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板门店双方代表团会议，将于二十五日恢复，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已征得金首相的同意。”现将该方案发去，望邀请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如对方坚持二十六日开会，亦可同意。”本日，再代拟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告李克农将于二十五日动身去开城，同时发去执行《实施方案》的各项步骤。
△就新华社播发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大批勘探队员（包括苏联专家）出发在天山南北勘探石油稿造成泄密一事，致信胡乔木、陈郁、吴冷西〔注〕：此类新闻不应发表。新华社记者采访建设新闻应该区分何者应公开发表，何者不应公开发表；采写的新闻应由主管部门亲自审阅。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七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韦悫作的《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报告》时说：出国参观访问，国家花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在国外学到了东西，不能自己知道就算了，而是需要作报告、写文章。写出文章，也不一定都登《人民日报》，除《人民日报》外，还可登《光明日报》，登各种杂志。
〔注〕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
4月25日 同高岗、邓子恢、薄一波研究在海南岛种植橡胶的问题。
4月26日 为美方中断六个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复会。我方提出解决遣返俘虏问题的六条方案。
4月27日 约曹菊如〔注1〕、雷任民等谈一九五三年中国对苏贸易的平衡问题。五月五日将对苏贸易平衡试算表的要点电告在莫斯科的叶季壮、李强〔注2〕等，并指示按电告精神同苏方商定中苏贸易的平衡问题。
〔注1〕曹菊如，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
〔注2〕李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4月2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彭：为推动谈判的开展，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在今日发言稿中应加写：“我方所提六条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三点建议”，“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并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协商精神促成朝鲜停战不利的”，等。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对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所确定的政府领导人的分工作出部分调整，决定：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道、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确定今后每星期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月30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电，请向米高扬表示：（一）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援助”。（二）授权李富春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五月十五日，李富春和米高扬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上述八个文件上签字。《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连同过去三年帮助中国设计的五十个企业在内，到一九五九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工业企业。
△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曾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格玛达莲娜·罗别愁复信：“对于曾经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5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接见印度驻华使馆参赞高伯登，把我方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运印度政府，并指出：我方提出新方案后，仍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如果美方对我方新方案的态度恶劣，我方仍然回到老方案上。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方老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在两个方案中宣布只欣赏第二方案。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互助。
5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商业问题。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会上说：为克服政府工作的某些无人负责的现象，必须规定对今后一切工作的处理均应由主管部门负主要责任，主管部门负责人必须亲自过问；遇到有同其它部门有关的事情，主管负责人应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办法，然后再提交中共中央批准。
5月9日 致电李富春：“国内在经济宣传上经常发生保密的界限问题，即何者可以公开宣传，何者应当严守秘密，因缺乏经验，很难判断。随着有计划建设时期的到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日益发展，此一问题就日益严重而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请向苏方有关负责人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介绍保密工作的原则和经验，如能给予可供参考的文件更好。
5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除重要的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等重工业部门，应由公安部队担任警卫外，其余的工矿企业，“均应自行组织警卫武装并将其列为各经济企业部门本身的组成部分”。“此种警卫武装在目前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担负保卫经济建设、生产安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人民经济警察，它成为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税等问题。
5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景范起草一个关于宣布“三反”、“五反”总结束的内部通知，由周恩来主管，就全国各地应重视气象预报问题，分别以政务院、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和一个指示。
5月14日 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今年是“一五”计划开始的头一年，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将日益紧张和繁重，财经部门更为突出。过去的工作实践已经证明，战争年代的一揽子工作方法已不适应现在大规模国家建设的需要。为此，政府工作要采取集中领导并分工负责的办法。没有严密的分工，就不能集中领导。如果只有分工，没有集中的领导，就会发生互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工作的重心是中财委所属的二十个部门。因为经济是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财经问题，其它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领导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不仅是制订计划，而且还要指导业务。我们国家经济上的特点，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是不平衡，忽视任何一方面，都要犯错误。总之，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紧张的，缺点是很多的，信心是大的，前途是无限的。
△签署《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为此，规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陈云（在陈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五人领导。在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第二（财字）、第三（交字）、第四（农字）、第五（劳字）办公室；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总理办公室负责。
5月15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参赞高伯登，赖嘉文转达了尼赫鲁的意见：中国的“八条方案”〔注1〕比“六条方案”〔注2〕更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因此促请中国政府既不要放弃“六条方案”，更应坚持“八条方案”。周恩来回答说：“八条方案”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它不仅包括了印度原提案的基本内容，也采纳了联合国决议案的合理部分，因此这已是我们在战俘问题上的最大限度的让步。而美国的方案在主要方面是反对我方“八条方案”的，其主旨是以武力阻止遣俘。近几天，我们将继续为实现“八条方案”而斗争。但是，如果美国仍要继续坚持其无理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考虑重新提出“六条方案”。
〔注1〕“八条方案”，指五月七日我方提出的第二方案。
〔注2〕“六条方案”，指四月二十六日我方提出的第一方案。
△约见本日从莫斯科返抵北京的二机部工作人员陈平，收到叶季壮、李强关于一九五三年度中苏贸易及平衡问题会谈情况的报告和两个关于军事订货并接受苏联对若干军事项目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十八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商两个协定（草案）的条文。
5月16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我国粮食的产量虽已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但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增产粮食仍然是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更好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为此，必须认真贯彻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稳步地发展互助合作的政策和适当奖励劳动模范的政策等。”
5月17日 审定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因对方所提方案不得人心，正在想转，对方提出休会三天，“我们应抓紧会外宣传斗争，以配合国际形势来打击敌人的无理立场”。对此，北京已作了布置。“目前正准备一个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指出双方基本分歧：对方是破坏谈判基础，强迫扣留战俘并瘫痪中立国；我方则是既不许强迫扣留，亦不主张强迫遣返，并尊重和信任中立国。”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责成周修改后送毛泽东批发。（二）修改通过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文》。《回文》指出：“苏联政府备忘录中各项规定已经具体化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中国政府愿保证切实履行上述协定及其有关的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做好自己的各项准备工作。”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五十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它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三）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黄克诚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并责成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各种保密制度和惩罚条例。
5月20日 约见廖承志、柯柏年〔注〕，说明为了配合外交斗争，揭露美军虐待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决定成立一个由廖承志负责的调查美军暴行小组。同时商议了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确定由小组组织两个作家组、一个记者组、一个医务调查组在我方归队的伤病俘中开展工作。次日，将以上情况电告金日成。
〔注〕柯柏年，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
△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团长帽巫旺、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指出：亚洲国家需要和平环境以恢复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愿意受任何侵略，也可保证不侵犯任何人。我们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合作团结，是对亚洲国家有利的。中国虽然很大，但经济落后；文化虽然悠久，但比起现代科学水平，还是落后的。我们落后是一个世纪来帝国主义压迫造成的。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相同命运，需要大的努力，才能挣脱。我们应有共同发展经济的要求。只有经济发展了，民族独立才有保障。我们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不是以单方面条件强加于人。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六月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通知等文件。
5月24日 视察北京一○一中学，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
5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会同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杨尚昆等起草关于中央办公制度和文电处理的改善办法，提交中央决定。
5月26日 主持召开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加强保密工作的五条措施，强调军事秘密和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是保密工作的重点。十月三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起草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电：在关于军事订货的两个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去年八月起赴苏进行谈判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届时即由你率领代表团全体人员一道回国。
5月2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阐明中国对美国五月二十五日新方案的意见。
5月2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等文件时说：院系调整工作“应该采取有重点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如果把摊子铺得很大，没有重点，形式上好像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什么都要满足，结果是什么都不能满足。”“今后院系调整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来定出进度”，“照现在的计划，二百多个学校一下子摆开，有点多了，似乎有些好大喜功。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调整好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
5月30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朝鲜谈判问题。
6月1日 就五月三十日金日成来电认为对方提出的新方案已与我方方案接近可以接受一事，为毛泽东起草复金日成电：“我们同意关于敌方新方案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准备指示开城在六月四日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中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
6月4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代表茶话会上讲话：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利用这样有利的形势加紧国家建设，使我国更加强大。因此。“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同时也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为阶级还存在，因此，各民主党派里面事实上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取消，而要允许它合法存在。“但这些思想要受《共同纲领》的限制，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如果这些思想跟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立，敌视共产党，就要受到批判。”“我们现在要进行建设，过去学的那一套很多都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而钻研业务，就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开会太多也是一个问题，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
6月4日前后 两次约叶剑英谈华南党、政、军的组织领导工作问题。五日夜，将谈话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
6月5日 零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介绍朝鲜停战谈判在四甘复会后的情况。说：我方首席代表基本上同意对方五月二十五日新方案。因为我们认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五月七日方案的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我方已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对对方方案作了必要的技术性修正。如果对方真想解决问题，就不会反对我方这个修正案。七日零时，再次接见赖嘉文，告以：昨天会上，对方已基本上同意我方的修正案。看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加，落空的可能性减少。
△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论述国际上的主要矛盾问题，说：“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一无所得。“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6月6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宪法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
6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一年多来阻碍朝鲜停战的战俘遣返问题获得解决。此后，双方进入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在遣俘协议正式签订后，打电话给李克农，要他向为谈判日夜操劳的志愿军代表团全体人员转达亲切的慰问。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柯托夫、布拉金〔注〕，谈苏联在华专家的工作问题，同意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说：中国政府系统和军事系统各部门的最重要的、带方针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是在党组和党委会议上讨论的。虽然有了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见专家组长的规定。但在讨论上述问题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组或党委会议仍然是必要的。
〔注〕柯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布拉金，时任苏联驻中国政府系统代总顾问。
6月9日 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会后，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这个《报告》。
6月10日 约见陈正人、汪季琦〔注〕，在听取关于参加波兰建筑师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建筑事业虽有古代许多优良的建筑成就，但目前来看还是落后的。应逐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几年来，北京新建的楼房有很多很难看，究竟怎样才是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并没有定型。因此，在建筑艺术上还需要研究摸索，同时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单纯地追求美观的铺张形式，另一种是保守的复古形式。从建筑工程的适用、经济、美观三个条件来看，目前应着重于适用和经济，但也要求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城市建设应当是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应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统一规划和工程实施，否则混乱现象难以克服。
〔注〕陈正人，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汪季琦，时任建筑工程设计院副院长。
6月12日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会议所要进行的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报告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强调：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6月13日—8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一段时间里，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三十余次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财经工作汇报，研究讨论财经工作中粮食的年度平衡、提高小麦价格、农业税、财政概算、财政制度、商业和银行等问题。
6月13日 致信毛泽东等；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提议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小组，由伍修权、齐燕铭、萧向荣、杨放之、王光伟、赖祖烈等组成，以伍为组长。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以杨为办公室主任、赖为招待处处长。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九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布置下周会议开会内容。
6月14日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介绍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说：我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和毛泽东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负责。和陈云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会议决定：（一）由李维汉、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决议，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待将来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它适当的会议讨论决定。（二）由中央统战部管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中财委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
6月16日 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而排练的郭沫若所写历史剧《屈原》，并在接见陈鲤庭导演，石羽、张逸生副导演和赵丹、吴雪、王蓓、谢添等演员时说；今天重演屈原，着重点要放在歌颂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纪念这样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上。要注意历史剧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历史剧不要演成现代剧，有些现代化的字句要去掉。新创作的《屈原》音乐风格不调和，最好用些箫、笛、琴、琵琶等中国乐器，现在的音乐将来可以独立演奏成为《屈原组曲》。
6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告以中朝方面领导人出席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时的有关问题。
6月18日 前往彭德怀处谈工作。二十日，致电金日成：彭德怀“预计于二十二日抵平壤，到后将与您商谈有关停战各方面事宜”。
6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作的《一九五三年春季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时说；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乱来”。我们国家的粮食亩产是低的，“要想一下子跳到亩产一千斤，根本不可能”。“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过去有急躁情绪，想一步登天，结果犯了错误。”“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当前“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就十八日至十九日李承晚反动集团胁迫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一事作出反应，认为这是美国在遣俘协定已达成和停战协定即可签字时纵容李承晚反动集团干的，性质非常严重。
△审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转金、彭电。内称：针对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以金、彭名义写一封态度强硬的抗议信给克拉克，给敌人以压力，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6月21日 审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大行政区及某些大城市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等两个文件。《通知》指出：四月二十一日成立的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目的在统一并加强党对民间性国际活动和一部分政府性国际活动（主要是文化方面）进行指导与检查”。由王稼祥任主任，廖承志、刘宁一任副主任，董越千任秘书长。二十五日，《通知》下发。
6月23日 召集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商议本周会议议程。
6月25日 和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王鹤寿所作的《关于重工业部一九五三年工作要点》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重工业部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因此，这个报告不仅值得工业部门学习，也值得其它财经部门和政法、文教部门学习。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高岗、邓小平、黄克诚〔注〕，详告同吕正操、刘居英商谈关于在朝鲜停战后恢复与新建铁路以及铁路如何管理等问题的情况。
〔注〕黄克诚，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
6月28日 致信毛泽东并转高岗。对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提出修改意见：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建议改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就朝鲜停战后修复和新建朝鲜铁路及其管理问题，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一）停战后的第一步，即拟将军事管理总局及其所属各级领导机构中的由中国同志任正职、朝鲜同志任副职的状况，改变为朝鲜同志任正职、中国同志任副职。由此，刘居英改任第一副总局长，再依朝中双方的需要，设立若干副总局长。（二）视停战后的局势发展，取消管理总局，将铁道行政权完全交给朝鲜铁道省。（三）停战后，中国即着手帮助朝鲜基本修复原有铁路线（包括铁路、桥梁、车站、山洞、通讯、给水等）。
7月5日 和朱德前往医院看望病中的邓小平。随后致函毛泽东：小平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尚须静养数日，已告他好好静养。
7月上旬 主持起草《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和金、彭复克拉克信稿两个文件。《情况及对策》指出：“李承晚的破坏行动是美国统治集团纵容出来的。它适应于美国统治阶级中反动垄断集团的利益，但却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引起最广泛的强烈的反对，使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关系上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美国政府在其本国和世界各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是很难继续拖延停战的。因此，克拉克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复金、彭的信乃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的要求。但是李承晚深知美国弱点，不会就此结束，不论在停战前或停战后，都还会发生新的破坏行动的可能。鉴于以上情况，我方的对策是：（一）准备于七月七日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信，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并指出由于美纵容政策而产生的种种可能。（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并在复会后向对方指出因李承晚拖延签字日期，局势改变，应按照协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提出再行修正军事分界线。（三）准备在复会后提出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问题进行讨论。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七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稿，将这两个文件发往开城李克农处，指示执行。
7月8日 在所审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止普遍建立农村图书室给各级党委宣传部的通知》中，批评在农村还缺少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图书室的错误行为，并增写：“出版总署不向中央请示报告，便擅自决定，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本日，在反映财经会议情况的文件上批示：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增加邓子恢、李富春。
△深夜，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明朝中方面对签订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很明朗的。我们愿意停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达成停战，召开政治会议求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为远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现在，尽管克拉克来信说明愿意给予保证，但他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之所及。因此，停战谈判复会后，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我们认为，要求这种保证是公平的，否则就失去停战的意义。
7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五次政务会议。并就朝鲜停战谈判、林业问题发言说；现在美国政府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是摇摆的，但在美国统治阶级里，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张停战，如果美国政府不停，就孤立到和李承晚现在一样的程度。目前这个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又说：林业部过去在造林、采伐方面太集中了。计划过大，要求过高，脱离了群众，对华南、中南、西南的林农照顾不够。林权处理不够恰当。这就引起了林农的不满，乱烧、乱砍的现象就发生了。往社会主义走的方向是肯定的，但我们现在大量的是个体经济，因此要发展群众性的造林，要交给地方做，林业部只管太的，对其它的，指导即可。在贸易上，要改变过去完全管制的做法，让林农自由些，小的树林，要分给他们，大的，宜分的，也还是分了好，不宜分的，可变为国有林。总之，群众造林，要提倡。
7月11日 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次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转告毛泽东的意见。
△约见画家徐悲鸿〔注〕，向他了解中国美术界的情况和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并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它画种来说，有唯我独尊的意思。
〔注〕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会长。
7月13日—25日 根据毛泽东十一日指示精神，主持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十三日，薄一波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十四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高岗、饶漱石借机鼓动别人猛烈攻击薄一波，使其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二十五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会上作检查。
7月17日 致电罗贵波：《一九五三年春夏季越南军援物资报告表》中“所提物资可以解决，其中大部已运抵凭祥车站”。“请你转告越方应考虑适当加强谅山兵站的接收能力，以保证物资及时运转。”
7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朝鲜政府现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在停战后，能从中国派三千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修建工人入朝，帮助其从事战后恢复工作，时间为三年。建筑工程部提出拟以一支建筑工程部队为基础，再从东北抽调三百技工加入该团，组成一支建制部队去担任此项任务。我认为这个意见“极为适当”。为减少调动的麻烦，“停战后，可从现在朝修铁路的工程部队或工兵部队中抽出一个团去担任此项任务”。
7月20日 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来电谈福建铁路选线事复电：来电阅悉。中央铁道部经过一年来搜集资料，曾对此线提出过三个方案。经反复研究，以采用第三方案〔注〕较好。好处是：“第一，建筑里程短，沿线地形工程难处较少。”“第二，从发展经济上看，对照顾发展福建省的林业、煤、铁及轻工业、农业方面较广。”“第三，从铁路事业发展方面看，此线建成后，可逐步向福州、潮汕、赣州等发展”；“从运输上看，由厦门至上海，至南昌均较第一、二方案近”。所以，“拟采用第三方案，并非单纯为节省经费而变更”。
〔注〕第三方案，即为自鹰潭起，经资溪、光泽、邵武、永安、漳平、龙溪，跨集美海峡至厦门市。全长八百二十公里。
7月21日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转交的该国总理要求中国在年内援助粮食等货物的信件和货单，并告中国政府在研究后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二十九日作出批示：德方要求援助的物资约值五千三百万卢布，我国提出的援助物资的种类和数量与德方要求相同，粮食超过。望财政部立即拨款，合同以后再谈，何时还货，更不忙提。
△约高岗、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谈全国财经会议问题。二十三日，又约朱德、高岗、李富春、邓子恢谈这个问题。
7月23日 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电文称：“关于出席签字仪式问题，鉴于李承晚还在叫嚣，甚至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不宜轻于同意双方高级司令官出席而要继续争取送签。”
7月25日 出席高等教育部举行的欢迎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晚会，讲话中要求他们出国后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
7月26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板门店谈判中的一切协议均已准备好，军事分界线已重新划定，双方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一事，已达成临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亦将于明天签字。随即将补充协议中英文本交大使，请其转交印度政府。
7月27日 为了促进朝鲜停战的早日实现，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共歼敌十二万三千余人，给“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迫使对方首席代表不得不于本日同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协定》规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十二小时起，即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时间下午十时起，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战协定》的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它条款，亦一律于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自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7月下旬 针对全国财经会议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搬兵”，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七月二十七日陈云回京。二十八日晚，周恩来同陈云、薄一波谈话。二十九日、三十日，又先后两次同朱德、陈云、高岗、李富春等谈话。八月三日，邓小平回京。
8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各级气象机构转移建制领导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的时期，气象工作又须密切地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之一方面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现时把各级气象组织，从军事系统的建制转到政府系统的建制内来，这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8月2日 晚，致信毛泽东，汇报薄一波在一日全国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检查的情况，并告下周会议的日程安排。
8月6日 主持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先后在后来的一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说：薄一波有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8月10日 修改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十一日，根据十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对结论再作修改。随后报送刘少奇审阅。此前，毛泽东曾对结论的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
8月11日 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不断排除高岗、饶漱石的干扰，纠正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意见。本日晚，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阐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今后，在经济建设中应注意：第一，“应该大力发展生产，逐步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同时，应贯彻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对工业和商业区别对待。”第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保守倾向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国家的财力必须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需要。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这种错误倾向，应当克服和防止。”第三，“加强集中统一，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统一，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尤其是在国家建设开始后，是必须日益加强的。但集中是建立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原则，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尤其是不应妨碍而应更加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第五，“老老实实地学习。”“由于我们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在建设阶段开始时，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就必须承认自己不行。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财政经济政策，向有这种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犯了错误，就必须承认和正视这种错误，决心改正，并研究错误的根源，作为经验教训，避免重犯。”报告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指出有些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报告在肯定这次会议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会议的“缺点是有些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刻，有些发言不尽妥当”。报告还提出了今后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这个结论报告，并规定“全党县级以上干部必须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这个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