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 主持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十人领导小组会议。
11月7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所作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时，阐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意义和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必要性，说：农业合作化在开国时就定下来了。农民一定要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够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过去，我们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建筑在耕者有其田、国内反对封建主义、国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现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工农联盟的基础就是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使农民再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因此，我们要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逐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还指出：要劝说农民加入合作社，不是用强迫方式。如果不愿意，不用勉强，即使是贫农、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不愿意，我们都不强迫他们参加。我们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共同富裕，不是使一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破产。我们是保护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个，迫切需要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就是宪法的补充，具有法律的性质。同时强调：在合作化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注意合作社的质量，质量不好的要进行整顿，发展起来后一定要巩固。整顿、巩固工作很重要。不注意整顿、巩固工作，不注意质量，就不能增产。合作社的质量好与不好，表现在是否增产了。因此，提高质量是今后的重要问题，各部门都要担当这个任务。
△签署《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新建或扩建附属工厂（车间）的时候应充分利用原有地方工业生产能力的指示》。《指示》规定：“建立这样的附属工厂（车间）的原则，应该是：（一）尽量利用当地原有的工业企业，或对原有工业企业加以改建或扩建，并且充分考虑到几个工厂共同利用的情况；（二）新建时应尽量做到几个同类性质的工厂或一个工业区共同使用一个附属工厂（车间）。”否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造成了新建附属工厂（车间）和原有工业企业之间的许多矛盾，既违背工业布局的原则，又增加了在安排生产当中的困难”。
△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反映到西北访问期间看到黄帝陵无人看管、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陈设改变很大、看不到当年艰苦朴素的状况的信上批：请习仲勋批交齐燕铭办，“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主席窑洞应还原状”。
11月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就文化部提出的《关于全国艺术教育会议的报告》发表意见，强调；应加强对艺术教学上存在的忽视政治、脱离实际、轻视民族遗产的倾向的批判。外国有许多好东西固然要学习、吸收，但是首先应发扬民族的传统的遗产。对于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无论是音乐、歌唱、戏曲、舞蹈，甚至乐器，都应该同中医一样，需要研究提高，找出规律。
11月9日 签署国务院命令，将七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指示各地。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离京赴辽东半岛，和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等观看中共中央军委在此组织的有陆军一个兵团、四个军、一个机械化师、空军两个军、海军旅顺基地等，计十八个师以上指挥机关、三十二个团共四万八千人抗登陆战役演习。十三日返抵北京。
11月1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通知》指出：《章程草案》“是多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把宪法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定具体化了”。“它将成为全国五亿农民的行动指针，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任何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决定试用它作为自己社章的时候，都必须同解决合作社本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起来”。
△为广东粤剧团题词：“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11月14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发言中介绍关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筹备问题，并采纳章伯钧在几天前提出的意见，建议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同时，希望全国政协委员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秋后视察工作的重点，指出要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不要只是座谈，还应开展个别访问，以便发现问题。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接见以小林武为团长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说：人民应该得到和平相处的机会，大家都不要受人欺负，也不要欺负人家。从国民教育入手，培养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观念，这是各国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且声明：中国吃过被人家侵略的苦处，所以认识到不能再去侵略别人。我们告诉人民，为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我们绝不侵略人家。我们跟所有的邻邦国家和平共处，一切愿意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都热忱欢迎，以朋友相待。
11月15日 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为正副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并根据日方提出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对日政策：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我们就很愿意看到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的日本出现。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了共同点，都是愿意为和平、独立的国家的建设而奋斗。新中国政府是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的，对待愿意为和平而奋斗的日本人民，毫无疑问是友好的，愿意合作的。对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不应用武力解决。还说：中国现在还报落后，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人民富强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后再逐渐提高，赶上近代化工业发达国家。”在谈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时说：“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不过，事情的发展会有变化的。不能设想中国人民现在同情日本人民的困难，到了那个时候，对于已经恢复邦交、和平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新的困难，中国人民却不加考虑。中国人民有句古话叫投桃报李，我们不仅报礼，应该有更好的礼物送回。
11月16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确定到一九五七年底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实行定息制度。周恩来在会上两次发言。十六日，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着重就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发表意见，批评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积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同时也要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极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于对它的改造。我们要把它的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同时，阐述了和平赎买的思想。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论是没收或挤垮都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和平赎买、和平转变。”“用赎买的办法花钱最少又不损害生产，对工人阶级，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还强调：“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定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分地区、分行业、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安排。”还要积极宣传，作好准备，不能性急。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二十四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信任、安排、使用和帮助等问题发表意见，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地来使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不行，还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对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就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到底还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就没有可以吸收的呢？那还是有。”还说：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干部的工资比较，“只有极少数的教授跟我们的司局长差不多，其它的等于副局长、处长，甚至等于科长”。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因为他们过去学的知识也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研究学问也需要工作条件，他们还要养家属。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待遇，对于讲师以上的大知识分子说来是不妥当的。这样的工资待遇是要改变的，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各省、市应在十二月先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讲话。”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十二月“开这么一次知识分子的会议”。
1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周恩来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
11月19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地方事业单位实行货币工资制和调整工资标准问题的通知》，并讨论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等问题。
11月2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编造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国家预算的编造，“必须认真执行增产节约的方针，要把收入打足，支出打紧，坚持本年收支平衡，并建立必要的后备力量。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更要努力发掘增产和节约的潜力，以增加国家积累”。（二）在编造预算时，对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必须认真加以分析，找出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实际可能”，使一九五六年度预算建立在确切的基础上。（三）“编造预算收入，必须积极挖掘潜力，既要抓紧主要收入，也不能放松或者忽视次要收入。”（四）“编造预算支出，必须认真履行节约制度，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支出，核减次要的支出，以保证主要的支出。”
11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谈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11月2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注〕，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注〕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前往刚去世的中医孔伯华家中吊唁，并对其家人说：我了解孔先生的为人，他一生不爱钱，自然也不会有钱留下，政府要保证你们这一家人的生活。随即，对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安置：子女中有的被进去读书，有的被安排到国家医疗机构工作；孔伯华夫人由政协负责每月发给足够的生活费。
11月24日 召集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和戏剧学院有关人士座谈，了解科研、教学部门知识分子的现状。
11月25日 召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有关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问题的说明，并说：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已经谈了几次。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材料可以搜集，民主党派可能掌握不少材料，如民盟、民革、九三、民进，甚至民建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加重他们的责任，提高他们的能力。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完全合适的，很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予全面的解决。会议决定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延期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的期限也将推迟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左右结束。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上说：（一）近两月内，中共中央将准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一个报告。知识分子问题，已向地方党委的同志做了布置，现在也要求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都指定专人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在下周由我召集这些同志漫谈。对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列主义。（二）召开常务会议，一是审议文件，更重要的是领导同志之间交换意见，做到彼此通气。
△批示将《每日汇报表》中记载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后，要求各地提供关于知识分子五个方面材料的记录，打印出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习仲勋、胡乔木审阅。
△同将去日本访问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等谈话。
11月30日 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对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和业务估计等十二个方面更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十二月一日，继续出席会议。
△召集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
△召集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委、各群众团体负责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
12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规定》指出：中央提出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后，已经引起全党的重视。“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
12月2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
12月3日 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报告经与邓子恢等商定的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名单：主任委员为邓子恢，副主任委员为李四光、傅作义、章伯钧、梁希、廖鲁言、李葆华（兼秘书长）、刘澜波，委员为刘星、柴树藩、罗玉川、刘子厚、齐文川、王化云、竺可桢、张含英、钱正英等二十三人。名单得到毛泽东等的同意。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主席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更快、更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八大的准备工作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检查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保守的倾向，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今年的生产是保守了，用框子把生产限制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可以用这么一副对联来表示：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同时说明自己正在考虑三个问题：一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是工资问题，三是知识分子问题。
△约朱德、聂荣臻、张闻天、刘澜涛、姬鹏飞〔注〕、师哲商谈中国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十日，去车站送朱德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离京赴德。
〔注〕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就出席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集宁国际联运铁路通车典礼一事，复函铁道部、外交部：“同意按来电第二方案组织代表团参加乌兰巴托举行的中蒙通车和接轨典礼。滕代远为代表团团长，何英等四人为团员。”
12月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就“一五”计划中苏联向我方提供重大工程的设备设计分交问题，向苏方提出备忘录，要求苏方将担负的设备设计如期交完，如苏方实在不能履行合同，即由我方自行设计解决。
12月7日 召集彭真、张际春、胡乔木、徐冰、齐燕铭、周扬、范长江等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改定的这个《指示（草案）》。《指示（草案）》指出：“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强调：“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介绍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近况，指出：美方在中方提出声明草案后提出了对案，其中心就是要把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同中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国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了使会谈在第二项议程上获得结果，我们在十二月一日提出了新草案。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是想拖下去，不解决问题。
△签署《国务院关于增产生猪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增产生猪，是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对于促进农业增产，增加农民收入，供应城乡肉食，发展出口贸易，支持国家工业化，都有重大的作用。”
12月8日 出席北京市青年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一”运动十周年大会，并在演讲中介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前景，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把我国工农业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很长时间。这个重任，不仅是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老年人的身上，而且特别落在你们青年人的身上。青年要全面发展，不但要学习好、工作好，而且要身体好。最近毛主席紧紧抓住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两个环节，这样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就可以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槛了。现在两翼都前进了，也就推动着主体更加前进。主体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工业生产的增加也如此。有没有可能呢？最近我们讨论了一下，肯定这是可能的。例如，钢的生产，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每年产量还不到两千万吨，现在，我们估计能够超过两千万吨，甚至可以达到两千四百万吨。
△就拉萨机场修建地问题批：告诉陈赓，以羊八井为好，此事我曾面告过达赖和班禅。
△接见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各国科学家，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合作，可以为和平服务。这种合作是为人类幸福的合作。你们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对世界和平的友谊。
12月10日 就摄影记者拍摄镜头所用时间过长提出意见，说：你们摄影动作太慢。你们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可以向外国记者学习。你们可以办一个摄影学校来训练记者，提高摄影技术，现有的摄影记者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12月12日 为庆祝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2月13日 接见日本中国抗日烈士遗骨护送团全体成员，说：你们现在能认识军国主义的危害，我们感到高兴。经过你们的努力，送回烈士骨灰和华侨，这是增进中日友好感情的表现。我们应该密切往来，解决中日应该解决的问题。
△就长江航务局一货船超载并违反规定载人，在大雾中触岸沉没一事，委托秘书告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应以此为教训，作出决定，以后不许犯规，违者处罚。”
△在彭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补选问题的报告上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马明方和统战部徐冰会同全国人大张苏，拟出一个十一个中共党员和十三个党外人士（应与有关党派、团体和地方商量）的名单交我，以便提请中央讨论。
12月16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预购棉花的指示》时说：解放后，政府对茶叶、生丝两项农产品的生产提倡不够。今年棉花丰收，今后茶叶、生丝的生产要设法赶上战前产量。大豆的产量低，但需要量大，在规划时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提倡高产作物，而放松大豆的增产。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李葆华报告长江治理规划问题，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情况，王首道汇报交通问题。
12月17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保护幼畜的指示》。《指示》批评了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单纯从眼前利益打算，只要强壮的耕畜，不注意爱护幼畜”的做法，指出：“耕畜在目前和将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农业生产的一项主要动力。现在多养好一头幼畜，就是为两三年后多增强一份耕作力量。”
12月17日、19日 约胡乔木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旬胡乔木写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
12月18日 和邓颖超前往戏剧学院排演场，观看演出反映土改内容的话剧《暴风骤雨》并接见参加演出的同学，鼓励说：要珍惜学习机会，不要只学技术，而且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增加各方面的知识；但不要脱离工农兵群众。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才能创造出有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来。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谈关于肃反等问题。
12月19日 致信胡乔木：“中央会议批准《人民日报》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用老五号字改为横排出版。”
12月20日、28日 接见新中国诞生后为捍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和财产而出庭辩护的香港律师陈丕士等，赞扬其父陈友仁在大革命时期支持省港罢工的历史功绩，并了解香港的有关情况，说：香港同胞都非常关心祖国，愿意看到祖国的前进。我们需要在那里进行和平工作。所以，我们应该关心香港。应该在那里设一个恰当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机构。国家有十正式的机构在那儿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果美蒋要破坏，我们就有权利要求香港政府保护。现在的问题是要研究用什么方式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表示，希望陈丕士不要忙于退休，因为他在香港有那样的地位是很有利的，可以在那里多做些工作。
12月20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由李先念报告财政问题，李富春报告工业和地质问题。
12月21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现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一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一句话，要“多、快、好、省”。会议批准贺龙作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工作的报告》，并通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精简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2月22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并作关于国际和国内几项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就中德谈判等问题进行座谈，决定周恩来为中国政府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全权代表。
△接见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并接受苏方赠送的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二十四日，同党政军各机关一千四百多名高级干部出席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报告会，听取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和六位团员作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的报告。二十六日，偕同李富春、薄一波、刘杰、胡济明同诺维科夫、尤金大使、马里来天总顾问会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
12月23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审议《文化娱乐税暂行条例》时说：原则同意降低税率，但是，应当争取做到一面降低税率，一面使剧团走上自给。
△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和随行人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可以同蒋介石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我和蒋介石是老朋友，合作过两次。二十年前我还放了他一次，不是我一个人放的，我是参加放就是了。既然合作过两次，当然还可以合作第三次啰!在谈到儿童教育时指出：对儿童进行教育，需要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负责来做。三者必须结合起来。在回答对《中国建设》英文版提出的问题时说：用通俗的语言使大家容易看懂，这当然很好。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的提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不论怎么提，称他蒋先生也可以，但事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注意，使西方的人能够接受。从内容上看，有一些是西方能接受的，例如讲中国的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办大学等等；有的内容，例如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多数人能接受，少数人不能接受；还有的内容，一些西方人士就不见得能接受了，但我们不能不说。当然，在内容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多数人能接受的就多说，不能接受的就少说。
12月24日 向调查部、公安都和监察部三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说：现在国家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国内需要更加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上，我们也需要争取一个和平环境，使我们能够在短时期内，加速各方面建设和改造事业的成功，加强各方面力量，保证我们国家建设的成功。因此，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快、更多、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裕。这样，对外才能有力量争取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胜过敌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在战争中打败它。公安工作、调查工作、监察工作，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处于重要地位。不论哪个方面，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当然好人里边有落后的。同时也要注意，坏人里边可以分化，要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坏人法办以后经过改造成为好人，这是我们党的策略路线。
12月25日 就答塔斯社记者问谈话稿的有关内容，致信李富春：“谈话稿改了一下，其中主要是删去了很多指标和具体数字，因为上次在书记处会议上，主席不赞成过早宣布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号召，并说有些东西，我们做好了以后再宣传为好，故一九五六年元旦社论，决定不宣布什么数字和指标。因此，你的这篇谈话也力求避免绝对数字和过高的百分比。”
12月27日 召集李克农、罗瑞卿等商谈对日本战犯的处理问题。二十八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意见。随后，周恩来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接见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和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说：中国人民始终是同情和支持埃及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和平建设而斗争的，我们愿意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
12月29日 向全国厂长、矿长会议的代表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说：国际形势的基本矛盾是表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上，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现在，和平力量日趋强大，和平阵营中一天天增长新的因素。和平的新局势，不仅是不要打仗，而且要求和平共处。这不仅是广大的人民，而且一些国家的执政者都有这个要求，这个口号很得人心。世界基本是在矛盾与统一中发展。同时，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来，这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大胜利。南斯拉夫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它在管理工商业的方法上与我们有些不同，在农村中富农经济较多，但其经济成分主要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八年来和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关系破裂，帝国主义以经济、军事援助诱其参加军事集团，它拒绝了。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对待它的方式是生硬的，如曾批评它与希特勒集团合流，这是无根据的。又说：在国内，目前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并在下一步往高级社前进，反右倾时也未估计这样快。私营工商业改造，经过两个会议也可以提前。这就使得两翼前进，主体被动。前进不能慢，不允许落后，所以要求国营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设想一下发展远景，到一九六七年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将分别达到一万亿斤、一万二千万担、二千四百万吨、三千万至三千二百万吨。但是，我讲的这个数字是非正式的，可以说，不可写文章引用，宁愿它是低的，宁愿将来你们批评我是右的、落后于实际的。
△签署《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家机关的精简，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厉行节约、积累建设资金的必要手段，也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有力措施。”“精简工作应当首先结合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然后按照业务需要，合理地确定机构，编定人员。在精简机构中，要坚决裁并重叠的、性质相近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加强和建立急需加强和建立的机构。要尽量减少组织层次。”
△就近日发现十六艘国民党军舰突然集结马祖岛附近一事，指示总参谋部作战部：“应发表消息，予以揭露。”
△签署《国务院关于长期保护测量标志的命令》。
12月3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发展耕牛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牛和其它耕畜仍然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如果“不坚决采取保护现有全部耕牛的措施，就会给今后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1956年五十八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指出：现在农业合作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新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早并超额完成。“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1月2日 就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一事，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在杭州的毛泽东电；“经书记处各同志商讨，认为会议主要内容为经济合作问题，并兼及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故拟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同志前往。”“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但对我们自己在一月底的讨论将要推迟几天。”三日晚，同将于四日出国的李富春谈话。深夜，看完李富春报送的四份文件和陈云转来的一份文件后，接连两次致信李富春。在第一封信中说：这些文件所涉及经济建设的有关任务，“除已完成的和已确定的外，只能作为非正式的设想材料供给苏共中央同志参考”。“但设计项目一九七个则可以当作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它有关兄弟国家同志提出。”“如他们愿意交谈，也可以进行初步交谈，并准备以后派人去继续商谈。对我们远景计划的设想，如苏共中央同志愿意提出一些意见，我们将非常欢迎。”在第二封信中说：关于请苏联帮助我国规划原子能工业远景计划以及建立原子能工业的“两个方案只能作为草稿向苏方试行提出，不能作为正式方案。因为（一）我们对此既无知识，（二）中央又没有正式决定，故你可先提出第一方案。看他们如何反应。如他们进一步问我们对建造原子堆和筹建各种原料工业如何打算，你再将第二方案提出。总之，你要从如何进行规划上谈出一个眉目。”
1月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说：不论巴基斯坦、印度或中国，都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的灾难，这种灾难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分裂。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总是要分裂东方国家，例如荷兰还占着印度尼西亚的西伊瑞安，葡萄牙还占着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英国还占着香港，美国还占着台湾。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说，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历来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是英国的传统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人为的，是很不幸的。现在既然如此，中国政府愿意同这两个国家友好。对于两国来说，首先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武力解决，对于你们这对双生兄弟是不利的，只会使西方国家高兴。其次，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引入外力来干涉。拿中国来说，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有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使所有问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精力进行建设了。我们东方国家过去受殖民主义压迫，现在独立起来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意见容易接近。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六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这项公债“应该根据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组织推销”。
1月5日 接见泰国经济代表团，说：中国同亚洲国家交朋友，希望各国都能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我们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工业，不用依赖外国。当然，关起门来自己搞，不同人家往来，也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帮助别的国家要附条件，要特权，要别的国家出卖主权来换取援助。中国反对殖民主义。中国同各国进行贸易是按照三项原则的：一是互通有无，二是中国愿意帮助其它国家搞工业，三是中国的帮助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我们不要求特权，也不要求附加什么条件。中泰两国进行贸易，对泰国是有利的。中国商人是重信用的，说话算数。我们说过的事，我们一定能办到，不能办的事，我们就不说。
△晚，举行宴会，庆祝中国、蒙古和苏联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和欢迎蒙古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团。在讲话中说：三国铁路的联运通车，是三国间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的标志。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叫做“友谊之路”是非常恰当的。
1月6日 接见全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访华代表团，说；日本朋友担心中国工业化了，会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不利。我们肯定答复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越发展，我们两国经济合作，贸易发展的可能性会加大，不会缩小。在谈到中国、日本参加联合国问题时说；我们可以预见，联合国总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他们很被动。我们一点不着急，我们主动。将来他们会请我们进去的，不要着急。
1月6日、9日、10日 召集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
1月7日 复电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马岛间，感谢他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来电祝贺新年，并说：“中国人民和政府衷心支持日本国民为促进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所作的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早日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1月8日、9日 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八日来信建议在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之前，将他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的〔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先在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它若干负责同志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作为草案通过后，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再征求修改意见，然后发给各地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九日来信表示同意各省同志将《纲要》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的要求，建议周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开会。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时，再正式下达。九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这个发展纲要（草案）。在十一日所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后，十七日、二十三日，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讨论这一草案的中共中央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