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接见印度驻阿联大使、前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介绍西藏事件后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达赖集团还在印度进行反华活动，超出了政治避难的范围。还介绍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的问题。说我谈到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内情，目的在于寻求解决途径。我不强调这些问题，而强调友好解决。不管怎样，友好最重要。问题这次不能完全解决，但可找出途径，逐步解决，同时不使之复杂化。中印边界不会发生重大问题，同印度千万年还是友好下去，这点可以彻底地说清楚。
4月22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四次会谈，说准备分三部分说明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事实，第二部分是共同点，第三部分是我昨天原来提出的建议和我对尼赫鲁总理提出的新建议的回答。第一部分关于事实，我们有这样一个友好的设想：在东段存在着争议，只要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实际情况，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什么叫历史背景？传统习惯线原来在南面，后来改划在北部。根据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立场是：一、声明不能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二、声明不越过印度已经到达的这条线。三、除了两三点印度已经超出的地方外，愿意维持现状，谈判解决。四、举出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段边界存在着争议，从未确定，但是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和先决条件。关于西段，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地区有争议。如果要谈到解决边界问题，那么东段和西段要一起谈，都作为未划定的或者未确定的边界来谈，这样做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印度的领土要求，第二部分，一、我们认为东段没有划定，或者说，没有确定，需要谈判解决。关于西段，我们认为中国地图上标出的就是传统习惯线。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边界没有确定，要经过谈判确定。二、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者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可以考虑把这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三、关于划界的地理条件，分水岭是其中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条件。四、按照友好对等的办法，我们双方都不要提领土要求。五、要照顾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第三部分，我再一次提议，双方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主要是审查文件和地图。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现场调查。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就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类似我刚才提出的五点，这就可以成为我们双方的共同原则。其次，我想重申原来的建议，那就是在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和边界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期间，双方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在各自行政管辖到达的线。第三，我也想重申为了维持现状，为了在边界划定以后使我们的边界成为友好的边界，双方的部队后撤若干距离。
△拜会印度财政部长德赛。向对方介绍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后说，噶伦堡是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西段边界只是在西藏叛乱时才发生的，印度提出领土要求，使我们感到意外。在德赛表示不同意后周恩来说，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取得解决，发生战争是不能设想也不应该设想的。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只能和平解决争议，不应作任何强加于别人的事情。
4月23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五次会谈。在尼赫鲁否认有领土要求后，周恩来说，中国一向认为，中印边界在极大范围内没有划定，关于西段，我们一直是按照天然的边界行使管辖权。第二，历史和行政管辖，北部地区属新疆管辖，这是有长期历史资料可以证明的。如果印度坚持印度地图上的边界线，要中国的行政人员和军队撤出，这就等于是领土要求。双方在立场和根据事实的看法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友好谈判。双方可以保持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交换资料，求得共同点，以便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我再一次提议，双方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规定时间交换和研究彼此的资料，向高一级的会谈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双方之间是存在着共同点的，这就是我昨天提到的五点。我还要再一次提议，在谈判过程中，对边境上的双方部队采取隔离的办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简单地停止巡逻。
4月24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六次会谈，重申中国政府的观点：我们建议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把边界确定下来。在边界没有确定以前，双方维持各自的行政管辖现在实际达到的线。在东段，我们承认印度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在西段，印度也应该承认中国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我再次提请阁下考虑停止这种争论。基于两国友好的愿望，我们应该缩小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以便使协议能够达成。尼赫鲁同意由双方官员审查资料并且提出报告，说明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见一致，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见分歧。周恩来建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表明我们的会谈获得了进展。在联合声明中，可以提到双方说明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会谈成为引导我们走上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的第一步。并说，我认为最好把双方武装从现存的实际控制线隔离开来，双方应该至少保证停止巡逻。我向阁下提出邀请，并且建议两国总理下次在北京会晤。
△和陈毅接见苏联驻印度大使班涅荻克托夫，向大使扼要地介绍中印边界的争论情况后说，会谈中双方阐述了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们提出了五点。尼赫鲁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对第四点要澄清一下。我们曾经数次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但是印方始终拒绝。于是我们又建议中印双方派出同等人数的官员组成边界问题工作小组，交换、审查、核对、研究各方面有关边界问题的一切文件、记录、记述和地图等等，必要时可以派人进行实地勘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同印方交换意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民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会越来越看清事实的真相和问题的是非，印度人民终于会弄清的。
△与陈毅同印度内政部长潘特进行第二次谈话，谈中印两大国有许多年的友好历史，目前虽有一些分歧，但多经过一些接触总是可以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当然，这也需要时间。最基本的东西不应忘掉，那就是我们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应该永远友好下去。这一点应该记住。一些分歧虽然不一定能够在这次解决，但我们坚信将来总是能解决的。
4月25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七次会谈。双方对印方起草的联合声明草稿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说，总起来说，我认为草案〔注〕是不很令人满意的。但是，既然阁下已经提出，并且坚持，我愿意带回去同我的同事商量，并且说服他们。建议双方派官员商定联合声明的文字。如果双方官员有严重争论，可以另定时间谈。
〔注〕印方草案内容说这次会谈没有取得解决已经产生了分歧的结果，两国总理认为，双方的官员应该进一步对两国政府所占有的事实材料进行审查。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公报发表。公报说，经过七天的会谈，虽然没有能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双方一致同意，由双方官员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双方还同意，在两国官员会晤期间，应该尽一切努力在边境地区避免磨擦和冲突。
△晚十时半至次日凌晨一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讲话说，经过交换意见，双方有以下共同点或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随后周恩来又回答了印度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4月26日 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先后拜会柯伊拉腊首相和喜马拉雅亲王，并出席市民欢迎大会。
4月27日 到尼泊尔的博克拉。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在回顾双方就珠穆朗玛峰进行谈判的事实经过后说，在北京的会谈中，我们从来没有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柯伊拉腊说可以按以下的基本安排求得解决：北边的山坡属于中国，南边的山坡属于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周恩来同意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说既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等一等。
4月28日 返加德满都。在尼泊尔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尼两国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从未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我们表示接受把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尼边界上的划法。尼赫鲁总理二十六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他当面不说，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种态度，令人非常痛心。
△和柯伊拉腊首相在中尼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次日，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
4月29日 抵达昆明。次日，到贵阳。
5月1日 参加贵阳地区举行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5月2日 会见贵州党政负责人、生产模范和兄弟民族代表，说贵州得天独厚，山川秀丽，地下蕴藏丰富。你们把水留下来，就可以造林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挖苦贵州的话，现在人定胜天，物资丰富，留下水，气候就要改变，旱象减少。人可以把它改造成平地。贵州人民勤劳勇敢，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把工作做好，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
5月3日 视察贵阳钢铁厂。当看到工人费力地打渣口时，向工厂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指出：你们打渣口的办法一定要革新，工程技术人员要和大家研究搞个机械，代替人工操作。
△为贵阳黔剧团题词：“望你们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扬黔剧的自己风格，吸收其它剧种的优点，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
5月初 与邓小平、胡乔木通话：要《人民日报》准备一篇再论尼赫鲁的文章，以揭穿民族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反动标兵的实质。
5月4日 飞抵昆明。次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鉴于印军趁中印联合公报未提停止巡逻，已在西段开始蠢动。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六日，毛泽东批：“照办。”后由邓小平当面向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布置。
5月5日 到达金边，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先后拜会西哈努克亲王、福·波伦首相、柬埔寨王后和摄政委员会，并向已故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的遗体致哀。
5月6日 出席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欢迎大会。
△在西哈努克陪同下主持柬埔寨皇家电台〔注〕开幕式。参观中国援建的胶合板厂。下午，接见二百多名华侨代表。
〔注〕这个电台是周恩来上次访问柬埔寨时赠送给西哈努克的礼物。
5月7日 到达磅湛，参加皇家纺织厂象征性开幕典礼并讲话。后又参观龙波水库。
5月8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后回到金边。与波伦首相发表联合声明。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柬埔寨记者和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5月9日 离开金边飞抵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因气候关系，专机降落在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在此先后会见越南劳动党省委负责干部和由河内专程前来迎接的黄文欢、陈子平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
5月10日 到达河内。拜会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参观由中国援建的河内升龙卷烟厂、金星橡胶厂、河内卷烟厂，在三厂群众大会上讲话。向梅役烈士墓献花圈。
5月11日 与范文同会谈。范文同介绍越南和平恢复以来的情况、北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情况。谈到五年计划时，要求中国贷款五亿元。周恩来说，你们现在有了工农业的底子，发展可以更快，因有几个有利条件，地下资源还没有开发，可耕面积多，水力资源多，森林多，气候好，人多劳力多，我看你们社会主义建设会很快。问题就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改造问题，这方面我们很愿意介绍我们的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得快能解决劳动力问题。二是从今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很快地、很切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已经在搞的四十个项目以外，还需要办一些什么项目，可以初步地谈一谈，把铁路换宽轨等等，都算在内，五亿少了一些。范文同说，那当然越多越好啦。
△率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何伟、方毅、王光伟、张彦、罗青长等）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成员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黄文欢等）举行第一次会谈。在黎笋按照胡志明提出的意见，介绍越南劳动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周恩来说，先谈谈这次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情况，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是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打击国内进步力量，控制国大党内部，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援助，左右逢源。对于中同地带，只要真正是人民的斗争，我们就要用各种方法来支持他们，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这是人民自己的斗争。
△接见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
5月12日 在范文同陪同下访问河内百科大学和参观河内市郊仁政乡农业生产合作社。
△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增加陈毅、章汉夫）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谈了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说国际间实行和平共处，但仍存在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它达不到目的，决不会甘心。杜勒斯在死之前，就写了报告说如果不能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就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进行分化，使社会主义起变化，向资本主义转化。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手法可以变，本性是不会变的。关于国际统一战线，主要面对劳动人民，我们要教育他们，第二才是资产阶级，同他们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而团结要靠广大人民。对中间地带人民的斗争我们要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斗争的口号应是民族、独立、和平，而不是社会主义。斗争是长期的，斗争方法不要说死，要根据具体情况。国内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避免不了的。你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成绩，现在是如何深入一步和使它更广泛的问题。关于农村中合作化问题，百分比不少了，这对兴修水利、积肥等都有能力。
5月13日 出席河内八万市民的盛大集会，并在群众大会上表示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
△中越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黎笋要求介绍中国成立人民公社方面的经验。周恩来说，因为合作社太小，办不了大事，农民自发地提出一个办法，成立公社，他们要求两件事：一大二公。我们的缺点是“一平二调”。经过两年的试验，可说公社已巩固下来了。我们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大搞农业，工农业并举。现在看来，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农业注意得不够。你们的农业、轻工业的比重可以比我们的大一些，这样可以积累资金，改善生活，当然重工业也不能忽视。
△与胡志明谈话后又先后接见越中友协代表和越南华侨代表。
△在参观河内卷烟厂时题词：“越南工人阶级用越南最好的烟叶制造出的优美的卷烟，这对越南人民是最好的精品，对国家是最好的贡献。”
5月14日 中越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当日到南宁。十五日，到桂林、长沙。
5月16日 飞抵武汉。会见由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中说，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各国人民应当互相帮助和支援，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尽管阿尔及利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相信你们会坚持斗争，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阿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很钦佩。我就几个方面同阁下交换意见：一、要长期抗战就要使民族统一战线愈广泛愈好。有两个问题提出请考虑，一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一百万，是否都是敌视阿尔及利亚的？是不是铁板一块？我想其中也有劳动人民，对这些人也要做争取工作。二是法国帝国主义的士兵、下级军官，很多是被迫作战，对被俘的法军能不能做些政治工作，如能使他们参军更好，不能就送回去，抓住俘虏给点口粮放回去，可以瓦解敌军，如果杀了，其他的人害怕抓住被杀，也只好坚决打仗。二、阿尔及利亚进行长期斗争，主要靠军队，军队要能长期存在主要靠夺取敌人武装来装备自己。要使自己的力量存在和发展，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就是夺取东西武装自己。三、在长期斗争中，外交谈判是一种手段，不拒绝谈判是对的，但要发展武装。没有力量，谈判也谈不成。武装力量不能削弱，没有武装，政府也是空的。要加强团结，坚持进行长期斗争。就会取得胜利。
△晚，与陈毅向毛泽东汇报出访五国情况，还谈及中美关系、中苏团结等问题。
5月17日 飞抵北京。下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和周恩来访问印度等国的一些问题。
5月18日 约陈毅、廖承志、姬鹏飞等谈阿尔及利亚问题。
5月19日 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会谈。谈到关于用什么办法筹款的问题时说，中国的经验是靠人民，靠两手劳动，解决自己的需要。我们在二十二年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一条经验：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一百人能养活两个脱离生产的人。这样就可以长期存在，进行长期战争。第二是武装部队自己参加一部分生产，或帮助人民生产。前几天毛主席对你们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自力更生靠人民，鱼总不能离开水。就是要有自信精神，四十年来的革命，我们一直是自信的。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联合公报。
△约章士钊、廖承志谈日本问题。
5月20日 和朱德、林彪、宋庆龄、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有一百二十万人参加的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大会〔注〕。
〔注〕美国在西国首脑会议即将开会前，于五月一日派出军用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5月21日 与十九日到达北京的金日成飞抵杭州。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国际形势、中苏关系、苏联情况、北京地下工事、蒙哥马利〔注〕访华、周恩来访蒙、同台湾来往、中日关系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等问题。
〔注〕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一九五八年退休。
5月23日 回到北京。
5月24日 为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对台政策，接见张治中等民主人士，请张致信蒋介石，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说我们的对台政策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5月25日 接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谈话中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我们要在经济方面、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一百年，因为一百年以后你们又前进了。我们说各国应该平等，但是平等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的平等要看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是一个一穷二落后的国家，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内战使得中国极端贫穷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源是内在的和外来的压迫，这点你是了解的。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指出：说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向外进攻是正确的，但说西方不打算向外进攻，就不完全如此了，它们经常派侦察飞机到社会主义各国上空侦察和拍照，包括中国和东欧国家的上空。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一向是敌视我们的。这种情况决不说明美国不要发动一个新的世界战争，而恰恰说明它们在准备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不可避免是一种想法，因为只要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的根源继续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也继续存在。另一种想法是如果搞得好，如果作出努力，可以阻止战争。这是两种可能性。我们把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在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中国的最终目标将是什么的问题时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工业的发展，说明中国人民需要一十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关于台湾问题。说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美国军队从台湾撤走，有了这两条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蒋介石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出美军的问题。在阐明中国和苏联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一致以后说，可以告诉你，如果美国挑起世界大战，从西方进攻苏联，中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约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有关人员嵌日本、印尼问题。
5月2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一次全体会议，报告访问缅甸、柬埔寨、越南、尼泊尔都是成功的。访印也是成功的，因为他说我们不愿谈判，有领土要求。我们去谈了，也没提领土要求，这就剥夺了他的资本。中印谈判后，尼赫鲁扮演的角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地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我们讲了对亚洲国家的方针，我们是坚持原则，努力争取，我们的国策是友好的，争取他，也要批评他。
△约廖鲁言、钱正英等谈农业和水利问题。
△同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谈话。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和仇恨，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敌视是美国开始的。美国制造猜疑和仇恨，不仅引起了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愤怒，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这是自然的。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也在美国。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也敌视它。我们敌视和反对的是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它侵占台湾。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志气是，如果别人愿意对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对他友好，如果别人对我们敌视，我们也只好敌视。我们不能忍受美国的欺侮。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就投有理由使用武力。留下的问题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台湾不干，并且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就只好用武力解决。但是，这不会影响国际形势。如果美国首先声明愿意把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并且实际上撤走，这就会有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台湾问题也自然会和平解决。
△在欢迎蒙哥马利的宴会上讲话，表示支持蒙哥马利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5月27日 到乌兰巴托，应邀对蒙古进行友好访问。当日，向乔巴山陵园献花圈。
5月28日 与泽登巴尔会谈。中方参加的有陈毅、姬鹏飞和李强等。对蒙古的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强调要争取自力更生，要增加物质生产和人口，发展生产和增加人口相结合。还要多搞一些轻工业。会谈后参观乌兰巴托市容、蒙古工业联合工厂的皮鞋厂和毛纺织厂。
5月29日 前往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农牧场参观访问。后到胡吉尔特参观疗养院。晚，返回乌兰巴托。
5月30日 参观乌兰巴托面粉厂。后与泽登巴尔举行两党会谈，说对帝国主义要一不软，二不怕，三不受挑拨。中间地带的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现在整个世界上威胁和平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阵营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把全世界人民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孤立美帝国主义，推迟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存在。
5月31日 参观蒙古中央博物馆、列宁少年宫。
△与泽登巴尔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经济技术协定和联合声明。后出席有八万人参加的蒙中友谊集会。
6月1日 上午回国。十时，到林伯渠〔注〕灵前吊唁并参加守灵。次日，又参加首都各界万人公祭林伯渠的大会。
〔注〕林伯渠，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
6月5日 接见伊拉克驻华大使阿卜杜勒·哈克·法迪尔。当客人说到伊拉克同邻国的关系现在安静一些，但有时还有些紧张时。周恩来说：紧张不好，但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鼓励国内团结，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团结，内忧外患，颠覆阴谋会经常起作用。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把国内各种反帝、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外部敌人。国内有空隙，挑衅者、阴谋分子就会钻进来，这是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是一个领导者不善于团结人民，把人民推到反对的地位上去。亚洲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请大使把这些意见转达给卡赛姆总理阁下，祝他取得新的成就。
△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应客人的要求介绍这次访问印度的情况，主要是印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指出印度不愿意解决问题，尼赫鲁想利用边界问题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对左派进行打击。
6月6日 接见以亨利·卡松果为团长的刚果党政代表团。说：你们来很好，要不来我们对你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得很步，很抱歉。但非洲已经觉醒，黑非洲开始光明了，光明照耀非洲，非洲人民一步步站起来，再也不能受压迫了。非洲应该是非洲人的非洲。
6月7日 飞抵上海。
6月8日—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在谈到一九五八年来的钢产量指标问题时，赞扬了周恩来一九五六年所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者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周恩来除报告他和陈毅不久前访问六国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中苏两党间存在分歧的几个原则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根源，二、关于裁军问题，三、关于和平共处，四、关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等问题。
〔注〕刘少奇在会上宣布说，现在开座谈会，不是正式的会议，有点关于国际问题的通知，请周恩来讲一讲。
6月8日—14日 先后同邓小平就苏共中央的来信进行讨论，同陈毅研究边界问题，同彭真等磋商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问题，还同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研究粮食调运问题〔注〕。自此，至本年底，为解决粮食的调运和对外贸易问题，约李先念、陈国栋、姚傲林、叶季壮等谈话共九次。
〔注〕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八日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十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6月1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金门问题。参加者除全部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贺龙、陈毅和罗瑞卿。
△在听取准备去仰光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中方代表〔注1〕的汇报后，指出：首次去开联委会，要重视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表明我们期望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来证明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有生命力的。同缅方讨论问题，要坚持平等协商精神，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还提出：对骑线寨〔注2〕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
〔注1〕首席代表是姚仲明。
〔注2〕骑线寨，指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被划属两个国家。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拟写转发中央外事小组廖承志关于目前对美斗争事项具体安排的报告的批示稿，在“口号”一项中增写：“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血腥统治的民主斗争”，“坚决反对美帝破坏日内瓦协定，武装侵入越南”，“坚决支持南越人民反美反吴庭艳的爱国民主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和平统一越南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6月19日 审核李先念代中共中央拟写的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要求全党抓紧粮食调运、抓紧出口收购、抓紧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报告》的草稿，并批：“小平同志批阅后再送刘少奇、李富春、谭震林核阅，退尚昆〔注〕办。先念与粮食部已与各省委普遍分谈。仍有个别省希望少调，但不可能再少，已分告有关省和粮食部，这些省可以把调出的数字主要放在九月份。”
〔注〕尚昆，指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6月22日 复信给吴努：“我热烈赞同你准备于今年十月间访问北京的时候同我国签订边界条约的积极的建议。”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注〕的彭真、康生、伍修权的信。提出在会外散发我方声明（对《公报》的修正意见）的步骤和方法。
〔注〕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彭真，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共进行围攻，随即强行通过会议公报。
6月27日 和刘少奇、陆定一出席上海民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示威大会，检阅民兵队伍。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柯庆施、陆定一。
6月28日 回到北京。晚，约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邓力群〔注〕、胡绳、吴冷西等研究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
〔注〕邓力群，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6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六月二十八日将进入中国边境的尼泊尔人误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开枪射击打死一人，俘十人。周恩来获悉后于本日给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复信说：获悉在中尼边界发生中国军队打死尼泊尔人的消息，我国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并且已经立即向当地查明这件事情的真相。有回报后当立即通知贵国政府。如果阁下来信中所说尼泊尔人被打死的不幸的事属实，中国政府将表示非常遗憾。如果确有尼泊尔人被扣留的事，自当迅于释放。
6月30日、7月1日、3日 约陈毅、罗瑞卿、章汉夫等商议中尼边境发生的事件。
6月 审改中央转发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冀鲁豫皖苏鄂六省水利座谈会的报告和这次会议所拟定的今冬明春水利建设纲要的批文。在批文的第三段“每年冬春用于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必须切实遵守中央‘三三制’或者‘四一制’的规定，即在冬季的一百天中，用于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只能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中，周恩来加写：“田间劳动应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二；副业劳动应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7月2日 约廖承志、张彦、刘宁一商议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事宜。
△就中尼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致函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说明这是我进剿西藏叛乱分子的解放军部队误把科里山口以北约一公里处的一队人马当成西藏叛乱分子，因而开枪射击，死一俘十。这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中国境内，中国部队并未进入尼泊尔王国领土。对此表示歉意，对不幸的死者表示悼惜。中国政府已经指示当地的部队立即追究造成这一事件的责任，请尼方领回人员和一具尸体及物品，中国政府并且愿意接受尼泊尔方面关于赔偿的要求。鉴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为了避免在中尼边境再次引起误会，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十公里的地区内进剿西藏叛乱分子。一俟剿匪任务结束，中国部队将立即撤离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
7月3日 和贺龙、谭震林、薄一波、李富春、宋任穷、罗瑞卿谈对外援助问题。
7月4日 复柯伊拉腊首相七月三日的来信〔注〕，说我愿意郑重地、肯定地答复阁下，中国军队从来没有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更没有向尼泊尔境内墨古地方的村民射击。七月二日信中我曾经告诉阁下的命令已经在七月二日午夜执行完毕，中国部队已经全部从那木札山口以北、马丁山口和平都山口以东的地区撤离边界本侧十公里。来信中所提如果不是由于消息不确，那么，很可能是一股西藏叛乱分子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盘踞在木斯塘地区。中国政府希望尼国王陛下政府派出军队到木斯塘地区查明情况，完全有权解除他们的武装。
〔注〕信中说约有三百名中国武装部队继续留在尼境内的木斯塘，有些中国武装部队还向尼境内的墨古地方的村民射击。
△中国边防部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见尼方派来的代表，并把被扣的尼泊尔人员和马匹全部交给尼方。
7月6日 到北戴河，出席七月五日开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晚，应约同毛泽东谈中尼边境事件和国际问题。
7月7日 收到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的复信：保证对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武装叛匪已经而且将来也要按照国际法加以处理。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7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上听取彭真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注〕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的汇报。
〔注〕于六月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
7月10日 约陈毅、章汉夫、张彦等谈中印尼、印度与尼泊尔有关华侨和边境贸易等问题。
△约孔原、张彦、龚饮冰〔注〕谈港澳市场问题。
〔注〕龚饮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7月11日 在聂荣臻七月三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上写了批语。聂的报告说；鉴于苏联在科技合作和援助方面对我处处卡紧，国防科技已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尽量控制，对协议，一拖二推三不理，因此应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今后的技术合作。凡有协议的仍要，不再催；对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对例行的技术合作少提为好。周恩来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技术合作：（一）是协议，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则也会引起相反结果。（三）例行技术合作，少提为好。”“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的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7月12日 致函柯伊拉腊首相，表示接受首相来信中所提赔偿五万卢比的要求，说现在中国部队正在马泉河以南、克羊河以东、巴巴扎东以西、边界本侧十公里以北的地区对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围剿，估计剿匪工作可以在七月底结束，届时中国部队将全部撤出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
△与中央档案馆负责人裴桐谈档案问题。
△约罗瑞卿谈中尼边境问题。
7月13日 二机部党组于七月十一日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我部兰州一工厂五名苏联专家奉命要在最近撤回国内。周恩来本日批示：“可由二机部向代理首席专家表示异议和遗憾。如他愿向莫斯科要求延期。由他自办，如他报到大使馆，然后再由外交部副部长向大使馆提出这事，并表示异议和遗憾。对这些专家离京家属一律宴送并送纪念品。”
△约李富春、陆定一、聂荣臻谈留学生问题。
7月14日—16日 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报告先提出六点看法：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它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遗性。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报告第二部分是介绍几个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一九二七年），其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党的影响最大。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一九四三年），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但对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比共产国际初期对中国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