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 接受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注〕递交的委任书，并听取本日上午英国外交部要他转达的美国政府致周恩来口信。口信说：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它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表示；中国对于美国政府的建议的答复。将通过英国代办处转致美国政府。十五日，再次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中国政府经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回文认为，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
〔注〕此系中文名，原名为康·道格拉斯·沃尔特·奥尼尔。
7月17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听取陆定一工作汇报，并商谈西南、云南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
7月18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和关于撤销热河、西康两省的决议。
7月20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明日下午续开人代会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
7月25日 晚，举行酒会，招待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应邀来华访问的各国代表，其中有日本“白毛女”的扮演者松山树子。在祝酒时将分别在中国的歌剧和影片中扮演过“白毛女”的演员王昆和田华介绍给客人，并同她们合影。
7月28日 接见中华医学会、药学会、微生物学会、解剖学会代表和港澳来宾，说：当年将协和医学院改为军事医学院，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需要，但当时我说，这是暂时的。现在应转回全民所有，而不单独是军队所有。中国抗美援朝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美国不仅侵略朝鲜。还占领了台湾。中国政府警告美国：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结果美国还是打到了鸭绿江边。在谈到节育问题时说：“邵力子建议节育，当时卫生部不同意。我们是同意的。我们向卫生部提意见，节育是为了母亲的健康和后代的繁荣。”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很宝贵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
7月31日—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7月31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请他转告尼赫鲁、梅农；（一）中国在给梅农的电报中曾说，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经是适当时机，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这也将便于梅农先生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即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得到回国的自由。必须声明，这个行动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我们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我们是按中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当然。这也是尼赫鲁、梅农和吴努努力的结果。（二）鉴于目前美国的态度已经比较和缓，因此，我在昨天的发言〔注〕也是适应这种和缓气氛的，但是美国现在还仅仅限于表示，希望告诉美国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响应。这样，日内瓦会谈就会取得积极的结果。（三）现在，美国希望日内瓦会谈能够为外长级的谈判开辟道路，我们以很大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日内瓦会谈应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为中美外长坐下来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做准备工作。
〔注〕指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
△接见苏联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八月一日开始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
8月2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省、市长会议。
△下午，主持国务院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国家机关整编工作、基本建设投资和费用的削减以及一般行政工作问题，听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
8月5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在杨秀峰部长作《高教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五年的工作要点》的报告时强调说：学校不仅应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还必须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在谈到教师质量问题时说：现在教师质量差，根源于中国底子差。但是，现在的讲师、助教大多数是青年，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是新生力量，只要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是可以胜任教学工作的。因此，要说服大学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不要轻视他们。会议讨论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等。
8月9日 审阅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计委整编工作的报告》。并致函陈云：“这个编制仍嫌过大，且有些重叠。”“国家经济长期计划，我仍主张另搞一个小机构，由你领导，不隶属计委。计委应即抓紧搞一九五六年度计划，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加紧检查本年度的基建和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些已经够他们忙了。计委编制待再考虑后，应先与编委一商，再报中央批准。”
8月13日 就英国政府本月二日致中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备忘录一事，约见英国代办欧念儒，对备忘录责备中国政府提供材料太晚、太少，不足以破案等说法进行驳斥，并指出：根据我们提供的现有材料已经足以破案。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代表熊向晖召回。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弃希望。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了两个可能的前途，一个是长期调查后没有结果，另一个是慢慢地可能有结果。我们希望是后一前途。
8月15日 出席外交部党组会议，讨论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的声明稿和答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函稿。随后，将二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审阅。十六日，《声明》发表，指出：（一）中国政府对愿意回国的在华日本侨民一向是给予各种便利的。除已经回国的二万九千名日侨外，剩下的六千多名日侨曾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侨居中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改变意图，申请回国，中国政府仍将给予各种便利。”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责，这是毫无根据的”。（二）对于日本战犯，中国政府早已说过准备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国政府已将四百一十七名犯有罪行的前日本军人免予惩处，送回日本；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又将一千零六十九名战犯名单通知了日本红十字会。对这些战犯，中国政府“将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这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情，日本政府无权过问”。（三）“除了上述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战犯外，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情况不明的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使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千百万万美元的中国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并曾经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掳去日本，加以奴役和杀害。日本政府不仅对于这些情况没有做任何交代，反而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交代所谓四万人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出席朝鲜大使崔一为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十年来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所作的重大努力；重申中国一贯主张“一切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朝鲜，有关国家应保护朝鲜的和平发展”；建议“有关国家应该举行一次有亚非国家广泛参加的远东会议，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8月17日 会见以横田实为团长的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对代表团预先提出的五个问题作出书面答复，强调：“日本政府不同中国人民自己所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和约，却同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和约，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愤慨。”“任何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真诚努力，都应该导致日蒋和约的废除。”“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作出相应的努力。如果日本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那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寻找得到的。”会上，一一回答了代表们新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在于两国政府都应该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来改进两国的关系。
8月18日 致电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在中美会谈的第七次会议上，“从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和所作的发言看，美方是准备妥协的”。协议修正案基本上对我有利，其中实质上承认我对旅美华侨管辖权的文字。在协议公布后，将是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大打击。“因此，拟以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为基础，作若干修改后，争取达成协议”。
△批发外交部致王炳南电：“从第七次会议的情况看，争取对协议声明迅速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8月20日 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廖仲恺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8月21日 晚，前往官厅水库。次日在视察中向水库管理处负责人详细询问水库工程和效益等情况，提醒要加强对库区的建设，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水里有鱼、山上有树。下午，游八达岭长城。晚回。
8月23日 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在回答提问时说：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逐步把各种经济成分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中，这样才能有均衡的发展，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文化方面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往。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在相互往来中得到证明。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和平竞赛，在交往中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在经济方面，它们的某些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某些民族特点，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相互交往是需要的。因此，在亚非会议上，对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
△书面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五三年为指导婚姻法运动而成立的委员会和办公室，“在今天事实上已不可能对经常贯彻婚姻法工作起统一领导的作用，有必要用另外的组织形式来代替。因此，提议撤销原设的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机构”。
8月25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
8月26日 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反复讨论研究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问题的情况，并提请中央在近日内讨论、批准围绕这一问题而制定的各项暂行办法的有关文件，说：“这些办法虽然还不够完善，但目前只能将这些暂行办法先予试行。其中有关物价津贴的规定和地区津贴问题，必须在今后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逐渐调整，使之合理化。同时，现在所规定的工作人员的房租、家具、水电、取暖各项办法的收费原则一般偏低。这是因为此次工资调整增加的数目实际不多，避免工作人员因为支付这些费用而负担加重。今后则拟随着工作人员的工资的逐步提高，再将各项收费办法进行调整。”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的报告。三十一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都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命令》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供给（包干）制待遇办法，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已不符合‘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因此，国务院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份起，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而利社会主义建设。”“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者，一律缴租、纳费”；对多子女生活有困难者，仍暂按政务院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8月27日 接见协助香港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进行破案工作后来到北京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向他了解熊向晖本月十五日离港后香港政府破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介绍中方的意见，指出：香港政府迟迟不能破案，完全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我们是希望破案的。如果香港政府是诚意地要破案，我们愿意寄以希望并给予时间；如果香港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不了了之和敷衍，那么我们不能上当。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在中国政府的坚决要求下，九月三日，香港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缉拿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等），要求台湾当局将已逃往台湾的周梓铭交回香港受审。
8月27日、28日 两次接见久原房之助会长率领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
8月28日 致电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转吴努总理，感谢他为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目前会谈中的争执环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在华美侨的回国问题，二是中国委托印度协助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中国政府从未限制在华美侨回国。六年来已有一千五百多名美侨（其中有不少是犯法、获得减刑的）回国。现有的八十七名美侨中，凡是申请回国者，只要他们没有未了案件或者案件已经结束，都可以回国。有些美侨如果将来提出申请，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美国在中国的侨民人数不多，根据我们的政策，他们的问题显然是容易解决的。但是，中国侨民在美国的处境就完全不同。美国承认过去曾经限制中国侨民回国。”现在，“我们有实际的实例可以证明，限制并没有取消，只是改换了方式而已。”“美国无法反对中国委托印度来协助中国侨民回国。但是，美国仍在协议草案的文字上制造纠葛，使双方不能对分别委任第三国协助本国侨民回国的办法达成协议。”
8月29日 约见外交部有关人员商议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
△到医院探望文学家洪深。次日赴北戴河。
8月 批准溥杰同在日本的家属通信。
9月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农业合作化问题。参加者还有陈伯达、廖鲁言。
9月11日 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9月16日 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将国务院同意的第一批申请授勋人员的名单送上，请予审议。二十三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并通过第一批授勋人员名单，决定授予朱德等一百三十一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一百一十七人以一级独立勋章。授予朱德等五百七十人以一级解放勋章。
9月17日 就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预算问题指示财政部：“生产资料过去不能作大的降价，是出于不得已。一九五六年要降，但步子还不能跨得太大。降价后应该想办法算回来。”国防经费“也要相应减少，有特殊需要另外追加”。明年的预算“基本上是稳定的预算，没有大的风险，要加强财政制度的建设”。
9月21日 上午，离北戴河去天津。次日夜，返抵北京。途中，曾到开滦煤矿和塘沽港视察。
9月23日 和陈毅接见法国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等，说：中国和法国在地理位置上虽然相距很远，但在历史上中法两国是有传统友谊的，希望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友谊能获得发展。中法建立正常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另外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要达到国家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就要通过政府，但目前存在着两个障碍：（一）台湾的蒋介石代表仍然驻在巴黎；（二）在联合国中，法国代表总是追随美国，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不承认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政府间要建立正常的关系，就得排除这些障碍。法国政府应作出努力，中国政府早就伸出友谊之手。当然，要建立两国闻的正常关系，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不要等待，我们可以加紧进行人民间的联系，如人民的，半官方的，如国会之间的彼此接触，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两国各人民团体的往来等，都将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这也可形成一种力量，以促进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希望你们今后尽力推动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我相信，中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迟早会建立起来的。
△晚，参观新近落成并将正式营业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同呢绒部老职工刘志泉交谈，了解他解放前后的思想、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
9月25日 接见以查尔斯·贾德为团长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回答对方所提出的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问题。指出：很遗憾的是，联合国第十届大会仍然重复过去的错误，拒绝中国而让蒋介石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内。中国愿意贡献力量给联合国，可是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国的地位和权利。结果当然损失的是联合国。这使联合国不能团结全世界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在一起，来协商办事。对中国来说，你不承认，中国还是继续存在。反过来对中国人民还是一种鞭策。你越不承认，我们越要努力建设祖国。你越同我们对立，我们越要搞好、搞强。但是，没有中国参加，世界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就不能解决。在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我们不悲观失望，也不是急不可待，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会承认的。
9月26日 会晤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委托他将对中日关系的一点看法作为个人意见转告鸠山首相：中日关系问题，不是侨民也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中日邦交如何恢复、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战争结束了十年，而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这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政府两次公文所强调的是侨民、战犯以及无中生有的所谓不明下落的四万人问题，这就不是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恶化中日关系。美国也在和中国谈，当然美国在谈完侨民问题之后。还在拖，但美国要和中国建交，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日本走在美国前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到中国来谈如何恢复邦交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9月27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元帅军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和国务院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并分别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9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题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
9月29日 接见尤金大使，告以：（一）中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的设想。（二）中国打算回答日本政府并且通过现在北京的日本方面人士提出，要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不过，估计目前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是不敢派代表来的，但这些日本人回去进行推动，日本人民会给日本政府很大压力的。（三）近来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试探同我们建交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只有在同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我们才能与之建交，不能允许它们搞两个中国。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陆定一汇报各省肃反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罗瑞卿。
9月30日 由郭沫若、邓颖超陪同，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和夫人，询问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情况，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简况，并就中意建交问题发表意见说：目前，西方国家在同中国的关系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英国式的，承认了又不完全承认，我们同它互换代办，不互换大使。第二种是法、比式的，不承认中国而承认蒋介石，不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种是完全承认我们而不承认蒋介石，我们同它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意大利想创造第四种办法，就是一方面保留蒋介石的代表在罗马，另一方面则同我们互换商务代表。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造成可以有两个中国的代表机关在一地并存，所以中国不能接受。这样做，就是要防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如果意大利还不能同中国建交，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主张同意大利谈判建交问题，同时也包含谈贸易问题。意大利外长提议在伦敦谈贸易，我们准备回答：在未建交以前谈贸易是可以的，但我们力争先谈建交。如果他拒绝谈建交，我们也可以谈贸易。
9月 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等组成关于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及荣誉称号等条例的起草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六月，拟出一个条例草案。后来此项工作未能继续进行。
10月2日、14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
10月2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大会的题词：“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0月3日 接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第二团长野沟胜等，表示感谢日本社会党左派否认台湾政权、提出同中国建交的主张，指出：对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力争以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愿意。我们能够永远不解放台湾吗？因此，我们不能放弃用战争手段去解放台湾。还说：日本只有为了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而努力，国际地位才能提高。今天，日苏、日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恢复邦交问题。我们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直接谈判，到北京来谈。中日两国有几千年的关系，到日内瓦或伦敦去谈，是多余的。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商谈明日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事。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
10月4日一11日 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会议还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基本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十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因此，我们坚持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取资产阶级中间绝大多数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经过联合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最后目的。我们消灭资产阶级不是采取消灭地主阶级一样的方式，而是使资产阶级分子有一个必要的时间在工人阶级和国家领导下接受改造，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得到生活上、政治上的出路。这就是说；个人改造，阶级消灭。同时，阐明了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指出：最主要的是必须保持全党特别是中央、省市区党委和地委三级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此，建议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做到；（一）必须大力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而在目前最主要的是克服经验主义，才能增强我们的政治嗅觉、政治远见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二）必须继续和坚决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分散主义倾向。（三）必须改变我们的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四）必须加强集体生活的锻炼。（五）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各项工作，要有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和全力以赴的精神。只要做到这几点，绝大多数党员是能过好这一关的。同时，告诫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现在是处于胜利环境和当权地位，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种胜利环境和当权地位有它危险的一面，好像困难有它危险的一面一样。因为困难而产生的危险是我们熟知的，但因为胜利和当权而产生的危险还不是许多同志都懂得的。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着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杜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右或“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10月7日 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说：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今后，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
10月8日 接见并宴请香港总督葛量洪和英国代办欧念儒。在谈话时说：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又说：自去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中英关系的情况没有改变。英国既已承认中国，就已经同美国有所区别。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的地位和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或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权利。如果英国在联合国中改变态度，中英关系就能得到改善，我们愿意看到有英国大使驻在北京，我们也愿意派大使到伦敦去。这将有助于解决中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可以向世界表明，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大国可以和平相处。这将也是对世界和平和防止战争的一个贡献。葛量洪回香港后，将周恩来意见转告澳门总督。后来，澳门政府决定取消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庆祝。
10月13日 就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向党内高级干部作政治报告，说：紧张局势的和缓，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被打乱和推迟，这就是当前世界局势的总趋势。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推迟战争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的任务是：（一）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二）开展世界性的和平运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四）扩大中立势力，（五）直接做美国方面的工作：分化美国统治阶级，孤立美国战争集团。
△在审阅国家计委党组和外贸部党组关于向东欧国家提出订购十七个项目的成套设备的报告时批：原则同意。但外贸部应注意“在商谈这些成套设备时，要估计到他们的生产能力，不要要求过急，结果答应容易交付设计装备难。造成我们窝工和积压资金；要估计到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时他们不能做到的勉强答应，质量低的谈成高的，结果与预定悬殊甚大。这是从过去在捷克、波兰、匈牙利订货得到的经验”。陈云阅后批：“退外贸部照办。”
10月19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际问题和肃反问题的报告。
10月20日 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有好的形式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内容通过好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队伍，是代表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文艺队伍。因此，首先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什么叫人民性？就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世界各国人民有不同的习惯、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表现在艺术语言上也有不同，这就形成了民族性。但世界各国人民总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贯穿了人民性。你演的东西人家能理解，首先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性，是人民的艺术。是不是我们就把政治的内容、口号、标语搞得很多？不是的。恰恰相反，要在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下，内容要有更完美的人民性，才能受到欢迎。至于现代文艺。那就更要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我们首先要从人民性这一点来衡量现代和历史的作品，来改编历史的作品。我们现在创作的作品，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要有人民性这样一个有灵魂的东西，就要有生活。艺术不是标语口号，不是演说，它总要有生命，有生命就要有生活。又说：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增多，也加重了我们文艺队伍从事国际活动的任务，这就要求文艺队伍必须高举和平友好的旗帜、民族独立的旗帜、民主自由的旗帜，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旗帜，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
10月21日 继续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等。
10月22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并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详细论述了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根据国际形势的总趋势，重申中国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的几项主要任务。强调日本对远东和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应该认真做日本的工作；既要批评最反动的亲美分子，不要放松对他们恢复军国主义企图的警惕；又要鼓励、支持人民和政府中愿意与我交往的分子。认为日本起变化是肯定的，但不能性急。
10月23日 接见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记者，说：中菲两国人民都受过外来侵略，因此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两国人民都是亚洲人，又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接触、互相同情。我们两国是近邻，虽然相隔一条海，但究竟是靠近的。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一百年来，中国受了外来的侵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国内又有长期的内战，到处是落后和贫穷。几年前，我们才翻过身来。我们的方向，那就是摆脱落后，谋求进步，纠正错误和缺点。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对工商界宣传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
10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国外侨务工作会议的报告。
10月25日 约廖承志商谈宋庆龄出访东南亚的有关事宜。
△接见比利时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官方代表团——工商界贸易访问团，在回答团长舒伦对他个人的称赞时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做什么的，一切都要依靠人民。依靠人民这句话，林肯也讲过。我们现在就在实现这句话。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还说：中国现在还受到人为的限制和禁运，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前途是很大的。中国的建设规模很大，六万万人口的市场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将来工业化以后，我们的需要会更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自己供给一切，而有些产品还会有剩余，这就需要进口和出口。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在谈到中比关系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使中比无外交关系，假如对方还犹豫，我们可以等待。
10月2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今后将定期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间暂定为每星期三下午。（二）会议内容将增加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中的一人负责传达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若干重要的决定或指示；由各办主任汇报主管部门工作情况；对某些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和决定的文件和问题，在会上先行酝酿。会议通过国家计委《关于如何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请示报告》等文件。
△接见以邓肯·伍德为团长的英国公谊会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在促进世界和平和改善国际关系方面应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说：中心问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当前应该做的工作是：（一）维护欧洲的安全和促成德国的统一，（二）裁军，（三）发展东西方的接触，（四）中美大使级会谈。还说：中国政府不但支持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而且正在这样做。我们是主张互相往来的。凡是要来中国的，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日本朋友来得很多。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接触，可以消除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从而恢复两国历史上的友谊。中美关系已经紧张了将近十年了，应该加以和缓。事实上，也已经有了一些和缓。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有了接触，美国人民会发现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国人不承认中国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一百年，到了一百零一年它也得承认。即使美国不承认，中国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10月27日 接见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强调：亚非各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万隆会议的协议和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这就是我们所共同遵守的原则。我们不但要遵守，并且要发扬。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和平的可能性大。战争的可能性小，但是这就决定于我们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国际上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协商解决，而不要诉诸武力。
△下午，参加毛泽东邀请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0月28日 致信布尔加宁，请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炮厂、飞机厂、化工厂、热电站等，并请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以及进行地形测量、矿产普查。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联政府答复：苏方已委托其经济联络事务总局同中国派往苏联的代表团共同研究中国政府的请求。
10月29日 出席毛泽东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说：这个改造，是一件有历史意义、有世界意义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因此要通力合作把它做好。
10月30日 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布伦姆夫人，并就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问题提出建议：在世界和平运动中，要区别基本力量与同盟力量。经过我们的工作，使基本力量愈坚强愈好，同盟力量愈广泛愈好。
11月1日 同陈毅接见以法国外交委员会主席丹尼埃·麦耶为团长的议员代表团，强调：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存在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北欧国家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即“承认新中国，割断了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种完全的外交关系。”“第二种是英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即“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联合国又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的地位。这不是完全承认新中国。”中国“同它们只有半外交关系，只有代办驻对方首都”。“第三种是法国、比利时同中国的关系”，即只承认蒋介石政权。“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世界在变化。”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
11月2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了三门峡水电站防洪工程的领导问题等。十二月一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在三门峡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上，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都认为这项工程重大，必须由两部合作。但在谁负主要领导责任问题上都认为应以自己这个部领导为主。两部经过数度协商，意见仍未能统一。经十一月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认为：（一）由于三门峡工程施工任务繁重，技术要求很高，但两部对于大型水电站的建设的经验都是不足的，“因此，由哪一个部单独负责施工领导都是有困难的，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鉴于此情况，“拟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并且应该按照企业领导的原则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还应受河南省委领导”。（二）“黄河规划委员会本身，应设办公室，由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和其它有关方面的人员参加组成，办理日常工作。”（三）“三门峡工程局必须由得力的干部和熟悉业务的人员主持。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以王化云（现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张铁铮（现任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齐文川（现任河南省委委员）为副局长。”同时说明：“此事已在政治局同志中谈过。”
11月3日 约见著名中医施今墨。
11月4日 接见名誉团长阿部胜马、团长堂森芳夫、副团长太田清一率领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说：过去中日两国来往非常频繁，十六世纪以来日本派很多人到中国留学，后来中国人又到日本留学。近几年来断了往来，最近又来往起来了。中日关系因中间有段不愉快的事断了交，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由文化交流慢慢恢复到国交。两国国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得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同时，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的状况，说：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中国几种传染范围较广的病，其中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分布很广，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
11月5日 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商谈递交国书等事。在谈到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展情况时说；美国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中提到的双方不使用武力达到国家的目的这句话，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它暗示着我们不能用武力来对付蒋介石，来解放台湾，等于我们承认美国用武力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解放台湾的行动是中国行使其主权的问题。方式有两种，一是武力，另一方式是和平解放。半年来，我们曾屡次声明要争取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增长。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好的，争取局势和缓下来，和美国和平共处，但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