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的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晚会，并讲话，详细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他们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弱点和努力方向。郑重宣布，政府对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11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听取叶季壮〔注〕关于向苏联借棉花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决议：不向苏联借，也不从资本主义国家增加进口。拟挪用转口棉花，并由新疆内调棉花。二、通过《国务院关于合理组织运用机关、企业货运汽车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对机关、企业货运汽车加强管理，实行统一的计划运输。以充分发挥其运输潜力。三、同意《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内部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的工作年限（工龄）和工资问题的通知》。
〔注〕叶季壮，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
5月12日 接见波兰、捷克在朝鲜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代表和朝鲜的停战委员会委员，说：争取朝鲜、越南和德国的和平统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目前最主要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谈到党内整风问题时说，七八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使一些人骄傲起来。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我们鼓励党外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提意见。其中，少数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全部接受；大多数意见是有正确的部分，同时也有不正确的部分，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正确部分，对不正确部分也不忙于做解释，日后慢慢地讲清楚；另外，还有极少数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现在要让大家“放”，让大家“鸣”，党员与党外人士间的隔阂也要清除。
△深夜，在招待泰国艺术团的酒会结束后，走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宿舍，关心剧院的企业化问题，说剧院不要机关化，演员的生活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年轻人应该多吃些苦，要接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5月13日 接见以教育大学校长朝永为团长的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说：我们要向科学发达的外国学习，科学没有国界。艰苦的传统是好的，我们还应将日本的艰苦传统介绍过来，向日本学。当听了客人谈到中国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一定会成功时，说：科学规划是否恰当还要考虑，并且要根据世界科学发展情况来修正补充，这是长期的工作。
5月14日 出席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大会，并讲话：希望画院成立后，团结中国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取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明确为什么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并且要培养后代，教育青年。勤学苦练，吃苦耐劳，为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美术而奋斗。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通过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甘孜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复，批准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要点等。
5月15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于二十五日和毛泽东等接见参加这次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代表团。
5月15日、28日、6月3日 分别约张际春〔注1〕、钱俊瑞、杨秀峰〔注2〕和交通大学的教授研究迁校问题。六月四日，在国务院召集的有关各方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持西北的方针不变。并指出：这个问题牵涉到四面八方，应该考虑周密。院系调整是必要的。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着眼点要根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可否一部分迁西安，一部分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教育部通知上海市、陕西省高等教育局：经国务院同意，将交通大学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作为分别独立的两个学校。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改称上海交通大学。
〔注1〕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注2〕杨秀峰，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5月16日 分别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教育和外交事务归口问题。
5月17日 先后约聂荣臻、郭沫若等和李先念、赖若愚〔注〕等谈科学规划和劳动工资问题。
〔注〕赖若愚，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5月18日 接见以新平等社会党主席、众议员纳·马·佩雷拉为团长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中国由于工业基础差，农业人口多，工业化速度不可能很快。农业很重要。中国发展农业的道路与苏联不同，中国的道路是合作化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谈到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谈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的各种议论作了分析。
5月20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在询问克什米尔问题的近况和印度对中近东局势的看法后说：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可能不遭受一些挫折，遭受挫折是不好的，但是可以教育人民，所以也会有好处。总是要经过失败才能胜利。委托大使向即将出访西亚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尼赫鲁总理转达中国的意见：美国在进行“两个中国”的活动，虽还未表面化，但值得注意。如有人问起新中国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希望尼赫鲁总理解释时能说明中国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中国宁可不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也决不承认“两个中国”。
5月21日 同新华社记者徐熊和外交部亚洲司一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
5月22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停止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奖金的通知时发言说，我们并未取消奖惩制度，对这个原则是肯定的。过去搞了一些不合理的，但也有合理的部分，可以适当采用。中国是个六亿人口的贫穷国家，物质刺激不能太高了，否则会引起工农联盟内的矛盾。我们生产分配的方法，必须从中国贫穷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贫穷的，稍不注意就会使工人内部和工农联盟内发生矛盾，增加矛盾。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还不可能完全贯彻。个人利益要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眼前利益要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并不否认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贯彻这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会上还讨论了高教部关于改进留学生派遣工作的文件。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的报告。
5月24日 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会上，水利部副部长何基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作说明，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绥德韭园沟所搞的拦沙水库，只三年已淤平（原计划十年淤平）。周恩来指出，根据韭园沟的经验，三门峡也不能避免淤塞了。尽管现已开工，我还是有些不安。三门峡工程如何搞，应该研究。提议利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的时机，由水利部主持，邀请水利、水力发电、水土保持等几方面的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最后由水利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
△接见以哈罗·戴维斯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议员访问越南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所提建立中英间完整的关系须有哪些条件时说：英国应完全承认中国，这种承认应该不仅在两国的首都，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在联合国中就不应承认蒋介石，而应承认新中国。我们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如英国继续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的论调，那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两国争端，包括台湾问题，但是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我们的条件是：（一）美国必须撤离台湾。（二）不允许“两个中国”的出现。英国应该放弃老式帝国主义的手腕，要看得远些。亚洲民族的觉醒是阻止不了的。要和亚非人民建立新的关系，他们不能被压服，但可以合作。英国在亚非地区有长久的历史，有前途，这可以给英国新的朝气。英国是一个工业国家，科技很发达，也是个文明国家，应该新生。
5月25日 出席彭真欢迎法国前总理富尔的酒会，同富尔就台湾问题〔注〕交换意见。
〔注〕台湾问题，指台北市五千多名群众于五月二十四日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抗议驻台湾美军当局释放一名杀死中国人的美军士兵。
△同部分外事记者谈话，指出记者写的报道要合乎逻辑，对所看到的现象，应该有所选择。作为记者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寸是否恰到好处，从而使外事报道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
△为《外国文学》月刊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
5月26日 陪同访问印度尼西亚、越南后回到北京的伏罗希洛夫前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也到机场送行。
△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的建社四十周年纪念会。讲话中阐述“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要和风细雨地进行”。“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晚，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省、市委书记汇报情况。次日晚，会议继续进行。
5月27日 接见突尼斯农业代表团，说如果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不能寻求一个妥协的办法，阿尔及利亚的人民会遭受到很大痛苦，法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弄到后来将被另一个殖民主义统治者所代替，也就会影响突尼斯、摩洛哥两国，北非就要吃亏，这是一个最中心的问题。所以应该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改变它的政策，这比抵挡美国殖民主义者要容易得多。还说，北非独立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在谈到同中国建交问题时说，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三国与中国建交，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因为国际情况复杂。你们处境也有困难。两国建交问题可以不必着急。突尼斯独立我们本想去祝贺，但你们因外交上的关系，请了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再去就变成“两个中国”。“两个中国”是美国的阴谋。当今世界要承认中国的时候，它就用“两个中国”的方法，目的就是想控制台湾、威胁中国。
△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希望新中国的儿童们，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准备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劳动者。”
5月29日 接见奥地利人民党议员唐契奇—索里尼和夫人。当客人说如东欧各国愿采取像西欧那样的经济制度，全欧合作才有可能时，周恩来批评说：你们要这样办是不对的，奥国最好是站在中立的地位上。国际形势确非奥国所能左右，希望奥国在缓和国际局势方面起推进作用。中奥关系的发展慢慢来。请转告奥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中国的立场是始终反对“两个中国”的。
5月31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次全体会议。讲话说，要停止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展览。北京城市不规划，后代子孙不会骂我们。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是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样对后一代子孙还有教育作用，他们可以比较一下，不要平地起家。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不要轻易谈丰收，要加紧工作。我国是农业国家，当前又正在整风，生产稍有松懈，损失就不小。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问题等指示。
6月1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议定当年留学生暂不回国。因国内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没有力量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而且将会增加国家财政开支。二、原则批准一九五七年度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毕业回国留学生分配计划，等。
△约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等研究各部整风问题。
△北京少年宫在景山公园举行少年儿童游园联欢会。周恩来到公园看望孩子，听取少年宫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说，要让燕子们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要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6月4日 约叶季壮、雷任民〔注〕谈援助柬埔寨建厂问题。
〔注〕雷任民，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6月5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内容：一、通过《国务院关于夏粮征购工作的指示》。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就此作出说明：今年小麦产量肯定达不到各省提出的总数五百五十七亿斤。维持去年四百九十八亿斤水平都有问题，因此征购一百八十一亿斤可改为一百七十亿斤。周恩来指出：可按一百六十五亿至一百七十亿斤执行。二、议定：目前山区和边远地区粮食价格偏低，可以适当提高。三、议定：今年的工资标准不再提高，原定两步走的第二步今年不走。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整风问题，参加的还有彭真和罗瑞卿〔注〕。
〔注〕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
6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报告，通过《中央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校毕业生的指示》，等。
△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了解日本节育工作的情况和技术水平，说：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人口多。人多了会引起种和问题，会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对国家建设。大力宣传节育，可以使邻国安心。有人担心我们人口多了是否会侵占别人国土。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也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但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关于节育，当然要尊重人格，也应当根据人民的觉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进行时应当强调协商，而不能强制，夫妻也应当协商。我们的节育与马尔萨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无论是经济建设、教育、生活，都必须重视起来，都必须在目前所仅有的土地上担当起来。这就是我们节育工作的全部真相和根据，这就是我所要讲的道理。你们日本如有关于医院管理、劳动保险一类的书籍、规定和法令，请给我寄一些来，我们很需要这些材料，应当向你们求得一些知识和经验。中日两国科学家应当长期合作，进一步合作，两国都应当在和平共处的环境里共同努力。
6月7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讲话指出：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是个原则问题。帝国主义就希望我们分。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我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分出去独立，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利的，它不但不能发展，甚至会被帝国主义利用，因此，要采取有利于国内团结的方案。经过讨论，会议通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及关于适当给农业社员增加自留地的议案。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接受吴努总理的来信。说明我国政府不会变更处理中缅边境问题的方针。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需要在人大开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复。因为根据宪法，必须报告人民。这样的边境大变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了解这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但是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委托大使将此情况转告吴努。
△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分别召开十三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意见。总共一百八十多人讲了话，对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本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六月八日，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
6月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注〕和李维汉。
〔注〕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接见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客人提出请中国一个民间艺术团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演出。周恩来说，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如有台湾参加。我们去参加不恰当。任何地方出现“两个中国”，我们都不会去参加，避免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容许有“两个中国”存在。我们了解西方有些政府由于美国的压力。暂时不能承认我们，但不要追随“两个中国”的政策。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说美国想统治西亚，但引起西亚人民的反感，教育了西亚人民。西亚人民不经过反复斗争，觉悟不会提高。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经过斗争才能高涨。阿拉伯人民的民族主义斗争要走曲折的道路，但美国想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已觉悟的民族不能完全压下去。如果尼赫鲁总理从国外回来经过埃及、叙利亚时。同它们谈谈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有好处。
6月10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发布《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领导的指示》。指示提出搞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抓紧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切实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指示中肯定各农业社实行的“产量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办法，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新创造，要求各地总结经验，研究仿行。
△约张际春、钱俊瑞等商谈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的工作问题。
6月14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监察部部长钱瑛关于广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周恩来指出，这事性质是严重的，使人们气愤，必须严肃处理。事情的责任在广西省，中央给的粮、款是充分的，他们不用。内务部检查不力，监察部查得慢了，粮食部、农业部相信估计，没有进行直接的典型调查，国务院处理不及时，各部门都要引为教训。我国粮食长期内是紧张的，因此应统购统销，饿死人是工作问题，不是统购统销政策问题。会议在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时，周恩来针对有人提出援外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意见指出，穷国也要有穷朋友，帮助人家对双方都有利。我国援外共约二十亿人民币。其中朝鲜、越南各八亿。此外援助了蒙古、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三个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柬埔寨、尼泊尔、埃及。匈牙利提出要贷款二亿卢布，我们答应一亿；如果发生世界大战，把匈牙利的大门打开，那就不是一二亿卢布的问题了。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通报说苏联出席科伦坡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考涅楚克在发言中提到废除死刑问题，本应与中国协商，但他未这样做。苏共中央现已指示他即同中国协商如何取消或延缓讨论此问题。请中国方面也本此精神指示中国出席和平大会理事会的代表团，说明苏联代表团今后将同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将共同努力取消或延缓讨论此问题。周恩来表示将立即发电给中国代表团。六月十七日，周恩来电告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刘宁一〔注〕和廖承志，说苏联代表在会上支持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议，如要纠正，先应由苏联自己设法修改态度和意见，“我应帮助苏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可以在会外向法、意朋友和西方和平主义者做些说服工作，争取使他们不再坚持自己的建议，我们只能正面地、冷静地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不要公开批评苏联的意见。
〔注〕刘宁一，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6月15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作关于处理广西省平乐县因灾饿死人事件的报告。会议同意国务院的报告。
6月17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几个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
6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整理和补充的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6月25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周恩来就报告作说明：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暴露出来的有些现象当然不大好，但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主客观原因，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因为阶级尚未消灭，这是客观方面。另外，我们过去主观努力不够，还有缺点，三大主义〔注〕我们还要反对。但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对形势观察错了，认为有机可乘，想趁火打劫，另搞一套。我们主张百家争鸣，而有些人要放他同社会主义对立的一套。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而照他们的情况发展下去一是不能达到团结的，必须批驳。政府的成绩应该肯定。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离开或打算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们认为是右派，必须进行揭露和斗争。
〔注〕指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说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提出的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
6月26日 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国家基本建设和国内外团结五个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部分中，周恩来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就，阐明这些运动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铺平了道路，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对其成绩不应当怀疑，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强调人民内部还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中，肯定一九五六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也存在基本建设投资额大、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增加多了以致造成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缺点、错误。说明政府在察觉这些问题后，在编制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时，已吸取教训，缩减了部分基建投资，适当增加了国家的后备。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避免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四。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一十一亿元，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比五年计划原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报告批驳了认为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的错误看法。说明现在制订出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蓝图十分必要。提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批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说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关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报告在谈到教育改革问题时指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晚，与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当团长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说他们希望在克什米尔举行全民投票并希望周恩来仲裁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愿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
6月27日 在由阿沛·阿旺晋美带来的达赖的来信〔注〕上批：待约见阿沛，并准备带回复信给达赖。
〔注〕达赖在信中说：自从上次在新德里机场分手后，谅贵体安康，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一年多，各方取得了一定成就。请你如往常一样赐与关怀，并且不客气地常赐教诲。
6月29日 接见阿拉伯国家和平代表，表明中国永远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指出斗争主要靠自己，在各个阶段中，都会遇到曲折，并不是很容易的。斗争要谨慎，要有策略，应尽量扩大人民阵线，包括各种爱国人士在内。对世界和平主要的威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美国的战争政策可能暂时成功，但是，只要它在这个地区成功，它就失去了人民。
6月30日 接见以工党众议员、澳作家协会主席累斯利·海伦为首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在谈到关于外交上承认中国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说，我们坚持中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不可能有两个代表出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不可以变为另一个独立国。使台湾在联合国里保存一个位子，也是不可以的，不然就成为“两个中国”了。不同意把台湾交给联合国去保护或托管的设想，因为这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现在不发生台湾的地位问题。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批评了章〔注1〕罗〔注2〕联盟和民盟。
〔注1〕章，指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部长。
〔注2〕罗，指罗隆基，时任森林工业部部长。
7月3日 接见日本第二批前军人访华团，表示希望加强友谊，恢复友好传统。说中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发生了，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希望日本人民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太平洋上的和平桥梁，这对日本、中国、美国都有好处。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7月4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签订的苏联援助的建设项目协议报告时说：没有苏联这样的援助，建设不可能这样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不靠他不行，不搬他们的经验也不行。如有教条，错误在我们，不在别人，责任不在他人，我们不能抓住一点，忘记了全面，以后写文章、作报告都要注意。
7月5日 到杭州。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会见来华通报苏共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情况的米高扬。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向米高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 回到北京。
7月7日 在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批评章罗联盟的右派阴谋活动。宣布中共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的决议。阐述莫洛托夫等有头脑僵化、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且进行了派别活动。还谈到斯大林晚年不接近人，被神化。指出领袖也会有缺点和错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有这样的认识。
7月8日 接见缅甸合作社考察代表团，询问缅甸的农业生产情况。
7月9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统治缅甸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经过几年的工作，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是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在同缅甸政府商谈的过程中，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另外，“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还特别需要照顾中缅边境各民族的利益。我国政府对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经过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将得到全面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7月10日 接见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日方提出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周恩来表示贸易必须平等互利，只有推动日本政府打破“禁运”，才能保证双方的和平建设。两国要进行更多的交流，这对两国都有好处，将来我们还想学习你们的技术。七月十六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并宣布把对中国的“禁运”限制放宽到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水平。
7月14日 约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周扬、张际春、钱俊瑞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召集的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发言说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传统，又受到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文艺界特别要警惕旧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要改造思想。这次反右派斗争，就是一个考验。首先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丢掉。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在第二次发言时说明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并就以下问题谈了看法：（一）改革与“鸣放”，过去几年文艺界进行的改革工作是需要的，二作中有缺点，要改正，要反右派，也要继续“鸣放”；（二）内行与外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有的没有学好，但决不能因此否认党的领导，外行和内行要互相结合；（三）集体与个人，二者要正确地结合，要容许有个人的自由；（四）新生力量与创作，社会主义一定会产生超过前人的伟大作品，对于前人要尊敬，但也不能盲目夸大；（五）整风与自我批评，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能忘记整风，各单位对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有了错误就要改正。
7月15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以及关于这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主持国务院第五十四次全体会议。会上宣读了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主席团向大会提出的，将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以后他们个人的具体表现加以处理的建议。同意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注〕三部长暂缓处理，要他们继续检讨。
〔注〕章乃器，时任粮食部部长。
7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粮食部党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基本批准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者的通知。
△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在谈到关于米高扬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准备授勋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国军人一事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讨论后仍认为，正如毛主席向米高扬所作的答复，不进行授勋较好。我们自己国内授勋时就碰到一些不易处理的问题，如现役军人授勋、非现役军人不授勋的问题，又如党内外授勋问题等。苏联代办提出，为了筹备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发现有许多中国同志曾经在远东和欧洲中部参加十月革命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战争。是否可以由苏联授勋给这批中国同志。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授勋给现在苏联境内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不发生什么问题，但如果授勋给从苏返华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会碰到不少问题。他们回国后分散在我国各地，生死不明，政治情况不明，不易调查。有人获得勋章后，会有别人来申请，不易证明。这样会产生一连串麻烦和问题。
7月17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七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等文件。周恩来指出：五月二十二日常务会议讨论的高教部关于改进留学生派遣工作的文件有缺点。五月二十九日高教部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人民日报》自行发表消息，说得到国务院同意，研究生派遣方法改为自由报考，并说“过去留学生选拔工作表现出重政治轻业务的偏向”。这说明高教部有错误，应该批评高教部。
△约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谈南斯拉夫问题。
7月18日 飞抵青岛，出席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文章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7月21日 在外交学院全体学生、教工人员大会上作报告，分析国内五个月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在谈到外交学院的工作时指出，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来建设，是外交战线上所要担负的任务；争取和平，要同国防力量相配合，外交部和武装害部门是以两种形式来保卫国家的和平建设。
7月22日 接见捷克驻华大使布什尼亚克，说美国想搞“两个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我们宁愿不参加国际组织，也不能同蒋介石的代表一起参加。美国要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十三条卯项，瑞士、瑞典人有些动摇。希望通过波兰和捷克同志说服瑞士、瑞典人留下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存在对朝鲜的和平有好处，希望你们能进行一些工作。在大使提到六月底在华沙举行的经互会，建议社会主义各国加强经济合作问题时，周恩来说，合作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还不会做到像兄弟国家那样的程度。中国需要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中国是个大国和穷国，大国有大国的困难，人口增加很快，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缓慢的。
△约聂荣臻商议召开科学技术会议问题。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曾在七月上半月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中苏两国相应的部门、科研机构和设计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并决定在一九五七年召开讨论工农业迫切问题的科学技术会议。
△约康生、周扬、钱俊瑞、张际春、徐冰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
7月23日、25日 会见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茹可夫，洽谈将《俄文友好报》与《人民中国》合为《友好报》事宜。
7月2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基本批准关于当前普通刑事犯罪活动和开展对刑事犯罪斗争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处理盗窃、流氓、凶杀、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规定。
7月24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同意陈国栋关于粮食会议的报告。决定城市粮食销量要作适当压缩，城市临时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应低于城市常住人口的标准。关于三门峡工程问题，议定：（一）由水利部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原则确定一二个方案，交全国专家讨论后，再作最后决定。（二）批准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暂缓进行。
7月25日 约章文晋〔注〕谈中缅边界问题。
〔注〕章文晋，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接见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谈话说：日本首相岸信介敌视中国，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美国发表诬蔑中国的谈话，这是我们深为遗憾的。岸信介政府对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问题始终不予支持，强调要我们的代表打手印，使通商代表团变成非正式的，这是对我国的侮辱，实际上破坏通商代表团的设立。日本政府对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的世界大会的我国人民的代表团，提出四条无理限制，这是敌对的不信任的做法。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我国驻甘内瓦总领事提出调查所谓“下落不明”的三万五千名日本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不友好的行动。上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拿诬蔑中国来讨好美国，以便取得美国的援助。进行重新武装，复活军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