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 由广州到武汉。
3月25日 回到北京。前往设在中山公目的灵堂吊唁十六日在上海病逝的陈赓，并参加公祭。
3月2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报告《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说明我国为了克服目前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已初见成效，如果一九六一年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夏收或秋收，或者本年夏季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较顺利，那么就将通知苏联方面，不再把苏联建议提供的一百万吨粮食作为后备粮。三月三十一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这份口头答复稿。
3月29日 召开有李先念、姚依林等参加的会议，讨论粮食、棉花和食用油等问题。
△设宴招待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在致词中谈到，缅甸国防军赶走了在缅甸盘踞了十一年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这是对东南亚和平的重大贡献。
△改定《中国政府关于老挝问题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指出老挝局势以及与老挝有关的局势，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美国由于停火不成不愿召开国际会议，那么，责任也就落在美国身上”。
3月30日 接见加纳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科比纳·克西。在谈话中指出：目前。亚、非、拉广大中问地带的主要任务，是赶走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在获得独立以后，并不一定都选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制度是要由人民来选择的。强调，革命和反革命都不能输出。还说，非洲的觉醒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靠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把殖民主义消灭掉。中国人、亚洲人站在你们一边。
3月 就章士钊来信中所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表示希望给在陕西的夫人祝寿一事，请屈武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鉴于于夫人寿辰已过，提出可以按照陕西的风俗，给于夫人补寿，说：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并就此事对中共中央统战部作了指示。
△为了保证国防工业部门建设任务的完成，提出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增设管理设备的专职机构，负责组织设备的生产和调度，以适应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需要。还指定孙志远、范慕韩、刘西尧、谢北一、汪道涵组成五人小组，负责研究和处理有关国防工业各部门基本建设和科学研究、试制的排队调度问题；指定张爱萍负责调查和组织国家的现有技术力量，以便使有限的技术力量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安排和集中使用来解决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四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防工业部门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报告》的批语中采纳了周恩来这一提议。
4月2日 与中共中央精减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讨论调整农村劳动力、精减下放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等问题。
4月初 派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起草《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提纲。提纲分四个部分：（一）三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战线拉长了，需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二）基本建设既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又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三）基建和生产，都应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四）基建不仅决定于投资，更重要的决定于设备、材料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的不断提高。
4月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九次全体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和任命陈毅为签订此条约的全权代表一事作说明。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分析了帝国主义面临的日益加剧的五大矛盾；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世界和平运动这四大力量的加强。是时代的特点；阐明了我国对不同国家的立场和外交策略。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成绩，但是指出：总路线的要求不仅要多要快，而且要好要省；跃进不能只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今后要从数量的大跃进向着质量的大跃进转化；人民公社在整社后要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使它在所有制方面更加切合实际。强调：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打算放在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上面。同时提出了经济建设中的任务：（一）过农业第一关，使每人每年达到八百斤粮食；（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即六十年代各大区又独立又协作的体系；（三）突破技术尖端；（四）培养专门人才；（五）坚持勤俭建国，节衣缩食。继续压缩城市人口；（六）坚持增产节约运动，反对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八）加强国内大团结。会议还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西藏工作方针等问题。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并接见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各国朋友。晚，在贺龙为各国朋友举行的宴会上祝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且“以一个业余乒乓球爱好者的名义”，欢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们。
4月5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在谈话中就援助落后国家的问题说：是真正帮助落后国家，还是采取殖民政策，有三条分界线：（一）要看是否要求特权和控制，（二）要看是否真正帮助落后国家建立独立的经济，（三）要看是否帮助落后国家建设得快些，使投资后很快投入生产。一切先进的国家是否真正帮助了落后的国家，要从这些标准来考察。我们愿意看到先进国家的帮助使落后国家的独立民族经济得到发展，从而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致电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对其在万隆会议六周年前夕召开第四届会议表示祝贺，深信会议在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的基础上，必将对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月6日 飞抵武汉。晚，修改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在批文中的“为保证执行好计划的具体做法”部分，增加“各地方、各部门在接到这一计划方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安排；不论施工单位、维持单位或者停建单位都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动员，说明道理，以利集中力量，缩短战线，打歼灭战”等内容。
4月7日 在与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讨论后，改写《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减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该报告的批文。在报告中关于“下一步的精减下放计划问题”一段中，增加以下内容：“为了支援目前的煤炭、森工、金属和非金属矿山、运输部门劳动力不足和不小部分职工离职回乡的情况，基本建设部门继续精减下放的这二百多万人，可以先行安排到以上这些部门参加生产，作为回乡职工的顶替”等。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4月9日 抵达广西凭祥。就老挝局势及苏联政府四月七日有关老挝问题致英国政府备忘录的来文，与越南党、政、军领导人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陈贵梅等人举行会谈，与越方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会谈结束后，当晚乘火车抵南宁。
4月11日 到昆明。约云南省部分地、县委书记谈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问题。
△与阎红彦〔注〕等谈工业问题。并约姚仲明谈中缅边境勘察工作。
〔注〕阎红彦，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获悉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东方号”并顺利地返回地面，致电赫鲁晓夫，称这一成就“开创了人类攀登其它天体的新纪元，使人类几千年来进行宇宙飞行的美丽幻想变成了现实”。
△与吴努会谈，在相互通报关于老挝问题的消息时说，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末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问题，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老挝国内和平是有希望的。
4月13日—15日 陪同吴努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参加傣历新年庆祝活动。十四日，参观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国营橡胶园，详细询问橡胶树生长情况，指示要搞好我国年轻的橡胶种植业。十五日，来到群众中问，互相泼水，欢度泼水节。在此期间，还接见了当地各民族干部，在谈到少数民族工作和西南边疆建设问题时指出：各族人民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大力培养民族干部；要积肥施肥，兴修水利，改变落后面貌。并强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还指出：西双版纳在东南亚影响较大，要把社会主义边疆建设好。
4月14日 对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说：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并嘱咐：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4月16日 与吴努发表联合公报。同日，抵成都。次日，返回北京。
4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邓小平和谭震林分别汇报在北京市顺义县和湖南省醴陵县、河南省农村的调查情况。
4月19日 写信给毛泽东，说“这次在武汉、南宁、云南、成都与省委和云南五个县委书记谈整社和六十条时，均接触到‘三包一奖’和‘三七’开〔注〕这两个问题，广州会议上和六十条中对‘以产定分’没有深入讨论，所以在分配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其他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随信将四川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给中央的一个会议简报和省委批转的南充地区关于一个公社和生产大队贯彻执行“三包一奖”办法和决算分配经验的两个报告推荐给毛泽东。
〔注〕指《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对社员分配办法比例的规定：供给部分占三成，工资部分占七成。
△接见以松田喜一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人与人不平等的封建痕迹，要真正的平等，只有消灭阶级才能解决。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贫苦的知识分子，部落民是最有智慧、最勇敢、最纯洁的。要教育部落民不要自卑，要藐视压迫你们的所谓上层人。一方面部落解放同盟要自我奋斗，争取改变社会待遇；另一方面要同劳动人民共同奋斗，即要同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是要变的，最受歧视的人一定要解放，歧视人的人一定会腐朽和灭亡。并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造成为平等的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
4月20日 与邓小平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就中阿关系、经济援助和苏阿分歧等问题进行会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时，概括了四条：第一，后发制人，让别人去挑衅，然后我们再给以回击。第二，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第三，要针锋相对地斗争。第四，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把话说绝了，想回头也无转圜的余地。
△约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陆定一、康生研究农业生产、粮食和形势问题。
△在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上说：乒乓球比赛不仅是为夺取锦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寻求和平，寻求友好，寻求知识。指出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共同的，两国人民都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为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4月21日 在接见我国乒乓球运动员时阐述了体育比赛中的辩证关系：胜与败，要赢得起，也输得起；争与藏，要争冠军，又要藏一手，出现了特殊情况才好应付；集体与个人，胜利是大家的力量，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除集体的督促以外，要个人自修；劳与逸，要会休息，培养有多方面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民主与集中，有意见就提，最后服从领导；当事人与群众，对观众如何教育，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接见几内亚、南非、约旦、塞内加尔、乌干达、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等国外宾，在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独立，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取得完全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连中国在内，现在还不能算是完全独立，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农业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要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必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必须加强团结，加强亚、非、拉人民的互相来往和互相学习。
4月22日 在首都机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时说：以富马亲王为首的政府所奉行的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和睦、和平中立的政策，符合全体老挝人民的愿望。中国人民积极支持老挝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同日和次日，就老挝局势、中老两国关系以及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问题与老挝方面会谈。
4月24日 和陈毅陪同梭发那·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到杭州访问。
4月25日 与梭发那·富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召开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由十四国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两国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级外交使团。次日，返回北京。
4月27日 接见费彝民，在谈到对台湾和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时说：情报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决定政策的唯一根据。情报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情报，一种是特务情报，我们是“人民情报为主，依靠人民，依靠同情者和进步力量。在谈到香港的工作时强调：应学习白蚂蚁的精神，多做少说，不要浮夸。要出污泥而不染。要团结各种各样的上层人物，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在这次谈话中，要求做统战工作的干部看看《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
4月28日 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两出戏后，与剧院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座谈。指出：过去的剧本反映了剧作者的许多糊涂观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这本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重新看过去的旧作品时，要批判地接受。必须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要做具体的分析。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由于他的思想转变了，最后也可能走向革命；反之，出身好的人，由于思想不进步，也会走向堕落的道路。事物是发展的，我们的思想必须跟上客观事物的发展。剧本作者的创作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是可贵的，但是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武松也不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今天重新上演这个戏，就要考虑到对一些年轻人的影响问题。希望在文艺演出中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演出质量，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
△午夜，赴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4月29日—5月1日 二十九日，与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谈话，听取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后连日听取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五月一日，接见邯郸市劳动模范。
5月2日 获悉由于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在美国总统特使进行阻挠性活动后，反对召开任何国际会议讨论老挝问题，使得西哈努克于五月一日在万象宣布撤回他提出的关于召开十四国会议的建议，并决定取消日内瓦之行。本日，返回北京，立即主持研究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案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老挝形势问题。会议决定，中央下到各地的农村调查组应于五月八日返京，以便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起草委员会提供材料。
△晚，在接见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缅甸代表团时说，一九六一年是中缅友好继续发展的一年。两国之间的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并且两国人民后一代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建立了起来。次日凌晨一时，又赴邯郸。
5月3日—7日 在邯郸继续听取庞均和许明、马列等汇报后，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研究。连日来，除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外，还走访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参观公社百货商店和农机站，了解商品价格、销售和农业机械等情况。
5月4日 审批中国政府《关于老挝停火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为维护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为老挝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理解西哈努克亲王五月一日在万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心情，并希望他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力。
5月6日 致信西哈努克，指出某些国家一直在阻挠和破坏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希望西哈努克重新考虑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五月八日，西哈努克复信表示感谢，并说明他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和目前不参加会议的原因。十二日，西哈努克致电周恩来，决定将率柬埔寨代表团参加会议。
5月7日 清晨三时，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对此汇报记录，毛泽东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午，赴涉县继续做调查研究。晚，回到邯郸。
5月8日 返回北京。和陈毅商谈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同日，国务院委派陈毅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全权代表。九日，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日内瓦。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五月五日送来的《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备忘录》的答复问题做了说明。会议同意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部署，还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并听取薄一波汇报当前工业生产情况。
△约廖承志、孔原、罗青长和雷任民谈对日本的贸易问题。
△在欢迎越南、老挝两国政府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宴会上，就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发表讲话，谴责美国的破坏和挑拨行为使老挝三方面的政治会谈至今未能举行。甚至使西哈努克亲王倡议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遭到威胁。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愿意同具有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真诚愿望的与会国代表团一道，为争取这次会议的成功而作出努力。
5月10日 看望病中的陈嘉庚。
△午夜。离京去邯郸。
5月11日—13日 继续在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听取刘于厚和工作组的汇报。与邯郸地委负责人核算粮食帐，并去成安公社社员家中访问。十四日，返回北京。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的第一篇讲话和国际委员会问题的复示》。《复示》中对陈毅等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的斗争策略作出指示。
5月14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和调查研究等问题。
△着重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和粮食问题，多次约有关方面商谈。
5月18日 去天津。连续两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河北的粮食情况。十九日下午，返回北京。
5月20日 在铁道部关于聘请法国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所请人员必须少而精，重点在精，就是必须要保证能够早日安装运转，不发生事故。”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交通座谈会的有关情况。
5月21日—6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公共食堂问题则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为一千一百万吨。会议期间，周恩来曾就有关总结十年建设经验、三面红旗、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责任、思想方法、今后任务以及粮食等问题讲话。在谈到思想方法时，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从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定要破坏生产力；（三）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有了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还说：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会议期间五次约陈云、李先念等谈粮食问题。
5月22日 接到陈毅由日内瓦发来的《会议情况综合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同意陈毅对会议情况所作的综合判断和他继续留在日内瓦的意见。
5月24日 在接见古巴土改工作团时说：农业上的问题，是组织生产问题，小农经济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管是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都要经过许多步骤和时间，把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根据农民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强制，要引导他们。命令方式和强求一致，反而效果不大。
5月28日 出席邓小平召集的有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参加的会议，讨论第三季度和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度的粮食问题。
5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对一九六○至一九六一粮食年度的形势作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粮食年度尤其是一九六一年第三季度的粮食情况作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报告指出：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报告强调：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比倒关系。必须放慢建设速度，缩短战线打歼灭战，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农村经济，多生产日用百货，集中技术力量，解决高、大、精、尖、新的问题。
6月初 根据各大区负责人讨论五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意见，主持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一九六一年七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粮食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八月以后再作最后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减计划；城市征兵；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中央指示信以及其他文件的同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
6月2日 致电陈毅：联合国方面正在积极策划的利用东南亚中立国家共管老挝的计划，是美国所提出的国际共管老挝方案的翻版。望提请有关方面注意此项阴谋。
6月2日、3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谈防汛工作。
6月5日 会见前往日内瓦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途经北京的老挝首相富马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就美国干涉老挝内政和老挝三方面会谈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交换意见。
6月6日 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对刚果政府所提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召开议会的问题，指出这个建议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但是不能设想联合国会同意复会，使基赞加所领导的合法政府在刚果实行统治。因此这只能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口号，如果议会仍坚持自己立场的话。实际上不可能复会。对刚果人民斗争来说，主要的还是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动员人民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分裂刚果，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还介绍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说：中国革命就是在长期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下取得胜利的，开始时很少取得胜利，武装力量很小，后来慢慢扩大了，由失败到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没有武装到最后取得胜利。
6月7日 约徐冰、傅作义等谈台湾的前途和祖国统一问题。指出，必须警惕帝国主义染指或颠覆台湾，台湾当局应当“预为之计，防微杜渐”。我们的态度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时间上可以等待，只要台湾当局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待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国民党在有利时机下把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但当务之急要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谬论，对此决无商量的余地。如果台湾当局觉悟了，下了决心。只要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一定立即维护和支持他们。在谈话中还对如何建立两岸交流渠道提出意见。
6月8日 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雷雨》的演出。并与夏衍、曹禺以及该剧导演、演员座谈。指出要通过《雷雨》这样的戏，教育青年认清楚旧社会那一套恶势力的可憎，不仅警惕反动势力复辟，更重要的是还要认清旧的思想意识的可恶，加深对它的痛恨。因此，应该在质量上好好地讲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戏的质量。还说：应该全面地对待“多、快、好、省”这一方针，只图“多、快”往往就忘掉了“好、省”，大跃进这几年，有时因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可能实现的标准，往往也就影响了质量。
6月9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自三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并说，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在接见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约·黑根谈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坚定立场，灵活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坚决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和一切反帝和平力量。
6月10日 接见溥仪、溥杰、嵯峨浩及其家族其他成员。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谈到日本问题时说，日本军国主义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损害了中国人民。但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谈到民族问题时说；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不能歧视他们；民族同化是将来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强制。对嵯峨浩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的决心，表示欢迎和鼓励。
△送邓颖超入协和医院治病。至二十日，每日抽暇去医院看望邓颖超，了解病情并尊重医务人员的意见。在她手术结束后，还自费邀请参加手术的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保健人员、化验人员以及医务部门的负责人聚餐，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感谢，并对他们说：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在合影入座时，对老中医蒲辅周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坐在前面。
6月12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修改后的《关于粮食问题九条办法》再作说明，说文件题目可改成《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导言部分，鉴于许多省农村劳动力不够，而且要广泛发展农村经济，据此，在“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调整城乡关系，贯彻国民经济按照农轻重发展次序”的三条方针后面加上“增加农村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一条，还增加了“只许办好，不许搞乱”，“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以上，今年争取至少减一千万人”，“今后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等内容。修改后的九条办法获得会议通过，并在十六日由中共中央下达。
6月12日—16日 接待来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十二日，在欢迎范文同的国宴上讲话指出：美国政府和吴庭艳集团妄图全面控制和奴役南越人民的所谓“八点措施”，是一个准备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越日益严重的局势，不能漠不关心。两国总理在会谈以后，于十五日发表联合公报，一致认为，美国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重申一切国际争端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解决。
6月17日 到会议代表住地与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文艺界人士谈话，调查、了解会议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反映，收集文艺界对改进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意见。六月二十二日，又约一些电影创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座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就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问题讲了话。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调整工业部署，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等问题。会议提出：过去是重工业一马当先挤了其他，现在也不要农业、轻工业一马当先，过多地挤了重工业，三者的比例关系要很好地安排。
6月18日 修改并批发《中央关于黄河防汛问题的指示》，在“铁道部应立即加强郑州和济南两铁桥的防汛准备工作”一句后加写“立即进行花园口与东坝头两条铁路的修复工作”等内容。
6月19日 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讲话。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正确的文艺工作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强调：“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不赞成“乱戴帽子”。批评那些“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讲话中阐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政治标准）与如何服务（艺术标准）、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与深入群众等问题的辩证关系。并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讲话提出意见甚至不同的见解，把讲话作为“活靶子”。
6月20日 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有关工业部门打算派遣两个技术考察小组赴朝鲜的有关厂家，学习朝方在制造维尼纶和炼铁工业的设计、设备制造、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
6月20日、21日 分别接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和日本作家访华匪、日中友协访华妇女代表团、日本经济界友好访华代表团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在谈话中说：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也不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前途是暗淡的，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只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为和平奋斗，就有力量制止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我们是本着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反对战争反对恢复军国主义、要求持久和平这样的认识来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6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事项。
6月24日 约中共中央精减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草稿）》。
6月25日 日前曾根据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形势，向中央建议请陈毅回国参加庆祝党的四十周年活动，途中就便同葛罗米柯、范文同商谈日内瓦会议下一阶段的斗争方案。由于日内瓦会议情况有变化，本日，致电陈毅提议：“请你在日内瓦再观察一周，如果美国有达成协议的征候，或者想再进行较量坚持休会，那末，你似可不必多此一行了；如果会议还要拖上几个星期，那么你正好在对西哈努克和三亲王做过工作后回国一行。”
△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等人，希望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朝着中日友好的方向走，这是我们的基调。指出，谁要违背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谁就要失败。表明：我们对于凡是有共同主张的朋友们都愿意接待。共产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我们要寻求共同点，把这些共同点加以发展，差别予以保留，强调共同点，缩小差别。还说：要平等相待。尽管我们有五十年的不愉快。那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我们要逐渐把它抹去，用中日友好来代替。如果日本政府有意友好，就应该重视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友谊。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国内工作方面的问题时说：鉴于客观上出现两年灾荒和主观上经验不足，在国民经济计划方面，我们打算把今年的计划和明年的计划结合起来一起调整，也就是把五年计划最后两年的计划结合起来。还说：在新事物出现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粗糙的地方，每个事物的发展都是带双重性的，胜利了，你不注意，就产生了犯错误的根苗；发生了错误，从中取得教训，就产生了胜利的因素。在总结中国十二年建设的经验时说：普遍真理和一般规律，可以向兄弟国家学习，但具体的经验，非得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学习得到。
6月2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草稿）》，在其中第二条“关于被精减人员的待遇”、第六款有关“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时的户口、粮食关系及口粮标准的规定后面，增加：“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发给一部分口粮，但供应时间，最迟不能超过今年九月底。”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通知。
6月28日 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有关从城市征兵以压缩城市人口的精神，起草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一年夏季征兵的命令。决定本年七八两月在大中城市征兵四十万。
△约见马骏〔注〕的夫人杨秀蓉及其儿子，嘱咐她要把征集革命文物的工作做好。在谈到收集、整理天津五四运动的史料时。说：不要看我现在是总理了，就把那个时候的一切功劳都记在我身上。不要提我。
〔注〕马骏，曾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同学，在五四运动中共同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爱国斗争，并共同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次年被奉系军阀杀害。
6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6月30日 主持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在会上致词，感谢党外朋友和兄弟党的祝贺，表示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同全国各族人民、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争取更大的胜利。
上半年 就粮食和外贸问题，多次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雷任民等谈话。
7月1日 与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们游北京香山，共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在登山途中，与赵丹讨论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成电影后的效果时，认为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但电影加工较小说好。针对赵丹坚持小说较电影好的意见，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7月2日 给冶金厂矿长会议等七个会议的代表作报告，阐述国际国内形势，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在谈到如何安排生产时说：要先维修配套，后制造；讲究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减少亏损，增加积累，服从指挥。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研究下放干部和减少城市人口问题，还议论了工业企业整顿和轮训干部问题。
△会见由苏黎世回国途经北京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在谈到对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谈的估价时说：帝国主义总是要捣乱的。当他们处于劣势时，他们就可能会作些让步。选成些协议，争取喘息时间，争取保存力量。在谈到如何作出决策时说：主要根据你们的斗争实践来决定。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好的发扬，坏的去掉，才能成功，这是规律。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总有一天要失败。五日，苏发努冯发表声明，其中谈到：周恩来对我国的问题有着真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