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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献研究室 当前章节:15159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7月15日 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讨论粮食调运和棉花、棉布问题。

7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在国家计委、一机部、外贸部联合署名的《关于用国内一般电机代替援外热带电机的报告》上批:“富春同志:请令一机都偕同外贸部派出专门小组前往有关工厂进行技术检查和设备验收的工作,以免送出国后发生事故,影响不好。”

7月21日 致信李富春:“方才与几个主要部门的同志谈了一下,更觉得为力争完成二千零四十万吨钢的指标,必须确保计划内的质量、品种和炼焦煤、生铁、钢材的分配数字,笋且必须使钢的前后左右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毫无余地,左支右绌、前后脱节的形势。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既要保重点厂矿地区,又要瞻前顾后,为明后两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留有余地,打下新的基础。关于缩短战线,方才在会上巴谈过,待回来后再谈文教和内外贸问题。”

△下午五时离开北戴河,晚十一时回到北京。

7月22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邓小平、陈毅、陆定一等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7月23日 致信柯伊拉腊,对七月十一日来信所说在中尼边界上看到中国部队的问题,说中国政府又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结果查明中国武装部队从七月二日午夜起确实没有在边界本侧十公里的地区活动过。但是,中国政府为了做好准备,以便参加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曾经在六月下旬派出民政人员前往那拉山口、汝、热索桥和基码塘进行必要的调查。阁下在来信中所说看到了中国部队,这很可能是出于误会,把中国民政人员误认为是中国部队。关于所提在那木拉工作的五个尼国民失踪问题,中国部队曾经向中国政府报告,在最近进剿西藏叛乱分子的过程中,前后四次共十二名尼国民,曾在靠近边界的我方境内被短期拘讯后释放。在被讯期间,他们都受到良好的待遇。当他们被释放时,除了发还他们随身携带的全部用品以外,还赠送他们一定数量的食物。

△与陈毅到毛泽东处谈话后,接见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昂季准将和代表、顾问以及随行的工作人员。

7月24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问题。下午,同文教部门负责人谈文教基本建设问题。

△和陈毅与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以及柬埔寨三位王子尤瓦那、纳拉迪波、克马努拉克等谈话。大使说西哈努克准备派大批柬埔寨人到中国来学习,此次派三位王子到中国作为一个开端。周恩来表示,三位位王子到中国学习,我们感到很光荣,这是中柬两国友好的又一种表现。有什么要求尽管向大使和我们的人提出来。等你们中文学到一定程度后,再把你们送人专门的学院。

7月25日 到北戴河。约张经武、汪锋谈西藏问题,

7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代办王栋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并中央的报告上作了批注。报告说二十一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他时谈的问题有:请求中国今年再增供五万吨小麦,阿尔巴尼亚党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和态度,阿波美系问题等。周恩来在第一个问题旁批:“已告先念安排在三四季度分批运出,作长期贷款,另租西方船只运送。”

7月28日 复信给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我高兴地通知阁下,鉴于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国境内的剿匪工作已经结束,中国部队已经提前于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前全部撤离中尼边界本侧二十公里以内地区。而在此以前,我已经通知阁下,中国剿匪部队已在七月二日二十四时前全部撤离中尼边界本侧十公里以内地区。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谈粮食问题和关于科学尖端等事。

7月30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工作和团结争取班禅集团的指示》稿,增写:“反右必出‘左’,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扑。”在正文“对于党内反右斗争和党外阶级斗争要有分析,不要把党内反右斗争情绪带到党外阶级斗争上去”后,增写;“这两者既有联系,也要有所区别。”正文讲到“班禅集团对于反帝爱国宣传和协助我党和平解放西藏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同达赖集团毕竟是有原则区别的。对于这一部分农奴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我们必须采取以团结为主”,周恩来增写:“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的方针。”并指出班禅的作用很重要。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的照会〔注〕稿。次日,外交部复照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此决定。

〔注〕苏联政府于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

7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作中苏关系问题的报告:现在美国正积极扩军备战,但也非马上就要动手,它摘两手,一手拿武器威胁,一手要把你内部搞乱,要内部起变化,和平演变。指出苏联撤走专家后,将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些方面是: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东欧数国合作的技术、留学生、宣传品、各种国际会议、我们的外交来往,对外贸易等。

8月1日 回到北京。

△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指出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兄弟党的文件所讲的有很多不符合事实。我们主张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和侵略政策,这符合《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应成为我们的共同准绳。应成为目前斗争的宪章。我们希望十一月莫斯科会议能根据《莫斯科宣言》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这样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请大使将我们的愿望转告哥穆尔卡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谈到波兰国内的农业问题时,周恩来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如果二者结合得好,就可能发展得快一点。在回答大使提出的中印纠纷问题时说:初步会谈结束了。下一次是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力求避免边界上的接触以防止挑衅。我们这方面差不多停止了边界二十公里的巡逻。边界问题,如果对方愿意解决,就很容易解决。谈到中国对日本关于中国的政策问题时说,现在岸信介内阁倒了,换了的政府基本政策不会改变,不过不能不受到日本人民的影响,形势会有某些和缓,我们应该向前推进,重点还是与民间团体的来往。

△在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并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投有核武器的地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将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在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在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缅甸总是领先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缅甸是这些国家中首先承认中国的一个国家,是首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中国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又将是首先同中国缔结边界条约的国家。

8月2日 到北戴河。

8月3日—10日 继续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8月3日 复信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你来信中要求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年八至十二月同供给小麦五万吨,并建议把上述小麦的偿付作为特别账目,待以后由双方协议处理,中国政府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并确定今年第三季度运出三万吨,第四季度运出两万吨。

8月初 指示全国各地一律在八月四日上午十时向全体苏联专家原原本本地宣读中苏双方的照会,使专家明白苏联当局撤回专家的真相。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三个文件稿:(一)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三)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关系的通知。

8月7日 在同陈毅、章文晋、姚仲明谈中缅边界问题时提出:对大量边民过界耕地的处理,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8月8日 同七日到北戴河的胡志明交谈。中午,应约到毛泽东处,汇报同胡志明谈话情况。次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由周恩来、邓小平谈同胡志明交谈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彭真、王稼祥。

8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说,由于粮食生产指标偏高、估产不实、粮食消费安排不好、管理不善等原因,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九六○年麦收之后,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为改变这种严重情况,《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示》要求全党:(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二)坚决压缩承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当年冬季和一九六一年春季参加水利建设的民工,要从原来的七千万人压缩到一千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三)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五)全党全民,各行各业共同保证粮食生产,都必须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六)管好、用好粮食,安排好人民生活。(七)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须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八)坚决肃清官僚主义,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组成三人小组,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收购、出口和调运,并且严格控制进口。没有经过中央三人小组批准,今年一律不准增加新的进口。明年的对外贸易方案,也由三人小组拟定。

△约有关人员谈三门峡水利工程问题。

△陪毛泽东见胡志明。次日,为胡志明去苏联送行。

8月11日 到北京。

8月13日 针对美国国务院八月一日发表的声明〔注〕,《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驳美国国务院声明》。

〔注〕这个声明拒绝周恩米当日在瑞士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提出的和平倡议,并对中国进行了诬蔑。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上作形势报告,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们要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断扩大全世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关于国际问题,指出:美帝国主义一直坚持实力地位。坚持战争边缘政策,现在和将来都是不会放弃的。他们加强冷战的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平演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放弃社会主义转化为自由主义,这是反动派的幻想。关于国内问题,谈了三面红旗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粮、棉、钢、铁,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城市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仅经济战线,文教战线也要缩短,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约劳力、物力,保证农业及工业生产的发展,办好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全国的经济体系,攻破尖端增强国防力量,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学制改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等。

8月14日 在第四次全国外事会议上讲话: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我们对敌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都击破也得经过一个长时间较量、斗争才能证明我们正确,才能做出伟大的成绩。急躁、愤激怎么能行?这不是个人的私愤,也不是一党之事,而是世界人民的公愤。为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类的前途,这样就可以化公愤为力量,就不会急躁,就不会担心,期之于十年。首先做好我们的工作。关于国内形势,也有不少缺点,但这些缺点、错误属于部分的性质,新事物总要经过一个过程,新生力量是最有希望的。关于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就是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可靠的同盟军,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力量,扩大和平运动的力量,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从外交上说,是要采取各种的和平斗争,但也一定要准备另一手,警惕帝国主义战争的挑衅。关于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关于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区别问题,由于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

8月15日 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大使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一是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散发声明的答复,另一是建议在一九六○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之前,中苏两党预先交换意见,举行两党会谈。大使说苏共中央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出发点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今后终究是要巩固和发展的。周恩来表示同意大使所说的精神,说两党的团结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这样来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团结有利于反帝斗争,有利于我们的伟大的共同事业。

8月16日 为即将奉命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宴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回国表示惜别。说如果觉得我们工作上有何缺点,请告诉各单位负责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谊。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8月17日 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马尔丁·费伦茨。在听大使介绍匈牙利农业情况后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该研究怎样使它增长得更快些,不使它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体会。克服农业的困难比克服工业的困难更难一些,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民的劳动热情,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辽宁东部和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于八月初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问题。

△出席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为招待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十二个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讲话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就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如果这些力量分散开来,甚至互不支持,互不团结,就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破坏,而向我们进行侵略、压迫、威胁和挑衅。

8月19日 约安子文谈留学生问题。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会见于本日回到北京的胡志明。

8月24日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阐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中苏关系,分歧主要在斯大林问题和战争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上,说争论是属于马列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从两党两国和整十阵营来说,仍属部分性质。强调我们的旗帜是马列主义,口号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和坚持团结。

8月25日 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以及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主要的,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目前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些争执,这些争执都是原则性的,是对马列主义原则的不同看法;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两党和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错误的理论和原则必须加以限制和纠正,必须把它拉回到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正确的方向上来。这种工作是要做的,并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者,我们要这样去做,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在谈到反帝问题时说,今天中国人民为什么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搞得这么激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警告美帝国主义,是为了限制它进行挑衅。我们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冷战和实力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拒绝跟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总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对中国不可以挑衅,也不可以不理或轻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止战争。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设法把战争推迟的。

8月26日 致信吴努,邀请吴努和奈温、吴巴瑞于九月底前来华访问。对缅政府准备在签订边界条约时向居住在中缅边界上的中国居民赠送大米和食盐表示感谢。表示愿意在明年一月四日亲自到仰光去交换边界条约的批准书,并参加缅甸国独立节的庆典。

8月27日 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和重申两国政府的政治三三原则。说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愿给以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可能签订。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过去的政治三原则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所苛求,而是很公平的。这就是说: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这样做,日本追随,我们当然反对。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我们这个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呢?不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的,可以签订民间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是从前途方面着想的。再次,是个别照顾。这样做已经两年了。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日本总评〔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斡旋,这是对的。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一些。”

〔注〕日本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一九五○年七月成立,是日本最大的受日本社会党影响的工会组织。

8月28日 接见中共各省市委统战部长,阐明向民主人士传达中苏关系问题的内容:关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要有分析,要讲明白。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能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两国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性的修正。我们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有反华情绪甚至于说我们是“黄祸”,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愤慨的,但不能造成反苏情绪,这决不允许。关于错误的影响,要强调不大也不小。一时看起来,乌云压城城欲摧,但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乌云总要过去的。关于前途问题,只能说到一定程度,有些事不能设想,边境挑衅是可能的,但不能设想动武。我们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他们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

△到刘少奇处商谈赴越代表团问题。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接见阿尔巴尼亚赴越代表团长事。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

8月29日 和薄一波、习仲勋、程子华〔注〕、韩哲一、姚依林等谈一九六一年计划问题。

〔注〕程子华,时任商业部部长。

8月30日 陪斯诺参观北京密云水库。途中就中美会谈将于九月六日举行第一百次会议,全面回顾建国十一年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指出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丁侵略政策,而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撒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只要美国政府不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就必然会得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批评密云水库工地未把移民的房子盖好,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都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

8月30日 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中所提的对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充实”两字。九月五日,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九月三十日所签发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8月31日 与贺龙、习仲勋等同阿沛·阿旺晋美谈话。在谈到西藏平叛问题时说,对东边昌都地区的叛乱分子,要下决心歼灭,把昌都搞彻底。关于西藏内部的民主改革,现在进行得还好。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觉悟提高了,生产热情也很高。有的在搞互助组,有的搞联组。不管互助组也好,联组也好,要坚持一个时期,把生产搞好,不要急于搞合作社,不要急于摘内地的一套:要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稳定一个时期,搞好生产。要搞点水利,要锄草,耕深一点,种得密一点,但也不要太密了。现在是搞平叛、改革,以后来几个连续丰收,人民总需要一点储备粮,将来粮食多了,儿女也会多起来。有些喇嘛还俗了,不还俗也可以结婚,也不妨碍信教。要发展人口,发展生产,要达到人畜两旺,现在主要是搞好农业,不要急于搞工业。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建立民主的西藏。将来要建立社会主义西藏,内地有一些人去,所以救藏团结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搞好汉藏团结,必须从两方面做工作。我们汉人要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你们藏人就要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样两方面才能团结。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稿。通知稿是发给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黑龙江、吉林省委的,内容说中苏边界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悬案,解放后也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最近在新疆阿图什县又发生边界争执。苏联驻华大使馆于八月十七日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中国政府准备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必要时同苏联举行全面的谈判,争取解决中苏边界上的历史悬案和解放后的新案。为此,要求立即着手为谈判进行六项准备工作。周恩来增写了第四项:“对发生争议的地区,如果需要实地勘察,必须先向中央请示。不得中央批准,不要在中苏边界进行任何勘察工作。”

8月31日、9月3日 

△约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等谈钢铁、煤炭和运输问题。

9月2日 约谭震林、廖鲁盲、陈正人、李葆华、钱正英等谈水利问题。

△在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举行的越南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关心印度支那的和平。愿意看到这块同中国紧密毗连的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政府一贯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且多次表示愿意同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国政府非常愿意看到和平地区能够得到不断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得到新的体现。

9月3日 到北京医院看望黄炎培。

9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议题是关于城市职工和农业人口生活待遇及工资等问题。

9月5日 接受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电视访问。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从来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同中国打仗。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一直推行着侵略政策。面对着这种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卫力量。我们相信,只要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共同努力,制止美国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有可能的。但只要美国继续侵占台湾,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威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政府行使对台湾的主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近几年来中英关系没有获得应有的改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支持蒋介石集团。只要这个障碍能够除去,中英关系将会立即得到改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得到发展。

9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草稿。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一、对成灾、部分成灾和未成灾要加以区别,不要笼统讲受灾九亿亩;二、“六个省减产已成定局”讲得太死,要提再加努力,力争少减产;三、原定征购任务不要过早说“看来难以完成”。次日审定这个指示稿时,对原文的“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确实丰收的地区应当继续维持平均每人每年原粮三百六十斤,超过这个限度的地区要降低下来,自然这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后,才能把余粮更多地卖给国家”,周恩来在句中的“说服工作”后,增写“并对商品粮较多的地区做好商品供应工作”一句。在《指示》稿的后面,还增写:“城市口粮标准,也要有所降低,具体办法待规定后另行通知。”

9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谈答复苏共中央通知书问题。参加者除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彭真。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逝世。

9月10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穗积七郎,日中友协常任理事、参议院议员吉田法晴和事务局局长长谷川敏三,再次谈到中日贸易三原则,并将八月二十七日接见铃木一雄时关于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的谈话记录交给他们。

△在北京机场等候欢迎来华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时,对芭蕾舞演员白淑湘说: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否则飞不动了。并要在场的李先念拨些木头,让舞蹈演员、武功演员铺在宿舍里,以保护关节。

9月11日、12日 陪刘少奇同杜尔会谈。

9月12日 约叶季壮谈援助几内亚和刚果的原则问题。

9月13日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谈派出赴苏代表团事,李富春汇报了出席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9月14日 陪同杜尔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在飞机上对杜尔说,几内亚要的农业机器和农具,我们正在考虑。水稻田拖拉机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满足几内亚各方面的要求,我们将派专家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当日下午陪同杜尔访问上海市闵行新工业区,参观汽轮机厂、闵行一号街和新建的工人住宅,还访问了少年宫,游览了市容。次日送杜尔赴武汉后回到北京。

9月16日 召集李先念、薄一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水利、救灾、粮食的生产和调运问题。

9月17日 约罗贵波等谈新疆边界问题。

9月19日 约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谈科技合作问题。

△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将于九月三十日出版事,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题目是:《〈毛选〉第四卷介绍》。说,《毛选》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伟大胜利的记录。提出学习《毛选》要联系实际,现在国际反右倾,大家要化义愤为力量,埋头苦干,自力更生。坚持团结,坚持原则,为保粮、保钢而奋斗。要学习毛主席的预见性,要善于深思熟虑,要老谋深算。建议保留一些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的痕迹,举办展览,教育后代,认为这比整修故居有意义。

△约李先念、雷任民、姬鹏飞、孔原等谈援助朝鲜事宜。

△约章汉夫、姚仲明等谈中缅边界问题。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计委和劳动部作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谢富治作肃反问题的报告。

9月2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钢铁煤炭生产和交通运输中一些问题的汇报,讨论了粮、油收购和销售问题以及答复德、匈两党中央的信稿。会议同意粮食部党组提出的一九六○年第四季度粮食调拨安排的意见和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全国粮食分配方案的调整意见。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

9月24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谈了关于中苏会谈情况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劳动工资和公安工作问题。

9月25日 为从安徽调粮、铁和煤,飞抵合肥。

△先后与曾希圣和中共安徽省委的其他有关负责人谈钢、铁、粮、煤、水利等问题。

△在安徽省级领导和厅党组书记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

9月26日 与江渭清〔注〕谈江苏的钢、粮食、煤和水利问题后回到北京。

〔注〕江渭清,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约杨秀峰〔注〕、陆定一、张际春等谈教育问题。

〔注〕杨秀峰,时任教育部部长。

9月27日 将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的指示稿批送刘少奇批发,同时送毛泽东一份。周恩来批道:“目前各地都已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先念同志在湘鄂豫所见和我在上海合肥所接谈的,他们都在大力动员能够回乡的人回乡。我们在这个文件发出后,还要进一步计算今年内究竟能够动员多少人回乡生产。国家职工究竟能够精减多少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长期下放,然后按此数督促实现。”

△接见印度尼西亚新任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说:我们台湾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因为台湾是在美国手中,因此比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困难多一些,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会收复台湾。我们并不打算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美国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一定要回击。我们的方针是通过谈判解决,我们同美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已经谈了五年,谈了一百次,打破了国际谈判的纪录。我们准备继续谈下去,再谈五年也可以,但估计不会再谈五十年,更不会是五百年。

△接见捷克新任驻华大使赛迪维。在谈到两国的贸易问题时说,中国今年成灾面积达百分之十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灾害。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上人民公社,灾害被克服了不少,但农业生产比去年要减少。粮食比计划指标要低三分之一左右。苏联专家的撤退对我国的建设项目、技术设计、设备安装、科技研究和贸易都造成损失和困难,以致我们的今后计划和对外贸易不能不作重新安排。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不可能再增长,今后还要减少。今年要欠你们一些,明年贸易额要保持今年的水平很困难。总的来说,两国贸易要减少,这是暂时的现象,二三年以后会好转。

9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指出,今后对主要生产资料要实行统一供应,各部门各地方决不许乱动用,钢材分配、利润提成、外汇提成要重新考虑。对劳动力的安排问题,会议决定由安子文、习仲勋、刘仁、马文瑞等组成专门小组,研究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究竟动员到农村去的人有多少?二、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干部究竟下放多少人?三、职工究竟减少多少?周恩来要求十月份拟出方案,其办法按以下三种情况:一、下放到农业基层单位,二、下放到新建企业单位,三、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下放时间,暂定二至三年。下去后要坚持“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建议国庆后副总理都出去,每人去一个省,抓农业、工业生产和劳动力的安排问题。会议提出要劳逸结合,勤俭建国,整顿干部作风。周恩来说:楼、堂、馆、所坚决停建,无论如何不要搞。会议原则通过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商定先行批发,以便各地各部据此进行编制计划草案的工作。

△在为来华访问和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奈温将军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今年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不但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而且将要签订边界条约,从而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获得全面的最后的解决。

9月29日 和陈毅同吴努、奈温会谈。在应客人的要求谈了中印边界问题情况后说,中印间的争议仍会继续下去,但我们可向你们保证,西藏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改革,而且现在已在改了。宗教信仰我们是尊重的。我们保证我方在中印边界停止巡逻,以减少事故,但这要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能实现。缅甸应坚持正义立场,这样会得到各国的同情。缅甸在不少问题上勇敢地开辟了道路。中缅边界问题过去吴努总理提出要解决,吴巴瑞也作了努力,奈温将军则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缅边界协定,现在吴努总理又来签订中缅边界条约,可说是善始善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的党不是背信弃义的,而是坚守信义的。

△接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说:我可以保证一点,我们不仅在你们战斗时支援你们,在你们进行建设时,我们要给予更大的支持,因为那时我们的条件会更好一些。次日,又陪毛泽东接见。

△陪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吴努和奈温等。

10月1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一次会谈。在听客人介绍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过程前说:人民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民创造了世界,在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反动派只是一小撮。从这个观点看,不管是美帝国主义还是戴高乐,最后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的经验是领导要团结,例如你们的民族解放阵线,愈团结愈有力量,就能战胜敌人。此外,人民必须掌握武装,不能放下武器,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装来压我们,我们要以武装来反对反人民的武装。

△和吴努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并互祝和平友谊边界的建立。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

△应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要求为尼日利亚的独立致祝词,指示中国驻英国代办处转尼日利亚广播公司:一、我国政府将决定承认尼日利亚。二、如尼方保证不要台湾当局代表的录音贺词,就可以把我的祝词录音进去。

10月2日 出席首都十万人庆祝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大会,讲话说: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倒。

10月3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关系时说,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有从,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下武器。只有掌握了武装,才能同敌人进行平等的谈判。在谈到联合国问题时说,你们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是对的,但是要警惕,不要上当。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不仅要看到今天,而且要看到明天,要预防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干涉阿尔及利亚的事务。在谈到关于保证胜利问题时说,根据我国的经验,我提出三点:一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的领导,民族解放阵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站在一起,要巩圈内部的团结,内部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行动一致,这是战胜敌人的首要关键。二是统一战线越广泛越好,以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三是要加强武装力量,琅得最后胜利还耍靠武装。在谈到克服困难问题时说,根本的办法只能是依靠人民,外来的援助是次要的,这是一条规律。粮食困难要靠自己解决,有什么吃什么,就地耕种,分散耕种,依靠人民夜晚偷送粮食接济军队。武器补给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取得。总之,要坚持长期抗战,力争避免引进美国人来,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10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和薄一波关于农业方面几个问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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