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 在连日听取国务院系统各部综合汇报后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九次全体会议，检查各部落实城市工作问题十二项措施的情况。在谈到精简工作时说：现在大、中城市大多数精简任务基本完成，目前最难的是安置问题。要多方面设想，想各种办法安置好。凡是没有安置好的，我们必须负责管起来。不能推出去。各部总结时要抓住这点，务使各得其所，这个精神必须贯彻到底。
△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说：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两年来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四十三个侵略据点已被清除，其中一部分是被我打退的，另一部分是印度自己撤退的。
△毛泽东在罗瑞卿十月三十日《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建议》说：“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鹤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戚这个委员会。”
11月4日 再次致函尼赫鲁：“中国政府认为，这次边境冲突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中国政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的。这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面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11月5日—8日 听取廖承志、叶季壮、卢绪章等人汇报与高碕达之助会谈中日民间贸易问题的情况。九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中方和日方签订了关于中日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了签字仪式。
11月8日 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席国营农、林、牧、渔企业安置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的代表。在讲话中指出：搞农垦，要如何搞，怎样有利，不能只搞一个方面，丢掉其他方面；在勘察调查江西湖区围垦情况中，不要怕有对立面，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还说：对人口问题，过去注意得晚了一些。现在注意了。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
11月9日 针对印度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继续向中印边境增兵等情况，在出席柬埔寨驻华代办举行的柬国庆招待会时说：看来印度方面拟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进一步侵占我国的领土。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能在武力面前屈服。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以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
11月11日 约张治中，傅作义等人谈对台湾工作问题。
11月12日、23日 针对中国林区铁路落后状况，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扩充铁道兵进行林区筑路的问题。
11月13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技术改革问题。
△致电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赞赏该国政府十一月六日提出的中印边境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等主张。说：在目前情况下，做到这点尤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立场，没有因为印度军队的大举进攻而有所动摇，也没有因为我们的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中取得了进展而有所改变。”
11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指出：“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和谈的机会。”
11月15日 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信亚非国家领导人〔注〕。信中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用大量事实说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
〔注〕此信除写给二十五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外，还同时抄送八十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致电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表示相信“亚非友好国家呼吁中印双方停止冲突恢复谈判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说：“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最适当的途径，是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离开了当事国家和平解决的诚意和共同努力，很难求得真正解决。”
11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划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十五人组成。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此后，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解捷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就致亚非国家领导人信征求各部部长尤其是非共产党员部长许德珩、蒋光鼐、沈雁冰、刘文辉、沙千里、李烛尘等人的意见，并详细介绍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说明：之所以给印度以军事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两年它欺人太甚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被迫自卫还击。但是，我们仍主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是九十九条都希望不大了，有一条我们也创造条件。请各部部长分别召开会议讲清这一问题，并请非共产党员的部长到各民主党派，各界进行传达。
11月19日 接见参加农业机械部、农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的代表。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表讲话。说：在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时。要善于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开展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在谈到当前的任务时说：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下，农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机械化。农机、一机、化工等工业部门以及水利、手工业等部门，都必须解决如何与农业部门相结合这一大问题。在第三十五年计划中，将面临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迟抓了五年。现在看来，第三十五年计划，谈不到大量使用农业机械，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搞中小型农具，依靠手工操作的农具，人力、畜力加半机械化。因此，农业部门一方面要研究机械化的问题，一方面要研究改良农具。
△在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并约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后，和陈毅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强调：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往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我已答允去德里。我已去过德里四次，再去时将是第五次了。
11月20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商定：采取主动积极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为在中国政府采取主动步骤之前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审改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央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稿。
11月21日 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线按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二十分钟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通知印方中国政府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将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声明的主要内容。希望印度政府做出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凌晨，同陈毅先后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和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将二十一日中国政府的声明通知苏卡尼，并希望苏加诺利用其影响，推动印度采取相应措施。向叫温详细说明中国采取的主动步骤。并说：如果印度不回答或来不及回答是否要响应这一措施，我们仍将先主动停火和后撤。苏卡尼认为：中国政府的主动措施“是很明智的措施”。叫温表示：这些措施是“崇高而宽大”的。
11月22日 根据二十一日晚毛泽东的意见，约陈毅以及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商谈有关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国际、国内工作。并作出部署。次日，将部署情况函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和罗瑞卿。
11月23日 复电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这个时刻，阁下提出六个友好的亚非国家〔注〕领导人举行会议，就促进中印和解进行磋商，这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倡议。”
〔注〕指锡兰、柬埔寨、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加纳。
11月24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详细阐述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印度的政策。指出：中印两国关系，从一开始就有友好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我们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我们对印度有过四次忍让，但是，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原则不能让步。我们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来而不往非礼也。针对有些党外朋友对政府采取的主动步骤认识不够、“觉得有点突然性”等情况，解释道：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十月二十四日的三点建议，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紧急措施，主动的停火，主动的后撤，这样对不对？我们认为，这跟我们的国策，跟我们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跟我们的一贯的方针，是没有违反的。还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问题。
11月25日 约陈毅、章汉夫等谈中印边界问题后，到毛泽东处开会。次日，在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核阅的由有关部门代为起草的《周总理给奈温的信稿》上写：“黄镇同志将取道仰光去雅加达，故顺道拜访奈温。”信稿说黄镇将向奈温提供最新的情况，并且直接听取奈温的意见。二十七日，由有关部门代为起草的《周恩来致苏加诺总统的信稿》说，中国政府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专程前往雅加达，同阁下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
△约计委领导小组成员商谈计划工作。
11月2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别听取陆定一和李富春、李先念汇报有关工作。在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谈到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工作的估计时，说：恐怕要冷静考虑，全面分析，不能说教育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少、慢，差、费、照抄。有些是，有些不是。不要全盘否定第一十五年计划。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邓小平说，总理的报告是中央批准的。
11月28日 致电恩克鲁玛：为了巩固由于中国政府单方面采取主动措施而实现的中印边境停火局面，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重开和平谈判，当前最迫切的事情是促使尼赫鲁总理改变目前继续备战、拒绝谈判的态度，而对中国政府的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为此，尽早举行锝兰总理所建议的六十主要亚非友好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将是有益的。同日，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政府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双方共同推动当前的局势向更加和缓的方向发展。
11月29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条例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请示解决的几个问题。针对我国棱工业的薄弱环节，决定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十二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五百名〔注〕，调配仪器设备一千一百多台，有些技术设备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
〔注〕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不久便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
12月3日 接见将于五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参加会议的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说：现在，中印边界形势已经缓和了。因为中国方面已经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不会再打。问题在印度方面。印度要打的话，连英美军事专家也不赞成，这一点尼赫鲁是心里有数的。如果只看印度报纸天天叫嚷战争，像是想要战争，但那只是鼓气。因此，现在亚非国家做工作，有可能产生效果。又说：中国军队为什么要这么快退出？这是因为：第一，我们要主动避免冲突扩大；第二，我们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第三，如你所说的那样，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
△接见以副首相兼财政大臣富米·诺萨万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就给予老挝建设贷款援助等问题进行会谈。
12月4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后。原则同意两年计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争取实现一九六四年目标。并说：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要不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
△听取广播局党组汇报后，说：广播是党的喉舌，实际上是实行专政的重要工具。这几年工作成绩是肯定的，今后可考虑改为党委制，不设党组，设立政治部，丁莱夫为党委第一书记，梅益为第二书记，李哲夫为政治部主任。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同意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总的估计和看法。会议决定：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的关系，可维持现状不变，今后主要是从加强它们的协作中，使它们的关系协调起来；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
△接见越南政府贸易代表团。同日，出席中越贸易议定书和中越通商航海条约签字仪式。
12月6日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起草有关工业问题的决议和粮食工作。
12月8日 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但还要看到我们对棉花生产领导中的三个缺点：一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二是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抓重点；三是没有运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领导方法。提出：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领导工作，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作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实事求是。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指出：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棉花最紧，要认识到这个农业上的关键问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主要还是靠棉花。虽然化学纤维是要搞的，但在它起步时基本建设要花时间。我们一定要瞻前顾后，很好地安排工作。在会上对到会的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棉田情况进行分类，并对各类地区的棉花工作做出安排。这个讲话，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向全国转发。
12月9日 致电班达拉奈克夫人并转科伦坡不结盟国家会议，预祝为促进中印双方重开谈判而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注〕成功。表明：中印边界问题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中印两国和平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地采取了停火和后撤措施，已经使边境冲突停止下来，局势有所缓和，并且中国开始释放印度被俘的伤病人员。
〔注〕亚非六国会议于十二月十日在儡兰首都科伦坡开幕，十二日闭幕。会议希望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和新德里，向中印两国转达协商结果。
12月11日 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审看纪录片《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12月13日 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说：高等学校专业调整工作很重要，要认真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教育主要是提高质量。关于老弱病残人员，有学问的人要注意留下，当个顾问也好嘛!关于建立教师工龄津贴制度，小学教师生活很困难，可以先行，不一定要等齐了才进行。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对学生要加强管理，严格要求，首先要严格要求干部子弟，从他们做起，教育部要做“包文正”。
12月1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第二季度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延期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进行。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问题的汇报。
△应邀出席阿富汗王国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凯尼亚举行的宴会。在会上讲话时指出：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特别是对彼此间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统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更应该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而不应该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12月21日 就橡胶农场和华侨农场问题约有关人员谈话。
12月22日 和陈毅接见锡兰总理特使、锡兰驻缅甸大使格·斯·佩里斯。接到佩里斯转交的亚非六国会议向中印两国政府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建议，说：锡兰总理发起并开成这次会议，达成建议，我们表示钦佩。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中印两国直接谈判，达成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谈判的。我们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来访，不仅谈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而且还要谈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12月22日、23日 约有关人员谈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计划问题。
12月24日 接见出席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青年团、华北山区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作《吸取经验教训，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进一步系统总结了过去几年工作中“高指标、瞎指挥、缺乏‘三结合’、没有及时总结经验”的经验教训，说：大量事实说明，我们要多快好省，工作指标超过实际可能是不行的。“大办”的行业，不仅挤了别的，而且本身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比如大办钢铁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大办水利过多地占用了农业劳动力、投资和设备；大办钢铁、水利、煤炭，占用的投资过多，影响了其他部门，直接支援农业的少了，农业直接收益少了。并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是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报告在提出今后的任务时，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总的方向是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只有基础发展了，工业和其他部门才能发展。支援农业要有效、持续地发展，要从广义而不能只从狭义去理解。另外，还要支援轻工市场，兼顾国防，安排好农、轻、重。在安排生产时，要注重照顾整体，整体多了，对大家有好处，自己所得虽不多，但国家多了。还强调：基本建设要使当前计划与长远计划相结合，从五年、十年设想，循序而进，逐步增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不尊重科学，就会瞎指挥。“要尊重科学人才，请他们办某些专门的事情。”
12月25日—27日 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就划定中蒙两国边界等问题进行会谈。二十六日，在会谈中介绍了中国与缅甸、尼迫尔、朝鲜等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并说：我们同所有亚洲邻国都能坐下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更证明了中国是愿意友好解决同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因为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日，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两国在《中蒙边界条约》上签字。
12月26日 在参加中南海紫光阁晚会时，对中央歌舞团的一部分演员谈到对当前舞蹈工作的一些意见。提出：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民族基础搞得很稳固，发展得很好了，再兼容并收。不要那么急着学别人。强调：要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不要生搬硬套西洋的东西；要有创造性，不能只注意模仿性。号召演员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中国戏曲中的好的东西，在排演历史剧时要有历史知识。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程子华关于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汇报。
12月30日 致信尼赫鲁：中国政府为实现和平解决中印双方分歧的原则，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愿今后我们双方都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寻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建议双方官员立即举行会晤，商谈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后撤安排、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等问题。还建议一九六三年一月双方官员在北京或德里或一个友好的亚非国家首都举行会晤。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12月31日 与当日抵京的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一次会谈，告知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在那里建立了四十三个据点。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全线后撤，西段中方只在两个河各地区保留哨所。
12月 出席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和北京市优秀辅导是联欢会。在会上询问少儿影片的制作和少儿剧的演出情况，了解小观众的反应。并对演员们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你们应该多为孩子们演出，要让他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作老师和朋友。
1963年六十五岁
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招待在京七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宴会，并即席讲话，祝愿老人们活到一百岁。
△回访班达拉奈克夫人并会谈。在谈到中国周围的情况时说：中国希望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摆脱美国控制，同亚非国家友好。希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亚洲和平。亚非要团结，要坐下来谈，不要帝国主义插手。还说：希望阁下在德里和阿里·萨布里〔注〕以及加纳司法部长一起参加会谈后，请他们到中国来。
〔注〕阿里·萨布里，时任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
1月2日 会见应邀于本日到达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
△在听取班达拉奈克夫人介绍亚非六国会议有关中印冲突的建议的有关原则后，说会议对中印冲突真相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并说：我坦率地告诉阁下，可能在发生中印冲突以后，我们让步太多了，引起对方无止境的要求。如果我们当初在冲突发生以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也许中立国家斡旋，会要求双方让步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1月3日、4日 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苏班德里约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六国会议的建议举行三方会谈。在三日的会谈中指出：尽管六国会议的建议存在部分明确、部分不明确的问题，但是科伦坡会议及其公报和建议仍起了积极和有益的作用，这表现在亚非六国会议是把自己放在调解和呼吁的地位、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亚非事务、反对使用武力取得任何领土等六个方面。但建议中只要求中国单方面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度不动，这不符合会议的精神。在四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以促使中印直接谈判的声明继续有效，只要印度不采取行动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主动停火和后撤。
1月4日 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致陈诚函。函中说，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其要点：（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信在周恩来修改后，曾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1月5日 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离京赴杭州参观访问。在北京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相信：锡兰、印尼等亚非六国一定能够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方面坚持通过中印直接谈判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决不会改变的。对于亚非友好国家为推动中印直接谈判和促进中印和解而作的一切努力，中国方面将始终不渝地采取积极的、合作的态度。当日，抵达杭州。陪同毛泽东分别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和由陈毅陪同来杭的苏班德里约。
1月6日 赴上海。在火车上继续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会谈。
△拟定中国政府给锡兰总理的《备忘录》。主要内容为：鉴于亚非六国会议提出的六点具体建议，有些“具有积极意义”，有些“则有不明确和不一致的地方”，经过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准备在对下述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接受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双方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甲、中国边防部队将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二十公里；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界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乙、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时，将远离他们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这样，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鸟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区设立民政检查站。”七日，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对六国会议的建议的看法和态度，又写了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补充澄清信。
1月7日 陪同宋庆龄副主席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
1月8日 在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会谈中提出：我们希望同六国都谈一谈，我们无法与尼赫鲁直接谈，只能同六国谈，请你们转达、帮助。
1月9日—21日 在杭州治疗痔疮。
1月15日前 与毛泽东研究一九六三年计划、基本建设、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受毛泽东之托就上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准备在大区书记到京时讨论。
1月15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二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一九六三年国家计划的确定；（二）关于工业工作的决定；（三）当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主要是有关农产品收购和集市贸易的一些具体政策；（四）关于计划编制、商业企业经营、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并附信致在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征求意见。信中说：通知中所提的问题，“有些可以在财办准备的农产品征购和集市贸易两个文件中解决，有些可以在工业文件和今年精简计划中解决，有些只为统一大家认识，不一定产生文件”。通知于二十二日发出。
1月17日 接见并宴请以司法部长科菲·阿桑特·奥弗里—阿塔为首的加纳政府友好代表团成员。在宴会上说：中国政府非常赞赏加纳政府和其他亚非友好国家为促进中印和解所作的努力，并且真诚地希望这种努力能够成功。
△与陈毅同阿塔会谈。阿塔说班达拉奈克夫人要他向周总理呼吁，希望中国正式接受科伦坡会议的方案。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科伦坡会议，可以把会议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初步基础，但必须有两点解释：（一）中国边防部队在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二）把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空出来，双方军政人员都不进去。
1月19日 函复班达拉奈克夫人一月十四日来信：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讨论稳定停火和脱离接触并促进中印边界谈判的初步基础，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保留两点解释以有助于使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贯彻对中印双方对等的原则和对中印边界各段一致的原则。
△接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等人。在谈话中欢迎日共多派进步工人来中国参观，并表示，回北京后将同全国总工会商量此事。
1月22日 到上海。和陈毅接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和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方首席代表巴哈杜尔·卡特里等人。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观点和关亍科伦坡会议建议的立场等。
1月23日 接见以平冢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访华代表团。在谈话中说：我们对于日本执政党中那些愿意和中国友好、不愿意追随美国的人如平冢先生和河野、高碕、石桥、松村先生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就是对于那些追随美国、对中国不太友好的人，如果他们在某个时期，讲一些对中国友好的话，向同中国友好转化一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欢迎的。在谈到中日间渔业的民间协议时说：可以由日本代表团来签订，也可以由中国方面派代表团到日本去谈。像这种民间协议积累起来，两国的经济关系就会发展，民间协定多起来，也会成为推动日本政府中一部分向中日友好方向发展的力量。平冢表示：在中匡访问的一星期，和各方人士的接触，特别是和周总理的谈话，使我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月24日 （农历除夕）
△出席上海市总工会举行的老工人，先进生产者春节聚餐会。在祝酒词中说：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一支最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党和国家期待于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的也就更多，希望你们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和英雄气概，在各条战线做出更大的成绩，并且以先进的技术帮助兄弟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共同前进。在聚餐会前，还和一部分老工人、先进生产者座谈，并与几位参加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畅谈当年的革命斗争，说：老一代的工人应该把斗争历史经常讲给青年一代听。过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给工人阶级建立了信心。但那时政治上没经验，没有转到农村去。先烈的鲜血激励着我们，要让青年人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更好地前进。
△接见上海文艺界人士。
1月25日 （正月初一）
△看望宋庆龄并拜年。
1月27日 参观上海仪表厂。
△看望越剧演员袁雪芬。
1月28日 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讲话，说：从今年农村形势、市场情况来看，情况一天天好转。但是，在新的发展中有新的困难。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这样，最困难的时候对革命来说，恰恰是走向新胜利的转折点。对在座的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各党各派的同志和朋友提出四句话：“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把国家搞得更好，“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要求大家为此目的要过好思想、政治、生活、家族和社会五个关。最后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个关键，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带头的先进城市。
△约电影演员张瑞芳、赵丹等人谈拍摄影片《红色宣传员》事。
1月29日 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对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又指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应该做到：“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1月30日 看望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
△与邓颖超出席上海妇女界春节联欢会。
1月31日 到苏州参观游览，并看望陈云以及苏州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注〕。在观赏了周瘦鹃陈列在爱莲堂前的盆景后，对他说：周瘦老，你的园艺技巧全国闻名，要好好管理，精益求精，为广大群众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很大的荣誉啊!还说：你的散文也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并与邓颖超在周瘦鹃的签名册上题词：“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老于苏州爱莲堂。”
〔注〕周瘦鹃，当时是江苏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回到上海。在往返的火车上，召集话剧《第二个春天》的编剧、导演刘川、沈西蒙等人讨论修改剧本问题。对刘川说：体敢于大胆面对新生活，写总路线、大跃进中所遇到的困难，看了不泄气，这是一次很勇敢的尝试，选了一个艰巨的题材，应该肯定；当然，写出来难免粗糙，一次次磨炼就会好的，不要气馁。不要怕败笔。与编导人员细致、具体地研究了该剧的结构、冲突、基调以至剧中主要人物的塑造。在谈到如何写好党的领导时强调：不要把领导干部写成个完人，一出场就不同凡响。首先要表现他是个平常的人，但他又比别人不同一些，他把心放在党交给自己的事业上。
2月1日 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就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国家、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八条要求；先集体，后十体；先国家，后个人；先求己，后求人；先责己，后责人；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我为全民，全民为我；我为世界，世界为我。认为只要把以上问题的先后次序摆恰当了，就能够正确解决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及国家、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总的精神是先公后私。对于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一般的说，应该要求他们做到先公后私。在有的时候，譬如在作战的时候，还要求他们公而忘私。作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做到先公后私方面，也应该起带头作用。
2月2日 到无锡。在参观林园时叮嘱陪同前往的无锡市委负责人买门票。并亲自查点人数，为陪同人员购票。下午，返回上海。次日，回到北京。
2月3日 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与佩雷拉谈话中说：现在尼赫鲁在印度议会里的讲话和印度的舆论都证实我们的看法，就是六国会议建议的具体部分是有利于印度的，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但是，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
△在接见以交通部长苏卜希·卡哈勒为团长的叙利亚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遇到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朋友都有团结的愿望，这是一个基本因素。阿拉伯人民的团结有着有利的条件，因为团结的愿型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种愿望在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维护民族独立、建设国家的斗争中表达出来。
2月6日、7日 约各大区负责人谈粮食问题，根据去年以来的经验和各太区的意见，对于今年粮食上调问题，确定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从征购中上调，一个是换购，以便使上调数达到七十三亿五千万斤。
2月6日—9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精简、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注〕运动的问题。八日，周恩来在会上就当年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作了主要发言，详细讲述了粮食的生产、征购、销售、上调、进口、库存等方面的情况，说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提出：今年粮食产量计划数字是三千二百一十六亿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九十五亿斤，并且力争总产超过三千二百亿斤。预计：粮食产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亿斤，征购、销售、库存达到正常水平，要用五年时间来实现。在会上，还对中央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有关规定作了说明，并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五项措施。
〔注〕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2月8日 出席首都文化艺术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各个方面如何更好地体现“双百”方针，为工农兵服务，到群众中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仍是文艺界当前的重要课题。再次要求大家必须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学到老，改造到老，对自己的思想言谈要经常反省。对近日报纸所载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说看了很感动。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捕捉时代精神，表现典型人物，歌颂新人新事。并指出：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
2月9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精简和工资问题。
△在接见叙利亚交通部长苏·卡哈勒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新的反动的趋势，就是从外面来的颠覆。用颠覆手段搞起来的政变，不管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我们都不赞成，因为它是外来的。革命问题应由人民自己来解决。革命输出与反革命输出都是不对的。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如不消除颠覆又怎么能叫和平共处呢？
2月10日 前往昆明，迎接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在当日和次日与西哈努克亲王的会谈中说明中印边境冲突发生的经过、尼赫鲁政府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和目前的形势。再次强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仅是建议，不是仲裁或指令，双方都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原则上接受建议作为官员会晤的基础，但保留两点解释，不作先决条件。如果科伦坡会议再次开会，我们有一必不可免的要求，即中印双方必须派出最负责的代表列席会议，说明双方的立场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