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上海第一、第二钢铁厂。在第一钢铁厂参观时说：要关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第二钢铁厂职工食堂参观时说；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他们很辛苦，你们领导要关心工人生活，要让他们休息好。吃好饭，要注意安全。
7月22日 返抵北京。途中，向刘子久、王榕〔注〕询问对处理江苏、浙江和上海一些具体工资问题的意见，并指出：对企业领导干部增加工资过多的问题要引起注意。如果照此下去，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造成领导脱离群众，使领导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回京后，指示劳动部调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劳动部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将各产业所属企业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企业科长以上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厂一级主要领导干部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三。
〔注〕刘子九，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王榕，时任全国总工会工资部部长。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四川省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叛乱和人民政府平叛问题。二十四日，召集来北京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廖志高、苗逢澍、张经武、张国华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对两地民主改革的指示，指出：党中央认为，这两个州的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都有土地耕种。“这种改革是民主性质的改革。”过去云南、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经验证明：“实行和平改革是可能的。”怎样做好今后的工作呢？（一）“力争实行和平改革。有关改革的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改革内容有两条：“一条是使广大人民获得解放；一条是使上层人士失去对土地和奴隶或农奴的所有权，但得到政府的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样的民主改革，既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上层人士”。（二）在四川藏区、彝区的改革中，对地主和奴隶主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等浮财，“也可以不动。不动就是不征收”。“当地劳动人民缺乏而又确实需要的，可以由政府出钱购买”。（三）“对藏区的寺庙应该采取更慎重的态度。”（四）“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他们点头，我们再干。他们不点头，我们就不要干。我们可以说服、等待，不能强加于人。”今后，“改革要更有准备，更有步骤地进行。在某些应该让步的问题上要让步。应该避免把改革问题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淆起来，使改革做得更好”。（五）对于现在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可停战和谈。“要反复跟他们和谈，允许来去自由”，“如果他们硬要打，我们就自卫”。“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们要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四川省的气魄应该大些，否则就要甘拜诸葛丞相的下风了。”“只要叛乱分子停止叛乱，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转发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广西省委，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工委。
7月24日 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谈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并交待以后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八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并修正《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十月，《草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十二月二十四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主持原子能委员会会议，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刘杰、钱三强等汇报在苏联谈判的情况，并商讨中苏两国代表团共同商议起草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和中国方面的备忘录。
7月25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财政问题时说：今年计划就是冒进了。保守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冒进了更不好受。在讨论北京一九五六年度建筑任务时说：过去七年北京总共建筑了一千三百万平方米，怎么能在今年就建筑七百万或五百万平方米呢？这是冒进。我们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免得老犯错误。
7月28日 就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与发展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对原子能工业的建设速度与投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成立原子能工业部等提出具体意见。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拨专款对民间戏曲演员和艺人进行补助时说：不是救济，而是扶助，要重视他们。这方面，文化界有宗派主义，对民族艺术看不起。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吸取外国的长处，我们的艺术才能保持青春，才能发扬我们的民族之光。团结老艺人，也是个统一战线的工作。
△接见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古鹰产业公司董事长伊藤今朝市为团长的日本工商界代表团，就客人感谢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犯一事说：日本战犯已经释放两批，第三批八月间可能解决。判刑的四十五人中，武部六藏已经假释。他们在判决时一般都表示服罪，态度是好的。如果在监狱中表现得好，刑期也可以缩短。我们是想早日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想拖。我们愿意结束这件事，为了双方友好的增进，把痕迹去掉。但是，我们不把这个问题作为恢复邦交、结束战争的前提。
△深夜，离北京赴北戴河。
7月3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分配计划，是“根据国家需要、集中使用、重点分配和照顾一般的方针，并考虑到学用一致的原则”制订的。“尽先照顾了科学研究、高等学校的师资、工业部门（特别是国外设计项目）的需要；对其它部门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需要，也作了适当的配备。”
7月31日、8月1日 召集马文瑞、赖若愚〔注〕等开会，商谈工资和职工福利问题。
〔注〕马文瑞，时任劳动部部长；赖若愚，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夏末 以自己恋爱婚姻的历史教育侄女周秉德正确地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说：在旅欧初期，我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是在共同的斗争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
〔注〕指邓颖超。
8月1日 和薄一波、吕东、刘秀峰、万里〔注〕谈钢材平衡问题。
〔注〕刘秀峰、万里，当时分别任建筑工程部正副部长。
8月3日一16日 在北戴河先后召集多次会议，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稿），对第三方案和第三方案调整意见中的各项指标进行调整与核实。同时，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
8月3日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后，离北戴河，次日晨返抵北京。
8月4日 在彭真招待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的酒会上向驻京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因为，“国有化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主权，更不能用武力威胁，否则形势只会更加紧张”。主权问题是不应该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的。埃及政府已经保证运河通航的自由，如果英法还有所怀疑的话，那就应该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任何武力干涉的行动，一定要遭到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一定要失败的。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表示接受大使转告的尼赫鲁总理对自己访问印度的正式邀请。
△接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缅甸大使吴拉茂，请大使带回他致吴努总理的复信，并告吴努，他将于十二月前往缅甸访问。同时，就中缅关系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说：中国政府认为，缅甸政府关于成立中缅联合委员会来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建议是好的，愿意接受。委员会成立后，就可以开始协商如何解决划定边界的问题，划界的程序和其它问题。缅甸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不复杂，中国愿意早点解决。将曾向吴努说明过的中国政府对待缅甸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主张告知大使。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在华侨中停止发展组织，因为，那容易同本地的进步运动纠缠在一起。华侨在国外是为了贸易和进行其它的劳动，没有必要参加政治活动。如果他们要参加，可以回国参加。
△召集文化部电影局有关人员座谈影片《宋景诗》。
△深夜，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8月5日 主持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8月8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民主人士，座谈各民主党派为支持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以及镇压反革命问题。
8月10日 致电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方就中国“二五”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的李富春：中共中央已定于八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一九五七年控制数字和体制等问题正在研究中。国务院和计委工作十分紧张，如莫斯科事情已经不多，希望张玺〔注〕即提前回国，以便参加上述工作。十八日，再电李富春：你和王鹤寿、赵尔陆应于八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
〔注〕张玺，时任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
8月12日 出席国务院体制会议。
8月14日 接见印度计划代表团，说：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受着自然界的影响。中国像印度一样，地步人多，每个农民只有三亩地。要增加生产，现阶段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合作化，再加上一些增产措施。中国目前也还谈不到农业的机械化和大规模开垦荒地的问题。农业的改造，需要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合作化加上一些增产措施；第二步，才是机械化和垦荒。因为我们国家大，地形不一，在丘陵和水田使用拖拉机还有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还不能生产拖拉机，即使有了拖拉机也还需要供应大量的汽油。至于开荒，成本不小，对于农业增产的意义并不太大。还指出：我国的劳动工资政策是少增加或控制高的工资，多增加低的工资。为了鼓励生产，不同级别的工资应有一定的差额，但不应太大。现在工厂矿山中的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只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三倍。行政部门的差别要大一些。另有极少数人，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每月工资收入虽稍高，每月有达一千多元的，但毕竟为数极少。
8月15日 将所审定的中国政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报送毛泽东。毛面告：“同意照此发表。”
8月16日 前往毛泽东处商谈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8月17日 零时离北戴河，晨返抵北京。
△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农业计划及技术两个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提出的“远东人口多，将来如何解决”问题时说：我们的看法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认为，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都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解放以后，精神上愉快，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就放心生孩子。青年结婚不久就生了五六个孩子。对此，我们觉得应该有节育的办法。提倡节育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首先是为了母亲与孩子的健康。第二是为了教育，生得太多难以教育好。第三是为了使民族一代代健康。节育很重要，要人民能自觉执行，这可以使人口增长率降低。在谈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在中国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在实现机械化以前，农业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的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现在有的社已经扩大到五千户，五万亩地、五十个生产队，比大工厂还大，我怀疑是否搞得好。这样大的组织，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还好一些，山地土地分散更不好管。个体农民都组织在合作社内，要以生产队去安排工作，是不是有秩序有纪律，同对个体生产一样有兴趣？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忽视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生活是有利的。我们主张合作社搞粮食及经济作物及主要的副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这不致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措施。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稿）。
8月18日 在谢觉哉〔注〕请求拨付一九五六年救济款的报告上批示：请李先念“交财政部照拨”。“各省灾情和救济款额及办法，已告内务部邀请有关各省在京人员汇报后妥予解决。”
〔注〕谢觉哉，时任内务部部长。
8月19日 接见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针对客人的担心说：中国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国家都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中国刚摆脱殖民主义，因而必然同情独立运动，很自然地憎恨殖民主义。如果我们今天要求对外扩张，那就是走殖民主义的老路。这样做，不仅我们的制度不允许，也不合人情，也不合乎这个时代。又说：中国的确有一千二百多万华侨在国外，这就形成了这些国家怀疑的因素，也是被西方国家利用为挑拨的借口。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新中国不能对此负责。旧政权不解决这个问题，还利用它，使华侨问题更加复杂。中国政府认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应该设法解决。因此，我们不拒绝并且很愿意与每一国政府或有代表性的当局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绝不想拖延，更不是想利用这个问题来进行扩张。同时，阐释了中国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
△接见远藤三郎、金泽正夫、堀毛一唐等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于日本。中国正在建设，需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国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来。如果日本开放，我们就派人去学习。同时申明：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并不排斥别国，而是为完全独立而奋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仇视任何国家。美国现在压迫和干涉我们，也在压迫和干涉你们，我们应共同消除这种压迫。如果美国不压迫我们，我们就不会排斥它，还和它做朋友。我们应同亚非各国以及世界各国友好，这样在世界上才能避免战争，才能真正和平共处。我们教育军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月中旬指示总理办公室财经组将八大《政治报告（草案）》同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草稿进行对照研究，找出有关重要提法和工农业生产有出入之处供参考。二十三日，财经组提出三个方面的参考意见。
8月20日—26日 接待并同应邀来访的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会谈。二十一日，就富马提到老挝是个小国时说：老挝从人口来说是很小，但从土地来说却并不小。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受到别国的尊重，尤其是邻国。中国是人口多、地方大的国家，因此更要注意尊重其它国家，尤其是邻国，并应求得友好相处。何况，我们两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年的来往，而且都受到殖民主义压迫，最近才得到独立。我们不仅有历史的友谊，而且还有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更容易了解。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互相支持。这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又说：你们在独立后要恢复战争创伤，要建立独立的经济，就需要其它国家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经济贸易的来往和人民之间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但必须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不能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总是希望我们邻国成为富强、独立、统一的国家。还说：老挝需要国际的援助，你们应该到各国去访问。中国政府不反对你们到美国去访问，也不反对和美国友好。我们也愿意到美国去，但它们不让我们去。二十五日，在会谈中说；中国很愿意帮助老挝建设，如同我们帮助柬埔寨一样，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随后，和富马发表《联合声明》。
8月20日—24日 先后五次听取国务院体制会议情况的汇报。
8月2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八届中委选举工作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八大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等。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
8月22日 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玺汇报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的情况。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
8月23日 同张玺、薛暮桥等商改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草稿。到九月上旬，经同张、薛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修正稿）》。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决定任命余秋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二十九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批准此项任命。
8月2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对老挝政府代表团访华问题的看法致罗贵波转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信。信中称：老挝王国政府同寮方已就国内问题取得初步协议。“富马在会谈中强调由于老挝所处的地位，愿意执行和平中立政策，表示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我们对这种立场表示予以尊重和支持”。总之，“目前是一个有利时机，应该利用它来逐步争取越老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老挝本身的民主统一问题”。
△接见途经中国回国的缅甸驻苏大使吴旺和驻华大使吴拉茂，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意见，说：“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现在，缅甸政府说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这才是公道，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双方对立是不好的，是不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的。”“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南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几个地方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的五个地方。”这样把双方隔离开来，由联合边界委员会寻找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强调：“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这才符合两国总理所发表的公报。”“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两国的关系搞好。中国不会多占一块土地。”
8月28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并就《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中的各项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体制会议主要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说决议（草案）反映了他在六月二十三日会上讲的意见。现在还有两点应该在《决议（草案）》的序言中提出：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一是分权于地方是为了更好地集权于中央。
△到医院看望李四光。
8月30日—9月13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向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8月31日 和国务院副总理、各办主任座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随后，对报告（草稿）进行多次修改，并送毛泽东等审阅。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两次致信周恩来，并在第一封信中说：“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同日，形成《建议的报告（修正稿）》。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各代表团团长会议。
9月1日 参加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金授奖仪式，并且说；“我代表党和政府热烈祝贺您为祖国赢得了光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希望您好好保重，健康长寿。”
9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八届候选中委名单。
9月6日 和张闻天、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商谈对《政治报告》中目前形势部分的修改问题。七日，根据毛泽东来信的要求，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将原稿中“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粮食生产五千至五千二百亿斤，棉花五千至五千二百万担”一句改为：“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作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协商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增写：“应当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八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对周恩来的修改处表示认可。十日，周恩来就《政治报告》目前国际形势部分的修改问题，致信胡乔木：“外交部同志起草的这个稿子，只是将原稿国际形势和国际支持两部分同外交部前稿掺和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加以改写。这就显得眉目不清，形势和任务、国际关系和国际团结都有混淆之处。我以为这部分题目或者叫‘国际关系问题’，或者叫‘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而不宜叫‘加强国际团结’。内容先讲形势，后讲任务。形势这部分大体可用，但仍须在开头加以概括的分析。任务这部分。可以先讲国家关系，后讲各国人民之间的支持，但必须根据五项原则，条理分明，界限分明。”
△晚，和张玺、薛暮桥、杨英杰〔注〕、王光伟等商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草案）》。九日，指示布置付印等事宜。
〔注〕薛暮桥、杨英杰，当时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9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八届中委候选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草案）》的修改问题。
9月9日 接见基特西基思率领的希腊访华代表团。说：中国和希腊都是古老的。世界上一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由于现代工业差，今天都容易受到欺负。我们两国都还同样受到外来侵略，你们有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有台湾问题，两国颇为相似，都是受殖民主义的灾难。可是有一点，只要所有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都努力发展工业，就可以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东西方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其实现。譬如说，中国并不拒绝同美国恢复关系、发展贸易，反而需要它们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是在禁运当中。我们的建设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有些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所有的。
△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会上座谈中共召开八大问题。
9月14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设酒会欢迎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等四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就他提出近来有的国家的报纸报道了许多中缅边界问题的消息一事说；关于中缅边界问题，两年前两国总理就曾提起过，今年才在通信里提到它，准备加以解决。中缅双方对边界问题的看法是有些距离的，但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五项原则设法加以解决，而且是不难解决的。最近，中国已派人去边境了解情况。至于吴努来北京谈，我们是欢迎的。
△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向他介绍中共八大会议的准备情况说：根据中共七大的经验，出席中共八大的党代表提前半个月来京参加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讨论了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十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等文件；二是进行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预选，这是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名额、各代表团提出人选，并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会同各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根据一定的名额拟定预选名单，再由各代表团对预选名单投票表决。并告：根据我们党章中新的规定，党的代表将变成为期五年的常任代表，像我国人民代表一样。党的代表将经常举行会议，党中央将向党的代表报告它的工作。这样，党的代表将有可能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和经常监督党中央的工作，扩大民主的基础。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六日，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一五”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同时，也“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应该“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或者“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同时防止“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报告》在阐述“二五”计划的五项基本任务时，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报告》阐释了“二五”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发展工农业、运输业和邮电业，加强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行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厉行节约”，“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协作，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现有人才不足，“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要方面的问题，防止百废俱兴、平均使用力量的偏向”。二十七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期间，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团，并单独接见印度、希腊、挪威、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
9月20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埃及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斗争中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和陈云、刘晓〔注〕、李强等商谈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问题。
〔注〕刘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9月23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接受转交来的吴巴瑞总理就中缅边界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后说：中缅两国的问题，通过交换信件来谈判总有些困难，贵国吴努来访时将会谈得更清楚。我想我们一定能找到不仅不会损害两国邦交反而能推动两国友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9月25日 接见卡达尔·亚诺什率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说：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对可以给中央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中央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注意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忘记它有缺点。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扩大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才能是可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要有意识地保存一些不同的党，在党内保留一些不同意见。这样做是可以的。
△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是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在客人提到斯大林的性格时说：性格不是主要的，环境最重要。列宁死后十年内，斯大林慎重地处理党内事情，团结了党内力量。十年后，他作风不民主了，环境也允许他那么做。这对我们是个教训，教我们要注意党内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进行集体领导。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我们执政的党特别重要。应注意党内党外的意见，如果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就会落后。又说；斯大林不但是苏联的伟人，而且是全世界的伟人。他的功劳有世界意义，比如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在领导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方面。他的错误也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各国的党。当我们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王明路线时就是如此。抗战初期，他要我们一切支持蒋介石，王明是执行这个意见的，但我们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在抗战即将结束。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他赞成把中国划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要我们无条件地和蒋介石合作。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对美国有幻想，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和美国打起来了，这问题才解决。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但是为了国际团结，不提这些事，以团结为主。我们用一篇文章〔注〕指出了他的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错误主要是斯大林犯的，但有着社会和思想的原因。因此，我们在天安门还是挂马恩列斯的像。另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但我们还是要和苏联团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应该向兄弟党的领导同志说清楚我们的意见。
〔注〕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9月26日—10月8日 接待并同来访的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会谈。二十七日，在会谈中说：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如在经济上、工业上不发展，都是困难的，将永远被人欺侮，并且不能称为完全独立。我们完全同情和支持你们发展经济。在你们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环境下，你们的政策要一步步前进，不能采取激进政策，不然要引起国外、国内的困难。你们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和党派，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对外关系也能搞好。对外也要能团结更多的国家，尤其是邻邦。二十八日，在会谈中说：我们真诚地希望看到邻邦的发展，尊重邻邦的独立、主权，这就是“潘查希拉”。中国将援助尼泊尔六千万印度卢比，时间是三年。援助内容是：给一部分印度卢比的现金、一部分物资和机器设备。我们这样做，第一，不给美国任何借口或更推动美国对你们也进行无条件的援助，像柬埔寨那样。第二，在援助过程中证明我们没有别的意图，我们只是为了帮助邻邦繁荣，这样印度也会高兴。阿查里雅表示：完全同意。十月七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并签订《中国尼泊尔经济援助协定》。
9月26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草稿）。
9月27日 召集云南、西藏、新疆领导人开会，商讨三省、自治区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二十九日，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商谈中国同有关国家的边界问题。
△接见印度大使尼赫鲁，介绍阿查里雅提出希望中国向尼泊尔提供援助的请求，中国的答复是：第一，中国愿意同尼泊尔发展友好关系，主要是建筑在中、尼、印三国的友好关系上。第二，中国愿意帮助亚非各国，特别是邻国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原则上也愿意应尼泊尔的要求提供一些援助。援助将在下列情况下提供：（一）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二）不派人到尼泊尔去，（三）可以给一些物资和现金。给些什么，完全看尼泊尔的需要。提供后，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现金的用途我们绝不过问。
9月2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
9月30日—10月14日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其间，周恩来陪毛泽东同苏加诺会谈，并参加招待苏加诺的各项活动。十月四日，将一幅徐悲鸿水墨画《马》赠与苏加诺。在画上题写徐的画马诗：“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平崎岖大道平。”十四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9月 在卫生部的一个报告上批：一九五六年秋季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此后，其它省、市和有条件的地、市也相继成立中医学院和专科中医学校。
10月1日 接见泰国海军少将銮坚，说：中泰两国还没有正式邦交，你们处境的困难，我们是了解的。泰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集团，但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像美国一样看待，而是把你们当作朋友看待。因为，泰国参加东南亚条约集团是被动的，对泰国是不利的。泰国外长旺亲王也参加过亚非会议。在日内瓦时我同他认识，但没有谈话；在万隆时，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
10月7日 由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陪同，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就其所询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注1〕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注2〕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注3〕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并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度尼西亚，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注4〕先生和“格柏乌”〔注5〕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同时，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等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注1〕辞修，陈诚的字。
〔注2〕经国，指蒋经国。
〔注3〕傅宜生，即傅作义。宜生为傅作义的字。
〔注4〕英士，陈其美的字。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一九一四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六年被张宗昌派人刺死于上海。
〔注5〕格柏乌，前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的缩写字的译音。
10月8日 率领国务院各部部长，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池田正之辅和日本商品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陪同，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前，在交谈中就村田省藏提出亚洲各国正以中国为中心团结起来，使日本人感到日本会变成亚洲的孤儿时说：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团结起来，不是以哪一国为中心，而是以团结起来的国家为中心。万隆会议就表现了这一点。中国不应成为什么中心，也不会成为什么中心。我们要发展贸易，这对双方都有好处。首先要和平共处，其次要友好合作，这样来达到你们所说的真正的共存共荣。日本是一个技术和科学发达的国家。我们为了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要向一切工业发达的国家学习。你们是近邻，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
△和胡乔木谈中国文字改革问题。
10月9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政策审议会会长胜间田清一，接受带来的铃木委员长关于恢复日中邦交问题给周恩来的信，并且表示：社会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问题，我们表示感谢。我们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时我们也不放弃武力解决。也就是说：我们不放弃武力解放的可能，但强调和平解放的可能，而且目前也真正在做争取和平解放的工作。对此，希望社会党能够谅解。还说：中国愿意早日同日本恢复邦交，但日本方面有困难，因此不能急。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所以，新中国要和日本签订新条约，一定要考虑把过去的条约包括进去，也就是说有效的应该继续，但日本同美、英、法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不能存在。两个和约都存在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所以如果不可能，我们宁愿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