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刚由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听取他介绍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并就三个问题发表意见：（一）关于发行新币问题。人民币新币发行后，一万元和五万元两种旧币将只允许再流通一个月。其它票面额小些的旧币仍准许流通一个时期，期限暂不规定。辅币将先用纸的，金属的正在制造，造成后即可发行。由于新币的发行，人民币同卢布的比值亦将随之发生变动。原来是一个卢布换五千元人民币，现在是一元新人民币换两个卢布。由于发行新币不影响物价的变动，所以卢布并未贬值，只是在银行帐目少记四个圈而已。（二）关于驻旅大苏军提出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问题。“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个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请大使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对此提出苏方的看法。（三）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三月八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
2月19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研究了燃料工业部分部〔注1〕和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问题〔注2〕。会议决定：今后在报纸上公布国务院的命令时，一律采用以国务院名义、由总理签署的方式，而不要用总理个人的形式公布命令。凡由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命令，在公布时，可不必再在命令上标注个人名字。
〔注1〕一九五五年七月，燃料工业都撤消，分别成立煤炭部、电力部和石油部。
〔注2〕一九五五年四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2月20日 致电中共旅大市委即转宋庆龄：（一）“因为天气不好，慰问团决定改乘火车去旅大。”“我因忙于党代会的准备工作，无法抽身前往，已请彭德怀副总理任团长，并请您担任首席副团长。”（二）。在二月二十四日我方举行的招待会上，拟请您代表全团致词。”
△晚，同彭德怀谈话，介绍中国对驻旅大苏军提出在该地建立纪念碑的原则立场和处理情况。
2月2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以便利交易和核算，现决定：（一）“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以下简称新币），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下简称旧币）。”（二）“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三）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全部收回。此前，在审查人民币新币设计方案和全部票版画稿时指出。十元券设计的工农兵主景画稿中的农妇年纪太老，要画得健康、美一些；战士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也不恰当。应该重新绘制。五元券中的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用，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一元券的主景，望将天安门上红旗、墙上照片及标语去掉。一分券主景的汽车图是美式汽车。还是改一下为妥，免得外界误会。随后，有关票版画稿都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
2月22日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考虑到各地选举时间参差不齐，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一律从宪法公布的那天（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算起，并应于任期届满前完成下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及时选出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三月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
2月23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解放军总干部部所拟定的八一勋章、奖章的式样和大小，但每枚勋章、奖章的含金量可稍予减轻。（二）同意将农业银行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直属机构。
△接见达赖、班禅，并就他们希望明天即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邀请毛泽东等领导人共度新年一事答复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注〕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二十四日傍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他们在中南海举行的盛大宴会，共度藏历新年。
〔注〕达赖、班禅分别赴各地参观刚返回北京。
△签署《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命令》指出：“侨汇是我国外华侨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得，用以赡养国内家属的汇款，是我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对全国人民是有利的。特别是侨眷集中地区。侨汇对繁荣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均有显著作用。”因此，各级干部“应该深刻认识侨汇的作用，予以应有的重视”。
2月25日 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交给中国就曼谷会议〔注〕致艾登外交大臣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曼谷会议“同维护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友好合作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请艾登对美国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以中国为敌对目标的行为，给予严重注意。次日，接见赖嘉文，又说，艾登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之一。但是，英国不仅参加了马尼拉条约。而且艾登外相还参加了曼谷会议。马尼拉条约显然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特别是因为它在亚洲形成了一个敌对的军事同盟。现在曼谷会议要更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特别是干涉印支三国的内政，并企图把这三个国家拖进马尼拉条约，而日内瓦协议恰恰规定三国都不能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中国是遵守日内瓦协议的，但是美、英、法，却企图破坏日内瓦协议。
〔注〕指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曼谷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
2月2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注〕等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等。
〔注〕此前，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曾有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
2月28日 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听取他转告艾登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口信：如果中国政府保证不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使用武力，我们愿意将此意告诉美国，促成中美接触。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同周恩来会谈。三月一日，复信艾登：“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您所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能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如果您愿意讨论如何创造这些必要条件的话，我欢迎您来北京晤谈。”
3月1日 就一九五四年部分省、市、县、乡改变建制后各级人大代表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规定的名额事，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认为以不再重新选举为宜，代表超过法定数目者保留，等待选举地方各级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再行调整，免得由于省，县、乡改变建制即重新改选代表而形成频繁的选举活动，以致造成人民代表大会执行职权和政府推行工作中的很大不便”。三月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
3月初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针对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三日，《指示》发出。
3月3日 主持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作的《关于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和当前农业增产措施的报告》时说：这几年农村工作有成绩，但出现了粗糙、急躁的问题。又粗又急，如果搞出大乱子，几年缓不过来。这就需要解决粮食的产、购、销和节约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步骤也要放慢一些。
3月4日 对国务院各部委文件行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无条理，错误或不通；文义常不合逻辑，更缺少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这是目前国务院各部门一般文件的通病。
3月5日 同有关人员讨论修改将以周恩来名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因十二日做阑尾炎手术，到下旬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召集国务院汇报会议，陈毅谈中国科学院问题和援助越南问题，习仲勋谈西藏等问题。
3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詹东·计晋美分别作关于西藏地方、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工作报告，商讨成立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问题。周恩来发言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团结是新的民族平等的团结。旧中国就不可能有民族团结。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汉族的压迫者推翻了，才能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团结。这种团结是有力量的团结，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团结。又说：现在西藏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筹备成立自治区的新阶段。我们今后应做的工作，一是要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二是要想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都要帮助西藏做好事。使西藏逐步发展起来。人口逐渐增多起来。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以大大发展。要发展，就需要修路。以后，国家每年都给西藏以财政补助。达赖、班禅要求发展快一些，这个愿望是好的，要发展，就需要改革。但是，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不能太急，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有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等。
3月10日 同李富春、薄一波商谈全国工业布局问题。
△就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拟由香港回大陆后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一事，致信毛泽东：“书记处原商定要华南（分局）将他原文发来后。待卫到北京后即照原文发表，以存其真。”“现从原文看来，如不改动，以在卫入境后即在广州发表较妥。”因为等卫到北京并要在修改后再发表，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作用不如现在大。而且，在广州发表时，还可同时送登香港报纸。十五日，卫立煌抵达广州，《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同日发表。
3月10日、13日 同雷任民等谈对日贸易计划和赴日贸易代表团的有关事宜。
3月11日 同达赖、班禅谈话，并为他们题词：“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十二日，前往车站欢送达赖、班禅离京返藏。
△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致开会词：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虽然这个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榜样，鼓舞着许多爱国志士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
△接见尤金大使和苏联经济总顾问弗·谢·阿尔希波夫。总顾问转达苏联政府的通知：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和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事宜。周恩来对苏联的通知表示感谢。并询问对中国代表团人员组成的要求等情况。十二日，致信陈云：“请你考虑这个代表团以何人率领前往为合适。”十八日，陈云复信：“推以刘杰、钱三强为代表团正副团长，刘正钱副。”
3月12日 将苏联提供中国的九项贷款的使用和偿还的初步估算表分别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阅看。估算表说明，到一九五五年底九项贷款限额为五十七点七八亿卢布，偿还本息合计为六十二点五一亿卢布。
△中午，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晚八时四十五分手术。
3月14日 签署命令，任命各大军区领导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朱良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舒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唐亮；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陶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任重；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李井泉；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富治；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福州军区成立后，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任命叶飞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月21日—31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三十日，周恩来带病出席主席团会议，听取会议各小组正副组长的汇报。三十一日，在大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高、饶从事反党分裂活动的罪行，指出：在全国革命胜利后，高岗、饶漱石不敢公开地进行反中央、分裂党的活动，而是采取阴谋的方法结成秘密的宗派，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次会议是一次最好的整风会议，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贯彻到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所在，是要反对骄傲和自满。这一点，对于一个胜利了的党、执政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更应当引起警惕。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3月28日 接受会诊后出院。四月一日，再次接受会诊。当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报告杨尚昆：今日大夫会诊，“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注〕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厉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注〕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3月 委托贺龙、聂荣臻视察东北战犯管理所，并同战犯溥仪和其弟溥杰谈话。
4月1日 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议，商谈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名单和关于出席亚非会议的方针问题。十三日，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代表。十五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注〕。
〔注〕黄镇，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达浦生，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王倬如，时任外交部交际处处长。
4月3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就其提出吴努总理希望周恩来能在四月十五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事回答说：在这之前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七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送交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复信。复信表示接受他提出的关于在亚非会议结束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同时告诉大使：“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的印度飞机〔注〕也是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由于印度尼西亚总理的倡议，这次亚非会议得以召开，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替亚非国家间的接触，造成了很好的机会。”在亚非会议上，“我们希望在科伦坡五国的倡议下，对和平友好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根据科伦坡五国总理的意见，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总理的意见，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范围而努力”。“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这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注〕指中国代表团另租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机。
4月4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分别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问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供阅读。同时，向毛泽东提议于五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予以讨论。五日晚，到毛泽东处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与会者除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和秘书长邓小平外，还有王稼祥、陈毅。会议讨论通过前述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注〕指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在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问题上，“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成为定案。
4月6日 出席国务院第八次会议，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并宣布；周恩来出国参加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由张闻天代理。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任务和方针。
△傍晚，由陈毅、李维汉陪同，会见刚到北京的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询问他俩的健康状况、回大陆的经过，共叙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鼓励他俩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贡献力量。随后，设家宴招待。
4月7日 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重庆。
4月8日 飞抵昆明。
△和陈毅会见天津五四运动时《觉悟社》骨干、同赴欧洲勤工俭学、时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若茗和丈夫杨堃，并共进午餐。
4月9日 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迅速告诉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十日上午，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中国记者十一人明天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到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我们很关心这件事情，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保证。艾惕思表示，他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香港当局。十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将情况通报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
4月10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4月11日 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为了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五个小时后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十一人全部遇难。因周恩来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就飞机失事消息传到昆明，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劝他不要再去万隆一事，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2日 凌晨，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4月14日 七时许，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昆明，十时三十分飞抵仰光。下午，和陈毅拜访吴努，随后参加缅甸泼水节。
4月15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外交部，对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三人的家属表示慰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和陈毅同吴努总理会谈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说：中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允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是蒋介石集团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也准备按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这一切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
△前往机场迎接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萨·穆·纳伊姆汗。随后，同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希望尼赫鲁总理致电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等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形势等问题，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同时，建议在会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建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4月16日 十八时，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途中，飞机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的热情接待。
4月17日 上午，率代表团飞离雅加达，抵达万隆。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随后，前往达曼·沙里十号住地。
△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别墅举行非正式会议，对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取得一致协议。
4月18日 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会上，周恩来等附议埃及总理纳赛尔建议，一致选举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下午，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会议商定亚非会议议程为：（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治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同时，会议还将讨论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之后，又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
△两日来，同与会国中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进行接触。
4月19日 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针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在上午会议上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而在下午会议上作补充发言。书面发言指出：“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非两洲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这样，“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休会后，起草补充发言。补充发言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补充发言回答和解释了亚非国家中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问题、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所谓中国的颠覆活动问题，指出：首先，“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所进行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至于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州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晚，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酒会。
△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谈对本月十八日逝世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评价：我对爱因斯坦的逝世极为悲痛。在他的一生中，他曾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的事业。他一直是反法西斯的，是一位拥护和平的科学家，我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队员写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告密信，内称：三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敢死暗杀队。之后，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周恩来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4月20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人权和巴勒斯坦问题，并决定由阿富汗、缅甸、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八国组成审查巴勒斯坦问题建议草案小组。
4月20日前后 听取前往新加坡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善后事宜后抵达万隆的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汇报，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并嘱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21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自决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关于西伊瑞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附属地人民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致电中共中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已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内容达成协议。在万隆，我们“已将条约的基本精神在华侨中开始透露，以作必要的精神准备。公报发表后，这里的华侨报纸同时准备发表社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随电发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公报》和《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草案）》。
4月22日 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上签字。在讲话中说：“双重国籍问题是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现在，我们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我保证，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在发言中说：亚非国家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这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总之，我希望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能够响应吴努总理的呼吁，和谐地讨论同我们共同有关的问题并求得共同的协议。
△会见日本代表团团长、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回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情；提出在日中两国之间统一简化字，以便把这种文字作为几百年、上千年以前就是日中两国民族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还说：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占领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4月23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言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一致呼吁和平，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又说：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即：（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三）“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申明：“这一个议案的题目叫和平宣言，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阐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见。当有人问到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时回答说：完全可以。随后，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从本年度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晚，同尼赫鲁、吴努会谈至深夜。
4月24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修改将提交闭幕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
△晚，出席亚非会议闭幕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这次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闻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表示：中国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亚洲和非洲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正义斗争。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规定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它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总理举行的招待会。
亚非会议期间 为《南洋画报》题词：“南洋画报亚非会议特刊纪念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而奋斗!”
4月25日 接见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有权提出这个要求，并实行这个要求。至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是美国的干涉造成的。”“为了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
△率中国代表团，同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省长山努西、万隆市市长恩诺一起，出席万隆华侨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在讲演中说：今天的中国不是旧中国而是新中国。在推翻了殖民的和封建的统治以后，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在政治上是革命成功了，但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很落后，中国需要长时期的建设，才能赶上今天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跟旧中国根本不同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旧中国奉行的是怕强欺弱的外交政策。现在，如果有人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抗，而对于那些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就伸出手来，同它们友好合作。在这次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4月26日 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上午，从万隆飞抵雅加达，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随同访问的有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