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由苏加诺总统陪同参观雅加达市容。晚，接受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赠送的一把金钥匙后，出席苏加诺在独立宫举行的国宴。
4月27日 偕同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和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外交部长苏纳约会谈。
△拜会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副议长谭布兰、阿鲁齐·卡塔韦纳塔和国会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莫伊斯，并邀请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
△下午，在中国大使馆会见印度尼西亚各地华侨推选的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侨胞们阐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并说：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今天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政策，所以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也会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信誉”。“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双重国籍问题如果不解决，人家还会感到有些不放心”。“这是大道理，要跟侨胞们讲清楚。这就是我们缔结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根据。”“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总是只能选一个国籍。”“在选择国籍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侨胞如果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将无保留地予以支持。”“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于中国的侨民。他们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保持一个华侨的地位。这样，便于我们华侨同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希望诸位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要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表广播演说，高度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在推动亚非会议取得重大成就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4月28日 书面答复印度尼西亚记者提出的关于亚非会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等问题。
△晨，率中国代表团到独立宫向苏加诺辞行后到机场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同时，书面答复印度尼西亚记者的提问，指出：“希望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两国批准以后，能够顺利执行，希望现在仍然具有双重国籍的人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他们的国籍。”希望无论是保留了中国或者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们，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随后，飞离雅加达回国。次日下午，抵达昆明。
4月29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代表团已于今日安抵昆明。“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现拟在昆明休息数日，并将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分别电告。“关于会议经过和对整个会议的估价，对会上争议问题的解答，现正起草要点，待回京后再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书面报告。”
4月30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经过》中说：“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起，就清楚地表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方面是企图以反苏反共的口号使会议陷入思想意识的论争，从而使会议不能获得任何成就；另一方面是在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基础上尽量肯定一切共同之点，使会议尽可能地表现出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的结果证明，第二条路线基本上是成功的。”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先后同一些国家领导人谈过十二次。在各次会谈中，我所说明的立场和意见是，“在台湾问题中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性的问题。”“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早由二次大战期间的许多国际协议加以肯定，而且战后已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这一切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像解放大陆和沿海其它岛屿时一样，不仅不会在世界上造成紧张局势，而且在完成中国完全统一后还会有利于世界和平。“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的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报告》还说：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说法，我在会谈中回答，“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而且“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四月二十三日的声明已经发生了影响，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目前可以暂时等待一下各方反映和发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骤。”五月一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复电：来电收悉，“同意你的意见，可暂时等待一下，在你回京后再决定下一步骤”。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问题》中说：“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公布后，我在万隆与雅加达公开召集华侨各界领导人传达并解释这一条约的意义，每次开会都请了印度尼西亚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对此，“印度尼西亚官方的反映是好的。对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对只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影响更大”。他们认为，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这次终于获得解决，证明祖国的政府是关怀和爱护华侨的。“同时，这一条约在会议期中予以公布对泰国和菲律宾也发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一条约的公布是适时的，其基本内容是符合争取东南亚各国和团结华侨的目的，因而是正确的。”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亚非国家“应在建立和平和独立自主的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说明区内经济合作是有前途的，一些由亚非人民自己创造的技术和经验往往更适合亚非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值得交流的；指出经济建设应以自力更生为主结合国际间的援助，但必须反对任何附有政治或经济上不利于受援国条件的援助”。我们根据求同存异的精神，把大家可以一致同意的共同点写进了协议中。“这些共同点对于促进亚非地区经济独立打下了思想认识的基础。对于我们要求增加合作、扩大和平地区是有帮助的。”
5月1日 出席云南民族学院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在晚会上鼓励大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说：每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好看，舞蹈活泼大方，步数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都很好。要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晚会后，参观学校大礼堂、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5月2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文化合作部分的报告》。
5月3日前后—5月7日 由昆明飞经成都、西安、广州，并在三地作短暂停留。在广州期间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发现馆内陈列的他的照片比别的教员的要大一些。以后，委托邓颖超转告讲习所：“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七日十一时许返抵北京。
5月4日 在成都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亚非会议期间同各类型国家接触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根据实际接触，证明我们事先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对与会国家的分类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这就证明中央所决定的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亚非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是有可能进行和平合作的。”
5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5月8日 就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问题，接见赖嘉文大使和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听取高氏介绍在香港所了解的飞机失事事件的情况，并委托高氏请尼赫鲁总理致电艾登首相，转告周恩来的意见：“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印机失事事件上给予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如此作，中国愿意提供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今后调查所可能得到的材料。”
5月9日 接见杜维廉代办，就他转告的英国外交大臣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不知有无口信转告美国时，回答说：对此问题，我们研究后再作答复。我们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投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谈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时，请他转告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把我们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中国政府的五点要求〔注〕，希望英国政府予以合作和实现。并希望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
〔注〕五点要求是：（一）中国政府提供的破案材料应由印度政府派往香港的高氏直接转告香港总督，以便保密；（二）香港当局得到破案材料后，应严加保密；（三）香港当局对破案材料中提到的涉嫌人员应严加监视，防止逃跑；（四）香港当局对涉嫌人员中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询；（五）审询时，中国政府应有代表旁听。
△接见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就印度尼西亚总理询问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上接受印度尼西亚的斡旋时，回答说：欢迎任何国家斡旋。
5月10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商议周恩来、陈云、陈毅和习仲勋在国务院的分工问题，决定：在目前时期，国务院工作总的方面。由陈云更多的负责处理。按部门来分工：（一）一办、二办、民委和科学院工作，由陈毅负责处理；（二）三办、四办、五办、六办、七办、八办、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工作，由陈云负责处理；（三）外交和侨委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四）不归各办管辖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及其它例行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处理。“各主管的同志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批办，不必传阅；不能解决的，再由周、陈（云）、陈（毅）、习共同处理和请示中央解决。凡带综合性的事情，则由习根据分工范围分别批送各主管同志解决。”
5月12日—20日 先后六次同专程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谈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十二日会谈时说：中国从来没有说不同蒋介石谈判。在四月二十三日八国代表团团长会上，我们曾经说愿意同蒋介石谈判，只是没有公开讲；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公开宣布的。停火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题。应该由这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两种谈判有联系，但是必须分开。我们对这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采取主动行动来争取。梅农先生刚才说要创造条件，我们主动争取谈判也就是创造条件。同美国不是停火问题，而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美国放弃干涉的问题。在十九日会谈时说：远东曾经有三个地方（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有战争。“现在前两个地方的战争已经停止，但台湾却更紧张。如果要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首先就要从台湾地区和缓起。”因此，“讨论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包括通过中美的谈判，使美国放弃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和缓紧张局势的步骤和和平收复沿海岛屿都是为了推动谈判。不能解释说，紧张局势和缓后，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或者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当前，美国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况且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二是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它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
5月1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阐述亚非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介绍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它为“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对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态度是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除了必须作原则性的回答以外，我们并没有展开争论。大多数与会的国家的代表也同样抱有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这样，就使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终于对议程上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而使阻挠亚非会议的计划遭到了失败。”还说：亚非会议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协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肯定了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中国“支持亚非各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要求也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会议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有关几个省委、市委的书记会议的通知》；决定撤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设立中共广东省委。省委委员名单由华南分局提出报告中央批准。
5月15日 接见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语言学家拉古·维拉，就印度希望从中国得到经书问题交换意见，说：玄奘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这些经书的原本也是从印度取来的，现在我们应该回报，帮助你们研究它们。“可以有四种方式：（一）多版本的可以送给一部；（二）容易拍照的就拍照；（三）照像困难的，可以借给，定期归还；（四）同一本经书有不同版本的，就送一种，其它的可以看看。这些书在印度翻成印地文，让千百万人看，作用很大。”
△接见杜维廉代办，听取他转达艾登首相对周恩来口信的答复：“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并愿意全力与中国合作。”随即说：中国将立即同高氏接触，他后天就可以到香港。我们将通过他把材料交给香港总督。中国打算派去香港的人将通过高氏同香港政府联系。关于办案的程序问题，我们对根据英国的法律办事没有异议，我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合作破案。我们的材料是可靠的。
△晚，约罗青长、熊向晖〔注〕谈话。对熊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注〕罗青长，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熊向晖，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
5月16日 接见亚非国家会议结束后来华访问的中近东国家和平人士和工会代表，说：阿拉伯人民是有战斗性的。任何运动只要依靠人民，就是强的，团结起来，就是强的。阿拉伯人民应该团结，一切不愿受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这样力量就会强大，帝国主义就要考虑这个力量。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运动是世界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如果能与别的国家的运动联系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么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就会失败。
5月17日 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
5月18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胡风问题和接见印度梅农问题。二十日，陪同毛泽东接见梅农。
5月21日 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在万隆时，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希望我们两国都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各自进行建设，使我们的人民幸福，使我们的国家富强。
5月22日 接见少年联盟主席拉瓦谢里率领的比利时青年代表团。在感谢他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赞扬后说：中国解放才六年，因此落后现象在中国还大量存在，需要改革，需要时间。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如何实现，需要有正确的步骤和方法。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也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建设中的经验和长处。在谈到艺术的形式问题时说：东、西方都有各自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否绝对不可以互相影响呢？国画画得好的人，油画也可以画得好。一年前去世的中国美术协会主席徐悲鸿，是画中国画的，他画马画得好，他也学过油画。“他就主张学国画的人同时也应该学素描和油画。”“这两种画是互相影响的。”“当然要提倡民族的形式，但要吸取外国各种好的东西，要发展民族形式，也可以把外国形式真正学到家，以充实民族形式。”
5月23日 由蔡畅〔注〕、邓颖超陪同，接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说：中国还很落后，而且国家大、人口多，因此，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大概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注〕蔡畅，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
5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
5月26日—6月3日 接待并先后四次同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谈，就台湾问题、两国签订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的目的和实施办法交换意见。六月三日，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两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互换照会。周恩来在照会中提出了两国总理需要达成的五点谅解，其中强调：签订“双重国籍条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双重国籍问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两国政府同意，在实施上述条约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每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都能够自愿地选择他们的国籍。”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复照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照会，指出周的照会和他的复照即成为两国政府。关于执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所达成的谅解，并和上述条约同时生效”。
5月31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吴有训副院长所作《中国科学院关于筹组学部经过和召开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时指出；科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就的，争取了一批科学家。科学院最好是实行院士制，但我们不要急于一下子搞成，而是由学部制走向院士制。不是把所有科学家都委任为学部委员，而是要加以选择。同时，希望科学家防止和克服宗派观念与门户之见。
6月1日前夕 接到南开大学少年先锋队组织来信后复信：“祝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月1日 就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批评新华社的评论少而慢一事，指出：“这是事实。但短期内求快，不容易一下办到，宁可慢些、好些，不能求快出毛病。”
6月2日 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说：“不仅需要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还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的文化依然处在很落后的状态，文盲依然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为解决此问题，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农民的学习组织应和生产组织逐步结合，教育要和农事季节相适应，着重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这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共同进行。
△晚，接见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和《印度尼西亚火炬报》等报社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友好合作、解放台湾等问题，强调：我们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殖民主义国家在同落后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总是要取得各种特权，使落后国家更加处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永远成为殖民国家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垄断市场。但是在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中，我们彼此不要求特权，我们的目的是以互相帮助、各自发展生产为基础来促进彼此的工业化。我们相信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亚洲各国同的经济合作。
6月4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燃料工业部分部、黄河流域规划问题、湛江建港问题、关于苏联援建一五六项工业企业设备供应由中苏双方分担的规定等情况的汇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指出：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中，“自从高氏和熊向晖到香港后的一个时期，香港政府所给予的合作，我们是满意的”。但最近情况有些改变，我们的人到香港去了这么久，至今还在等待。香港政府始终没有把侦讯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却通过高氏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一切材料。因此，这只是单方面的而不是双方面的合作。现在看来，香港政府是想拖，或者草草了事。到香港同我们合作破案的马立克〔注〕却相信香港政府的话，说法律证据不够，只能缺席裁判主凶一人，其它的人要在政治上含糊了事。对此，我们不能理解。请将以上意见转告尼赫鲁总理。八日，再次接见赖嘉文，听取他转告马立克的解释后指出：中心的问题是香港政府不要放松，应该继续追究，不能如马立克所说只能判一个人的罪，其它人不追究。我们并没有要求把在香港的所有国民党分子逮捕起来，而是要求香港政府追查同飞机案有关的蒋介石特务分子。我们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已指示熊向晖同高氏密切合作，继续协助追查。
〔注〕马立克，时任印度国家情报机关总负责人。
6月5日 就到京郊农村视察统购统销工作事，指示刘昂、许明〔注〕等进行研究，提出视察计划。十九、二十日到京郊农村视察，了解统购统销的有关情况。
〔注〕刘昂、许明，当时均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6月7日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注〕上讲话：科学家是经过自我改造的道路团结起来的。我们相信我们的道路是好的，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科学家要确认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出路。科学家要热爱祖国，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要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苏联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以学。就是向敌人也可以学习。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总有他的长处，例如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缅甸的水稻种植技术。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最后，代表政府保证：要对科学工作者以全力的支持，要重视、尊重科学家的劳动。
〔注〕会议从一日开始至十日结束。
△接见以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说：这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很大，出动后要奋力打开局面，要把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爱国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都抓在手里。“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和平竞赛中前进。”“美国好战集团的政策是想把苏新国家以外的国家都造成包围圈子，拉入战争集团。”因此，“今天世界斗争最关键的问题是推广和平地区。”“因为和平中立地区扩大，就把它的包围圈隔开了。”“这样发展下去，甚至可以使战争发动不起来，或者延缓。”“和平是集体和平，我们不排斥任何人”，包括不排斥美国。总之，“我们要把一切正义的旗帜都抓在手里，不要迟疑”。还说：会期只有八天，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只有一两人发言。因此，“这次去以活动为主，发言为辅，使人人有工作做”。代表团所有的同志都要“进行活动。可以分成组别，向各方面活动”。“刚才所说的五个旗帜就是活动的原则，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原则立场的话只要适当表明就够了，不必多说”，因为“我们是团结他们，求同存异”。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是这样做的。十二日，再约王稼祥、廖承志、赵毅敏〔注〕、茅盾、陈叔通等，商谈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有关问题。十五日，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注〕赵毅敏，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6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政府部门的工作时指出：有些部门的会议太多。据十三个部、会、行的统计，今年共开了五百七十多次专业会议，人数达五万多，共开了七千九百二十天。这个情况要通报，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减少会议。在讨论滕代远部长作的关于铁道部的工作总结报告时说：通车剪彩，今后可以减掉。报告中提到一长制的问题，虽然应该强调，但集体领导和党的作用不能没有，报告应该修改一下。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
△接见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南原繁（原东京大学校长）、大内兵卫（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就中日关系、和平运动等问题发表意见，说：在中日交往的两千年历史中，两国只有两个时期敌对过，但时间都很短，而且已经过去。我们应该使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关系继续下去。“中国人民和政府相信日本人民的多数是要求和平的，而这个要求一天天增强起来。”“从这一认识出发，日本的军国主义要复活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主观上这样想，外来的侵略势力也想利用他们来复活军国主义。还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工业化，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需要互通有无。甘本可以供给中国以机器、工业设备等，这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中国可以向日本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欢迎日本的贸易机构也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工商业愿意向日本的企业打开门，让他们看。这样可以比较一下，使他们为了出口可以改变一下产品规格。”日本离中国很近，具有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便利条件。
6月12日 审改李富春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报告要点》。批：“此件很好。”并增写：“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索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非生产性的建筑如仍有苏联设计者亦应照新的造价指标削减。”“全国应一律停止购置沙发、地毯，各地现有沙发、地毯，可由市政府管理机构统一调整”；“参加一切晚会，除招待外宾和外国剧团献演外，均需买票”；“宿舍家具，在实行工资制后，逐步转入个人自备，办法另议”。
6月17日 审改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要点，在要点提出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着“只着重注意了国营工业的生产与建设，偏重于注意大的企业的建设，对统筹安排注意不够”一段之后，增写：“另一方面，对利用现有设备，发掘生产潜力，也注意不够。对反对铺张浪费、节约资金、提高技术也认识不足。”
6月18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提交国务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决议将它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
△在瞿秋白英勇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主持在八宝山举行的瞿秋白烈士遗骨安葬仪式。
6月22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生产方面要节约，非生产方面也要大力节约。“增产节约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要有一套制度，严格管理，长期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撤销燃料工业部。
△签署《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指示》确定了全国户口登记的主管部门和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规定“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6月24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王稼祥。
6月25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会议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提汉字简化方案，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
6月25日—7月8日 接待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率领由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薄一波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越方会谈，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和目前国际局势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政府种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日内瓦协议必须予以贯彻；中越两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合作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六月二十七日，在会谈中指出：中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帮助越南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建设。从今年起，分五年支付。七月七日，在会谈中就法国等国政府表示向越南提供援助一事发表意见说；这是越南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属于我们两国会谈的范围，可以只作为交换意见。如果法国等要援助越南，即必须根据五项原则办事，已经收回的权益，绝不容许再受任何损害，尚未收回的要有步骤地收回。七月七日，与胡志明签署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6月27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将要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
6月28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本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曾给周恩来写信表示对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表现的合作精神的感谢。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给以回信联络的意见，邀请阿里访华。本日，与大使交谈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以及邀请周恩来访巴的有关事宜。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谈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事和和缓东南亚紧张局势问题，说：和缓东南亚紧张局势，中美双方都要有表示。现在中国已经走了几步，下一步应该由美国走。目前，美国在公开场合仍在继续攻击中国。这种攻击是既无根据又无道理的，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回答。
6月29日 就棉花供应不足将会影响完成国家四百万件棉纱生产计划的问题，致信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贾拓夫：“应力争在国内外多购棉花。”商业部已答应从五月到八月购入六十二万担到七十二万担，要努力购到九十万担。外贸已谈好从埃及购入六十万担，我已要他们再加四十万担。如两笔都能做到，则共增一百九十万担，连四月前的一千五百零二万担，共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万担，便可不停工了。如内购只七十二万担，外购只六十万担，较前数量相差五十八万担，但已有一千六百三十四万担，可否亦不需要停工，而只加纺细纱便可解决，请四办再议。
△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和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先念审阅。并附信说：我认为两个指示和报告即可发出，在人大会中散发。并说明：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计划基本建设造价和各种费用在一九五四年“已削减百分之十的基础上，可再削减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不是百分之十到十五，因为从各方面计算看来已超过二十亿元（百分之十五为十五亿弱，而百分之二十为二十四亿弱）”。
△接见南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并说：南斯拉夫人民不仅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土耳其和抵抗其它国家侵略的斗争中都是英勇的，对中国人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是任何持有独立信念的人民所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能够取得独立，基本上是依靠人民的斗争，没有人民的力量就没有基础。国际的支持是第二位的，这两者是结合的。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意见》，决定从七月一日开始实行。
7月3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切已经完成设计、已做施工准备或已经在施工的生产性建设”，“应通过改进施工方法、改善施工组织、减少材料浪费、节省管理费用等办法力求节约；在不妨碍工程进度和不降低工程质量的条件下，对设计可能进行适当修改者应作适当修改，继续施工”。“凡已经完成设计，但尚未做好施工准备的非生产性建设。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按照已定的削减指标迅速修改设计后再行施工。”“目前有些新工业城市在规划中存在规模偏大、标准偏高和对现有城市利用不够的偏向，应作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但必须认识：“厉行节约的方针是为了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用来增加国家的建设资金，加速国家工业化，是积极不是消极的。因此，一切借口节约而放松生产性建设的进度、忽视工程质量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7月4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指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政府部门应做以下工作：（一）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国务院各副总理、秘书长、办公室正副主任以及各局正副局长都应该予以最大的注意；（二）全力以赴，协助与会代表正确理解和懂得《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三）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员在大会上发言，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一定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在讨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时说：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只有用军事共产主义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有按劳取酬，才能好好过日子，把国家搞好。国家有个家字，不能够管家，还能够管国？家务管不好，国务也就管不好。现在，应该实行工资制。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正副省长、市长列席了会议。
7月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召开。十一日凌晨，致信毛泽东：“政府方面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共商定三十五人”，“其中主要的发言人有十二人”。“商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两个题目的发言人较弱，拟从发言稿上加强”。二十八日，向大会提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形的书面报告》。三十日，在大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说：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两个基本前提是，“在国内需要有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在国外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我们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我们欢迎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和平中竞赛。”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采取中立立场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还说：“本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和缓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中国政府欢迎并且感谢这些国家的努力。”但是，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美双方具有协商诚意，需要双方建立接触，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只有来自双方的努力和相应的表示，才能和缓并且最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发言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会议一致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其它各项重要议案。
7月7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听取他介绍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在美国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行斡旋的情况后指出：和缓远东局势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当然这两个问题不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在台湾地区仍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挑衅。中国是要求和平的，但是拿示威来威胁中国，中国是不会屈服的。
7月8日 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听取他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关于释放被拘禁在中国的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的来电内容。
7月9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听取本年度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和新生招收标准等问题的汇报，并作出有关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