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随后听取会议情况汇报。
2月13日 到从化。
2月14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组成读书小组。参加这一学习组的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胡绳、薛暮桥〔注〕、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
〔注〕许涤新，时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胡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2月14日—25日 阅读《教科书》。参加学习讨论，曾作两次较系统的发言。二十三日的发言主要阐述过渡时期问题，说：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有五个方针，那就是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三个差别的消灭。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针都是关键性的。用这五个方针，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革命的转变时期还是分两个阶段比较好。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日。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前一阶段长一点，后一阶段就可能快一点。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首先要不断进行三个方面，即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革命。二十五日的发言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实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全面完成，还没有真正地巩固，所以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在革命转变时期不断革命，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曲折。从国家制度来说专政。国家的性质在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下，也会有某些改变的。国家的职能有专政和民主两个方面，专政的职能要逐渐缩小。在宪法中，我们一直说明国家有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专政说成教育，把敌我两方面的矛盾混淆起来了，不合真理。没有前一段“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的打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造。没有后一段，就投有大跃进、总路线。在农村中改革的办法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苏联不进行阶级分析，不合乎列宁的原则。我国土改时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合作化时也是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村中的中心人物，无论如何不合阶级路线。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革命的纲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公社都具有世界意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一点，我们批判《教科书》，写论文，才有武器。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2月15日 与雷任民谈对外贸易问题。
2月21日 约杨成武等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问题。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谈中印关系问题。参加者还有林彪、康生、胡乔木、陶铸。
2月26日 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二月五日的来信：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两国边界的争端必须而且完全可能友好地、和平地解决，两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共同愿望决不应因暂时的意见分歧和某些不幸的意外事件而动摇。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两国总理会晤是采取肯定态度和有信心的。我将于四月问前往印度。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复尼赫鲁信的问题。参加者还有胡乔木、康生、罗瑞卿〔注〕。
〔注〕罗瑞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月26日—3月2日 继续阅读《教科书》。三月二日作学习总结时先谈了学习的方法问题，说学习是长期的，要分析这本书，对的要加以肯定、发展，错的要加以否定、批判。关于内容，谈到：一、马克思主义有条红线，就是无产阶级不断斗争，在不断革命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思想贯穿到各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根首先是人民革命运动，理论基础还是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个结合不仅是运用了马列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列主义。二、列宁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中苏两国情况不同，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弄得农业长期不能发展。斯大林第二个问题是肃清党内派别问题，分了很多阶段，才战胜了反对派，统一了党的组织。但他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于是肃反扩大化了。斯大林第三个问题，是领导卫国战争胜利的问题，斯大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御的一面，但是敌人深入了，他还是坚决抵抗的。斯大林虽有三大成绩，但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国胜利以后没有将革命继续下去，党内斗争极端化了，战争胜利后骄傲了，发展了大国主义。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时代加以比较，列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成绩虽不可忽视，但有很大的片面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另一个方面去了。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赫鲁晓夫时期，原则上说，他做了些好事，但也做了些错事。《教科书》上有两个问题较大，一个是对《莫斯科宣言》的九条规律有歪曲，有修正；第二个是宣传苏共二十一大的九条纲领，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2月29日 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萧劲光等研究国防工业建设等问题。
2月 嘱许涤新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3月2日 审核批送胡乔木二月份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境争端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稿。通知说在有美中印边界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交换虽有益，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宜继续发展争论，建议各自保留意见。冷静等候客观事实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通知阐明两个兄弟党之间有些不同意见，通常难以避免，希望力求通过协商取得一致。周恩来批：“我同意这封复信的写法和内容，请即送毛泽东审阅。三日下午或晚上在主席处汇报时一议。”三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十日，毛泽东决定请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宣读。
3月4日 飞抵广西南宁。
3月5日 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广西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问题，随后乘船视察邕江。
△接见中国赴越计划专家代表团，在详细询问越南发展农业、工业等情况后指出：商业问题是改造问题，可以参照朝鲜的办法，把小商贩、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将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国家通过批发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关于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问题，可以介绍我们的经验，不要说得过分，不成熟的不要说。多说他们能做到的，要实事求是。到底搞些什么？计划如何发展？发展什么？自己有材料，原料，可以多搞，用不完可出口，自己总要搞一点钢铁、机械、燃料、动力、水电。一个国家总要有个体系，发展生产要合乎政治、人力与自然条件情况。帮助越南就同帮助我们一样，经济上要帮助他们建设一个相当的工业体系。五年计划中钢产量可以初步按照五十万吨来计算，吃的穿的大体要自给自足。此外，与苏联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
3月6日 回到北京。
△发现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将他的住房进行了维修，当晚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把室内原来的家具（含旧窗帘）换回来。后来同何谦〔注〕谈话，说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提出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旧的，他才回去住。
〔注〕何谦，在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主管周恩来的生活和警卫工作。
3月7日 致信毛泽东：“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出席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大会，并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日本等国妇女代表以及国际民主妇联的代表。
3月9日 约徐运北〔注〕谈防治血吸虫病和除四害问题。
〔注〕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3月上旬 邀请梅兰芳、赵荣琛、果索瑛、李玉茹、王吟秋、侯玉兰、江新蓉、童芷苓等座谈如何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问题。
3月11日 约陈毅、章汉夫、张彦和潘自力〔注〕研究同应邀于三月十日来华访问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谈判的问题。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注〕潘自力，时兼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3月12日 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举行第一次会谈。说对边界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友好协商，取得解决。具体的解决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提出三个原则：一、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这就是肯定现状。二、对个别争议，作个别调整。办法就是按地图办事：（一）绝大部分相同，把同的地方肯定下来，线北的属中国，线南的属尼泊尔，不再动摇；（二）不同的地方，但无争议，实地勘察，使地图统一，即根据地形和实际管辖；（三）有出入，又有争议，这次如能解决最好，否则交联合委员会解决。三、我们希望这次能解决争议，技术问题交联合委员会。我们这次可签订一个边界协定，以后再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证两国友好。我们要互相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以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论留下，也要互相作这样的保证。有一点情况要告诉阁下，如有西藏叛乱分子越境，由尼泊尔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权处理，可以根据国内法律和国际习惯将他们扣留，容许避难，或者送他们回来。
3月13日 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参观密云水库，并在从密云回北京的专车上同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在向首相了解了国内建设方面的问题后谈到边界问题，说还是根据昨天提的三项原则来解决比较好。首相表示大体可以接受。周恩来说，我们力求解决一切争议。如果能解决，联合委员会就以此为基础，实地勘察划线。如果还留下几个问题，需要到现场弄清楚，我想总可以在联合委员会找到办法。我们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传统习惯线。而我们之间叉没有大的争论，因此在文件中我们可以表示一致的精神。我们是希望签订一项友好条约的。我们可以提一个草案供你们研究。
3月15日 致信毛泽东：“我去印的日期，经尚昆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后，又在政治局常委会谈过，大家觉得仍以同意尼赫鲁来信所提四月二十日前后并具体定在四月十九日到达德里为好。”
△同尼泊尔首相举行第三次会谈。说关于边界问题，双方有差别的可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双方地图上边界线相合，我们提出的几点在线以南，你们提出的也有在线以北的，对这种情况，应该用互让的精神解决。双方地图上边界线相合之处，由联合委员会实地调查。线南地区属尼泊尔，线北地区属中国。第二类，双方地图你们的线画到北边，我们的线画到南边，当中就有一块空地方。另外，我们的线画到北边，你们的线画到南边，中间就出现了无人管的地方。但是双方对这些地方没有争议，这可由联合委员会去调查。第三类，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同、又有争议的地区，应该交联合委员会调查解决。第四类，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说这个峰属于尼泊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关于援助问题，阁下需要一个数目，我们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一、我们提一个金额；二、我们不要求任何特权；三、我们供应的设计，图纸、设备、材料，都根据最节约的办法给你们；四、技术人员力求少派；五、如果你们派人来学技术，我们欢迎；六、我们的援款不可能支现款，我们的外汇有限，可以供一部分货物，由你们出售取得资金。
3月16日 晚，到刘少奇处谈话后，次日去杭州。十八日回到北京，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等问题。
3月19日 写信答复尼赫鲁建议周恩来四月二十日左右访印的来信，说“准备从四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廿五日，在德里进行七天的访问”。
△约李先念、雷任民等谈中苏贸易问题。
3月20日 写信报告毛泽东：“关于与蒙古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事，北京后在政治局讨论，大家觉得仍以在访印后签订为好。为了照顾泽登巴尔来过北京两次，我们可以以三天来回的时间去乌兰巴托访问，并签订条约。如主席同意，请批回。”毛泽东于次日批；“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见是否适当，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周恩来当即将此件批给刘、邓、彭、富春、先念传阅。当晚，到刘少奇处开会。
3月21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十七次会议。就中尼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协定的问题作出说明：十八世纪末，我国同尼泊尔曾划过边界，当时划的方法非常粗疏，也没有条约。现在划界原则，主要以现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根据双方的地图和双方实际管辖的地区进行划界。对珠穆朗玛峰的争议，可作悬案，以后继续解决。我们要竖立友谊的边界，提议双方在边界本侧二十公里地区内，除保持行政人员和民警外，不再派武装人员巡逻，尼方同意。整个协定的精神是平等、友好的，和中缅边界协定相仿。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关于中尼边界和经济援助协定问题的说明报告。
△和尼泊尔王国首相分别在两国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协定以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上签字。公报说，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尼两国在相互关系中，一贯忠实地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于保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和亲密友谊的深切愿望，中国政府建议两国缔结一项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同意，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期间，讨论和签订这一条约。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同意在三年期间提供尼泊尔政府总值一亿印度卢比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无偿援助。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合作，两国政府同意在北京和加德满都互设大使馆。
△在尼泊尔王国首相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亚非国家间只要都采取互谅互信态度，坚持平等互利友好互让原则，任何问题都可通过和平协商合理解决。
△复缅甸总理奈温三月十六日邀请周恩来访问仰光的信：准备从四月十六日起，在仰光进行三天的访问。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议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汇报提纲。
3月24日 到天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
3月25日 约吕正操、乌兰夫、黄火青、欧阳钦谈铁道等问题。
3月26日 回到北京。
3月27日 接见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安东诺夫拿出赫鲁晓夫三月份同艾森豪威尔往返的三封信的抄件，委托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安东诺夫并通报说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于三月十七日同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和弗拉霍维奇谈话，对方表示对南苏关系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发展感到不安，表示他们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周恩来感谢苏共中央把这三封信的抄件交给我们。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三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的批语：“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最近连续发生的两起兄弟国家展品在我国运进途中所遭受到的严重损失的政治事故是极其严重的。”这两起事故的发生牵连到许多部门单位，“它们对涉外事件注意得非常不够，更没有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和值班制度，有时甚至在事故已经发生后，仍然满不在乎”。“我们是在自己的政权下，为兄弟国家办事，竟然这样不负责任，这如何能够容许？”“凡有涉外关系的单位，都应该抓住这两起事故的教训，进行检查和教育。尤其是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者在处理涉外事件中必须认真负责，既不应自卑，也不应自大。”“中央除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党组将这一指示进行传达外。并责成中央外事小组对两起事故也进行全面检查，作出相应的结论，定出必要的制度，报告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时，外交部、外贸部和对外文委应经过外交途径向民主朝鲜和民主德国表示极大歉意，并负责必要的赔偿。”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事先念、李富春准备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
3月28日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八次全体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时说：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现在看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加入公社要自愿，有一部分人不自愿，不要勉强，不能像农村那样一哄而起。关于外贸问题，这是辅助，主要是自力更生，但有些东西还要进口才行。要互通有无，不能完全闭关自守。对兄弟国家如此，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互通有无。在讨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说：在我们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很久没有整风了，官僚主义又有滋长。北京出奇闻，说是周恩来总理批一个条子，要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支付二十万，我从未批过一个条要直接支款〔注〕。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如果今后再发现哪一个机关不留一个部长、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就要查究。总得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些突然事件要处理，家里没有负责人不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阶级斗争还客观地存在，我们既要接近群众，也要提高警惕。总的说，阶级斗争是越搞越小，但是坏人越凶恶，越毒辣，越阴险，要辩证地看。尽管如此，坏人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朋友是极大多数。
〔注〕是一诈骗案，后已侦破。
3月29日 将一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批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该信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周恩来批：“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注〕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注〕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时，看到文件反映农村中缺粮和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写了以下批语：“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十人，这种办法似较好。”
3月29日—4月11日 主持召开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四月十一日，主持闭幕会议，讲话说：第一，我们还是继续强调我们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第二，我们要继续调动各方面人士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人多是好事，但是吃东西就要一下子吃掉不少。当然不要怕，我们的生产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这个先决条件保证了。第三，要加强理论学习，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第四，我们要有计划地安排本会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劳动锻炼。增加生产知识，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从而汲取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第五，要继续坚持对国内外的敌人斗争，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3月30日—4月10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富春作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谭震林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对上述三个报告通过了决议，还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月四日，周恩来在北京代表小组会上对北京市的卫生工作提出建议：人民大会堂应设牌子，提醒大家不要把烟头、烟灰随便乱丢，有人丢在地毯上很危险。粪便处理要想办法，应该把粪便中有害的细菌全杀死以后再上地，否则这是个病源，很多病由此引起。是否要用猪脚踩肥？能否采取别的办法，改用先进办法更好。沤肥超过一定的时间也可以把有害的细菌杀死。四月十日，向大会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最近一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总的趋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两年多以前发表的《莫斯科宣言》，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十标志，一个旗帜，一个宪章。在这样的旗帜指导下。现代修正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惧怕这种影响，它们企图把它们自己防御起来，好像控制肺结核病灶似的，把它钙化起来，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影响通过空气总要传播出去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想把它们钙化起来，或者希望我们内部转化，这就是杜勒斯的文章所说的希望社会主义内部起变化。向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坚持团结，那么他们这种希望是徒劳无功的，达不到效果的。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除了钙化他们自己以外，还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它们要进行挑拨离间，企图分化我们，这个也会遭到不断的失败。
3月30日 同章士钊谈话。在讲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是拖的局面，美国的“两个中国”搞不通，但是它还是要搞，因为它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3月31日 对廖鲁言送来的上海市农田排灌机械的检查报告写了批语。报告中说：“从购货数字看还算好，但实际上有些问题，在已购进的机器中，一部分未起运，有的虽运走，但不完全成套。如诚孚铁工厂所生产的十六马力柴油机，从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二月共生产八百多台，虽已收购。因缺包装木材，一直无法运送。且工厂又无仓库，不得不放在马路上，以致风雨侵蚀，零件损坏或丢失，不少柴油机需要重新返工整修。”周恩来在文旁批：“不仅生产单位不负责任，而且农机采购站买进后也未负责，任其放在马路上不设法包装至八百台之多，农机部应加检查！”
4月1日 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火灾现场视察，并与消防部门研究以后的防火措施。
4月2日 约周扬、田汉、曹禺、钱俊瑞等谈话剧《文成公主》和《柯山红日》问题。
4月2日—4日 先后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计划要点和谭震林准备向全国人大作的关于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
4月3日 分别约参加全国人大的十几位中共省委书记谈棉花收购和调拨问题。
4月4日 到柬埔寨驻华大使馆吊唁柬埔寨国王逝世。途中嘱咐北京市副市长：马车应设马粪袋，不要把马粪丢在大街上，公安局应当管。
△约章汉夫等讨论赴印度谈判的方案。
4月5日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在谭震林就将向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进行说明时，周恩来说：有些事情，不要说得太满。城市公共食堂。目前不打算全面铺开，还是有步骤地摘，领导者头脑要清醒。
△拟出《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主要内容是：一、形势和估计，估计此次会谈达成某种性质的协议是可能的，全面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完全没有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二、我们的方针：形势和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争取继续和缓，但是不怕拖。这次会谈只是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导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当日将草案批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审阅。
4月6日 接见以智利大学校长、拉丁美洲联合会主席胡安·戈麦斯·米利亚斯为首的智利教育代表团和智利画家胡利奥·爱斯卡麦兹，说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台湾变成独立的政治单位，可是它们遇到两方面的阻力和反对：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你们的资源丰富，合起来比美国还多，很多资源还未开发，而美国却已开发了。如果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建立共同市场，经济上一定很快变化。你们可建立一个共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力量，反对外国的干涉。当拉丁美洲组织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与其它国家进行联系时，你们的经济就愈来愈发展。当一国与很多国家交易的时候，就可以不受别一个国家的控制了。只是跟一个国家交易，经济上受控制，形式上是独立，实际上是殖民地。美国的打算是要失败的，因为各国人民不欢迎它，世界各国应该友好来往，谁想站在谁的头上都不行。
△给电影演员田华题词：“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
4月7日 约财贸部门谈棉花收购问题。
4月8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有关周恩来出国的几个文件（中印总理会谈等方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讲话新闻稿。参加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杨尚昆。
4月9日 约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谈棉花调拨问题。
4月11日 约云南民主人士研究边界问题。
△约雷任民谈棉纱出口问题。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棉花、棉纱、针织品问题的汇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去印度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问题，并谈了粮、棉问题。
4月13日 应缅甸、印度和尼泊尔政府的邀请，启程出国作友好访问，随同前往的有陈毅。下午到达昆明。
4月14日 接见云南六级干部会议代表后参观云南体育馆。
4月15日 到仰光。同仰光市民一起参加泼水节的庆祝活动。次日，向昂山墓献花圈。
4月16日 先后拜会吴温貌总统、吴努总理和前总理、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在同奈温见面时向对方通报两点情况：一、国民党柳元麟部队在同老挝相邻的缅甸边境修筑了一个很大的飞机场。这一机场的器材不仅从台湾运来，有一部分是从曼谷运来的，足见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们。柳元麟部的指挥部就设在缅老边境，缅甸境内的江拉。今后美蒋在中缅边界上还会制造新的事件。因此，我们把缅境国民党军看做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祸害。如果他们进入中国境内，我们就消灭他们。奈温表示也要尽量设法消灭他们。二、今年二三月间我们发现有一些飞机作高空飞行，穿过缅甸，进入西藏，再向南飞回曼谷，有的则经中国飞回。这些都是美蒋飞机。美国在泰国有空军基地。现在我们双方都已经弄清楚这不是中国或缅甸的飞机，因此，我们在各自的境内可以采取强迫降落或击落。如果我们两国互通情报，这些事情就不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奈温说这样做是对双方有利的。
4月17日 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说：关于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双方的观点一天天接近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个面积大小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提一些具体措施：一、北段的勘察，一个小组是不够的，要几个小组分段地进行；二、片马、古浪、岗房这个地区的人民应该在划定前同分水岭以东的人民联欢，以消除各种疑虑；三、关于一九四一年线，把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的管辖区划到中国境内，整个一九四一年线也没有标定，所以也要组织几个勘察队分段勘察；四、班洪和班老在别的部落土地上有些种地，同样的，缅甸人在中国境内也有种地，这是因为过去线划得不合理，不是以部落为界，联合委员会就应作调整，这条线已成法律，应该照办，但也要参照事实，解决的办法就是互换这些土地；五、关于已定线，就是中段和南段，也需要派去勘察队竖立界桩，或竖立新的界桩代替坏了的旧界桩。双方还谈了两国的贸易问题。
△接见苏联驻缅大使列道夫斯基，表示中方对中印边界谈判的态度说：我们是有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的。解决问题要双方有诚意，单靠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目前看来，印度方面包括尼赫鲁总理本人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所以，可以说尼赫鲁只有一半的愿望。谈判是否成功，还在两可。我们将尽力争取达成一些协议，使会谈取得某些成就。但是，这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方面，达成协议要靠会议双方的努力。请大使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苏联政府领导同志，并请大使代向苏共领导同志问候。
△和吴努举行第二次会谈。吴努呼吁对中印边界同盟也采取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同样原则，即首先把军队撤出，然后，在中印关系缓和了以后，就可以有一个适当的气氛进一步举行会谈。周恩来说：我们的一贯态度是，一方面不承认这条线〔注〕，另一方面，我们的行政和军事管辖不越过这条线，以等待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不发生军队撤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军队原来就在这条线以北，虽然我们不承认这条线，而印度在兼则马尼（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最西部）又想往前进了。因此，撤出应该是印度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从客观事实中，可以看出，困难是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困难在于印度政府不同意这些原则。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希望友好，不愿意战争；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根据怀疑印度政府目前不完全想解决边界问题。我们总是真诚地寻找各种办法。我们主观上是不希望会谈破裂的，而是想各种办法使它不破裂。亚洲国家之间，只应该用谈判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不应该有冲突，就是有也应该把它排除掉。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使谈判获得积极成果。
〔注〕指麦克马洪线。
4月18日 参观仰光北郊的达棉国营纺织厂后接见二百二十名华侨代表。
△和吴努举行第三次会谈。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蒋介石残余军队。对于美国飞机自曼谷经缅甸或经中国的一些地区去西藏空投武器、电台和特务的问题，希望缅甸政府也能采取行动，在自己的上空截击这些飞机。并说：感谢他对中印两国总理会谈所怀的善意和希望，我将尽力使德里的谈判取得结果。这对中印两国，对缅甸，对亚洲和世界各国都有好处。除了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外，亚洲国家都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紧和平建设。我们愿意看到缅甸强大，印度强大，其他国家强大。十九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接见巩固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巴瑞，对吴巴瑞知悉缅甸社会党致电祝贺印度社会党召开“亚非西藏会议”一事，批评说：我想请你注意的就是必须维护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人们尽管在政治思想上有分歧，但只要遵守五项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人们会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是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印度社会党在印度人民中是名声很臭的党。你和吴觉迎过去对中国是友好的，我们还希望保持这种中缅友好，今后我们也要继续发展中缅友好。
4月19日 到达德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机场欢迎。周恩来发表讲话说：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的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投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效果。
4月20日 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后到甘地墓献花圈。
△上午，同尼赫鲁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听尼赫鲁陈述印方的观点。尼赫鲁说：中印边界长期以来是和平的，边界是确切的，现在发生困难是由于中国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引起的。
△下午，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谈话，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远远超出进行宗教活动的范围，他基本上要求西藏独立，向联合国提出控告，这完全出在印度领土上，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震动，使我们感到痛心，因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边界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印度政府要我们承认一九一四年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所订的，未经任何中国中央政府承认的西姆拉条约。我们不承认这条线，但是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就是为了保证边境的安谧。这条线以南西藏地方政府曾经进行过管辖，这才是历史的根据。我们并发有提出领土要求，只是说维持现状，进行谈判。我们关于西段的画法长久以来就是那样，只是印度的地图变了多次。这个地区一直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我们一直在那里巡逻。这个地区大部分在新疆，只有一部分在西藏。印度原来的地图说它属于中国，现在又改属于印度，所以是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因此·不存在中国政府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的问题。关于这次会谈，我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是寻找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这可以分成几个步骤：在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应采取临时措施，保证边界的和平，防止任何不幸的冲突事件。我们建议，双方部队各撤几公里，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寻求共同点来解决问题，而不引起争论。梅农说西藏问题被中国夸大了，四五年来中国侵入了印度，双方存在着巨大的误解。周恩来表示不同意西藏问题被夸大的说法，指出侵入印度不是事实。同意两国应该逐步地想办法使意见接近起来，和缓局势，说这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这次来是具有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的，希望能够就边界问题取得一个根本的解决。
△同尼赫鲁举行第二次会谈，说现在澄清几个主要的问题，以便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边界问题究竟是划定了还是没有划定？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愿意采取现实的态度来求得解决。我们从来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只是说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曾经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地区，过去存在过一条传统习惯线，但是后来改变了。我们主张的是维持现状，说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那是误会。关于西段的边界，不是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而是印度提出领土要求。两国的边界虽然没有划定，但是我们认为可以采取维持现状和隔离的办法，避免冲突和误会，求得合理的解决，使我们两国的边界成为永久的边界。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误会，寻找共同点，寻找途径，以便达成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在东段，我们主张维持现状。关于西段，主要的地区在新疆管辖之下。中国的地图很早就把这个地区画在中国境内。这样的地图出现了很久，我们没有听到印度有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作这样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只是主张维持现状，求得解决。我就是奉着这样的精神来的，没有比这更合理的办法。
△出席尼赫鲁举行的宴会，讲话说：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的。
4月21日 拜会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说明中国不能承认西姆拉条约，在东段我们没有领土要求，说我们有领土要求，这是对我们的误解，需要澄清。至于西段，根本就是我们的。
△拜访印度内政部长戈·巴·潘特，介绍中印边界的问题和西藏问题后说，总之，中印友谊更重要。暂时的分歧不应影响友谊，中印两大民族的团结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很大的贡献。我只想指出两点：一、西姆拉条约是中国中央政府从未签字和批准的，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承认。第二、西藏和英国订的条约，只有经过中国中央政府批准才生效，这一点英国也是受约束的。
△同尼赫鲁举行第三次会谈。尼赫鲁说：我们双方对于事实本身有很大的分歧。中国的地图有过变化，印度地图在最近时期，有什么改变，我没有注意到。相当时期以来，东段就在印度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关于西段，实际上有一重大的争执。周恩来说：在东段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在西段却没有争论，旧中国一直按地图的标法把这个地区看作是属于中国的。关于这一段，印度地图却有许多变化。一年来。通过文件来往，双方重复了各自的立场、看法和根据的事实。我也同意，双方的事实不一致，因此看法和立场也不一致，但是继续争论是不适宜的，是无益的，我们应该寻求解决的办法。会谈应该如何进行，我有一个想法：双方核对文件和地图以后，发现出入不少，可以由双方组织边界联合委员会审查材料。为了友好，为了不增加新分歧，缩短双方的距离，双方可以列举事实，文件，地图，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在联合委员会达成协议以前，双方都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政变立场和观点。在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双方应该维持现状。在双方实际控制的地区之间，事实上是有一条线的。为了使边境平静，便于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也是为了友好，我们提议双方的部队互不接触，当中隔开一定的距离。尼赫鲁说：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困难。真正的问题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历史资料；第二，一条广泛的原则，就是高山分水岭原则。我同意我们边界的大部分没有在地面上标定，但是不能接受边界没有划定的说法。建议让我们共同考虑我们的分歧所在，并且根据现在的资料，缩小我们的分歧。周恩来回答说：将与同事商量一下尼赫鲁的建议，明天作出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