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同外交部负责人研究并起草《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意见》。十五日，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将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意见》发去，征询朝方的意见。
8月12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时说：我们高兴地看到瑞典参加停战协定执行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同时准备参加为战俘问题而设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国和朝鲜希望五个中立国将能秉公办理有关事情。
8月12日、16日 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请他们将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书面意见转交本国政府。
8月13日 致电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八一五’将至，兹发出朝中部队三年并肩作战综合战绩公报全文，拟于十四日晚由平壤和北京同时发表。战报中击落击伤敌机数目，如将过去从未公布过之朝鲜人民军后方部队击落击伤敌机一千九百三十三架数目加入，则显与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之三年综合战绩时的数字突增太多，易使敌人借此造谣说我夸大战报，影响我全部战报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意见仍用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之三年综合战绩数字加六月二十五日到停战这一段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数字（即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三架）较妥。”这个意见得到金日成的赞同。十四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三年来综合战绩公报。
8月1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就克什米尔事件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我们亚洲国家一向被人欺侮。现在逐渐站起来了，应在邻国之间和平相处。我们不愿看到发生任何纠纷，尤其是外国干涉造成的纠纷，因为我们自己已受够这种苦头了。因此，作为邻国，我们不愿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兵戎相见。向巴政府提出了解决两国纠纷的四点建议：第一，大家应为和平而努力；第二，应该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第三，如大使所说，彼此要有妥协精神；第四，有问题要自己来解决，不要外人干预。
8月20日 就绥远拟划归内蒙古统一领导事，约刘澜涛、乌兰夫、苏谦益〔注1〕等谈话，说：绥远划归内蒙古，在实行时要经过准备，现在可以合署办公，以后再作正式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对国内外影响很大，是成功的，这样使少数民族感到祖国真正是大家庭。承认自治当然就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汉人得天独厚，开风化之先，先进就应帮助落后。两个地区实行统一领导时，要照顾民族情感，要注意群众情绪。干部的思想与民族情感应区分，我着眼的是民族情感问题。当然，干部的思想应当说通，首先是汉族干部的思想。虽然绥远汉族占了大多数，蒙族只有二十万，但划归内蒙古后，从自治区的角度看，是以蒙族为主。这样做，主要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问题，对蒙汉互为有利。因此，要认识中央的方针和绥远划归内蒙古的必要。绥远划归内蒙古后，内蒙古区划从满洲里到嘉峪关，东西距离很远，这就应有一个中心，有个集中领导的地方。我们过去曾考虑承德、张家口和归绥三地，最后还是认为中心在归绥〔注2〕合适。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绥远省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消绥远省建制。
〔注1〕刘澜涛，时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乌兰夫，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苏谦益，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注2〕绥远省省城，一九五四年改名为呼和浩特，一九五二年夏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往归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农田水利工作的报告》时，针对水利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好大贪多、不注意工程效益等问题，说：过去比较偏重于搞大型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作注意不够。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如根治黄河问题，现在不要贸然提出。否则搞错了，一返工，就是几万亿人民币的事。中国地方这样大，每年没有灾是不可能的，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大工程的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当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因此，“一五”计划期间，还是要多搞小的农田水利工程。防洪、防旱、防涝三者应该结合起来，农业、林业、水利三者不能孤立行事。
8月21日 致电金日成，告以朝鲜在停战恢复后修复工厂所需的水泥、玻璃、耐火材料等物资，中国将在年内陆续供应。
8月24日 发表声明，阐明中国政府对拟将召开的政治会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它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同时，表示支持十八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的提案。
△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说；鉴于瑞典参加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同时也关心政治会议的召开，并就此同中国政府接触，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瑞典政府参加政治会议是合理的。中国对瑞典表示放弃参加政治会议表示遗憾。二十六日，接见魏斯特朗，接受递交的瑞典政府声明，就瑞典政府继续坚持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满意，并指出瑞典有决定参不参加政治会议的自由，但中国仍希望瑞典在此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推动政治会议问题朝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8月25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就印巴两国总理最近发表联合公报一事指出：这是和平的福音，打击了美国的干涉企图。这是作为邻国的中国所希望的。只要我们亚洲国家、邻国，特别是印巴这样的兄弟国家团结起来，有问题就直接磋商，和平解决，外国的干涉企图就会失败。
8月28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本年度要“坚决执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公平合理、鼓励增产的负担政策”。“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增收指标，应稳定在一九五二年实际增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这是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的政策，必将大大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各地必须认识农业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于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必须同过去一样重视，因为它“始终是国家巨大收入和稳定市场物价、供应军需民食的重大保障”。
8月30日 和高岗联名致信毛泽东等：（一）“我国现正在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真实地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发展的水平，通过实物、模型、图表及科学的说明，以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拟在北京筹建一个永久性的工业展览馆。展览馆内容暂以工业为主，辅之以交通运输和农林水利，对手工业及其它方面，根据今后的需要与可能再行逐步扩充。”（二）“展览馆馆址拟设在西郊公园，利用此次苏联展览馆扩充改建成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资节约。”（三）“为了便利工作的配合并能及时反映我国工业的发展情况，展览馆应直属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九月四日，致信彭真：中央打算利用苏联来华举办展览会的临时馆址建设一个工业展览馆，考虑馆址定在北京，而目前着手筹备的建筑工作又是北京市政府领导，故请你担任两个展览馆的筹委会主任。
△签署《政务院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指示》中说：发放农业贷款能否在扶助生产上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决定于执行农贷政策是否适当和农贷发放是否及时、是否切合群众需要”。“农业贷款，必须按照各地生产季节及时发放，必须贷给生产及生活上有困难而要求贷款者，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之间必须作合理的分配”，使贷款“真正有助于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真正有助于农副业生产之发展，有助于互助合作运动的稳步发展，有助于贫困农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改善”。只有“既贯彻了政策，发展了生产，又保证贷款的发放与收回，这才算完成了任务”。
8月 政务院指示中央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的方针与方案的报告，提出，要对华侨学生回国采取有准备、有计划地大量收容的方针和办法。
9月1日 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工程学院”。
△批示同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关于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出国将不必再经公安部审查的请示。
9月5日 接见锡兰驻日公使、贸易代表团团长方席卡，说：新中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的政策，不仅是同各国和平共处，而且谋求同它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通有无、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共谋发展。所以，我们欢迎中锡贸易扩大。我们主张国际间和平共处，合作、贸易往来，应不分国家大小，平等相待。我们对锡兰、对日本都持这种态度。此点，请你回日本时向你的日本朋友们说明。为了使日本人民能过和平生活，日本能成为东方和平、独立的国家，我们亦愿意同日本恢复和平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不是易事。中锡贸易关系是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在自由、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日本希望这样做，就必须除去外来干涉和限制。这是长远目标，我们在为此长远目标奋斗。
△签署《政务院关于清理现行调查统计表格及禁止乱发统计表格的指示》。《指示》中说，“调查统计是我们了解情况，据以决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建立计划经济的重要工具。”但一些单位滥发统计表格，干扰了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着建立科学统计工作，必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调查统计，必须建立制度禁止乱发调查统计表格。”
9月7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毛泽东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问题。
9月8日—11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八日，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论证了提出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指出：过渡时期“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国家的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报告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体现总路线精神的“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强调：“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相应地发展轻工业，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但是，“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十一日，作总结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主义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报告指出：“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问题。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我们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完全相同。“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营工商业，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但“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
9月12日、14日一18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至二十八次会议。十七日，在发言中阐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它实际上就是把《共同纲领》的路线明确起来了。同时针对梁漱溟在十一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发言〔注〕，在追溯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后批评说：梁说总路线很容易作不好，实际上就是不要我们搞工业，就是使中国不能工业化，违背《共同纲领》，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国如果不能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有什么办法能够进一步改善，乃至走上社会主义彻底改善呢？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
〔注〕梁漱溟在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次发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9月13日 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对联大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案作出答复，并对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会议应采取的形式等提出具体意见：“参加会议的成员国，应为在朝鲜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南朝鲜在内，以及被邀请的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
9月21日 召集叶季壮，章汉夫、雷任民开会，商议对锡兰的贸易问题。
9月22日 约黄克诚、扬立三、赵尔陆、万毅〔注〕、张令彬商谈军工生产问题。
〔注〕赵尔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万毅，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9月23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执行总路线中目前的国内外情况和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报告论述了历史的估价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深入实际生活的问题与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问题、创作有正确思想的文艺作品问题和帮助群众文艺活动的问题等。指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它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近三十年来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学艺术的方向。还说：新的文学艺术，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既然是典型，当然要超过现实中原来的人，不但要把他最优秀的方面写出来，同时要把劳动人民的优点写出来，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工作者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没有实践的一面，那修养是不能到家的，在艺术上是不可能成熟的。
9月26日 就越南劳动党中央电询越机械工业工人来华实习一事。致函王稼祥：去年胡志明曾提过此事，我国已原则同意。但如果一下来人太多，很多人又不懂汉语，在实习中会有较多困难，倒不如电其先选派一部分略懂汉语的工人“来我工厂实习，过半年后再多来一些，前一批便可以做他们的翻译”。
△获悉本月二十三日因参加文代会过度劳累而再犯脑溢血的徐悲鸿本日凌晨逝世的消息后，下午，前往北京医院吊唁，并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至晚开会？以后决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9月27日、10月4日 两次看望由沪来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后暂住北京的宋庆龄。
9月28日 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中国是愿意恢复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敌视中国并保持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就必然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所谓“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就国家统计局将发表《关于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情况的公报》事，起草和高岗致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联名信：指定我们审定的这个公报，嗣经多次校正，现已将一切不成熟或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减去，拟于三十日登报发表。
9月29日 为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在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有一种想法，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大概要停顿一个时期，到哪一天，宣布资本主义的私有生产工具国有化，土地国有化，这才叫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中间就造成一种停止状态、不变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过渡时期的任务，“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即增加国营的、合作化经营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这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事实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那天起，就跟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我们之所以叫社会主义改造，不叫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一般地说，我们不需要再采取一次流血的大革命”。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阶段，但是一个体系，就是。要把中国带向社会主义前途”。我们可以因势利导，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渡时期，每天、每时、每刻都增长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一五”时期，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它的都不搞了。“那是不行的，因为只有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投资比例要恰当。”同时，“需要从大学教育、中等教育、技术教育和工厂的艺徒教育等一套教育中，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这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在“一五”时期“所应注意的一些重点”，“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稳步增长，也就是为了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9月30日 批准王稼祥提出的《关于接待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的方针和计划问题》，并责成王稼祥、廖承志、叶季壮、章汉夫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接待和指导同日本的贸易谈判工作。
10月3日 致电金日成；（一）欢迎你于十一月上旬来华访问。（二）为庆祝朝鲜停战和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中国正组织以贺龙为总团长的慰问团，准备赴朝鲜慰问中朝两国军队和朝鲜道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团体。总团下设若干分团，人数将达五千人。
△约见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等，说；因为前两年战火纷飞，前两次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是可以的，朝鲜同志也能理解。现在朝鲜已经停战，当时战争环境所允许的那种办法也要随之改变。中朝友谊确实是鲜血凝成、亲如兄弟，但我们是两个国家，一定要按国家关系处理。因此，这次慰问团要先去平壤看望金日成，代表团一切活动也要听从朝鲜政府的安排。
△和叶季壮研究一九五四年对外贸易问题。
10月5日 修改并批发嘱人为毛泽东起草的致金日成电。随电发去所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提出：“我们原则上仍然认为政治会议不应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有其它中立国参加，以便政治会议得以顺利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经过两国间的协商，同意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进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初步会谈地点即在朝鲜板门店。”八日，金回电同意。
10月6日 因病住院。
10月10日、19日 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答复声明和通知，再度表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内容与《新步骤》相同，其中关于参加政治会议的中立国一条中，提出特别要有亚洲的中立国。
10月15日 复信印度总理尼赫鲁，重申中印在西藏应建立新的关系，同意解决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团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提议中印政府十二月在北京谈判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
10月16日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二十三日，周恩来签署《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里收购粮食，而后统一地、有计划地向城乡供应。以后，国家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10月21日 在医院约章汉夫、黄华、杨刚〔注〕研究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计划和参加会议代表的注意事项。下午，修改由章、黄、杨起草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计划》。随后，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随信附去《计划》，说明：中国方面将以黄华为代表，出席朝鲜交战双方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开城领导，提议由杜平、丁国钰、乔冠华、黄华、柴成文五人组成中方领导小组，与朝方同志联合实行集体领导，分工杜主内、乔主外（谈判）。毛泽东二十二日批示：“照办。”
〔注〕杨刚，时任总理办公室新闻秘书、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部长。
△将《关于计划委员会的机构人员等问题的初步意见》送刘少奇审阅。《初步意见》提出：“计划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编制及检查财经、文教及有关军事工业生产与供应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工作机关。它与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分工是：它只负责计划的正确编制和检查，至于执行计划当中的日常具体任务，则完全由财经委、文委等行政机构分别负责。”
10月22日 晚，就医生会诊认为伤口已愈合，但应去南方休养两周一事，致信毛泽东，报告病情和工作安排等事宜。次日，毛泽东批示：“均同意。到沪（或杭），以静养为宜。”
10月24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后，离京去沪。在沪期间，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听取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汇报后，又听取潘汉年、谷牧〔注〕关于市场情况、工业生产与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并针对他们对一些统计数字记得不牢的情况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还对上海戏剧界人士说：我已看过上海的淮剧、沪剧和越剧，这次想看看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其它剧种的演出。随后，陆续欣赏了评弹、话剧、扬剧、锡剧、木偶剧、交响乐和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音乐会。在观看评弹《刘胡兰》时说：这个节目好。评弹节目短小精悍，反映现实快，行动方便，而且不用布景、道具，随处可演，是轻骑队，大有特点。评弹演员的表现力强，是由于基本功扎实深厚。为人民服务，就应该重视和发展这门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在观看扬剧演出时说：扬剧美，曲调丰富，变化多，表演细致，耐听耐看。它和淮剧的家乡距离那么近，可是两个剧种的特点又是这样的明显、突出，足见地方戏剧中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真是各有千秋，万万不可一概而论，抹杀特点。
〔注〕谷牧，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1月3日 乘“大别山”号军舰，在长江口检阅“武昌”号、“沽河”号军舰以及鱼雷快艇上的海军部队（包括海军航空兵），并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奋斗!”
11月5日 应夏衍的邀请，和邓颖超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观看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询问影片的拍摄情况，指出：这部彩色片的圆满完成，是执行毛泽东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有了这个第一部，就会有更多的彩色片出现。为使剧情连贯，能否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加上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的进门，祝公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以后，摄制组根据周恩来建议补拍了“思兄”一场戏。
11月9日 晚，返回北京。
11月13日 设宴招待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致欢迎词：中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向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现在，中朝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将“尽力支持和援助渴望恢复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和进步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并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
11月14日、15日 拜会金日成以及代表团其它成员，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召开政治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中国援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等交换意见。
11月1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商谈援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等问题。
11月16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在会上说，中国政府认为，两国除了签订一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外，还可以签订一个不对外公布的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决定将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这一时期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第二，决定在今后四年内再无偿地赠送朝鲜政府八万亿人民币。并且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企业的布局，要适应国内原料条件，保证国内供应平衡，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这样才能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不然，投了资会冻结资金和积压物资的。经济恢复时期，要搞工业，但如将恢复重点先放在农业和副业上，会有利些，容易些，并且见效快些，同时也有利于工农联盟。金日成表示赞成周恩来的上述意见。
11月17日 就罗瑞卿十六日电话报告中央一些部门违反保密纪律的现象增多一事，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聂荣臻：应健全中央保密委员会，并立即对党政军各机关实行普遍检查。“凡发现有违犯已宣布之保密规则者，应给以应得的处分；凡发现有不适合保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应立即予以改组和调动；凡对保密工作做有长期成绩者，应予以奖励。”
11月18日 晚九时，陪同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六小时。
11月21日 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技术合作协定》、《中朝贸易议定书》等七个文件送毛泽东审阅，并函告协定的签字时间以及宴会、晚会等项安排情况。
11月22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翌日中朝签订协定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和民主党派负责人。
11月23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作口头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年半中对朝鲜的援助金额为七万亿二千九百五十多亿人民币，在新的八万亿人民币的援助费用中，明年将支付三万亿人民币，并就此征求朝方的意见。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七个文件。
△出席《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并讲话说：“我们的协定是根据国际主义精神和平等互惠原则而签定的。它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完全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11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朝政府谈判和签订两国间经济及文化协定的报告，说：这次中朝政府谈判，签订了协议，表明中国将继续帮助朝鲜。这件事，在政府机关和全中国人民中，也许会引起疑问：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初期，同样需要钱，为什么还要帮助朝鲜这么大？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朝中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在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付出的代价更大。停战后，必须巩固朝鲜已得的胜利，恢复朝鲜战争创伤，这是和平阵营的共同责任。中朝两国继续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世界的和平有重大意义。会议通过《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27日 召集习仲勋、钱俊瑞、范长江〔注〕、伍修权等开会，审议《中德文化合作协定一九五四年执行计划》，一致同意按此计划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字。同时议定：（一）一九五四年中国同各国文化合作和联络事宜，以文教委员会为主，拟出计划草案送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审查；（二）一九五四年中国同已建交各国的全部国际活动事宜，以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为主，各有关部门协同，拟出整个计划，以便加以统筹安排。随后，将以上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
〔注〕范长江，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
△为发挥地方交通事业的潜力，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
11月28日 与雷任民、卢绪章、陈家康商谈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彭德怀在军事会议上的报告和中朝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提出的建议。
11月30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讨论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问题。
12月3日 致函中共中央各领导人，附上《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初步计算》说明：我国政府将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三年十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其中有根据中苏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两国协定的贷款，其余是抗美援朝军事贷款、帮助种植橡胶的贷款和购买军事装备的贷款，金额总计为四十亿零八百万卢布。这些贷款，除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三年各偿还一亿八千一百万卢布外。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每年平均需要偿还四亿五千万左右卢布，利息另计。
12月4日、5日 针对政务院机关在选民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领导反复强调：除文盲外，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中的错误，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因此，对填表马虎的同志应给以批评，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选民登记表一定要退回本人校正，使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次选举。
12月5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中财委和政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有关文件的情况。
12月6日 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朝中人民军队的所谓“暴行”的决议。
12月7日 就朝鲜问题目前局势通知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阻挠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拖延关于政治会议的朝鲜停战缔约双方的会谈和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径。
12月8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前往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投票选举该区人大代表。
12月9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家在“一五”计划中“所需资金，数目较巨，必须从各方面筹集，始能有所保证”。“动员全国人民，以其一部分多余的和可能节约的资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的建设，不仅在经济上是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资金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方法之一，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总之，“一九五四年公债，是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而发行的”。公债的推销方法，在城市，采取人民自愿、一次认购的方法。在农村，采取定额分配与自愿认购相结合的方法。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通过政务院提请批准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
12月11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高等师范教育是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的关键，而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又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发展和提高高等师范教育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当前教育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应采取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的方针。”“高等师范学校本身的师资问题是办好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关键。”因此，凡有条件的高等师范学校，都应有计划地大力培养新师资，并提高现有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为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尤应抓紧教学改革这一中心环节，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它的任务是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健全的公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小学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虚报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提出不同的要求来办小学教育。”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在农村还可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教学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校长与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纠正教师、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克服当前学校中的混乱现象，做好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师生健康”。
12月12日 电示罗贵波：（一）原则同意越方的《一九五四年公路修建计划》。“惟计划中动员民工数目相当大，如因此而过重地增加人民负担，过分地影响生产，则应向越方建议，除新建必须的三条主要交通干线直达参诺亚和四程达外，其余补修线路可适当予以缩减。”（二）越方的《一九五四年交通物资援助计划》中要中国援助的物资照数供应。（三）尽快协助越方制订出由参诺亚经老挝南进的公路修建计划。
12月14日 和高岗、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对苏谈判的有关情况，商议中国同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的经验，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致信罗瑞卿、萧华、章汉夫：“据知目前尚有一批美籍空降特务，包括在湖南捕得的特务在内，在公安部看管之下。”经过初步侦讯，均属证据确凿。为完成对这些特务的审讯定罪工作，“请你们立即分别指定各主管部负责人员，并以公安部为主，共同研究一个审讯定罪方案报中央批准”。
12月21日 为祝贺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开工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祝贺鞍钢职工同志们这一伟大的成就。希望你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继续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12月23日 接见应邀前来中国参加“三大工程”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
12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沈雁冰作的《文化部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报告》时，就北京城区的古建筑保护与市政建设的关系问题讲话说：我对北京古建筑感兴趣。现在有人说“拆风甚盛”。我不大同意，并没有拆很多，三座门就证明拆得对。保存历史文物总是有条件的，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全局的、长远的看法。我们的文化很古老，有优美之处，但总的来看是落后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一方面，“只留念古老的，如果把这个作为主导思想。我们就不能前进”。要认识古老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加分析地保存古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保存古物和民族遗产，一定要跟国家建设的发展相结合，要从长远的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该想一想如何保存、如何永远保存下去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留念古老，安于落后，就不能随着经济建设前进。”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才能使它传之久远，发扬光大，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形式发展起来，在世界艺术行业中有所贡献。如果把它当作古董，那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总而言之，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有利，如妨碍人民利益又一定要保存，就对人民不利了。保存古建筑一定要服从于北京的都市规划和市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