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至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信中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10月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
△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李立三在八月初的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底趋势”，要求苏联积极准备战争，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的情况后，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立三路线”问题，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在时局底估计和策略任务底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底实质，说明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底周围”。
1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同赣东北苏区来人接谈情况。会议决定由林育南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十三日，中共中央致信赣东北特委：特委组织，中央指派一人前来，与邵武平、方志敏、邱泮林、唐在刚，并由当地得力工人同志与农民领袖同志各一人为常委。分工方面，邵式平可代理特委书记，周建屏为红十军军长，徐振农为政委，方志敏为政府主席。
11月13日 陈绍禹〔注〕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人员处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不仅拒绝本已接受的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组织分配，而且四处串连，以“反立三路线”为名，积极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本日，陈绍禹、秦邦宪（博古）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并且声称：“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误”。十七日，陈、秦再次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陈绍禹在此期间还写了名为《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意见书，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散发，宣称：三中全会后维它（瞿秋白）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注〕陈绍禹，又名陈韶玉，化名王明。曾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红旗》编辑。一九三○年七月，因和秦邦宪等人一起与李立三教条式地争论过政治问题，受到党内处分。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来信的批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曾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的明显而深刻。同时强调说：党的总路线是与国际一致的，只是有“左”倾路线侵入中央的路线。关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党应遵照国际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停滞。并且特别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开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提议召集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专门研求和讨论过去的错误，同时指出陈绍禹他们的错误。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批评，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会上发言说：自我回国以后，只在各个“左”倾策略上加以纠正，到三中全会时则作了总的纠正，但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这样来回答攻击中央的人。
1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时说：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定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这一决议发给各级党部，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给已经赴苏的李立三，要他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不容稍有怀疑。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说：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11月下旬 陈绍禹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与此同时，党内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或对立三路线不满的同志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风潮。
11月 为曹瑛、吴泽霖、应修人等举办训练班，讲授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2月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实质后，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揭发伯山（李立三）路线，便说三中全会也没有正确的传达国际的路线，也没有纠正过去策略的错误”，“这决不是掩蔽不讨论，而正是因为过去揭发的不彻底，更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来认识并解释伯山路线的错误”。报告批评了陈绍禹、秦邦宪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强调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的活动”。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党内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有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强调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12月9日 连日来，为平息党内风潮，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由于陈绍禹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无法平息下来。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党内发生的争论和派别纠纷，说：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并坚持要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会议决定同意召开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决议说：“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给何以“取消派暗探”、“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处分，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中旬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分别会见陈绍禹、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兰等人在谈话中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此后陈绍禹等人改变态度，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拥护召开四中全会。
12月20日 在《军事通讯》第四期发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并在文后加了说明，指出：这一报告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精神之下做的。主要的是没有揭发过去上三路线的取消游击战争。集中农民武装，冒进攻坚等等错误主张。因此对了解过去错误有帮助。同时指出：其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解释和发挥，仍然不失其正确，所以“就决定不加修改而在此公布”。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现在不能说党中央不能负反立三路线的责任，如果口头上说得很“左”，而事实上又不进行积极的反立三路线，而使工作停顿下来，这是极不应当的。会议通过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并决定改组江南省委，由刘少奇、夏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十三人为省委委员，刘少奇为书记。会议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在刘少奇回国前〔注〕，由陈绍禹代理省委书记。
〔注〕当时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委。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发出。通告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决定以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并提出“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
12月下旬 为了消除党内不同意见，数次参加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在会上根据紧急通告的精神，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但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称中央现在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职权。
△在此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和瞿秋白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的错误承担责任后，又提议他俩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且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路线的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致执行国际路线”。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委名单时，又提名何孟雄，但均为米夫拒绝。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1931年三十三岁
1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
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的影响。拥护国际路线。在谈到开展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问题时说：我们是号召全国示威，但示威、集会的方式，要看各地发动群众的情形来决定。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月7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说：“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强调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会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由于派别分歧而使党面临分裂的危机，着重强调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指出：“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他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所许的。”四中全会后，看到中共党内思想混乱。派别纷争不已，面临分裂的现实威胁，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拼命工作，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助党渡过困难时期。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
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谈到目前反倾向斗争时说：立三时代以为“左”倾比右倾好，谁反对“左”倾，谁便是放弃反右倾。不能说不正确倾向即是右倾。并针对党内一部分人不同意四中全会决议和选出的中央，说：若有不同意见，要揣在肚子里来执行决议。对底下同志要解释。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作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
1月15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
1月1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王克全等人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召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议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推举出罗章龙、王克全、徐锡根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本日，罗章龙控制下的全总作出《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反对四中全会决议，认为“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与此同时，王克全等人占领江南省委机关，成立第二省委。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发言中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强调中央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与实际工作的领导。
1月中下旬 代表中共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分裂党的行为，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月21日 出席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会议，并作报告。会议决定转变立场，接受四中全会决议，通过《海总党团对于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表示：海总党团在拥护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拥护中央的领导的精神之下，要像一个人一样，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会后，周恩来又找海总党团书记陈郁长谈，说服他进一步转变态度，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罗章龙、王克全继续坚持错误，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
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
1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分工等问题，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所主持建立的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提出：现在必须迅速进去。交通线应保证继续畅通。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分工方案。
1月 所起草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通告发出。通告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指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因此目前“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来击破‘围剿’，要看成刻不容缓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通告提出：“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来便利红军的作战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进攻”。
△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三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诤、刘寅等会合。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一九三一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在赣西南发生的富田事变。周恩来提出：应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会议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给红军的训令，决定由周恩来加以修改。
△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训令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点，要扰乱敌人计划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并且强调指出：“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2月1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赣东北特委“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信中强调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中应取的方针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
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
2月2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电发出。电文详细报告中国党半年来反对立三路线斗争、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反对右派分裂党的经过以及四中全会后的工作布置。电文说：“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档，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
2月23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信中指出：不幸的富田中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五日走，王稼祥七日走。并决定凡去苏区的人，统由周恩来、康生〔注〕负责安排。
〔注〕康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广东党的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之下，广东党完全脱离了工人的厂内日常斗争的领导，而空喊街上示威与召集厂内集会，完全放弃了农民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而空喊地方暴动与农民战争。”要求广东省委“根据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决议，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在广东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影响”，并且刻不容缓地派遣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工人到红军中去，征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和党内百分之六十以上干部到苏区去加强军事工作和苏区领导工作。
3月10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说：“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对右倾与富农路线，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指示信强调红二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中要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之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在这一地区成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
3月12日 得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人在龙华就义后，很悲痛。本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社论说：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损失”，“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冲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并具体部署了各地的兵运工作，要求各地方党部应建立起兵委，指导各地的敌军工作，并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原则。
3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红一军、鄂东南苏区等问题。在发言中说：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在谈到加强敌军工作的原则时说：当我们向当前的敌人进攻时，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收买）以击溃之，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成暂时军事联盟，以打击主要的敌人，但绝不能存什么幻想。会议决定由刘伯承起草一关于红一军的意见书，由聂荣臻起草一关于鄂东南的决议，交中央讨论。
3月25日—4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一次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中国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决议继续强调要坚决反对右倾的危险和一切消极情绪。
3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并说：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3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说：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在讨论张国焘走后，中央常委的人选问题时，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
3月 指示中共中央军委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将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
△指示特科在上海开办华南通讯分社。以后特科通过这个公开的新闻机关进行活动，获得许多重要情报。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鄂东鄂南的党和红十六军“必须迅速的执行路线上的转变”，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入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并且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决议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指出：“党在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红军苏区反对军阀第二次的进攻。这一任务，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同日，中央致信闽粤赣特委。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苏区的后防，保障中央苏区的胜利。要求尽力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从军事政治方面坚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4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提出：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4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人决议案说：中央为加强对于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但“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4月24日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在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情况后，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在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困难，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尽可能少地召开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
5月中旬前后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中央五月九日发出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没有对苏区有一更具体与整个的指导，以真正肃清立三路线的存在。会议决定起草一对红军的训令。
6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总结说：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并在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规定了原则。
6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训令指出：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争取这几省尤其是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反对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脱离群众的冒进政策，但同时我们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
6月22日 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叛变，即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决议案批准了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指出：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强调“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去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决议提出扩大非苏区的群众工作，苏区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加强和巩固红军，击退国民党的新进攻，扩大苏区。
8月30日 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全面情况的汇报后，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肯定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和群众在最近八个月来艰苦奋斗的成绩和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指出“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迫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信中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要求其纠正“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并着重指出中央苏区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着简单化和扩大化的缺点，强调说：“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要求纠正“过去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信心”的做法。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反革命向苏区与红军进攻是目前革命形势的主要特点，湘鄂西的党在目前这种困难状态之下，应积极动员群众准备向敌人的弱点进攻，而消灭其一部分，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且强调说：“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随后，中央将关向应派往湘鄂西苏区。
9月中旬 鉴于陈绍禹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
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
9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陈绍禹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文中提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形成“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红军“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9月22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同时提出“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
10月12日 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李立三的复信。信中说：你对于立三路线的基本错误观点还没能彻底了解，“如你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观点，显然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而你却又解说成‘实际上是极右的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样，将取消了‘左倾’错误的存在。好像立三路线的主要内容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信中表示：中央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坚决地反对你自己曾经领导过的立三路线。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十五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七日，大会选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任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大会并通过了周恩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12月6日 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文指出：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12月上旬 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
12月14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五军团。
12月15日（或16日） 在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肖桂昌等护送下进入闽粤赣苏区。
12月18日 赴长汀途中，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报告沿途同李坚贞等人谈话中了解到的闽西党组织在处理“社民党”问题上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说：“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建议中央作一有力的决议，“中央如对闽西有决议，对中央区亦有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