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向大会报告《致府工作报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部分，说：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坚决反对核战争。次日，在大会上报告“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报告对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期间的工作作了基本总结，指出：这期间，我国人民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但我们工作中也发生过某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是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制度，不注意经济核算。不讲求经济效果，给企业，事业和工程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和损害；也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企业和事业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同当前农业水平很不适应，这就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报告分析了产生或加重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并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还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不完全认识，在工作中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逐步地求得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进行新的工作、还没有成熟的经验的时候，各级负责干部“应该特别谦虚谨慎”。报告在讲到“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时，再次强调：“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顺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同，建立新的平衡。”报告特别强调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报告最后号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在人大会议期间，分别约有关人员谈四川、河南、河北等地的粮食和棉花问题。
3月28日 同意有关部门报来的关于河南省救灾的几项办法，并提请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对调粮、调煤和拨救济款等办法，连夜通知李富春、习仲勋等与有关部门商办。
3月29日 在接见马里驻华大使科尼巴·普莱亚时说：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解放刚十二年，加上三年农业上的歉收，工作中有缺点，困难也不少，因此在建设上不能像朋友们所期望的那样快。
3月30日 约有关人员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在听李范五〔注〕汇报到黑龙江省粮食比较紧张时，说：应当说是根紧张。四川省和黑龙江省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自己有困难，不敢真实反映，则是不应该的。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破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
〔注〕李范五，时任黑龙江省省长。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朝、中蒙边界问题。
3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
△在听取李大章〔注〕汇报四川省粮食问题后说：四川目前还有一千多个小高炉，占用了九万多职工，应当下决心精简。留下一两万人维持一些生产较好的高炉就可以了。原计划调出的四亿斤粮，现在决定不调了。四川曾经大力地支援了全国，今天四川有了困难，全国也要大力支援四川。除中央再补给四川粮食一亿斤外，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要拿出些粮食帮助四川。
〔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
4月1日 在听取吴芝圃〔注〕汇报河南省的农业需要十年才能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时说：河南省的错误是严重的，河南省的农业生产巳基本上退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当然，如果河南省委能够认真地纠正错误，把工作做好，并不需要十年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中央六月底前给河南省拨粮三亿九千万斤，先援三千万斤；拨救济费二千万元，先拨一千万元。
〔注〕吴芝圃，时任河南省省长。
4月2日 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胡立教和吴波谈冻结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结余问题。
4月2日—4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财经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问题》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在会上讲话：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对于这一点，现在认识是不够的。这种不平衡现象集中表现在财政、信贷、物资等方面。提出，计委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摸情况、材料，把问题揭发出来，然后才能解决。要下三个决心：（一）不仅要争取快、准备慢，还得要争取好，准备差一点；（二）要作大幅度的调整；（三）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在原有措施的基础上，要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即：精兵简政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投资亏损的工厂拆下来以后实行南泥湾的政策，与其允许亏损，不如拿出来搞农业；在有效地支援农业、保证商品粮基地的恢复方面，应当把材料分配给地方。由地方因地制宜安排；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基本建设要排队，要有先后次序，要循序渐进，不能撒胡椒面；稳定市场总的任务是弥补差额，合理地控制授放，坚决地控制外汇，有意识地抽紧银根；紧缩文教、科研部门；等。四月七日、八日继续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
4月3日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商业资金的统一管理和改进商业利润解缴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从一九六二年起，商业部系统各级企业的资金，归商业部统一掌握。商业利润的解缴，由商业部对国家负责，各级商业部门对商业部负责。
4月4日 为扭转前几年“全国统计工作有所削弱，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很不确实，情况不能及时上达”的状况，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4月6日 出席古巴黑人音乐家伊格纳西奥·维亚举行的访华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欢送酒会，称赞他的歌声是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表达了今天古巴人民的欢乐。并把中国的艺术家白杨、周小燕、郭淑珍等介绍给古巴朋友。在酒会上，还询问了古巴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希望有关学校更好地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并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
4月9日 出席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向薛暮桥等了解上海的工业生产情况。
4月10日—15日 先后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全体会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全体会。
4月11日、12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忙报工业生产情况。
4月12日 在国家科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科技合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但一切人员来往、技术交换均应按照精简节约、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
4月13日、1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文教战线的精简问题。
4月15日 嘱童小鹏转告许涤新、李维汉等：工商界定息延长三年，今后可鼓励他们（一）从事储蓄；（二）办好互助金；（三）有条件的，投资于农场或举办一些事业，如补习学校或托儿所，吸收一些无职业的工商业者参加，如江西，有大量的土地待开发，要由政府全部投资是有困难的，鼓励资本家举办这些事业，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去北京嘉兴寺参加首都各界公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马锡五的仪式。
4月16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就国内问题讲话：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事业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又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就在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强调为了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必须忍受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暂时的和局部的损失。提醒大家：“发展中总是会出现波浪式的情况，但是大幅度的波动，是应该避免而且是可以避免的。”
4月17日 召集国务院扩大会议，就精简问题讲话：政府工作中，当前首要任务是抓精兵简政工作。采取的方针是裁并单位（包括中央和地方），精减人员，统一调整，合理安置。办法是就地调查，依靠群众，党政带头，条块对口，一致行动。并对人员安置提出十条具体措施。
△接见参加中苏研究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总结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祝贺中苏双方的科学家们胜利完成了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签订的中苏协定中所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
4月18日 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闭幕词中特别强调，在政协里面，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提倡“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指出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并说，“要使我们的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来。
4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约有关人员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
△与李强谈中苏贸易问题。次日，接见以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为团长的苏联贸易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苏贸易时说：中苏贸易总是要有发展的，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我们之间意见有不同处，贸易上有些困难，但是可以克服。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由于客观上的困难。贸易额一下不能增加上去，但是努力的：宁向是对的。实际上我天天过问这件事。在谈到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时说：同资本主义世界做买卖，要有很好的控制，每次交易都要计算，不仅在经济上计算，而且在政治上计算。在谈判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时说：这种贸易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不要特权，不附带政治条件，目的是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独立发展。
4月21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4月24日 将《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的材料推荐给毛泽东。材料说：在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美国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资；而苏联则因战争破坏需要恢复，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却对现代化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这是苏联农业落后的最根本的问题。
△批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该报由六版改为四版笋增加发行量的报告：“文化部对纸张分配再作一次研究，许多地方报纸可以减少，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日报》，满足全国读者要求……。如可能，我仍主张挤出两三千吨纸给《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八日，又批准文化部提出的解决《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困难以及控制压缩地方报纸发行量的意见，同时提请中宣部注意这一问题。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汇报与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次日，根据其他常委的意见，对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稿提出，调整计划还存在不少缺口的问题：粮食收支有钽大差额，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仍然存在，财政收支的差额还要扩大，全国煤炭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缺口还会扩大，主要原料、材料不能满足需要，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毛泽东对修改后的报告批道：“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4月25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进口成套设备问题。
4月26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法的意见》。《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毕业生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在以往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上，存在着用非所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分配办法上的主要缺点是负责培养学生的教育部却不参与分配工作，因而分配、使用和培养有脱节现象。《意见》提出，今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必须与培养工作密切结合。并提出了搞好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一整套办法。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意见》，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成立以习仲勋为首的分配委员会负责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等工作，成立以聂荣臻为首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拟定各方面录用毕业生的政治标准。
4月27日 在接见加纳驻华大使比纳·克西时，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也总会有的，但只要依靠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能领导人民继续前进。
4月28日 出席有各大区经委主任参加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并最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草稿）》和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指示》，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今年国际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指示》再次提醒全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在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指出：美国的农业过了关，它是先解决农业问题再解决工业问题的；日本农业的半机械化和化学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我们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加上社会主义的制度，又真正认识了农业的重要性，是可以很快赶上去的，这是肯定无疑的。”
4月30日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就精简节约工作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无论工厂还是学校都要关掉一些、停办一些、合并一些，就是看我们能不能经受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的考验。认为必须做好精减下来的人的安置工作和解决好青年不能都升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要向人民交待，要向干部讲。次日上午，与会议主席团通话，再次强调，在调整和精简过程中必须保护好物资、安排好人，国家的精神是：凡是精减下来的人，国家都要包下来，负责到底，不能漏掉一个人，要使大家有住的地方，有其他职业，有生活保障，不能流离失所。并特别交待：如果有发现不按上述精神办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或写信给总理本人。
△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赛福鼎回新疆工作的意见。就新疆塔城、裕民、霍城边民外逃事约赛福鼎谈话，指出：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谈话中提到可能发生成批冲过去的情况，对其中鼓动的，要按法律办。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中央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问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经周恩来改定后于五月中旬下发。
5月3日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并转邓小平，提议五日召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听各牧和各大区经委主任的意见〔注〕，对于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有帮助”。五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注〕国家经委曾于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一日召开大区经委主任会议，讨论周恩来和李先念向中央提出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和积极建议。
5月4日 出席中央精简小组会议。
5月6日 两次约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等人谈粮食问题。
5月7日—1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安排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周恩来在十一日的会议上讲话，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说：“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灾荒的严重后果，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的。指出：“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奁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讲话还对精简方案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会议基本同意周恩来，李先念提交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决定在中央关于精简工作的文件下发前，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发给与会人员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
会议期间 参加工交小组等小组讨论。五月九日再次约李先念，陈国栋谈粮食问题，五月十日出席中央精简小组会议。
5月8日 在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时说：我国政府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中蒙边界尚未划定的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维持现状。
5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刘澜涛汇报新疆边民外逃问题。
5月13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5月14日 就李先念来信所谈国家金银生产问题批示：请谷牧“约集各有关单位包括计委商定今年金银生产和销售计划”，“原则是：今年应力争产售平衡，略有逆差”。
△签发《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二年夏季征兵的命令》。《命令》说，为了补充军队兵员，结合压缩城市人口，决定六、七、八月份在大中城市征兵十九万人。
5月16日 约邓子恢、谭震林和有关人员研究农业、林业和水利等问题。指出农业方面主要是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抓当前工作，二是总结以往的工作。指示国务院农业口负责起草一个恢复农业的规划，提交八月份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要求在水利问题上必须做好防汛、治碱、水库检查和水土保持等方面工作。确定组成以陈正人为组长，钱正英、王光伟为副组长的治碱小组，抓全国十一个专区的治碱工作。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汇报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的情况，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注〕《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会上强调统一战线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注〕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5月18日 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在听取班禅等就西藏和其他藏区问题所写书面报告的汇报后说：十一年来，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平叛以来发生了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至于对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
△就对蒙古经济援助谈判一事作出批示，提出“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等八条原则。请李先念、王光伟〔注〕、谷牧等在十九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汇报谈判的有关情况。
〔注〕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5月19日 审改《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指示》稿还说：“中央财经小组原建议减少职工九百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中央现决定改为减少职工一千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人，要求两年完成。”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六日将这一文件发至全党。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5月21日、22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稿等四个文件。《通知》稿指出：做好这项宣传教育工作，是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深入工矿企业的基层单位，同职工见面、座谈，向他们作报告，解答他们的问题，并作必要的自我批评。此件经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下发。《决定》稿指出：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二十二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述《决定》，并决定由马文瑞〔注〕作个别补充，修改后，送周恩来审阅定稿。此件经周恩来审定后于二十七日下发。
〔注〕马文瑞，时任劳动部部长，中央精简小组成员。
5月23日 参加讨论有关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生和裁并学校学生安置问题的会议。
5月24日 在政府各部门党外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详细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说明《决定》中之所以提高了原来讨论的精减数字，目的是为了减轻农业生产对城市供应的负担，减轻对农业的压力，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认为：有些人光看成绩，对缺点错误顶过去，有些人看到这么多的缺点，失掉了信心，都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投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月27日 批准国家计委议定的关于停止用自由外汇进口一万吨纸浆以节约外汇，促进国产化的意见，并批请王光伟督促实现。
5月 在同中共西藏工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他们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同达赖是对立的。
5月28日 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去东北，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工作的决定，与邓颖超乘火车前往东北。随同前往的还有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名部长。行前，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一个由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八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先期前往沈阳，进行调查研究。
5月29日 中午，抵达沈阳。下午和晚上，听取顾卓新汇报工作组到沈阳后的准备工作。
5月30日—6月中旬 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军工生产问题。听取东北局及东北三省负责人汇报精减、工业调整、粮食、市场、农业恢复、煤炭、木材等问题，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强调：东北的调整，必须对照全国的情况进行；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5、6月间 托杨尚昆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注〕，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注〕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胡南作了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6月2日 与同来沈阳的中央各部部长谈当前形势。根据国际形势和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有可能发动局部战争的情况，进一步强调二月份提出的“整军备战”的问题。此后，又多次约东北局领导人谈国际国内形势。
6月3日 约东北局负责人谈中朝边界问题。
6月4日 接见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随后。陪同宾努飞往大连。在飞机上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有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具体方法还需要摸索。各国情况不同，取得民族独立的方法是不同的，建设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设比革命的时间更长些。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抵达大连后，再次与宾努谈话。同日，陪同宾努视察海军北海舰队“鞍山号”舰，并为该舰题词“鞍山号全体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奋勇前进。”在随舰出海时，教育舰上人员，要安排好外宾，“事事处处都不要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在海上航行两个多小时，不顾风浪颠簸，一直站在甲板上与水兵们交谈，询问舰上装备的性能、使用情况以及战士个人及家庭生活。
△同旅大市党政领导谈节约粮食问题。同日，返回沈阳。
6月6日 与中央有关部的部长研究建工系统企业的关、停问题和军工生产所需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问题。
6月8日 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讲话：当前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没有过去。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在讲到国防和军工生产的问题时说：我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还很薄弱，要“巩固起来，发展起来”；国防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号召军队、东北局、东北三省以及各部门要加强领导力量，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步骤，协作一致，用严于责己、宽于责人的态度搞好团结。完成调整任务。
6月9日 在东北局的汇报会议上介绍全国粮食的困难情况及中央有关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安排。鉴于辽宁粮食十分紧张，经与中央有关方面联系，增拨粮食五千万斤。
6月10日 在东北局有关部门汇报木材问题的会议上谈木材的计划任务、分配原则及林业政策等问题。
△签发《中央关于同意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备战急需装备和物资安排和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虽然我国在国民经济独立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方面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备战生产方面存在着许多弱点，必须尽快克服。
6月11日 在东北局有关部门汇报市场问题的会议上指出，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基地，成绩很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大困难，必须全国支援。
6月12日 赴鞍山钢铁公司参观。临行前嘱咐有关人员要轻车简从，尽量减少车辆和随行人员。到达鞍钢后，得知接待人员安排了新建宾馆的房间，立即表示：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在参观冷轧厂时，得知由于苏联不履行合同致使一米二轧机停工待料，对工人们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并鼓励大家自力更生、打破封锁〔注〕。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走访了住地厨房、传达室、服务员休息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店等处，和群众交谈。晚，与鞍钢负责人谈话后，返回沈阳。
〔注〕鞍钢经过努力，于一九六四年独立自主地把一米二大轧机建成投产。
6月13日 上午，冒雨参观沈阳拖拉机厂。询问拖拉机质量、农民是否欢迎及农具配备情况，要求厂技术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并说：要核实好，一台拖拉机需要多少钢铁，尤其是铜。坚持与工厂职工一起在雨中步行，直到走出厂门，才上车与工人们告别。下午，继续冒雨参观松陵机械厂（飞机厂）。询问工人王传康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多次拒绝工人为他单独打伞。
6月14日 分别约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和东北局、东北三省负责人商谈工作，就减少城镇人口、节约粮食、发展林业、搞好市场和清仓核资等问题发表意见。
6月15日 赴铁岭县农村作调查研究。在该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召开社员座谈会，询问社员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听取大家汇报农村的困难，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表示一定把贫下中农的心意转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与社员们一同拔草时，鼓励大家：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有困难，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到社员家中看望了不能下地劳动的老人和孩子。还与邓颖超一起登上龙首山，回忆少年时期在铁岭的读书生活。下午，返回沈阳，迎接途经这里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在与客人交谈后于当晚离开沈阳赴长春。
在沈阳期间 对管生活的有关人员交待：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鱼、蛋、肉之类的东西不吃，内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参观少年时期就读过的东关模范学堂（已改为沈阳市第六中学）。
6月16日 参观长春拖拉机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坐解放牌汽车。在听取一汽厂领导汇报汽车生产任务时说：工厂除了生产汽车外，同时还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支援农业，一是支援国防。此外，还担负援外任务。
6月17日 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合成纤维厂。在长影，对创作人员说：电影音乐不能喧宾夺主，影片要突出主题，人物形象和语言，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为工农兵服务。
△在《关于修建汤林线和长林线两座铁路桥梁的报告》上批：“拟同意追加这两笔林业基建投资共二○一万元。责成铁道都负责施工，所需器材由铁道、林业两部分别解决，不足数，请经委解决。”当天下午，赴哈尔滨。
6月18日 参观某炮弹厂、轻合金加工厂、飞机修理厂。在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观看两种打垄机械的表演。当看见旧式的“犁后喘”表演中尘土飞扬、七人扶犁还很累时，立即示意停下来，说：这样贫下中农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当看见新设计的垄作七铧犁表演解决了上述问题时，说：这个好。应当多生产，代替“犁后喘”，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6月19日 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就精简工作和艰苦奋斗等问题讲话：今年下半年抓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项工作，是克服困难的一条基本出路。下去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检讨上级机关的错误，对“不自觉地造成一个特殊阶层”的错误。要自己克服，不要给后代留尾巴了。在谈到农业机械问题时说，不能跟着苏联搞大型的农业机械，而要大、中、小结合，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讲话还对黑龙江省花费二千万元修建北方大厦提出批评，指出：这几年我们占老百姓地，拆老百姓房，应引为教训。
△参观哈尔滨发电厂。晚，赴以重型机器制造工业著名的齐齐哈尔市市郊富拉尔基。
6月20日 参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赴齐齐哈尔。参观炮厂等。
△晚，听取余秋里和康世恩汇报大庆油田会战情况。深夜当工作人员劝他休息时，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 赴石油化工基地萨尔图（今大庆市），视察大庆油田。接见石油部在萨尔图的工程技术干部和教授。到正在打井的一二○二、一二○三钻井队，登上钻台问候钻井工人，与满手油污和泥浆的工人握手，并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在参观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时，称赞各项岗位责任制度。在参观职工宿舍、食堂时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在视察中，肯定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按科学办事的做法。并指出：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注〕。
〔注〕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一做法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十六字，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6月22日 抵达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下火车后，接连参观延边农机厂、延边大学和延边医学院。在农机厂，当听说生产一副五铧犁需要一吨半钢材时，提出，能不能改革？要大胆设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支援农业。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延边大学，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学习进展等情况。在延边医学院，详细地察看实验设备，还到教室亲自听教师授课。
6月23日 在去延边农学院视察的路上，说：千万要保护好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察，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还叮嘱有关人员，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的问题。
△在中共延边州委常委会上指出：军队修工事、修营房、修公路、开荒、打靶五件事。都要保护好森林。城镇人口太多，要让职工家属搞农业，这是一条出路。
△在延边农学院的果树苗圃，听了关于建校的汇报后说，你们要继续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更多地培育出适合当地的苹果、梨树苗，栽遍沟坡山岭。要求校办农场要搞好，要起到示范作用。
△到长白公社新丰大队朝鲜族社员家中，了解队里的土地、人口、水稻、饲养、粮食和燃料等情况。
△晚，乘火车去吉林市。到达市区时已是深夜，为了不影响市里的干部和群众，决定于黎明时下车。次日清晨，直接坐车去丰满发电厂视察。
6月24日 参观吉林化肥厂和电石厂。
6月25日 乘飞机到沈阳。
在东北期间 曾就调查工作指出：下去不仅要调查，还要解决问题，摸出解决问题的经验。在这次视察东北的过程中，对一些地区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及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心不大，提出严厉的批评。经过耐心说服，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
6月26日 返抵北京。
6月27日 约方毅、李强等谈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
6月28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