若、谭希林〔注〕为团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哥特瓦尔德葬礼。十七日，周恩来率代表团由莫斯科飞抵布拉格，随即前往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并在灵前献花圈和参加守灵。十九日，参加葬礼。
〔注〕谭希林，时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3月21日 飞返莫斯科。
△出席中苏《关于一九五三年度货物周转之议定书》和《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扩大现有电力站和建设新电力站的协定》的签字仪式。
△晚，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问题。随即，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
3月23日 致信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度中国向苏联的订货中有三项重要货单尚未谈定，这三项均系我国军队和军事工业急需的各种物资，希望苏方尽快与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商谈，并能从第二季度开始交货。为使今后能够顺利地办理中国向苏联的军事物资订货，希望苏联政府规定一个固定的军事订货程序，以便我们遵循。
3月 听取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报访问情况，并帮助代表团联系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
3月24日 晨，率代表团飞离莫斯科，二十六日返抵北京。
△发出《关于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各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它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
3月26日 向毛泽东汇报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
△晚，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苏联派来一负责人和随员，明日离北京经安东前往平壤同你面商要务。请派得力人员于二十八日午前赶到安东接人。
3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现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志愿军谈判代表拟由丁国钰、柴成文担任。李克农待谈判重开后即去开城。乔冠华将于本月底由北京动身前往开城。
△为毛泽东起草致丁国钰并告金、彭电：如金首相同意金、彭复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信稿内容，“请即电话告开城并电复我们。开城可于二十八日下午将此信交给对方，平壤、北京于二十八日晚广播，二十九日登报。如美方同意派联络官会晤，商定恢复谈判日期，望即电告”。随电发去周恩来起草的金、彭复克拉克的信稿。
△致信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后几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我口授大意后由聂荣臻召集总参谋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外交部、铁道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定的。其中，除第四项须另行斟酌外，“其它各项均可予以同意”。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月28日 和邓小平、李维汉、廖承志商谈广东、福建两省侨务问题。一致认为：两省在侨区土改出现偏差后，提出的纠偏方针、办法是正确的，应予同意，即对错划阶级的应无条件地给予纠正，尽量赔偿损失。并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对华侨地主，除极少数按公安管制条例应予管制外，其它的一律取消管制。四月二十一日，将有关情况函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3月30日 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综述了过去一年多谈判取得的成果，指出这“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认为谈判如不中断五月之久，“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并说，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日 召集高岗、薄一波、章汉夫、伍修权、李哲人〔注〕、雷任民等开会，商谈外贸工作问题。
〔注〕李哲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4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七十三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阐明我国政府对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的立场和主张。指出：停战谈判进行快两年了。美方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凡是对他有利的就谈，不利的就拖，而我们在全部谈判中是一贯坚持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因为美方蛮横无理地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与他妥协，当他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地顶回去。我们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不能老僵着，因此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成两个步骤来实现。我们提出的遣返俘虏的这个方案与美国方案、印度方案不同，我们这个方案是将战俘交中立国。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
△签署《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指示》中说：“为了使全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必须做好登记选民的工作。而选民的登记，又必须以人口登记为依据。因此应在选举工作同时，举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以利选举工作的进行，并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
4月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一○九、一一○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
4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我方今日发言应表示我方了解对方的立场是将‘联合国军收容下的全部病伤被俘人员完全送交’我方。如果对方默然，即证明自愿原则已不存在，如果对方声明并非全部。则我方即可保留将来遣返者收容于中立国的要求，但在联络官会议中可先解决直接遣返的安排细节问题。”
4月8日 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询问苏联方面对中国“一五”计划的详细意见，并说：苏联政府确定百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时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阅看中国代表团绘制的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圈，表示赞成苏联经济专家的几个观点，即：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遗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后，商议了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
△为毛泽东起草复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一书面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十一日，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四月二十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4月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现将朝中两国政府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建议的说明信稿发出。这一说明是以南日名义发给哈里逊的。“有了这一说明，我方可更主动地要求对方在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达成协议后，接着商定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的日期。”
4月12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问题。
4月14日 就新闻宣传报道问题作出指示：现在批评性稿件多一些了，这种现象是好的，但有的稿件事实不确实，有些盲目。文章“要重质不要重量，并要经过当地党委”，“采取合作态度，不要对立起来，记者不要滥用权威”。现在纷纷下去的检查组也是这样，形成钦差大臣满天飞。在公开宣传中要注意不要夸张，过去我们有很多话说过了头。“毛主席的原则是：做了一百件事，只说五十件，才不致自满。”
4月17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指示》中说：农民流入城市的严重后果，“在城市，使失业人口增加，造成处理上的困难；在农村，则又因劳动力的减少，使春耕播种大受影响，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损失”。《指示》提出了七条措施制止这种混乱现象的继续发展。
△接见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罗舜初、王秉璋，听他们转告李富春有关同苏联商谈制订中国“一五”计划的一些新意见。
4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同意在十九日的联络组会议上发表声明，重申中朝政府分别在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提出的建议。“如对方在会上同意商定复会日期，我方可提议将会期定在二十五日，以便我们对具体实施办法有所准备。”
4月22日 致信毛泽东、彭德怀：经与军械部再次商量，“拟请苏方将今年二十个师装备中的三七高射炮弹一次供给我们，以解决七八月供应不上的困难”。随信附去拟于二十三日发出的周恩来关于请苏联政府将高射炮弹一次供应中国的致布尔加宁电。
4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征求他对中方提出的《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意见。《实施方案》根据谈判遣俘问题的实际情况。提出我方关于遣返俘虏问题的两个方案。本日，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对来电所示形势、估计及方案步骤，我们完全表示同意。”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就共同关心的朝鲜谈判、两国农业问题等同对方交换意见，说：朝鲜战争本应早已停止，只是有人以遣俘问题为借口，使仗停不下来。现在我们已让了步，解除了这一借口，不必立即遣返，亦可解决问题。这样，如果再拖延战争，人民就可看得更清楚是谁的责任了。又说：农业是东方国家的大问题。农业发展了，工业发展才有基础。目前中国农业只是经过土改得到恢复，发展还谈不上。东方国家应求自给，同时求得生产发展。应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只要努力，是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也需要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