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 先后约各副总理和各部参加计划会议、外贸会议的有关负责人研究精减和外贸等工作。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外交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和《人民日报》的《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社论。次日，声明和社论发表。
12月6日一8日 约各副总理研究一九六二年度计划，同时，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的汇报。在讨论国家计委的计划安排时说，当前国内形势很好，成绩大，调整任务很紧，困难多。因此，明年必须认真调整好，丝毫也放松不得。对各种不平衡关系，需要全面调整，综合平衡。提出明年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
12月7日 与李先念研究农产品的收购问题。
12月10日 在听取九个省关于木材问题的汇报后，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十一个省的木材问题。
1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在会上再次对国家计委下一年的工作发表意见，强调要丢掉依靠外援的幻想，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想方设法去克服。在谈到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指标时说：明年的计划指标，特别是钢、煤、木材、石油这四个骨干指标不能再退了，必须顶住。至于其他次要指标，在综合平衡时还可作适当的调整。在谈到干部的思想问题时，强调必须遵循局部一定要服从整体、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方针，因为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在谈到当前的工作时，指出应该注意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抓中心，首先抓煤炭和木材生产，还要抓有色金属、化肥等，为此中央同志将分工抓，首先是依靠计委、经委；（二）抓定额，在新的基础上制订新的定额；（三）抓减人，今年减一千二百万人，明年减八百万人，其中职工三百万人；（四）抓生产和维修，二者相结合，不要把先维修后制造绝对化起来；（五）抓基本建设排队；（六）抓增产节约，首先是抓增产，节约煤、木；（七）抓品种质量。十二日。继续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
△出席首都文艺界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集会。并观看周信芳的演出。
12月13日 接见并宴请缅甸联邦政府经济代表团及其顾问团的全体成员。在宴会上讲话说：中国同缅甸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其目的和特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求得各自的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而不是损害彼此的利益。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时发言强调：当前调整任务紧，非靠自力更生不可。把困难都认识到了，就有雄心壮志了。局部要服从全局，当前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全党服从中央。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但不能同党的领导对立，或者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
12月15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再特赦一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等七项议程。在讨论援外问题时指出：我国的外援不能做假，旧的东西要向对方讲清楚，并将我们的经验介绍给对方，我们要老老实实，说明情况，不能把坏的东西给人家。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总结大跃进的经验说：我们有些搞急了，搞多了，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调整期间今明两年是关键，今后一定要有重点，所有各部门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都要下马。归根到底是要集中统一，要听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还要听经委、计委的。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克服困难，说这样一定可以调整好。
12月16日 审定中央外事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撤离等事〔注〕致各部委党组和各地党委电。电文指示；在对外接触中。不必主动谈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及。应以个人身分，根据不同对象，表明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士，不表示具体意见。
〔注〕《人民日报》十二月十五日公布了苏联外交部关于撤离驻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和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离开苏联的公报，以及有关这一问题苏方的三个通知和阿方的两个照会。
12月16日、18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在会上发言说：经过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现在的架子大了，基础跟一九五七年不同了，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架子大而又不实在，成了克郎猪，而原料、物资都不够。因此，首先必须去掉架子（关、睁、并、转）。第二是整理混乱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秩序。第三是几十万个企业，矛盾重重，我们要集中解决问题。这就需要集中统一，同心同德，从全局出发进行调整。不这样，就没有办法建立新秩序。
12月19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扩大会议上作预备性质的政府工作报告。阐述国内国际形势。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讲了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三面红旗”中的问题。说我们在制定政策中，要取得两方面的经验：正确的、错误的；成功的，挫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从经验中间定出我们政策的界限。并说：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是需要实践和时间的，在没有掌握这个规律以前，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上出现曲折或反复是很难避免的。又说：一年多来的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了好转。第二，支援农业和支援市场的工业产品和调整的工作，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成绩。第三，各种关系的调整和政策的具体化也正在逐步地有成效地进行。当然，应该看到调整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巩固，而且调整中间，我们又逐步认识到问题多、任务重。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会上与邓小平报告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并提出，需要集中统一，不能搞小天地。再次强调：任务重，任重而道远。
△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关于赠柬小型联合钢铁厂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派一冶金专家组去柬（埔寨），要说服柬方同意先建轧钢厂，继建机械厂，待资源、电源、运输逐步解决后，再完成冶金的整套建设。”
△电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逝世称：风见章先生生前为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12月22日—24日 约李先念、李强等谈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并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大会上作当前形势和一九六二年八项工作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大战可推迟，小战必不可免。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还是那四句话：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尽管三年来我们工作有错误，造成了很多损失，但是要看到成绩是主要的。对我们独立的国民经济基础的完全建成，要把时间准备长一点，要讲现实主义，实事求是。强调：一九六二年是贯彻调整八字方针的关键一年，明年的工作不仅对本年有关系，而且影响以后五年。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松劲畏难情绪，提出：就是到了七千人的干部会上，只是鼓劲还不够，还要统一思想。报告认为，解决调整工作中的众多问题的主要环节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提出四条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建立秩序。还对三年来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中楼、堂、厅、院、馆的比例过大而职工住宅比例过小提出了批评。报告提出一九六二年的八项工作是：（一）放下架子，不管生产、基建、事业、企业，都要精兵简政；（二）坚决减人；（三）争取农业增产；（四）保证木、煤、钢、矿、运这五件工业上最迫切的事；（五）清理物资；（六）保证市场；（七）贯彻各种政策、条例（包括农业、工业、学校、商业等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八）建立新秩序（四条组织原则，八条办事方针、“三八作风”等）。
12月25日 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在谈到印尼的建设和华裔问题时说：首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要搞工业，以利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上不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就不能算做真正的独立。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对于印尼籍华裔，应当由你们去劝导。对于华侨，我们愿意劝导他们帮助印尼发展工业。
12月31日 与凯莱齐会谈，就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说明：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来承担国际义务，如果我们有力量不用出来，不承担这个义务，那我们就不是马列主义者。但是，由于我国连续遇到三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了专家，所以遇到了极大困难，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援助不能像你们所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建议阿方要作好的和坏的两手打算。要教育人民做艰苦奋斗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1962年六十四岁
1月1日 在陈毅举行的招待各国专家宴会上致词，感谢各国专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帮助。
1月3日—6日 召集国务院系统有关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汇报会。三日，听取忙报并讨论煤炭、木材的生产问题。为加强对木材的供应、生产、调运、分配、节约和基建等项工作的管理，商定在国家经委下面仿照煤炭指挥小组的机构，也成立一个木材七人小组。四日和六日，听取汇报并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商定国务院八个口子（工交、基建、农林水、财贸，文教、外事、国防、行政）与各部委限期确定各行各业的生产定额、工作定量，编制定员，以便分省区企业事业，下达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裁并机构和减人指标。五日，听取《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汇报，并讨论财政问题。会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
1月5日 同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出席招待首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宴会，在致词中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祖国的富强、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一九六二年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1月6日 与李先念、姚依林等商谈粮棉收购问题。
△就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致信邓小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请书记处讨论通过。信中提出，关于粮棉油的今年征购上调和下年度的包产征购问题，拟在确保下年度粮食征购八百二十亿斤，棉花至少播种六千三百万亩、征购一千八百万担，食用植物油征购二亿斤的指标要求下，争取在会上商定；信中对精兵简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在宋庆龄陪同下，与陈毅、邓颖超等参观《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展览会。该刊一九六二年一月号刊登了周恩来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题词。
1月7日 审批钟子云〔注〕《一九六二年煤矿生产工人恢复粮食定量需要增加的粮食和补助大豆、食油的数字》报告，批示：“必须在根据综合生产能力和当前任务而定额定员的条件下，计算粮油豆的补贴标准和数量。”
〔注〕钟子云，时任煤炭部副部长。
△探视病中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玛尼亚·吕思，受邓颖超之托，向吕思介绍养病的经验。并询问了在中国工作的美共党员的情况，希望他们对中共的工作提出意见。当吕思称赞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短短几句话，就揭露了一切”时，周恩来说：是党决定我那样讲话的，我执行了党的决定。
1月8日 鉴于一九六一年全国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三百万人（其中含精减的职工九百五十万人），本日，按照原定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以上的要求，改定《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草稿）》〔注〕。草稿提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应占五百万人以上，争取在春耕或者夏收前完成。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决定。
〔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周恩来根据当年一月至十一月期间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的情况，曾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八百万人的决定（草案）》。年底，得知全国精减城镇人口总数已达到一千三百万人，因此重新提出一九六二年再减七百万人的要求。
△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针对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的专家所要求的建设规模大而全、制定计划时间很长等问题，指出：我们的工程师的建设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勤俭建国思想的。并告诉凯莱齐：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这种建设思想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学苏联，建设思想是有毛病的。这怪我们。建设思想没有中国化。
1月10日 与有关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1月11日、12日 约廖承志等谈日本问题，十一日陈毅参加。
1月11日—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会议期间，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先后在大会或地方组会议上讲了话。
1月11日、12日 与陈毅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术茂三郎和他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十二日，在宴请代表团一行时说：已故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在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特别值得中国人民钦佩；中日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和方法，要根据两国各自的具体情况、两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发展来决定；反动分子把中日两国人民在反美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故意说成是要结成军事同盟，这完全是造谣生事；中日两国人民的来往，是有巨大国际意义的。
1月14日 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和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就老挝联合政府、日内瓦会议前景等问题交换意见。
1月17日 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继续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
1月18日 约柯庆施、曾希圣、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谈粮食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关注粮食问题，了解粮食情况，研究解决办法。还多次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廖鲁言等以及东北局和西南局有关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1月19日一22日 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二十日，对报告的“基本经验教训”部分所列十二条提出书面《补充意见》：“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多快和好省数量和质量，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提出“高速度和按比例地发展”的问题时，要说明是“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也就是把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关系上，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统一的国家计划是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企业和事业计划构成的”。“国家体制问题”就是“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一切要经过试验，因地制宜，是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应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经济工作应该越作越细。”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应“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除了对每条在内容上和文字上提出修改意见外，周恩来还建议增加四条经验教训，即：“一、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三、精兵简政。四、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这些补充意见，基本上被吸收到后来定稿的书面报告中。同日，在修改报告时还建议增写以下内容：“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并剖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二十二日，在修改报告中的“关于集中统一”部分时，提出将国家下放给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百分比，由原稿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改为“百分之十至十五”。对已经下放给地方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处理问题，将原稿中“必须在一九六二年第一季度收回”一句，改为“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
1月20日 约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河北省邢台地区南宫县县委书记李瑞山，了解县委的工作、群众生活、人口、土地、粮食产量等基层的情况。提出：你们南宫县是老产棉区丁。要多生产棉花，多为国家做贡献。在谈到如何总结和检查工作时，强调要一分为二。在总结工作时，宁愿不及，不要过头；在检查工作时，宁愿过头，不要不及。
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月26日 和邓颖超接见蒋介石前妻陈洁如，详细询问陈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在谈话中表示：我们完全赞同你去香港清理债务，办理自己的私事。在香港愿住多久都可以，由你自己决定。还指出：蒋介石的一切罪恶只能由蒋个人负责。蒋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对他仍寄予希望。
1月2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议审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并听取刘少奇关于国内形势、加强民主集中制、党的问题的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关于出现困难的原因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中央和地方都清理一下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当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之类的口号，并清理宣传、新闻机构和报刊杂志所说过的“对人民不利的话”。
1月30日 下午，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等问题，并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晚上，周恩来参加福建分组会，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次日，又两次参加福建组举行的大会。
1月31日 约河北省省长刘子厚谈话，了解河北的情况。二月三日，又约四川省的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四川的粮食情况。
2月3日 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说：我们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致电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和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重申中国对古巴人民的支持，谴责美国操纵美洲国家外长会议通过干涉古巴的决议“违背两亿拉丁美洲人民的意志”，“粗暴地破坏了举世公认的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是完全非法的”。
2月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财政、减人、一九六二年计划等问题。
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月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耍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目前我们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主要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术，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就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到五年。在详细列出历年的粮食细账后说：在一九六一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一九六二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一百亿斤左右。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提出克服目前困难的八条具体办法。其中，“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机构。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与邓小平商定，二月八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粮食产量和征购、上缴数量的估算》、《一九六二年各省、市、区棉花生产、收购包干数量表（草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草案）》等六个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几天内，叉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计划、精兵简政、商业、外事和军事等问题。
2月8日 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丹江口和建溪水电工程问题。
2月9日 得知李克农病危后，立即赶往协和医院探望。当日，李逝世。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十一日，向李克农的遗体告别。十三日，主持首都各界公祭大会。
2月11日 致电十二日将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非人民友好团结、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提出，中央书记处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力抓紧精简节约。
2月13日、14日 参与进一步讨论、修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书面报告。
2月16日 在对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的批示中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批示针对领导方面说：“只相信一面，其听一面，就不走群众路线了，就不要调查研究了，就骄傲自满了。”
2月17日 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本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鼓励剧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指出：一九五九年以来，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骂倒一切等等）。“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强调：“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在讲到“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时，说：“党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提出“政治与艺术不同，作家还要发挥创作个性”。并纠正了填表时把“党员和非党员写成党员和群众”的错误做法。在讲到“时代精神”时，指出：“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一个写时代，一个写历史，一个写理想。理想要有科学根据，不是乌托邦。”建议大家“对时代精神要作广义的了解”。讲话还要求剧作家们除了反映敌我矛盾外，更多地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能写出更多的剧本”。并要求作家们加强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2月18日 接到外交部电报，其中反映：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中苏边境车站的铁路员工及家属在与苏方接触中态度生硬，部分人中滋长反苏情绪，甚至查出边境来往列车上有反苏的字画等情况。接电之前，曾在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听取外事工作汇报时了解到类似情况，并当即分别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四省区党委通话，要求各地“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本日，为了避免在苏联人民和员工中造成错觉和不良印象，再次提议：请彭真主持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此事，“并立即派出几个检查小组（以公安为首）分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绥芬河、大连（有苏联随修船来的海员在港）、二连、集宁等地留住该地一个月，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逐车的严格检查，并协助当地党政部门对当地员工干部进行解释教育”。次日，又约驻苏联大使刘晓谈话。
△两次约钱之光谈化学纤维问题。
2月20日 在十九日听取精简工作的汇报后，本日，约有关人员谈农业、林业、水利系统的精简问题。晚，又约叶季壮和陈国栋谈进口粮食问题。
△致信邓小平，提议在二十二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有关清仓核资、国营农场和精简工作等问题的文件，“先在书记处讨论，然后再拿出去”。二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对行政、工业、基本建设、农林水、财贸、文教、外交、军事、政法方面的精简工作进行安排，并指出：当前重点应放在制订并实施上半年计划上面，这样可以在上半年减人七百万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减六百万。同时，提出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高云屏、马文瑞、章夷白七人组成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主持工作，童小鹏任秘书长，周恩来直接过问这项工作。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会议认为：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大、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情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精兵简政。会议还决定成立由谭震林任组长的国家机关编制小组。
△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外交使团团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基万。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十分关心并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称赞“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同法国进行谈判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介绍中国人民的谈判和斗争经验时说：谈判的进行有时是顺利的。有时遭到挫折甚至破裂，总之，谈判和战争需要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引导到胜利。人民对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两手，争取最好的可能，准备对付最坏的可能。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武器，解散和改编武装队伍。
2月21日 修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稿。提出：全国国家机关〔注〕原有职工二百六十八万余人，拟精简九十四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关于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专）、市、县，公社等各级国家机构的精简数字，“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可以保留在编制外的一定比例的机动人数，但至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一”。修改后的文件强调：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只求工作任务归口，不强调上下对口，不强求组织形式一致；应当加强业务管理部门，一般不设临时办公机构。“鉴于这次精简出来的人员很多，人员处理和安置工作比较精简还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必须采取积极慎重和负责到底的态度，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统一安排，妥善处理。”次日，周恩来改定中共中央转发这一《建议》的批语。
〔注〕文件把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简称为“国家机关”。
2月21日—23日 出席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时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等情况，发现当年预算中仍有五十亿财政赤字，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提出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办法，明确地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体上要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张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指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周恩来同意上述意见。会后，中共中央酝酿了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
2月25日 致信毛泽东，报告次日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
2月26日 飞抵广州。下午，看望在广州的几位元帅。晚，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翰谈话。
2月27日、28日 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
2月28日 看望参加戏剧创作会议的戏剧家，鼓威大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积极创作，很好地体会和写出革命者的感情。不要把革命者写得干巴巴的。
3月1日 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
3月2日 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
3月3日 由广州乘飞机返回北京。下午，在中南海西楼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晚，到刘少奇处谈话。
3月5日 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在谈到谈判问题时说：我们从来没有关死过谈判的大门，同美国我们都谈判，何况印度；愿意谈判是一件事，谈成是另一件事。并介绍了中国外交和谈判的一些经验。
3月7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在听取陈云讲“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此后，多次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救灾问题。
3月8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讲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从各种情况看，表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但要准备慢。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了一些破坏。强调：“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还提出八条转弯的办法，其中有“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和“基本建设规模还要缩，投资还要削”等。为加强国家计委的工作，提议李先念兼任计委副主任。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时说；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并表示，巴基斯坦同邻国的纠纷要直接解决，无须第三国介入和干涉；如果巴能减低同周围国家的紧张气氛，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
3月9日、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派谭震林到郑州，协同陶铸研究解决河南省的土地碱化、水利纠纷以及黄河防汛等问题。
3月11日 听取率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缅甸归来的叶季壮等人汇报外贸工作，并商谈外贸问题。
3月12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陈云二月二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以及李先念、李富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十三日的会上，刘少奇建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中旬 在三月十六日陈赓逝世周年前夕，为陈赓骨灰盒题词：“陈赓同志之骨灰”。
3月16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飞抵武汉。连日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同意其他常委关于当前财经情况和采取的措施的意见。周恩来在武汉期间，还约罗瑞卿、谢富治谈话，并多次与王任重、张体学谈湖北省的工作。
3月18日 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批发陈云、李先念、李富春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批示中重申：“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批示同意陈云关于两个阶段的划分；“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
3月18日、20日、22日—24日 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20日 约中国新任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杨琳谈援柬问题。
3月21日 出席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主要问题以及国当前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在会上扼要介绍将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次报告的方针是肯定成绩，批判错误，总结经验，克服困难，指出前途，增强信心；目的是实现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在剖析四年来的成绩和错误时说：成绩是有的，但问题是我们搞多了，搞急了。尤其是没有照顾到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以致发生了比例失调。代表国务院承担主要责任。在谈到一九六二年能否提出一个年度计划时说：我们宁可实事求是，而不勉强搞个形式的东西提出。因为要落实，许多的数字就不能马马虎虎提出；提出了，将来不能实现，这是对我们的人民不负责任。还说：调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摸索经验，我们的经验还不够。
3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安排一九六二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报告》。
3月23日 主持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
3月25日 约薛暮桥〔注1〕、吴波谈财政预算等问题。约李哲人〔注2〕等谈木材问题。
〔注1〕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注2〕李哲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将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等。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八字宪法”〔注〕问题。
〔注〕指土（土壤）、肥（肥料）、水（水利），种（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3月27日 和陈毅批准外交部《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当前主要应办好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五种语言专业，提高质量，并充实提高近几年新办的十五种其他语言专业，争取十至二十年内把世界主要语种都开设起来，增加到七十四种外语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