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指出：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十月，两个机构正式成立。
△和陈毅视察中央民族学院，参观大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等，在会见各民族师生时说：要把民族学院办好，为少数民族多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作贡献。
5月28日 接见阿根廷医学代表团和文化代表团，说：这么多的阿根廷代表来中国是第一次，我很高兴，很感谢你们不远千里而来。在回答两国建交的可能性时说：“中国方面没有困难，我们随时准备与阿根廷立即建交。困难是在阿根廷，处在美洲，在美国的干涉之下。阿根廷国内外的情况，我们是谅解的，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可以想法从医学、科学、文化、贸易交流等方面推动建立邦交。阿根廷首先突破重洋，带头出来，缩短隔阂，我们很感激。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选举工作的指示》。《指示》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时期的一九五六年中搞好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选举工作如何开展作出了明确规定。
5月29日 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说：“法国人有和平、博爱、自由的传统。中法两国人民的接近，有利于东方和西方的接近。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增进。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这两个国歌都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并对陪同的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说：我们应该放些法国的音乐、歌曲，不要使法国的《马赛曲》都不容易听见。
5月30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时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还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我们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要互相帮助，进行合作，我们也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你们说中国是‘长兄’，这是不妥当的。亚洲国家不论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虽是大国，也不能居‘长’。”
△在接见叙利亚议会议员鲁斯托姆时说：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斗争是应该的。希望两国人民的来往更多地增加起来，贸易发展起来，这样可以推动中叙邦交，使之有新的发展。两国的邦交常常由于外来的干涉，不能一下子就建交。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来推动，走点迂回的路。如先从人民团体、经济文化的交往做起，然后水到渠成，最后宣布建立邦交，交换大使。困难在你们那方面，什么时候承认我们都可以，我们能等待，能理解。客人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其政府困难处境的理解，并说相信叙利亚政府会承认中国的，我们会与埃及一致行动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不管别人的压力的。八月一日，中叙两国建交。
5月31日 接见埃及古代史学家费克里和文化使团成员，说；我们是有许多好东西的，但需要好好整理。在这方面，郭沫若院长很有成就，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估价，他是有过贡献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我们批判孔子，因为要反对封建文化。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郭院长对历史文化的评价还是肯定的居多。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长，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它自己的贡献，都能放出自己的光彩。
△接见路透社记者漆德卫，说：现在可以看出，被禁运政策伤害的不是中国。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是需要同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我们也愿意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但是禁运政策要阻挡这种贸易关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另想办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贸易。你们想必已经看到，虽然有禁运，但中国还是能够建设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对彼此都有利。但是，这事责任不在我们。这种人为的障碍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晚，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诞辰而举行的招待会。在答《每日快报》记者马考尔的提问时说：在我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一些阻碍各国自由往来和建立彼此友好关系的困难。这些困难大部分是人为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造成的。又说：毫无理由的乐观主义是愚蠢的，但是在严格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乐观是可以允许的。我认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还要采取主动。
6月1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计划的修改问题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进度安排问题的报告》时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今年计划不再大变了，大体不变，个别调整。在讨论《关于筹建中国画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报告》时说：地方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员，不仅要吸收学理水平较高的老画家，而且还应吸收学理水平虽不高、但手艺高实践本领大的人。参加画院工作的老画家不必集中到画院，可以在家里或到画室里或采用带徒弟的方法教学。招收的学员不一定都是高中毕业生。学生中可以有学的，也可以有研究的，不要和普通高等学校采取同样的规格。总之，要本着百花齐放、各显所长的方针去筹办。
6月3日 前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观北京规划模型展览，听取城市建设规划汇报。在听潮白河、滦河引水方案的汇报时，提出要注意解决北京用水和河北省的用水矛盾，要好好研究，不能光顾了北京，让河北遭殃。在议论天安门广场规划的第一方案时说：如果在纪念碑两旁盖两个圆顶博物馆，这样一摆，把纪念碑挡住了，不好，圆顶和中国建筑也不相配。在听到机关单位和福利设施的规划时说，目前投资也不合理，光投资在机关办公楼、工厂上，不管修建宿舍、商店等。建国初期这样做，是因为房子、设施都有点富余，现在不行了，既然要组成社会，就要有相应的福利设施。因此，将来新建机关办公楼，在附近必须要有宿舍、商场、学校、托儿所一套设施，否则交通、生活都会发生问题。还对把石评梅、高君宇墓碑移出陶然亭一事提出意见，说：留着它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与恋爱是不矛盾的。十一以前必须把高君宇的墓碑搬回来。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时，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据此，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初稿）》，批准四日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4日、7日、9日 约出席国务院体制会议的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代表谈话。
6月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压缩仍不切实际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问题时说：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同意将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办法相结合，预算一律削减百分之五。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作出了削减国家预算的决定。
△接见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纪念活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恩斯特·舒马赫和汉斯·齐布尔卡，说目前客观存在着两个德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德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我们愿意和西德来往，同全德意志人民友好往来，不分东德和西德。中国愿意和一切国家，包括两个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不能太急，我们在等待。
6月7日 凌晨，和李先念、吴波〔注〕商谈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有关问题。
〔注〕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转廖承志、方方关于制止侨眷外流和侨汇下降等问题的报告给广东、福建并告各省市委的指示。指示称：“望根据广东、福建两省有侨眷的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和采取参照廖、方所提意见若干紧急措施，以有效制止目前侨眷大批外流和侨汇下降的趋势。”
6月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六年对外贸易计划中主要情况及问题的报告》时说；对外贸易总的情况是发展的，但还存在需要和可能的矛盾。现在战争打不起来，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找市场。我们的外贸政策是反对禁运，但也不急于解除，再搞上七年，那时我们生产大发展了，可以有更多的产品出口。目前的外贸方针，主要是平等互利。
6月9日 发出关于各部门应派有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出席体制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各部门派去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少发言，展开争辩。这样，不同意见不能真正地交锋和通过分组会议集中起来，必然增加了最后制定方案的困难。”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在国务院六月七日已经发出一个通知的情况下，再发一个通知，即：“各部门遇到体制会议分组讨论和本部门有关的体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派有关的司、局长以上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参加讨论，并讲出本部门和自己的看法，与各省（市）同志详尽地交换意见。”
6月12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向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会上讨论有关一届三次人大的事宜。
6月13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定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预算（草案）》的说明。
6月14日 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看望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归来的陈毅。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进行十多个月了。中心的问题是美国企图要末发表一项有利于美国一方的联合声明，要末就不发表声明而使会议拖下去。美国提出的修改后的联合声明只照顾到美国的片面利益，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美国提出的这种修改，使声明的整个内容变了质。摆在美国面前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不达成协议而拖下去。我们也有两条道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如果美国要拖下去，我们有自由，就是说，如果拖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跟它拖，如果拖对我们不利，我们随时都可以不跟他拖。这就是我们对中美会谈前途的看法。当今世界局势是有利于世界和缓的。尽管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要阻止和缓，要继续冷战，但是要拖回总的趋势是困难的。基本因素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越来越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又指出：中国支持印度倡导的扩大和平地区的政策，美国也不好表示反对，但是它很恐惧。我们不排斥同美国合作，我们其反对美国现行的侵略和冷战政策，但是美国却至今在各方面排斥中国。英国是想和缓的，但是它的做法使我们怀疑其效果。以禁运问题为倒，英国利用例外程序批准一些仅仅对英国有利的出口货，这样做，并没有照顾到中国的需要，因此不是对双方有利的。以这种办法来打破禁运是困难的，虽然英国采取了同美国不同的步骤是值得欢迎的。
6月15日—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二十八日，作《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说：“本着‘万隆精神’，中国从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国际接触，推进和改善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为了继续和缓和消除印度支那、朝鲜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也是大家知道的。”还说：“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是永远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注〕三十日，在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表示接受大家就政府工作提出的批评，研究这些意见，并愿意在实际工作中，督促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检查和纠正缺点和错误，改善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就政府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体制、财政工作、职工群众生活、文教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作出说明和解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与地方的适当分权，是为了更能发挥地方和广大人民发展生产、加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职权的划分。具体表现在各种体制上。”“过去我们提出了‘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的方针，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我们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改善职工的生活，正是为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注〕六月二十八日晨，毛泽东审阅这个发言稿时批：“此件很好。”
6月1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实施程序的通知》。
6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委派李富春去苏联的问题。
6月18日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谈话中说：“当前，整个国际局势肯定是有利于和缓的。”“不参加军事同盟、坚持和平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所形成的和平地区，已经扩大，这就使战争难以打起来。”“我们不排斥任何国家。”
△接见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纪念活动的苏联作家索布柯、凯特玲斯卡娅和穆卡诺夫，在答话中说：三蛱水电站还在研究规划中，年底才能确定方向。还要苏联专家的帮助。总的方向是在长江建水库。它能防汛、灌溉、通航、发电，但要建几个坝、什么样规模、在什么地方建，还要好好地研究。
6月2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工资改革后对多子女人员生活困难的补助问题时说：在文件中不好写上解决多子女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写了就等于鼓励多生子女。避孕今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
△《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根据五月以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22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在接受转交的吴努总理的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和中缅边界问题的信时说：中国的基本精神是赞成在当地出生并愿意留居的华侨更多地取得居留国的公民籍。现在，双方可以就此问题先行接触，讨论程序问题。目前处理边界问题的首要的也是最好的原则是维持现状，然后设法解决。但这个原则在实行时还会有许多问题。就中缅边界的现状而言，是可以以缅甸独立、新中国成立那时的现状来做根据的。中缅间南段有未定界。北段也有未定界，但那里双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因此我们看到南段的问题，也要看到北段关系好的原因。关于设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事将加以研究。
6月23日 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讲话，针对集权过多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有些部门有这样的顾虑，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其实，“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中央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主要的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太原则”；“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有权就能增加生产”。不要怕分权，“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中央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体制那样集中是有必要的，搞五年计划，大家都没有经验”。“现在来研究体制不是太晚，条件成熟是到去年底和今年初。”“这个改进不是一下子实现，而是逐步实现”，“就是说今年准备，明年试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有更好的改进”。总之，“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一步登天。”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时说：世界的形势趋向和缓，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的政策。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致力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和缓，这是对世界和平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处于尖锐的对立，不仅在台湾地区如此，在日内瓦的会场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让美国国内主张冷战的那些人得到一种错觉，以为可以用战争叫嚣来威胁我们，或者无理拖延会谈，以为威胁可以得势，欺骗可以得手。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并且加强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要和缓却反而得不到和缓。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观察。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会议的准备等问题。
6月25日 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三四月份劳动部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初步拟定了工资改革方案。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确定增加工资十四点零八亿元。。今年工资总额的增长是解放后最高的一年，而增加工资的人员中约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月收入五十元以下的职工。”“这次工资改革，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第二，改进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第三，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对于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第四，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报告》对工资改革的领导和步骤等作了具体部署。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6月27日 接见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合会三团体谈判代表和接运战犯代表，听取日中友好协会的长野重右卫门转达重光外相对中国释放日本战犯的宽大措施所表示的谢意，并说：几年来的情况起了变化，所以我们决定了这一方针。中国政府决定分三批释放日本战犯，释放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只有四十五人已经和准备判刑。这些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在中国人民面前，如果日本战犯一十也不判刑很难交待。
6月28日 接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人访华友好代表团、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文化代表团、日本法学代表团和日本电影界和贸易界人士，说：“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是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这“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又说：现在中国关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我们处理的办法是，对其中绝大多数由于罪行比较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在关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的，不予起诉，送回日本，大概有两批即可送完。另一部分罪行严重的共有四十五人，我们也从轻判刑，并且决定，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对年老、患病或身体不好的还可以考虑假释。“战犯在东京、纽伦堡的法庭上都有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考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可以从轻处理。而且，我们还考虑可以邀请这些战犯的家属来中国访问，看看自己的亲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待。”我报告这些情形，希望诸位回到日本后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政府也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随时都伸出友谊之手，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
7月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养猪，对于增产肥料、提高农作物产量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为了保证肥料的供应、城乡的肉食供应和出口贸易的迫切需要，“必须积极发展养猪业”。具体办法是：（一）“积极组织社员家庭多养猪，‘私有、私养、公助’是当前发展养猪的主要办法。”（二）“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上，切实解决猪的精饲料。”（三）有的地区生猪收购价格偏低，致农民养猪无利，甚至亏本，应该迅速加以调整。（四）“加强猪的疫病防治工作。”
7月2日 和张玺、王光伟〔注〕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此前，国家计委曾函报周恩来，经过中央先反右倾保守，后反冒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
〔注〕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约黄河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同志谈话。三日，接见参加这个工程设计的苏联专家。四日，又约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四省有关人员谈三门峡工程问题。
7月3日—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三日，发言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为此，第二方案确定二千六百亿元的财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个问题：生产收入、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制；预算收入不能应付支出，要减只有减国防和基建。又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可以停一下，拨一部分钢材给商业部用。我摸了五个月了，现在敢下命令了。四日，发言指出：在生产与财政的关系中，生产是中心。生产多，上缴利润就大。五日，发言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详细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数字和方针是有联系的。第二方案既然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那么，提出在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五百亿斤就有很大虚假，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如果把一九五七年的产量设想为四千一百二十五亿斤，那就要递增百分之六才能实现，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两年歉收，以实绩计算每年只递增百分之四点六。虽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因此，搞这么个假象不好，是危险的，即使把一九六二年产量定为五千三百亿斤，也值得考虑。又指出：在工业生产指标上，设想到一九六七年钢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联邦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个工业国。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百分之十六的速度增长，我们觉得有困难，应该压下来，最后压到二千三百五十亿，递增百分之十二。随后，全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指示国家计委根据“一五”计划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
7月4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
7月5日 接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就其提出的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它党派参加政府等问题发表意见。
7月6日 接见巴西、智利、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就客人谈到新中国的成就和周恩来个人所起的杰出作用时说：个人在整个国家中只能起螺丝钉的作用，主要还是由于人民自己的觉醒才能得到胜利。中国是个古老的落后的国家，在解放后的六七年中，虽然做了一些事，但做得还很少，进步有限。又说：你们在参观中看到中国落后和不好的现象，可以提出来，不必客气，也不一定要集体去看。不要管他们的招待计划，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可以采取袭击办法，在他们没有准备的时候就去看。我就常常采用这种办法。他们常常问我到哪里去，我总是临时决定，让他们不能预先准备，这样我就能看到我要看的东西。还说：中国革命的确经过了很多困难才取得了胜利，在困难中犯了一些错误，也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经常回忆这些历史，这样可以改进工作，可以少犯一些错误。
7月7日 召集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注〕、黄敬谈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问题。
〔注〕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7月8日 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说我们正在试验着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制度，但是要在各国建立这种制度，就必须把它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各国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因此两者结合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许多矛盾。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进步。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时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功劳，但也有过损害。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
7月11日、12日 出席第二届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二十七次会议，座谈《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办法（草案）》。在会上就肃反要否继续、如何实行宪法、过去肃反工作成就大还是偏差大、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以及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法律和人道主义等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7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7月12日 复信达赖：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这主要是你和班禅几年来为西藏的团结和进步事业努力的结果。筹备委员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更加加强西藏的内部团结，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请随时写信或打电话来同我们商量。中央人民政府将给予你一切帮助。对于你姊姊提到的，由于你的家属在国外的一些活动使你常感不安的问题，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感到不安，因为你的情况和他们完全不同。中央和毛主席完全信任你。你也不必急于劝他们回国，可以先同他们经常通信，告诉他们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也可以设法接济。关于印度和尼泊尔最近对你的邀请，我们同意你的答复，那就是，在原则上不排除将来去访问的可能性，但由于西藏自治区在筹备期中，工作重要，现在不能去。
7月13日、16日、19日 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注〕、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在谈话中，就曹问及周恩来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注〕邵力子，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屈武，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7月14日 接见奥地利工业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哈斯格率领的奥地利工商界代表团，就客人谈到中国是大国、奥地利是小国，不过奥地利工业还可以，如互通有无，彼此都会有好处时说：非常需要。一个国家不可能闭关自守。国家不分大小，要看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中国虽大，但是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奥地利虽小，但是工业水平很高，文化也不低，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至于大小的问题，在朋友交往中不能这样讲。如果从人来比较，那你们的个子都比我们高大。还说：中国人听惯了东方的音乐，也要听听西方优美的音乐。美国的音乐我们也欢迎。中国有句话是百花齐放，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喜爱，让它们都开花。
7月15日 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介绍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并强调它的重点所在：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你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在谈到肃反问题时说；开国以来已进行了两次肃反了。第一次是在清匪反霸之后或同时进行的，那是大张旗鼓地镇压社会上的五种反革命分子。去年发动的机关肃反，就想把整个机关工作人员、拿工资的工人阶级队伍来一个清理。因为我们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必须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工人阶级的队伍搞纯洁。这个运动应该继续，应该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数目字要比上一次少，因为整个社会进步了，我们搞过一次大的肃反运动了。又说；对犯人，对死刑缓刑，对劳动改造，对管制的，第一应该有人道主义，采取不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不对的，应该改正。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超过法律范围。强调：在肃反工作中要小心谨慎，经常纠正缺点错误，尽量少犯错误，否则就会出偏差。要进行工作检查，这是现在要做的中心工作。我们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成绩。现在应该把民主范围扩大，来弥补专政中的一些缺陷，来纠正工作上的偏差。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7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它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强调：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了实际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致信班禅：这几年，你协助达赖喇嘛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和达赖喇嘛在增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方面和西藏内部团结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干校校长人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电稿。电稿称：“达赖表示愿当实权校长，是一种要求权力渴望有所作为的表现，迄今为止，达赖所处的无权的、处处要受贵族官员挟制干涉的地位，如不能逐步改变，对于开展工作是不利的。”周恩来审阅时增写：“应该认识，支持达赖积极性和逐步帮助他取得实权，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因此而使达赖在其周围完全陷于孤立，这就不利于达赖逐步有权，甚至有害。”
7月1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双轮双铧犁的产销问题时说：东北有大片早地、大马匹，马比牛听话，推行双轮双铧犁比较好。南方是水地，用的是牛，条件不同了。据陈正人说江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这样收回来的不会只十五万部。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上面有官僚主义，下面有强迫命令。反下面的强迫命令，必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八大开会时应该讲一讲。我们每做一件事，总要有所得。
△国务院发出《关于双轮双铧犁减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最高方案曾达五百万部。根据计算，全年最多能销售一百四十万到一百五十万部，因此决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削减到一百七十五万部以下。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0日 离北京赴上海了解该市和江浙两省工资改革进展情况。抵达上海后，在听取上海市党政领导人汇报时，针对上海已经取消不合理的津贴，对过高的工人工资也有所降低，但接新的工资标准，许多任务人工资不仅不能增加反而有所降低的情况，说：上海是老工业基地，老工人多。在这次工资改革中，老工人工资应当适当增加，特别是高技术工人，工资高的也应有所增加。上海可以在规定的幅度之内采用较高的工资标准，也可以采取保留工资的办法。新录用的工人工资标准可以低一些。在听取江苏省党政领导人汇报时，针对其反映上海定为八类工资区，南京和苏州、常州、无锡四市都是四类工资区，差距过大的情况说；情况总是可以改变的嘛，你们工农业发展了，工资类别也可以提高。你们如果提高到五类，势必影响到周围许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现在既然按“工资分”值和物价津贴计算，比四类工资区高百分之一（即零点三三）也不减少，就定为四点三三吧。对浙江省党政领导人反映杭州定为四类与上海差距太大的情况，解释说：上海工资水平高一些，工资区类别定为八类是历史形成的，不能攀比，你们回去后要向职工宣传和解释清楚。这期间，还分别向二省一市党政领导人强调：工资问题是关系生产和职工生活问题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抓紧抓好，做到绝大多数职工满意。
7月21日 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着重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问题，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据此，“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