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三次会谈。阿巴斯表示希望中国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解释，因为他们对殖民地解放事业反应较慢。关于技术人员，目前很缺乏，希望中国派技术人员、化学家去阿工作。周恩来说。在法国力量被削弱、阿尔及利亚更强大时，要警惕以联合国名义出面搞分裂阴谋。关于技术人员问题，现在要明确，第一，技术人员与志愿人员要分开；第二，派去的地区是在突尼斯、摩洛哥，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和干部；第三，时间要分步骤，双方研究后再开始做。
△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李周渊。在李介绍朝鲜的农业情况后，周恩来说，今年阿尔巴尼亚灾情最严重。我国政府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帮助受灾的兄弟国家。另外，革命的国家也要帮助，如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此外，还要拿大米去换橡胶。我们进口橡胶除了自用外，还供给你们，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粮食加在一起，数量就大了，因此，今年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要欠帐了。再则，最近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关于援助项目问题，同意供应十万锭子的棉纺设备，其它项目也同意供应。我们提出以下建议，请你们考虑：（一）先建设有原料把握的工厂，避免设备停工，而能迅速投入生产；（二）先建设建厂时间既快又短的项目，这样可以省力，又能增加收入，很快收回资金，并为国家创造利润；（三）厂址要靠近原料产地，以便于运输，但不能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关于贷款问题，同意把四点二亿卢布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分四年用完。至于偿还期限，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十年甚至二十年再偿还何尝不可？等我们的后代去还也可以。
10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先是商议发表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问题，后又听取林彪、贺龙、罗瑞卿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8日 约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安子文座谈山东农业情况。
10月9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对邓小平〔注〕来电请示今后工作的方针问题进行讨论。
〔注〕由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十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二十六国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
10月10日、11日、14日、15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分别听取工业、财贸等方面的汇报，并研究了右派摘帽、赦免战犯和增加重点高等学校问题。十日的会上在听取谷牧关于工业生产形势的汇报后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紧，下边不可能没有有右倾思想的人，应当反。但是，要把右倾的人和提困难想办法的人分别开来，千万不要听到有人讲困难，就打回去。有的人既看到困难，又主动想办法，这不是右倾，反而是我党应当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不准讲困难是不行的，像山东粮食问题，一直不听下边的困难，一经暴露，就严重了，不昕下边的意见，会闭塞头脑。青海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还送鱼？请你〔注〕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作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就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二十一日会议上周恩来讲了对新疆苏籍干部双重国籍人员的处理意见。
〔注〕指李富春。
10月11日 接见曾出席万隆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高碕达之助，说：中国方面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恢复中日正常关系，并重申改善中日关系的三个起码条件：一、不应互相敌视，中国并不敌视日本，日本不应敌视中国；二、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都有这样的愿望，因此两国当局应该根据这三个起码条件来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
10月12日 同高碕达之助谈话。对方在介绍日本各党派对中日关系问题的态度后提出，打开日中关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请吉田来看看北京。关于贸易，一个办法是廖承志先生访问日本。周恩来说：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中国人民终于打垮了日本军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胜利是空前的。如果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要反对。吉田先生说《日美安全条约》不起什么作用，这不是老实的态度。事实上美国是利用这个条约一步一步把日本拖进战争的泥坑，充当美国的侵略先锋和炮灰。如果吉田先生的观念真正有了改变，就不应该有这样对《日美安全条约》不老实的解释。因此阁下提议我们邀请吉田的问题现在不能考虑。因为我们所邀请的执政党人士都是愿意恢复两国关系和促进两国友好的人士。日本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那就是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和平中立并不是要敌视美国，和平中立有三个标志：（一）反对发动世界大战，（二）不参加军事集团，（三）不走帝国主义老路。
10月13日 约习仲勋、万里〔注〕、刘澜波等谈潮白河引水工程问题。
〔注〕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
△接见以墨西哥前临时总统希尔为首的墨西哥文化友好代表团，说；我们要发展经济，成为先进的国家。如经济不发展，不能成为先进。我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要争取在二十年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不仅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是经济上的独立。应该从我们这三个洲消灭殖民主义。我们应把这三个洲变成先进的洲，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共处，谁也不侵犯谁。普国人民各自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谁也不干涉谁。
10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国际形势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李富春、陈伯达、吴冷西。
10月1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商谈邓小平来电中所说关于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方法问题。参加者除部分在京的常委外，还有陈伯达、李富春。
10月17日 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军队少校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说目前国内外形势虽好，但由于天灾、经验不够、外来因素、掌握政策不稳、干部作风不好、队伍不纯等原因，出现了困难。强调埋头苦干，勤俭建国。提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合并机构，下放干部，深入基层；整顿人民公社，把劳力推向农业，把农业生产搞好。
10月18日 接见斯诺，说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是由于美国政府在这些地方执行侵略政策引起的。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从亚洲国家撤退军队，取捎军事基地，那不仅可以发展美国人民和这些亚洲国家人民的友谊，而且美国政府和亚洲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有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关于中美关系，假如要改变目前敌对的关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中美两国达成共同协议，以和平方法解决中美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二是美国政府首先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美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关于裁军问题，我们是支持裁军建议的。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中国正式代表参加和签字，任何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保持现状，寻求友好解决。甚至所谓麦克马洪线，虽然我们不承认它，但我们不越过该线以南。我们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我们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但是印度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它以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用来打击国内进步力量，取得外援。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
10月19日 和邓颖超在颐和园接见当年黄埔军校师生，并勉励其中的特赦人员，要做改造的标兵。
△陪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接见后，与军事出国代表团几个主要成员谈话。
10月20日 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复信：中国政府认真地研究了你的来信，并且决定全部满足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供应粮食、食油、糖和无息自由外汇）。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听取谷牧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后说，现在至少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注〕不能不完成，内部要掌握在一千九百万吨左右。总结经验还是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过去各部总不留余地，把缺口下放，不行。
〔注〕指一九六○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谈二十日邓小平来电。
10月23日 发现各地出现送礼和以献礼名义向上级单位送礼、地方组织群众迎送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的领导人、会议过多等现象，在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后指定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通知稿规定：一、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许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二、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应当从俭，并按标准收费、收粮票。四、精简会议。五、除必要的宿舍外，今后七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设施。周恩来在正文的“精简会议”后加写：“凡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开的会议，应当一律不开；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应当不开；凡性质重复、任务相同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将通知稿送请李富春批发，并送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核阅。通知于十一月三日正式发出。
△同高碕达之助进行第二次谈话，说亚洲国家应该把民族独立的经济建设起来，这是万隆精神。我们应该本着这个精神，彼此来往，交换意见，互相参观，介绍技术，以便增进友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多数都对新《日美安全条约》是担心的。这种担心不单纯是因为过去五十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侵略过中国，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很敏感。当然，影响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这个条约是受美帝国主义操纵和指挥的，我们担心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操纵。在日本，总有一部分人甘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我们愿意看到一个爱好和平、实现了完全独立和民主的日本拥有自卫武装。高碕先生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情和主张，回去后要推动现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再谈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中日贸易问题，政府协定必须在双方根据起码的政治三原则。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才能签订。但是在这以前，根据两国人民的愿望，根据一年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根据政治三原则可以个别地签订民间合同。第二是关于日本战犯的问题，我们根据战犯本人的表现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提前释放。
△晚，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农业方面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李富春、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李先念和华北、中南、华南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刘子厚，刘仁、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刘建勋。
10月24日 和陈毅出席高碕达之助举行的辞行宴会。高碕要求周恩来再考虑一下，可否让吉田访华，说给吉田的待遇不妨比给他的低一些。周恩来重述了第一次会谈时驳斥的理由后·再次干以拒绝，并指出这不是什么待遇高低的问题，是不能邀请敌视我们的人来中国访问。不理解新中国无关重要，但是我们所邀请的人至少应该是愿意同中国友好的。高碕说岸信介最后曾就新《日美安全条约》的范围明确表示过：“日本军队决不从日本迈出一步。”周恩来指出：任何政府的首脑不能改变条约内容，即使岸信介作过那样的解释也是不足置信的。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本日下午返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莫斯科会议的情况。
10月25日 约聂荣臻、韩光、张劲夫等谈中苏科技合作问题。
△批示同意主持回国留学生工作的领导小组〔注〕请示的两个问题：一、将留学生每两年回国一次改为每年回国一次参加政治学习。二、将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改为留学生部，把预备出国和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全部管起来。
〔注〕一九六○年三月七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组长蒋南翔，副组长范长江。
△得知毛泽东询同各地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上的情况后，将中央主管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五人小组的简报送毛泽东，附信说：“在这个简报上提到三个方面的数字（转到农业为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下乡的一百八十一万人，干部下放为五十一万人）距离甚大，可以看出从城市转回农村的数字离五百万人的初步要求还很远，而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数字可能有些省区还是计划数字，而不是全部实现了的。”关于这一问题，拟在这次各省书记会上一谈。
10月26日 致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为了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我们很愿意尽力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在越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六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10月27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批准代表团在起草文件期间的工作。决定刘少奇任团长，率领代表团出席十一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审批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语稿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山西省委的报告讲的很对，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状况，那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话。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经验，参考山西经验，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10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讲话说：去年成绩伟大，但存在困难，一是政策。一是作风，还有一个成分问题。关于《紧急指示信》〔注〕，已是第二稿了，应当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句话平行地提出来，还要讲透，才能鼓励大家各尽所能。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人口出来太多，农忙时应当把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今冬明春应大抓生活，大搞生产。关于国民经济计划，今年的钢产量不可能超过一千九百万吨；要把品种慢慢赶上去，这是方向；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这是方法，今后两年必须这样做。希望今年司计划时，请大区各中央局和各省照顾到这个布局，既要照顾今天，还要看到明天。现在农业第一，无论如何城市建设不要再挤农村，三五年内不从农村中调劳力出来，相反，还要动员一些人回农村。最后，关于中央局的工作，你们要统帅一切，中央各部发的计划要通过中央局；要贯彻一切，中央已定的方针和计划要贯彻下去；要承上启下，中央各部门有不对的、不切实际的，有意见要提出来，下边有好的经验要提上来，积极性要保护。
〔注〕全称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经本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于十一月三日正式发出。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华北局的机构编制，精干为宜，中央各部和各省、区管的事，不能一下推到中央局，人多其实不好办事。棉花种植面积不能减少。拖拉机生产首先是钢材问题，钢材空头数字高多少也不行，要落实，见实效。我们订计划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要切实可靠，不要开空头支票。稳定劳动力的意见很好，稳定五年也可以，劳动力是关键，要注意有劳有逸，妇女得病对后代影响很大，应当注意。不搞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律还未摸透，我们对农业过关估计容易了。我们并不是忽视农业，中央和毛主席很重视农业问题，农业过关，劳动力是关键。
△与郭沫若、夏衍、吕骥等出席北京文艺界为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举行的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
10月31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稿〔注〕。该稿指出，贯彻《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县、社两级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和总政治部，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再不容许由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起下面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关于文件传达的步骤，周恩来在原文的“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一句后加写“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在原文的“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一句后，周恩来加写：“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注〕此稿和《紧急指示信》稿均系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定的由谭震林主持并有各中央局同志参加的小组讨论和修改过的。
△写信报告毛泽东：与陈毅商谈后，建议立即组成我方谈判团〔注〕，由章汉夫、叶季壮负责，谈判地点力争在北京。毛泽东于十一月五日批同意。
〔注〕指赴苏代表团，任务是谈判中苏贸易问题和重新援助项目问题。
秋 对粮食部党组所报告的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缺粮问题十分严重，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照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
11月1日 约陈毅、曾涌泉〔注〕、姬鹏飞、张彦、王恩茂、汪锋等谈新疆苏侨和中苏边界问题以及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
〔注〕曾涌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约李富春、薄一波、杨成武、吕正操等谈北京的防护工程和地下铁道问题。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谈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开会问题。
11月3日 出席讨论钢铁生产问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谷牧汇报了钢铁生产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一些部门的负责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疗针。
△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注〕发出。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步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整风整社等。
〔注〕此稿毛泽东于十一月三日作了几处重要修改后批给周恩来最后酌定。
△在接见加纳《时报》国际问题记者科菲·巴杜等的谈话中驳斥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的诬蔑，阐明我们主张和平共处，我国正埋头建设，不需要战争，我们的制度也不允许靠战争来推动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如果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向我们发动战争，我们是要回击的。
11月4日 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我代表团五日去莫斯科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康生。
11月5日 约非共产党员的部长谈话和进餐。在平杰三谈到政府部门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时插话说：党与非党之间应当建立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要造成一种气氛，有意见就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只要方向对，意见总会有出入的，各部要创造这种空气。部领导每月开一次谈心会，这样对启发思想很有好处。《毛选》四卷应该好好学习，首先要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思想不交流，行动就难以一致。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
△应约到毛泽东处，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大会事。
11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注〕和《中共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以及刘少奇的讲话稿。会议基本同意《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另提二十条修改意见，由周恩来电告，供代表团研究参考。
〔注〕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出席苏联的国庆招待会。
11月8日 约安子文、习仲勋等谈政法工作和精简下放问题。
△与毛泽东商议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信，说《中共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经你们研究后，即由代表团最后定稿”。刘少奇的讲话，也由代表团最后定稿。“如有大的变动，请电告。”
11月9日 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对刘少奇来电的答复。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伯达。
11月10日 接见印度数学家高善必，说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方面已经主动停止了巡逻，我们的政府已经下了命令，尽可能不开枪。印度武装人员如果进来了，就劝说他们出去。最近一年来，边境上没有再发生事件。中国决不会侵犯印度，也不会占领印度的一寸土地。我们希望真正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愿意采取让步的方法，但是让步必须是双方的。
11月11日 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后同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指出出国演出必须有新的质量，出现新的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新节目要有薪的思想内容，但必须用艺术形式来表现。优秀的节目要保留，不要喜新厌旧，也不可乱改。以后出国，古典节目还是要有，现代节目至少有一半。我们要提倡三八作风，要求生动活泼。民族舞蹈的加工，一定不要脱离原来的风格。提倡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要很好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劳逸结合要适当。文化工作必须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11月12日 约有关人员谈农垦问题。
11月13日 约李先念、叶季壮、姚依林等谈援助古巴问题。
11月14日 召集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就制订一九六一年文教工作计划问题说：搞计划必须全国一盘棋，这点应切实贯彻到每一个领导同志，应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搞好明年的计划。首先要肯定成绩，肯定三面红旗有无限的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经验。今冬明春要花很大的力量来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文教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五亿多农民，必须很好地学习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以及其他文件。文教工作要从全局出发，要从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来搞计划。做计划要和当前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认清形势，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为了做好文教工作，提出：一、统一口径，全面安排，中央各部不要乱出新花样，要有意识地波浪式地前进，有起有伏。经过三年苦战、大跃进，现在农民需要有个休整时期。文教部门必须根据这点来安排工作。现在文化艺术队伍很大，要进行调整、安排。二、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中央划了四条杠杠：粮食争取七年过关，三级所有制七年不变，按劳分配原则二十年不变，农村劳力五年不能外调。农村劳动力的外调有待于机械化的实现，否则影响农业生产。文教部门如不认识这点，一定会挤农业劳动力，经过压缩城市人口，城市劳动力也很紧张，因此对城市劳动力也必须很好安排。三、保证重点，解决尖端。尖端要有重点，分清轻重缓急。今后搞计划不能单提数字指标，必须从各方面设想，包括人力、物力的来源以及可能实现的条件，这样才有巩固的基础，才能落实。四、保证生产，劳逸结合。必须保证每人有足够能休息、学习时间，不要打乱，不要随意增加临时任务，这点必须很好贯彻。五、建立制度，定员定额。六、深入基层，实行“四同”。中央各机关部门乱搞文工团、剧场，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立即调整。各文教工作单位发展不平衡，需要加以充实，只有经过调整、充实后，才能保证提高质量。明年的计划数量压低一点投有害处，应该着重充实、提高，这样才可以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可靠的基础。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研究了河南情况和中共西藏日喀则分工委的问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中井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要求地方各级党委也成立瓜菜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指导。
11月15日、16日 召集副总理开会。研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十六日的会议上讲话，在总结经验一段中，指出今后制订计划，应将大跃进的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相结合，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目前主要应当抓紧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一、调整十大关系（工农业关系，轻重：亡业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是非关系，敌我关系，国际关系）。二、明确所有制，“共产风”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城市的“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化大为小，化公为私，应当进一步检查和纠正。三、注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分配与节约。四、必须坚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的方针，今后要坚持多做少说、藏一手的方针。五、全国一盘棋。六、调整体制。七、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步骤。八、合理布局。
11月16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谈莫斯科会议问题。
△晚，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答复刘少奇来电事。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伯达、陈毅。
11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对公报的签字问题，提出要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能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如这三条不同意改，我们不签字。还指出，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要埋头苦干，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承认暂时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坚决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多难兴邦，要发奋图强。会后改写由李富春、陈伯达起草的给出席莫斯科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复电，并送毛泽东批发。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11月18日 接见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介绍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情况，说中国的底子很落后，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落后状况，高速度建设国家。最近三年，速度加快了，但离人民的需要还差得很远。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都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挤出一部分农矿产品和一小部分工业品输出换机器设备回来。我们每年的进出口不能不受农业影响。去年我们遇到很大灾荒，今年我们粮食要比预定计划减产百分之三十。今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不可能按原合同执行。农业减产，影响工业。两年灾荒不是一年能够恢复的，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友好国家比我们困难大，我们一定尽力援助。我们要建设，要有一个国际和平的环境。凡是新独立的国家都要和平环境。建设好了，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了。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信：“同意你们对于不提苏联为首为中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谈了工业计划问题。周恩来指出：要保证轻工业，现在八个指标都未完成。今年只剩四十天，多搞点轻工业，对明年市场、人民生活作用很大。物资局、工业口要布置。
11月22日 约杨蕴玉、于光远等谈妇女代表团和科学代表团出国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刘少奇来电关于复匈牙利党的来信问题。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毅、陈伯达。
11月23日 就二十一日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一事对国家体委党组提出批评，指示通过报刊临场广播和党团组织向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三十日又在体委的检查报告上提出，在体育场的入场券上订出几条注意事项，并以通俗口语、简练文字出之。
△约安子文、习仲勋谈干部下放劳动问题。
11月26日 向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
△傍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复刘少奇来电中对于签字问题的方针。参加者还有陈毅、李富春、陈伯达、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瑞卿、伍修权、周扬。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
11月28日 在讨论本年煤铁调运计划完成问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严格的科学性是通过实际不断修改而来。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讨论问题，要让人家敢说话。党的路线要通过人执行，如被封锁、孤立，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生产同生活本来是密切结合的，只强调生产不顾生活不对。现在有许多地方对人民生活不关心。这一两年对劳动力不爱护。要抓生活。干部中有百分之几的人有国民党作风，这个风气要大刹。下放干部，从下面通到上面来，有权通天。煤、钢、水泥、生产基建，都要留点余地，藏一手，多做少说。地方报也要注意，成绩十分，说七分，不要说十二分。反修正主义，十年为期，更要藏一手。藏一手是争取主动问题。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稿中对莫斯科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六条意见，其中第六条为周恩来所加，主要内容是：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此件毛泽东闻后批：原则同意。
△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复电。会后又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继续谈对刘少奇来电关于签字问题的答复。参加者还有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刘澜涛、张德生、宋任穷、欧阳钦、李雪峰、廖志高、李大章。
11月30日 接见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说关于贷款的偿还问题，协定规定是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五年还清。一九六六年你们如有困难，可以推迟偿还，推迟到你们可以偿还的时候，如果还有困难，还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约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林枫等讨论文艺工作。
11月 将广州军区工程兵教导大队一中队第二和第三小组建议降低粮食定量、降低薪金标准、全党展开捐献运动、偿还国债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批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并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总参、总后政治部；“这些同志心是好的，气是壮的，勤俭节约的精神也是好的，应予鼓励。但应向他们讲清，目前国家的暂时困难是物资不够，要力求增产，厉行节约，揭发贪污，反对浪费。对粮食的节约，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执行就对了。薪金有多余的人可以放入银行储蓄起来，捐献不要提倡，主要是树立起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风气。总政治部回信时，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和锻炼，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
12月1日 约各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谈钢铁和煤的运输以及国防工业问题。
12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告会上作《全党动员起来保粮保钢》的报告：我们的形势总的方面是好的，但确实存在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造成困难客观上是天灾和经验不足，主观方面是缺点、错误，其中有政策、作风等问题。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目前一个紧急的要求是钢产量，全国人大通过一千八百婵十万吨的数字，无论如何要略有超过，否则有政治影响，完成了对明年的继续生产更有好处。为了保证一千八百五十万吨至一千八百六十万吨，要求各口子，特别是各省市区委的书记，管工业、计划、经济、财贸的要注意照顾全局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接见韩素音后看望斯特朗。
1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钢、铁、煤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干部下放农村基层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工作，其中下放到农村的七千八百人左右（包括分配给西藏和新疆的干部数字）。《通知》规定，这批干部应该全部放在基层。除少数可以参加县委和留在公社工作外，绝大多数干部应分配在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工作。《通知》还说，这批干部中，绝大部分是编外下放，有一小部分是编内下放，编内下放的干部，两年之后仍回原机关工作。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当日抵京的邓小平、彭真等汇报莫斯科会议情况。参加的还有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等。
12月4日 约李葆华、刘澜波、钱正英谈水利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萧华、罗瑞卿汇报总政治部整风情况。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陈毅、陈伯达、康生、贺龙、聂荣臻。
12月5日 同张国华，杨静仁等谈西藏问题。指出：土地证要坚决发下去。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所有制至少四年不变。四年肯定不搞合作社，只搞互助组，对内也不提两年，不要两本账，更不要急于搞人民公社，今后条件成熟了再说。农奴现在有了土地，让他们积极生产，叫大家把心定下来，不要一下子把土地向合作社入了股。原由娃子〔注〕组织的合作社，真正搞得好的可以不拆散。他们过去的集体生活，是剥削制度造成的集体，同我们人民公社是根本不同的。不要过急地把这部分人打散，否则他们不能生活，可能埋怨我们。如果本人愿意成家立业，他看到家庭生活好，他要走这条路，我们不能不叫他走，他们慢慢能够过集体生活的，应让他们搞，但不要勉强他们去建立集体，应该先走向个体。将来再走向集体。还有第三类，是由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不顾群众利益，他们不安于搞互助组，急于搞合作社，把主观愿望代替群众意见，形成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则易于脱离群众。我估计第一类是少数，第二类可能是多数，第三类则应予以停止，如果不回头就要犯错误。主要是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是一切的一切。刮“共产风”、浮夸风、忽视对劳动力的保护，对劳动力的破坏，教训太大了，不保护劳动力是不行的。西藏人口少，更要注意保护劳动力，保护劳动力是为了发展生产。为此，你们应多想些办法，叫人安定一个时期，不忙于社会主义改造。要把贫苦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树立起贫苦群众的优势，并且要巩固一个时期，使他们安定下来搞生产，使他们看到有希望。要把政策贯彻下去。汉族干部要掌握政策，对于有些干部作风不好的要教育批评，问题严重的要送回内地处理。
〔注〕指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前的奴隶。
△约有关人员谈援助越南问题。
△接见以阮维桢副总理为首的越南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介绍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要低些，使每年都能超过计划，这样比较好。斯大林说的这句话还是对的。这里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可以把指标订得低些，这样可以完成计划，但不是订得很低。第二，在实施过程中要经常检查，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在第二、第三年以后还可能把计划指标提高一些，从而使五年计划的指标也提高了。我们在大跃进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缺点和错误也有一些。譬如，不可把农村劳动力过多地集中到城市。现在我们正遇到这个困难。亚非国家工业落后，工业和农业要同时发展，要两条腿走路。因为农村要供应城市粮食、原料、人力，要向城市提供市场。我们落后，在农业生产上就要很多人。城市^日增加很快，特别是近两三年来。这对农村和城市来说都是浪费。一切劳动力的浪费归根结底都是劳动时间的浪费。
12月6日 审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精简下被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对资产阶级分子、小商小贩区别对待问题的意见的批语稿，在批语稿正文的“今后凡处理有关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应该事先同统战部门取得联系，密切协作”一句后，增写：“这些人原则上一律不要下放到农村，而在必要精简的单位，在完全自愿条件下，可以下放一些到城市企业。”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发生严重情况的材料的批语稿。批语稿说，这个反映中所述的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更主要的是赶快将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抓生活、生产和劳动力安排，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先分是非，后清敌我。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这一反映中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