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 致函对外贸易部：“为便利中日贸易开展，准许日本商船在严格遵守我国海上航行规定的条件下，不定期地进出大连港口。”
8月9日 前往大连港视察。在听取港口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指出：港口维修问题要引起注意，要从长远观点考虑。
8月10日或11日 返抵北京。
8月11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介绍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阐明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是：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和缓。指出：中国外交战线当前的任务是，努力与有关国家共同保证彻底实现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各项协议，并继续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坚决解放台湾，保障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巩固和发展我国与各国的和平合作关系，并努力建立亚洲的集体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解放台湾是我国人民光荣的历史任务。只有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才能获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完全胜利，才能进一步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这个报告。
8月12日 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事，在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英国工党对今年五月我们以外交学会名义发出的邀请，迅速决定组成以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注〕为首的代表团来访，是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的。英国工党虽然是反对党，但它来华访问实际上是得到英国外交部支持的。“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搞好接待工作，对推进中英关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且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我们应当把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并不要求英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对于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混同，但也不要跟他们去争论”。“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毛病不必讳言，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掩盖了主要的成就。”“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是适时的。“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因此，我们要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在外交上，“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它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它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五项原则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注〕艾德礼，英国前首相。时任英国工党领袖，为下院反对党领袖。
8月15日 会见并宴请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在谈及中国宪法问题时说：中国现在尚不具备直接选举的条件，其能进行间接选举。选举的办法是以省和大工业城市为单位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十九个大城市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省的代表占四分之三。在对方问到台湾问题时，阐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指出：“台湾是一个容易激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关于这件事的现状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这一点，希望英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台湾从任何方面都证明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仅中国人民认为如此，世界公正舆论也认为如此。甚至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的蒋介石也这样说。而在像开罗、波茨坦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也承认了这一点。”“美国过去也承认这一点。”“美国侵占台湾是最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早就解放了。”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应该由中国人民来解放台湾。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我们解放台湾不仅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相反的，我们坚决解放台湾，就能阻止世界大战在东方发生，因为在东方引起世界大战的一个军事基地就会被去除。在谈到中英交换大使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时指出；为了改善中英关系，中国已答应艾登外相派一个中国代表到英国去，这是目前采取的第一步。“只要英国在联合国投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赞成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中英就可以互换大使。这是我们对于中英互换大使的唯一条件。我们并不要求英国负责把我们送入联合国，因为，即使英国投票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英国仍然可能处于少数。”“对于过去的事情加以澄清以后，就有助于双方的关系在将来的发展，经过这种解释而增进的友谊，更为可贵。”二十日，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
8月17日 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说：“中国希望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中国方面正在为此努力。我们认为，如果双方都具有和解的精神，并且在对等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努力，中美会谈将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进和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各国政府领导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是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的。但是，在目前中日关系的情况下，中日两国领导人员互相访问的时机也许还不成熟。如果鸠山首相派他的代表来中国访问也许是现实的，对于改进中日关系将会是有利的。我们主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的主张，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它的目的不是要在各国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而是要谋求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
8月20日—22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二十二日，作关于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8月21日 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24日 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为艾德礼等访华举行的宴会。在讲话中指出：从下午的会谈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确有许多分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现在英国工党代表团即将离开北京，最好能把这几天来找到的共同点肯定下来，这会有助于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合作并有利于世界和平。”在谈到中国人口时说：现在，中国人口每年净增百分之二。“人口增加的速度，只能随着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渐渐地减慢。将来政府还要提倡节制生育。”
8月25日 就英国工党代表团拟在由广州离境时发表声明一事，致信菲利浦斯并转艾德礼，安奈林·比万和英国工党代表团其它代表，指出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有助于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合作的”，并表示感谢代表团在声明中对中国所表示的好意和友谊。
8月27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送交邀请尼赫鲁总理访华的公函。次日，赖嘉文拜会周恩来，告以尼赫鲁已欣然接受访华邀请。
△接见南日外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建议两国政府分别或共同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我们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并告中国拟于今年从朝鲜撤退两个军。同时指出：目前，在东方，美国要搞东南亚条约〔注〕很不得人心。科伦坡五国中就有四国反对。经我们动员舆论驳斥美国关于“东南亚公约是防御性的公约”的论点后，最近它有些改口，说这是一个“为了和平的公约”。既然是“为了和平”，我们说所有亚洲国家都参加吧，搞这个条约的马尼拉会议与会国又不干，所以，他们的道理是站不住的。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我们开展这个斗争，摆在美国面前有一个问题：全面的干涉抑或有限的干涉。我们估计，美国要干涉，但又不敢全面干涉。
〔注〕即指在美国策动下，一九五四年九月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会议期间签订的军事集团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刘少奇提议党中央对党员应遵守的若干纪律（例如不做寿、不送礼、不以人名做地名等）应有明文规定，并责成马明方、张际春、萧华、胡耀邦等起草一个决定草案提交中共中央批准。
8月28日 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和交通管理等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会议的招待人员要精干和对业务熟练。对汽车的使用，尽量注意不要浪费。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精练、迅速、确实，有秩序，注意安全。同时，请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将天安门前面东西马路最阔的一段路面，作为试行新的交通规则的模范区，将路面以白漆线划分为：靠边的三轮车、自行车行车线，第二道专走大车、慢车的行车线，当中的小车、快车行车线。对于行人穿越马路的地方，要规定地点，标明界线，界线要画得大一些（因为我们人多），标志要鲜明，线条要多画几道。应该利用报纸向市民进行宣传，可先试行一年。
△接见吴拉茂大使，送交邀请吴努总理访华的公函。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关于改进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方案》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这个方案。
8月29日 和李克农、安子文、章汉夫、伍修权、马明方等商谈驻外大使和代办人选以及外交部一些部门干部的配备问题。九月七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对驻外使节的调整意见。
8月31日 将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送毛泽东批发。通知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九月一日，通知发出。
9月1日 召集陆定一、廖承志、邓拓、吴冷西、朱穆之〔注〕开会。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动员全国人民从各方面加强团结。提高警惕，瓦解敌人，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训练，增加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二十五日，《指示》发出。
〔注〕朱穆之，时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
9月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9月14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为了进一步取缔市场投机，巩固物价稳定而在全国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办法；并规定生产出来的所有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行出售”。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命令》规定：棉农应“将所产棉花，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全部卖给国家”。自此以后，“私营棉花商、贩，一律不得经营籽棉、皮棉的收购和贩运业务”，其从业人员将由有关部门安置。
9月15日—2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二十三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五年来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介绍了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当前的外交方针，强调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同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二十日，会议通过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十七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一人为副委员长；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二十八日，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十人为副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会议期间，接见想辞去过多的兼职而来拜访的南开大学副校长杨石先，询问他所担任的职务、工作重点和工作量后解释说：新中国建立不久，有许多事情要办，而现在的人手很少，所以要求大家都兼一些职务。至于群众推选你担任这样多的工作，是他们信任你，应该勇挑重担。又说：您教了几十年书，培养了不少人，可以找人协助您教书嘛。您搞了几十年科研，以后要逐步地把主要精力放到科研上去。目前，我国的科研队伍还很小，力量薄弱，但是科学技术对国家却是十分重要的啊!
9月中旬 向邓小平提议在准备提交全国人大通过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加上黄琪翔、郑洞国二人，因为黄与陈诚有较深的关系，郑是蒋介石的嫡系。
9月20日 致信李先念：“我国政府应担负印度支那国际委员会费用的预支款项的四分之一，即七万五千美元”，“请即在今年援外费项下拨付外交部”。
9月25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国庆节口号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
9月25日—30日 连续和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应邀来华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蒙古、保加利亚、波兰、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全体代表。
9月26日 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决定》强调中等专业教育要大力整顿并有计划地发展。
9月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成立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问题。
9月29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总理和副总理的分工问题。
9月30日 在首都各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庆祝大会上讲话，阐述建国五年来的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剥削和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的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艰巨复杂的斗争。我们必须靠团结的力量来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
10月1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
△接见以科里亚为团长的锡兰政府代表团，在谈到两国贸易谈判问题时说：过去几年来，我们是以优厚的橡胶价格来处理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我们的态度现在仍然不变。今年为明年规定的橡胶价格应该比去年为今年规定的要高一些。现在进行谈判就是为了调整比例。过去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锡兰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因此，在中锡贸易协定的有效期间，我们愿意把橡胶价格维持得比国际市场高。
10月2日 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应邀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各国政府代表团。
10月2日一12日 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三日、五日，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十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报告。政治局会议批准发表有关宣言和协定。十一日，又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晚，双方举行签字仪式。十二日，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公布《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等文件，并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和《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月4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中国政府对这些民族是尊重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外国特别是对亚洲邻国，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各民族也是尊重的。亚洲国家不管大小、强弱，都应该互相尊重，都可以团结起来。我在印度会见尼赫鲁总理时，他提出建立和平地区的建议是好的，我同意这个建议，相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和印度支那几个国家都会同意。所以，就不需要有东南亚军事同盟。关于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将首先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国籍问题，现已决定以章汉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莫诺努图大使就此问题谈判。中国政府鼓励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10月5日 接见智利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政府愿与欧洲、南北美洲、澳洲建立友好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
10月7日 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说：完全赞成中、巴、印团结，尤其是巴基斯坦同印度团结在一起，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不受外来干涉。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不太了解，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弄清楚之前，我们不愿介入，而对此保持冷静和中立态度。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解决它们的问题，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
10月8日 致电罗贵波、方毅、乔晓光〔注〕：向越南政府建议在处理越、法双方的经济关系时，“总的原则是，遵守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保持独立主权，照顾统一战线，照顾将来统一，并要结合恢复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医治战争创伤通盘考虑”。“新的经济关系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疑应该适用于解决一切经济关系，但“在收回主权时，应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分别轻重、逐步实现的方针”。首先，“货币发行必须统一，进出口管理、外汇管理以及有关我们整个的经济命脉的方面必须坚持越方的管制权，而且目前在执行上又必须适当照顾对方企业和商人的积极性”。
〔注〕罗贵波，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方毅，时任驻越南总顾问、经济代表处代表；乔晓光，时任驻越南副总顾问。
△接见印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印度工会代表团、印度妇女代表团和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说：虽然中国同印度一样是有古老文化的，而且建国五年来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但还有限。按照现代水准来说，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一个落后国家。从落后到进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铲除落后是需要时间的。
10月9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
10月10日 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美国继续侵占台湾并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不仅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的内政，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且是增加远东的战争威胁，紧张国际的局势”。
10月11日 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说：中日交往有很久远的历史。日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中国人民有信心，如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起来，来往密切起来，是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当然，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经过灾难认识提高了，要求和平独立的愿望一定会加强。我相信日本人民是要求一个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的。近六十年不好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过去，希望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友好的基础上得到改善。针对对方的担心，说：今后中国强大了，武装起来之后，“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来侵略之苦，“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中国人民要进行国家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中国的宪法规定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因此我们不会侵略别人，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
10月15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作《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国务院是根据力求精简的原则，在原政务院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部门有增有减，有的作为国务院的指导单位。国务院成立以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交通，农、林、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序的第一至第八办公室，由罗瑞卿、林枫、薄一波、贾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邓子恢、李维汉分任办公室的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的工作。八个办公室要按照工作量安排人。国务院机构要精干，要把能力强的人更多地放到部委中去，这样可以减少国务院的日常事务、文件往来和文牍主义。日常事务减少了，就可以下去看一看，各部和几个口子的人都需要下去看一看。陈云是第一副总理，总理不在北京时，由他主管国务院工作；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指导科学院工作。在会上还作了《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手续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中苏会谈情况的报告》。
10月17日 审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尼赫鲁来华访问的宣传通知》。《通知》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领袖第一次对我国的访问，是日内瓦会议取得协议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力量的重大变化之后的一个发展”；“将是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的，有利于国际合作而不利于分裂对立的”。在宣传上，“应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10月18日 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就尼赫鲁访华问题讲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又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一心一意想扩军备战，以战争来寻找出路。（二）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要和平，但是摇摆的，并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三）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他们的确想和平，不想打仗。这些国家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殖民地、附属国。新中国坚持和贯彻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不想侵略别人，也不让别人侵略我们。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事实证明来往是有好处的。自日内瓦会议以来，我们对三种类型的国家都做了许多工作。对第一类型的国家，我们主要地向其人民做工作。对第二类型的国家。不但要向其人民，还要向他们的统治集团做工作，使之多向和平方面转，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第三类型的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在这点上，他们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特别是亚洲国家，更易于我们接近，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扩大和平地区，使美国发动战争更加困难。这次尼赫鲁来访，会谈的中心问题将是扩大和平地区的问题。总之，我们本着和平这一基本政策。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这样不但能推迟战争，并且可能转变战争的方向。以此明确我们的认识。就可免除“左”或右的错误。
△根据苏共中央答复南共中央关于各兄弟国家将与南迅速恢复或建立正常关系的精神，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认为中南两国可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经他们同意后，本日口授中共中央致张闻天电，指示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
10月19日—27日 接待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十九日下午，陪同毛泽东接见尼赫鲁。在二十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回顾中印两国两千多年来密切交往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并且说：“中印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两国负有义务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贯彻这些原则。”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和尼赫鲁进行四次会谈。在十九日会谈中介绍台湾问题，指出：国民党在台湾海峡进行骚扰性、破坏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正当主张，这就是不能容许破坏我们的海上交通，切断我们的对外贸易，不能容许“中立化”和“国际共管”等等。并且说明我们是有准备的，不允许侵犯。我们对台湾采取行动是内政问题，而美国采取行动是干涉我国内政。如果美军从台湾撤走，问题的症结就解决了；如果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停下来，就等于承认现状，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在国际事务中，第一，中国对外交往的政策是国际和平和合作，它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在内，只要这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第二，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欺侮，如果有人要挑衅和欺侮，我们一定抵抗。第三，我们决不主动挑衅，我们无意挑起世界大战。我们一方面要解放台湾，收复沿海岛屿，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会特别注意。还指出：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这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只要美国反对，我们是进不去的，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考验已经承认中国的国家是否敢于表示态度。如果美国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不拒绝，否则，我们就孤立美国。所谓孤立，并不是侵犯和伤害美国，而是使美国战争政策孤立，而不是孤立美国人民。在二十日会谈中，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表示：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二十七日，欢送尼赫鲁离京去华东、华南等地访问。
10月21日 接见英国各界人士访华代表团，表示感谢代表团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就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表意见，说：“避免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不要战争。各国人民通过联合的或分别的活动，反对战争，就可阻止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了，也是要失败的。”另外，就是要警告好战者：“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利益，害多利少”。“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发动战争的方面失败了，垮台了”。同时，就客人希望中国的门打得开一些时回答说：“我们的门是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要恢复经济，建立新的秩序，需要时间，所以请的客人不多。“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落后的，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还不发达，近代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并不隐讳落后的一面。我们在往进步的方面努力，要工业化，要提高文化。”我们有个原则，不仅要请客人。看好的，也要看坏的，看进步的，也要看落后的，还要看由坏变好的、中间的、发展的东西。否则，就看不到中国的全貌”。
10月22日 将廖承志提出的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审阅，并附信说：“拟同意”这个名单。代表团访日路线，“同意他们经香港直飞东京，回途争取乘船由长崎直航上海或天津”。二十三日，审改代表团访日文件。在解答有关提问的文件中增写：“如果在新中国诞生后。对死在中国的日侨的骨灰和遗物得其在日家属的请求，中国红十字会亦愿意助其运回日本。”随后，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针对中日关系极不正常，美国、台湾和日本右派都阻挠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一事指出；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小廖要好好辅佐李大姐完成这次友好的使命。
10月2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听取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
10月28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印会谈情况的报告，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准备工作的建议：（一）将第二届全国政协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两层。全国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的代表为基础组成。（二）《共同纲领》大部分内容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不再制订《共同纲领》。今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除根据《宪法》规定的目标奋斗外，在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规定几条共同遵守的原则作为总纲。会议决定：以上建议由各民主党派先在内部酝酿讨论，然后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协商，拟出方案，提请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批准。
10月31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国务院办公机构的设立问题。
△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作关于国务院办公机构设置和领导人员分工等问题的讲话：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正式决定国务院办公机构设八个办公室，等于八个“口子”，不属于这些“口子”的部门将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领导。具体分工是：周恩来管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陈云管六办和八办，彭德怀管国防部，贺龙除担负军队工作外，管体育运动委员会，乌兰夫管民族事务委员会，李先念管五办，邓子恢管七办，李富春管三办、四办、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量局，陈毅为常务副总理并管一办、二办和指导科学院，习仲勋管其余十二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国务院机构的设置，是根据四条原则：一是加强各部，重点放在都；二是集中领导，大事集中到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有些事集中到我、陈云、陈毅、习仲勋这里；三是分头管理；四是避免重复，非绝对必要的不设。各办公室要精简节约。各办公室是代国务院办事，因此。应做到：第一要代国务院统筹全局。第二是各部协作。凡牵涉几个部的，由重点部门主持，直接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必须由办公室主持的，要提到办公室；涉及两个办的，重点在哪一办，即由哪一办解决；重点办解决不了，必须要国务院全面解决的，那就要提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解决。第三是督促检查。第四是请示报告。第五是办公手续以简捷为好，不要公文来往太多。政府工作，要集中领导，分工负责，总理、各个办公室都要分工。同时说明，自十一月一日起由陈云代理总理，我将休息并将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11月1日 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一至第八办公室正副主任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
△约见陈毅、习仲勋，交待自己离开北京后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安排事宜。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商谈吴努总理访华事宜。
△会见班禅。并告：一俟康藏公路修通，即着手勘察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十二月十七日，致信王首道说，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的“路线有两条：一自黑河以南直通日喀则，路短好修；一经拉萨通日喀则，沿河或绕的路均有一段难修。因此，必须先勘定一条路线，然后才好修通”。
△接见来华谈判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国籍问题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
△接见印度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国会议员索克，就其提出的有关问题，回答说：你在长春参观见到的房子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那里的建筑工程队也是全国最好的，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多的技术力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住。对我国的人民来说，首先要有个住处，然后才谈得上住得舒服的问题。这要好些年以后才能做到。因此，建筑要实用，其次才是美观。
11月2日 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向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专家赠送“中苏友谊”纪念章和证书的议案。
11月3日 致信陈云并中共中央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党组改组后，决定以下各项：（一）外交部党组成员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章汉夫、伍修权、王炳南、何伟、乔冠华、陈家康，以周恩来为书记，张闻天为副书记（张回国前由章汉夫代理）。（二）外交部部务会议应包括部、司两级负责人员，由常务副部长主持。
△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主张和平竞赛，不是用武力。”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实现。为了加强外交战线的工作，党中央最近从各地调来一批从事党、政、群工作的干部，使外交部的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干部配备比较全面了。新来的这些干部是很好的财富，对于外交部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这些干部长于做党群工作，但在外交战线上是新兵，我们既要欢迎他们，向他们学习党、政、民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又要帮助他们了解熟悉外交部的情况。希望大家安心外交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做到老。
△致电张闻天、刘英：一年多来，外交部人事司一直没有司长，最近外交部又增调各级干部近二百人，已经并且还要增加驻外使馆。鉴于这一情况，“部内和各使馆的人事工作的领导都急需加强”。“希望刘英同志能先回部领导人事司的工作。”
△飞赴广州。自此，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共二十来天。
11月8日前夕 提名粟裕、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杨立三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十一月九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所提和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作出正式任命。
11月9日 给邓颖超写信：“我来此六天，下了两次水。要学会游泳，恐还需十来次，时间和气候是否许我，尚难预言。”“你的休养情况如何？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希望你来信，将休养情况告我。此地冬季似较当年为暖，现在室外日光下的温度在三十度左右，水中在二十五度上下。”
11月10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即发为盼。”随电发去中共中央《关于请各省市制订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指示》中说：中共中央已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示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
11月16日 邓颖超复信周恩来说：“未能与你同行一游旧地……病后试笔，特书短笺寄意。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三十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这次你总算得到比较过去稍休闲的机会，可惜我因病不能偕行与你共游旧地，但我仍为你喜且羡，每在静默中心向往之，当和你有不少共鸣的回忆。希望以后有机缘能和你再去共游也。”
11月19日 审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草案）》和《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随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我看文件大体可用了，请审阅批示，以便退回北京。毛泽东批：“照办。”
11月22日 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随后，函告毛泽东：我改了几个地方。“拟送北京，请中央书记处再行酌定，然后提国务会议转送常务委员会审核。”毛泽东批：“同意周恩来的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