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指一月四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拟出的中央还有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陈伯达，廖鲁言等参加。
1月10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各项报告。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六万多职工、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分别举行游行。周恩来接见西单区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喜群众，并讲话：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来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也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将大大加快。希望大家认识自己的重大责任，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月11日 召集水利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
1月12日、13日 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稿，并增写一些重要内容。在《报告》第八段中增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部分第三段中增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第二部分第十段中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在第二部分第十五段中增写：“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在第三部分第六段中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是具有这种愿望的，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第五部分第一、二段中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先后同彭真、陈毅、谭震林、柯庆施〔注1〕、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张际春和薛暮桥、范长江、钱俊瑞、安子文、平杰三、齐燕铭、于光远〔注2〕等谈知识分子问题。
〔注1〕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注2〕于光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
1月14日—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十四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报告》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报告》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机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报告》指出：为此，要在十二年内，“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二十日，作总结讲话，回答与会代表提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数量和质量、理论和实践、长远和目前、教育和研究、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等问题。同时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次，国务院召集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月15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8日 约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张玺〔注〕等谈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
〔注〕张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1月21日 在中南海听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注〕等科学家作关于科学工作的报告。
〔注〕吴有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地学部主任；严济慈，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技术科学部主任。
1月22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后又和彭真、邓小平在毛泽东处商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4日 同陈毅商谈组织由陈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事宜，并商定届时做西藏各界人士工作的一些办法。随后，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情况。
△晚，陪毛泽东会见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
1月25日 出席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就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等问题发言。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26日 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政协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各省市五人小组会议事。参加的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陆定一、罗瑞卿。
△接见尤金大使，听取他转告苏联政府的通知：同意满足周恩来提出的增派十九名苏联专家来中国，以便加快长江水利整体规划工作的请求。随后，对苏联政府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将中共中央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初步人选通知苏共中央。
1月30日—2月7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三十日，作《政治报告》。此前，曾先后就其中涉及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其它问题，分别征求李克农等和全国政协方面有关人士的意见，并经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说：我国目前国内状况的特点，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胜负已经被决定了。”在谈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问题时指出：“我国手工业有经营分散、散布面广、行业复杂，一般技术落后、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等特点。”“应该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们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还应该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在一切私营企业中实行按行业的全部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并且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法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对人民是方便的，也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报告》还提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问题，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化科学进军。《报告》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同时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七日，在闭幕时讲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和积极的建议，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切都表现了会议的民主精神的发扬，表现了大家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的积极性的发展，也表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同时，就有人提出《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1月31日 审阅陆定一关于为配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并批示：“所拟九项，均可同意。但执行步骤不必太急，宣传广播都要有间隙，而且针对台湾的反应，要有新的内容。”
△致信郭沫若：“你的报告稿〔注1〕已经改好，现在先交印厂排出清样，以便今早八九时后可以送到你家。请你再好好将它审阅，特别是文字修辞、逻辑和说理方面，看有无不妥之处。”“今早科学家会议，你不必去了，已经要我处秘书打电话通知陈、李两同志〔注2〕。”
〔注1〕指郭沫若将于本日下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稿。
〔注2〕指陈毅、李富春。
2月6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讲话中说：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个过渡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将在三年内基本上可以完成，比我们过去设想的，当然是大大地提前了，但并不是完全完成了。再一个过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两个过渡合起来，就成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又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另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十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值得考虑，因为要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张玺和金明〔注〕开会，听取李富春介绍莫斯科之行的情况，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说：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注〕金明，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签署《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指出：“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发展的语言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现在，“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指示》对如何推广普通话作出了规定。
2月8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说：“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9日 接见乃贴·触的努七团长率领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和中国的睦邻政策，说：中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在旧时代，汉族是欺负兄弟民族的，所以很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境、山上和沙漠里。他们生活水平很低，经济落后。新中国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对兄弟民族友好。我们的祖宗做了对不起兄弟民族的事情，我们要向他们赔不是，所以我们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个地区成立自治区。这是为了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新中国是各个民族的大家庭。傣族自治区同所谓“自由泰”是毫无关系的。说中国在傣族自治区有很多军队准备侵略泰国，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云南的军队很少，中国边境靠着缅甸，同泰国还有一段距离。何况，中国需要同东南亚各国友好。中国不会侵略泰国，也不可能那样做。“一个国家想要确立什么制度，革命不革命，这要由他们本国人民去选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有人想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么他一定要失败。”我们不仅要提高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国家、亚非的国家都能够强盛，都有自己的工业，科学水平都能提高，这样人类就能幸福。
△接见将赴意大利访问的李德全团长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就出访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的答复发表意见：“两个中国”的阴谋原是英国发起的，英国采取的是两面政策。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在联合国中都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这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的。如果有人问：既然可以有东西德并存，为何不可以暂时容许有“两个中国”并存？我们的回答是：东西德的分裂是战争的结果，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属于另外的性质。中国原来是统一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更不容许帝国主义来制造“两个中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台湾早就解放了。又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同意同意大利而同意同埃及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回答是：因为埃及同意大利不同，埃及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即阿拉伯系统，阿拉伯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埃及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万隆会议没有蒋介石的代表。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美国的同盟国家是在联合国追随美国的，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投反对票，埃及是投弃权票的。埃及愿意同中国建交，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暂时尚不能赶走蒋介石代表，不过迟早是要赶走的。因此，对于埃及，我们可以同他取得默契，在赶走蒋代表前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这样，可以扩大埃及同中国的来往，以促成早日正式建交〔注〕。意大利政府想利用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办法来敷衍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国内人民，拖延与中国正式建交。如果我们同意设立，那正陷入美国阴谋造成“两个中国”的圈套，对促成中意建交不利。
〔注〕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
2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李富春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并且对一九五六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决定：（一）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百分之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削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二）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削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致电布尔加宁：“为了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学科尽快地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科学家正在积极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我国科学家“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我们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十六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且帮助我国科学家进行拟制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长期规划的工作”。“这十六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三月二十二日，尤金大使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学者来中国。
2月13日 审查将赴埃及等非洲国家演出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的节目。在接见演员时说：你们是第一批去非洲的，是外交工作的先遣队，要虚心向非洲人民学习，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厚意，千万不能有大国主义思想。同时叮嘱道：非洲气候很热，路途遥远，所带的演出物资要宽裕一些，要准备吃苦。
2月14日—19日 接待来访的诺罗敦·西哈努克首相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十五日，在同西哈努克的会谈中说：柬埔寨执行和平中立政策在东南亚是有影响的，这使柬埔寨在亚洲的地位升高了。中国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决不附带任何条件，更不要任何特权。十八日，同西哈努克签署《联合声明》。晚，和毛泽东接受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
2月14日—27日 先后九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重工业各部工作汇报会议。二十五日，就建国后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问题发表意见：由于我国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经验。为了更好地进行建设，我们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把各国的经验都学过来，要有些气魄。
2月16日 由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注1〕等陪同，会见科学家钱学森，并委托钱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注2〕意见书》。二十一日，审阅钱起草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为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航空工业应实行“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方针。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上，兼及设计和研究。二十二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注3〕时一谈。”
〔注1〕]张稼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刘杰，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地质部副部长。
〔注2〕当时为了保密起见，采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表火箭、导弹工业。
〔注3〕指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刘杰等谈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问题的汇报会议。
△接见法国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罗希洛为团长的法国经济代表团，说：中国很落后，不论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只有六年，要摆脱落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搞建设。尽管现在的缺点很多，但只要全体人民发动起来，力量也很大，有信心可以赶上先进国家。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也希望彼此往来，互通有无。工业化并不妨碍贸易，而是要增加贸易，这也是欢迎诸位来中国的道理。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我们是要去学习，对于法国经济、文化、技术都愿意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国家计委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次修改稿。稿中规定：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一九五二年的八百二十七亿元分别增长到一千四百七十一亿元、三千一百一十四亿元、五千四百六十九亿元，十五年共增长五点六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点四（“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二）。其中，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工业总产值将由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七十亿元分别增长到六百五十七亿元、一千八百四十八亿元、三千五百二十二亿元，十五年共增长十二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七（“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粮食总产量将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分别增长到四千三百五十亿斤、六千四百亿斤、九千五百亿斤，十五年共增长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四〔注〕（“二五”期间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二）。
〔注〕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每年实际只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九，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中。只有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二，才能实现九千五百亿斤的指标。
2月17日 在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周扬关于迁移鲁迅墓和修建鲁迅纪念馆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迁移鲁迅墓至虹口公园，但不要以人名命名，虹口公园名称不改，更无需成立什么空头的筹委会，就由上海市政府办理即妥。”“北京鲁迅故居扩充地面可以，便于多人瞻仰参观，但无须改建。”
2月1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将重工业部分成三个部，将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分为三个部，将城市建设总局扩大为城市建设部，成立城市服务部，将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分成四个部。关于分部的具体方案，还需进一步研究。（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经常召开常务会议，每周举行一至二次，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反映，以适应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新形势。
△和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商谈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问题。
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等。三月三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的情况。十一日、十二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商谈苏共二十大问题。经过多次商谈，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在国务院设立五个委员会，即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物资供应委员会；取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保留第一、第四、第八办公室，适当加强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办公室。（二）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二十三日，将以上名单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请批准。
2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原子能工业问题。参加者还有彭真、陈伯达、李雪峰〔注〕、薄一波、刘杰、李富春。
〔注〕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
△审阅并批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小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但重点应放在美国。”
2月23日 和李维汉、平杰三等谈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问题，并商改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随后，致信刘少奇：根据月初在书记处会议所谈，已将“文件中的某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说法与李维汉和统战部其它同志谈过”。他们现在已将文件重新写过，我觉得可以用了。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发出这个文件。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
2月24日、2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订中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二十四日会上，要薄一波、张玺、王首道、廖鲁言、李先念、钱俊瑞分别就钢材的平衡及其它工业方面的问题、运输与邮电计划、农林水与气象事业计划、商业计划、教育计划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提出修改方案。在二十八日会上说生产潜力很大，应该挖掘。生产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先讨论生产，再讨论财政框子，根据财政情况再削去一些不必要的建设，这是好经验。过去国务院讨论计划很少，今后要多讨论。过去，我们搞计划没有经验，是先搞个财政框子，然后在框子里摘计划。今后需要将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分设机构掌管，把搞年度计划和生产督促检查的经济委员会搞起来，这很重要。但是年度计划与长远计划必须相结合。又说；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制订计划不能只有加减法，还要有乘除。有比例。我希望大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锋。这样有好处。因此，我希望各部部长都能够来参加国务院的会议。部长不能来时，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办公厅主任来参加会议后，一定要向部长汇报，部长要向部务会议传达。这样上下才能通气。会议原则通过《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要求生产、基本建设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下达《计划（草案）》。
3月1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说：会谈已经进行了七个月，对第二项议程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第一项议程的协议，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美国只是想要回它的人，在让中国侨民回国方面，它的诚意是可怀疑的。关于第二项议程，现在所争执的是发表声明问题。这是一个阴谋。美国的阴谋就是要骗出一个声明，在声明中说中美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此外还说两国大使继续会谈来寻求实际可行的途径。这将会替美国带来三种结果：第一，美国可以冻结台湾地区的现状，而在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台湾地区的局势和缓了；第二，美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选举年；第三，在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加强在台湾、金门和马祖的军事部署。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使中国不能对台湾、金门和马祖行使主权，使中国的双手被束缚起来。这是美国的阴谋所在，我们不能答应。如果美国继续纠缠，我们准备再一次宣布会谈的真相，
3月1日—27日 先后七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轻工业各部、交通部，邮电部和财贸各部工作汇报会议。
3月1日—28日 多次召集有李富春、薄一波、贾拓夫、刘澜涛等参加的工资问题十人小组会议，并审阅全国劳动工资会议文件。根据周恩来的有关指示，二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了工资改革方案。
3月4日 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二十一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重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我们正是为着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并说：要把门开开。今后邀请来访，不仅请进步的、中间的来看，还可以让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来看，要敢于和人家接触。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出国工作。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比如，拿粮食生产来说，水稻是日本的生产水准高，小麦是美国，加拿大的产量高。将来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回来增加我们的粮食生产。因此，要注意学习。我们不但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还要到资本主义国家、亚非国家，出去就要学点东西回来。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在谈到工资问题时说：工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工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建国后。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就是逐步提高工资）的政策，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六年来我们还没有采取工资改革的办法，还是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资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部分的或者临时的改革办法，不是采取全面改革的办法，因此，我们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能够实现全面的改革。现在，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突出出来，非解决不可了，因此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解决，以更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我们对工资制度实行全面改革的原因。总之，在这次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较好的工资改革方案。
3月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
3月8日 拜访宋庆龄。
△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座谈。在谈话中说：苏联作家写的《旅顺口》这部小说，是宣传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书里的康特拉琴珂根本不是英雄，他是沙俄的侵略工具。列宁在《中国的战争》里提到，欧洲资本家的魔掌伸向中国，侵略中国的旅顺口。沙俄和日本争夺旅顺口，他们都是侵略者。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
3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随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这一草案的议案和说明。十七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将此照原案通过，成为正式章程。
3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机构的调整方案和领导人的配备问题。以后，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各部门组织机构的请示报告（草稿）》，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再次讨论和三次修改后于五月二日正式形成报送中共中央的文件。《请示报告》提出：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为了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均衡发展，必须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为此，对于国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组织机构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一次调整”。具体方案是：将重工业部划分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三个部；将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重新划分为第一机械工业、第二机械工业和电器工业三个部；将轻工业和地方工业部重新划分为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增设水产部；将农业部划分为农业、农垦两个部；将林业部划分为林业和森林工业两个部；扩大城市建设总局为城市建设部，成立城市服务部。综合职能机构的调整方案是：除已成立的综合机构两委、两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劳动部）外，准备新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下设物资供应总局。国务院各办公室的调整方案是：暂时保留重工业办公室和轻工业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合署办公）；加强财贸办公室、交通办公室和农林水办公室；保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同时，《请示报告》提出了各新设组织机构领导人员配备的意见。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
3月12日 听取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工作的汇报。十四日，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陈毅，副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秘书长张劲夫。
3月13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拉歇夫斯基，深切哀悼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晚十一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波兰大使馆吊唁。
3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四月十三日，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和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
3月14日、15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十四日，介绍中国政府对外籍战犯和本国战犯处理的方针政策，说：对于日本战犯，总的是要实行宽大政策，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如果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或赦免。对要释放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打算分三批释放。对于国内战犯，考虑到战争已经结束六年了，国内人民现已过上了和平生活，他们的罪行已成为历史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监狱生活的改造，因此也采取“一个不杀”的政策。杀他们是容易的，但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被杀的，增加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符。同时，针对会上出现的“马上全部释放”和“逐步释放”的两种不同意见，说：虽然按前一种办法处理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国内战犯释放后，第一步要在当地先集中他们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等他们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十五日，在总结发言时说：释放日本战犯的时间是拖得久了一些，这是因为：（一）对重要战犯，在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已由国际法庭处理了，当时还是蒋介石代表中国处理的。现在这些战犯，主要是苏联移交来的，还有一些是在日本投降后，又被蒋介石、阎锡山利用来打内战，被我们逮捕的。他们在中国犯了罪，因此必须进行调查。（二）由于日本还不承认新中国，和台湾单独订立了和约，中日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过早地处理这些战犯，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妥当，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只有在与日本人民的来往多起来时再处理，才是适时的。同时重申：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释放的形式和数量，还要再研究。有的人身体弱，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释放战犯，不只在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有国际意义，对东方，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也有影响。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从朝鲜停战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提出与美国坐下来谈，然后提到和平解放台湾，这是一个发展。今年更强调和平解放台湾，但并不放弃武力解放。
3月15日 接见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说：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央派出有八百多人的代表团去庆贺，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我们国家版图大，人口六万万多，是祖宗做的好事，我们非常高兴。但是，过去把兄弟民族挤到边疆和沙漠中去，这是我们祖宗的错误。好事要继承下来，错误我们要赔不是。今天我们应抱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去，要从心里尊重他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汉族主义。又说：西藏经济落后，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西藏宝藏很丰富，帮助他们开发，这是政治上应尽的责任。大家到那里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实际上做好工作。同时，希望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
△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散会后，同前来拜访的齐白石谈话，并共进午餐。后亲自送齐回家，对齐的亲属说：老人是国家的人瑞，要好好地照顾他，你们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
3月16日 接见李济深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说；你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欢迎你来。你到台湾去，不会有坏处，只会有好处。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它朋友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一九四六年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中国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我们说的话是兑现的，我们从不欺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