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 在陪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又陪刘少奇会见西哈努克。
2月13日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注〕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和精简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粮食增产了二百多亿斤，这是形势得以好转的中心问题；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工作取得的成绩，又使粮食销量得以减少。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必须继续巩固。报告强调，一九六三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收购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文件中所提的方针、政策来执行。报告在讲到精简和劳动工资问题时提出：这次精简的前提是，不要只看过去两年的成绩，还要看今后五年，甚至于十年，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报告在提出一九六三年的精简任务后，反复强调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不论从哪个方面说，精简，控制城市人口，勤俭建国，计划生育，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
〔注〕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对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及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2月15日 就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经济建设等问题继续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提出：中国帮助柬埔寨搞工业，规模要适合目前的市场需要，不能太大；产品的品种、花色要符合柬埔寨人民的爱好。因此，双方在商谈项目时必须考虑到原料、国内市场和经济上的合算。
△在接见几内亚即将离任的驻华大使桑吉亚纳时说：外交工作和国内工作都很重要。经济是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政治独立是不巩固的，还要受制于外国。这是许多亚非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请桑吉亚纳转告杜尔总统，要防止敌人的暗杀活动，提高并惕；尤其要依靠群众，依靠领导核心的团结，掌握军队。
2月16日 冒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游览长城和十三陵水库等地。
2月18日 在观看中国评剧院演出《夺印》一剧后提出：乐队伴奏人员多了，应从乐池搬到台上来，乐队演奏时压唱，很好的戏观众听不清楚。二十六日，再次观看此剧，批评乐队搞得太大，说不顾实际条件，用大乐队，是铺张浪费。提出：我们并不排斥西洋的东西，而且要把西洋的东西搞好，但我们必须把艺术大师的需要和广大听众的需要区别开来。号召音乐界从人民需要出发，进行认真的改革，以加强音乐的民族化。还说：我们今天的艺术不仅要影响劳动人民，帮助他们提高，特别要注意教育青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还要为后一代着想，这是我们应有的政治责任感。
2月21日 在接见以阿耳贝托·莫拉为团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凡是依靠群众的党，都是好党。群众可以识别谁是反帝的，谁不是反帝的；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谁是假马列主义者；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起先锋队的领导，乍用，谁为人民服务，谁不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的勤务员，谁是官僚主义者。还说：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应有自觉不自觉就不配称为共产党员，尤其不能做执政党党员。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因为你不进步，别人进步了，就是你倒退了，这是辩证关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和运动着，静止是没有的。
△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在重申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和科伦坡六国会议建议的立场后，说上月底得知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在新德里对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了与在北京时的解释出入较大的澄清，指出这两次澄清并不是科伦坡会议的一项法定文件。“尼赫鲁总理坚持在接受科伦坡建议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接受科伦坡建议的澄清的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科伦坡建议不是指令或裁决”，而且“科伦坡建议是有严重缺陷的”。
2月23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
△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二十五日刘少奇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等文件。
2月2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布置一九六三年的经济工作。
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当议论到湖南、河南农村搞“四清”太急时，周恩来说：已向主席反映，主席说要试点，不能急。关于贫下中农组织问题，也要再试点，然后再搞条例；城市的五反，要请彭真抓一抓；工业指标，有的东西全国太多了，不能再增长，而有的还不够，还要安排；明年的基建秩序必须把原来订货在先、生产在后、基建计划在最后的顺序倒过来，改为计划、生产、订货。
△与廖承志商谈日本问题。
2月26日 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注〕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说：十三年来，我们经历了两个革命阶段，首先完成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经历了三个时期：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虽然掌握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很巩固。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仅仅十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的。报告指出：六十年代，我国科学技术基础很差，有的还是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水平，因此，要实事求是，把科学技术规划放在适当位置上，在时间上、质量上实现科学技术大跃进。报告阐明今后主要的任务是：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在上半年内完成尚未完成的一百多万人的精减任务），继续搞科学规划，加强国防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加强国防力量一段中报告概括了雷锋精神的实质：雷锋同志的高贵品质，可以总结成这样几句话：坚定的阶级立场，表现在爱憎分明上；充沛的革命精神，表现在学习和工作上；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现在公而忘私上；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表现在奋不顾身上。提出：像雷锋同志这样，在和平时期，长期奋斗，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更值得提倡和学习的。并表示：我也从雷锋同志身上得到丁教育。在谈到卫生工作问题时说：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过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人口众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长处中也埋藏着缺点。去年人口增长率达百分之三点一，这样的增长率，即使农业丰收，国家粮食问题也难过关。控制生育，我们要有计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要有计划发展，但就是对人口增长没有计划，这也是个缺陷。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没订出办法，因为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由百分之三压到百分之二，城市压到百分之一点五，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也要到十五年以后才能见效。
〔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二月八日到三月三十一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有一千二百多位农业科学技术专家、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科协和科研机关及高等院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制定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2月27日 约有关人员谈调整工资问题。
2月28日 在两次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晋京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召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在会上，对该剧的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表演以至音响和道具等提出三十多条意见。强调：人物应该跟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而发展、而被揭示出来。最近看了一个外国话剧，有人提出对那个反面人物要丑化一点，我不同意。如果演“活报”倒可以。因为那样就看不到伪装了。伪装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识破的。戏曲，可以脸谱化，一见便知，但也要听他唱，逐渐地来辨别和认识他。因此，阿飞的外型，不要太外在，要伪装才能骗住人。号召把作家动员起来，多写点现实的东西。
3月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粮食、精简、集市贸易、节约等问题发表意见。邓小平发言说；以上问题，按总理意见，具体解决。
△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完成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
3月2日、3日 和陈毅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会谈。在会谈中说：历史证明，谁首先发动战争，谁就会失败，特别是如果使用核武器，就会使工业、劳动力、购买力、市场等受到破坏，因此现在核战争、全面的世界战争不会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会打。还说：我们必须看清世界的变化，努力使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友好相处。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需要工业化，为此我们要取得和平环境，进行建设。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对布托表示愿意担任中美之间的桥梁一事，表示欢迎。二日，出席中巴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签字仪式。三日，陪同毛泽东接见布托。四日，中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希望巴印双方继续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希望中印双方通过直接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3月3日 同邓小平联名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
3月4日 与有关方面座谈计划生育问题。同日，约李先念等谈棉花问题。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和意共中央一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等问题。
△出席《北京周报》社举行的庆祝创刊五周年酒会，并同该报工作人员和参加该报及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们交谈，倾听外国专家的意见。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刊登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同时，发表周恩来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不久，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学习，我同样要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
3月6日 《解放军报》刊登周恩来第二次为学习雷锋活动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3月6日—10日 就印支局势等问题与来华访问的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富马首相举行会谈。
3月11日 观看煤矿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后，对剧本、表演及人物刻画等方面提出意见。认为：剧中人物要符合历史真实，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坏蛋。
△听取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汇报工作，并研究解决天津港生产出现低谷的问题。
3月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后，约有关人员研究中央国家机关精简编制的问题。
△接见并宴请中央广播事业局播音员、编辑、翻译和技术人员，鼓励大家搞好播音工作，并询问老播音员的身体情况。
3月13日 约物理学家周培源谈话。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关于大中城市集市贸易问题的讨论纪要》，还讨论了一、二月工业生产情况，决定对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所提的各项具体问题，特别是南方九省木材生产情况不佳、铁路车辆失修、枕轨失效等严重问题，应即分别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进一步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编制人员的意见和措施。
3月15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总结两年来精简工作的成绩，要求在精简工作的扫尾阶段，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根据北京典型调查和地方来信反映，指出：目前不少单位仍存在着定员偏宽、非生产人员多，生产人员脱离生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状况。强调：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很好抓精简。人多出智慧，出力量，起了好作用；但浪费劳动力，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提出：精简扫尾工作必须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结合起来。必须与整顿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必须与控制城市人口、全面安排劳动力、明确教育方针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精简必须限期完成，以利今年八月起逐步调整工资，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新的发展基础。精简必须负责安排到底，决不能草草了事。
△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杜鹃山》后，在座谈中肯定：近年来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很多反映新人新事，反映革命故事的好戏，这是件好事。像《兵临城下》、《第二个春天》、《井冈山》、《霓虹灯下的哨兵》、《平型关》、《杜鹃山》等。提出：对革命故事题材的剧本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写革命故事的戏不能太神秘、太传奇。惊险、离奇了，反而不真实，使青年们不能真正受到教育。还说：在文艺界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也不管谁，自己搞自己的，导演搞导演的，灯光搞灯光的，布景搞布景的，服装搞服装的，这样不能出现好的东西。强调，话剧是综合艺术，必须搞协作。
3月1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约有关方面谈中苏关系问题。
△致电将于次日在加纳召开的非洲地方当局会议，祝愿会议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祝非洲各国在发展市政建设，提高人民福利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3月17日 邀请即将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到家中做客，并赠送勉词：“友谊重于比赛，胜不骄，败不馁，生生不已，必胜必成。”
△约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谈教育问题。
3月18日 听取有关物价问题的汇报。
△与邓小平联名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紧木材生产的紧急通知》。通知说：木材生产是当前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薄弱环节之一，完成今年的木材生产计划，对保证今年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有重大的意义。
3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
△签署公安部提出的第四批特赦战犯康泽等人的名单，提交将于二十四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把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同收购价格相平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当前在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收购价格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应当把前者提高到与后者相同的水平。
3月21日 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听取刘西尧关于有关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后，对该部提出的力争一九六四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指出：这一规划是全体职工同志努力的结果，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够搞出来。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三高”的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3月22日 与中央歌舞剧院的演员谈话，再次提出戏剧艺术的综合性问题，批评“分散主义、各搞一套”的做法。指出：我们搞一切书业，包括文艺事业在内，都要从大局着眼，从整体利益出发，不能只强调本单位的需要。还说：应该介绍一些西洋的东西，井要学到家，把这些东西一拿出去，人家就知道我们能掌握它，并且有很高的水平。但主要还是搞我们民族的东西，而且更应该搞好。
3月23日 约聂荣臻、刘西尧谈二机部的工作。
△与邓小平批发《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对于中小学教育事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3月24日 召集夏衍、萨空了、马彦祥等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准备工作的汇报，遥一了解赴港演出的人员和节目情况。提出：京剧非改革不可，要体现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出：一定要保护京剧人才，要尊重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地位。还说：我曾经告诉电视台，凡播送戏曲表演，一定要介绍鼓师、琴师的名字。
3月25日 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详细说明尼赫鲁就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在德里作的澄清与锡兰总理在北京作的有差别，并介绍目前中印边境的局势和出路。
3月27日 约吴玉章〔注1〕、张际春〔注2〕、叶籁士〔注3〕、周荣鑫谈话，讨论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精简和隶属问题。商定：文改会仍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归文教办公室管。编制由一百三十多人减为四十人左右；文改会党组仍直属中央，重大问题提请中央文教小组讨论，报中央批准；在中央文教小组中，仍由胡乔木管文改工作；文改会一般业务，可报文教办公室或国务院解决。
〔注1〕吴玉章，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注2〕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注3〕叶籁士，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3月28日 致信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提出：“简化汉字修订方棠，月内当可定稿，待印出后再报请文教小组转书记处审批。”
3月30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全体会议，对中央直属机关的精简工作作总动员。指出：中央直属机关现在共有五万一千人，要求减到四万六千人，是可以完成的。中央完成了，才好让地方完成。中央和地方，总要中央在先。完成精简任务的中心在于领导。重申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的十条办法。还说：有雷锋风格，共产主义风格，风气就改过来了，大家都要看全局，全国要一盘棋。在讲到国务院系统的简政问题时，要求各部门每三个月搞一次综合性的摘要报告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便了解情况和提高办事效率。
△晚，参观雷锋生平事迹展览会，听取讲解员详细介绍雷锋事迹。
3月31日 就有关从外国进口影片的报告向中宣部和文化部提议：以后从外国进口片子，第一，要减少数量，留出拷贝洗印我们自己的片子；第二，要注意质量，不仅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不要，连低级趣味的也不要；第三，一切进口片子都要经过中宣部指定的专门小组（包括外办）审定后才许译制；第四，少数几部可作内部教育材料的典型片子可以购入译制，但不宜多；第五，在电影公司向国外订货初审时，也需要加强审查员的政治思想质量。
△和邓小平批转国家科委、卫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北京地区放射性防护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接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沙夫达·阿里古莱希，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同所有邻国签订边界协定或边界条约时，都是根据“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和平谈判中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将来同我们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其他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搞扩张，我们非但现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还要教育后代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克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
4月1日 接宋庆龄搬入北京新居。此前提议，将位于北京后海北岸的清末王府花园改建为宋庆龄住宅。三月三十一日，亲自到该处检查宋庆龄新居的修建和布置情况。
4月2日 受毛泽东委托，同邓小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联会谈，并表示：克服分歧须通过谈判。建议采取另外方式会谈。
△与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对他们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予以鼓励，并表示愿意为这出戏做宣传。
4月3日 和陈毅致电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对老挝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遇刺逝世表示哀悼。
4月6日 接见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代表，嘱咐他们加强研究，交流技艺，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兄弟国家的长处，丰富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品的艺术水平。
4月7日 接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在谈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前途时认为，中印关系已经进一步复杂化了，它的改善井不取决于尼赫鲁一个人或亚非友好国家的良好愿望和从旁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4月8日 在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后，接见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团的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十九人，就戏曲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说：戏剧改革要依靠行家。改革有几种方式：第一，找萨空了、老舍、马彦祥等这样的行家整理、修改一大批老剧本，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第二，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第三，移植唱腔、武功；第四，创作新的剧本。强调：京剧还是首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还要放在第二步。历史戏可以是古代史，也可以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要考虑教育意义。历史戏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当代戏不要提得太高，不然又要犯粗暴的错误了。在谈到以何种态度对待那些挑剔戏曲改革的人时说；我们要分析，一种人挑得对，我们接受，并且改正；一种是保守的，可以不接受；一种是咬文嚼字，故意挑剔，不去理他。对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应该继续开拓它的意义，推进这个方针的贯彻。
△出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的优秀剧目授奖大会，接见受奖的作家。并在联欢会上与大家齐唱革命歌曲。
4月10日 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物价和物资问题。十二日，和邓小平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三年调整物价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根据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的状况，物价的调整，还不可能全面地进行，而只能在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动的条件下，对物价中板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一些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调整物价，关系到生产、分配、流通的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必须综合研究，瞻前顾后，全面安排，慎重进行。凡是看得不准和条件不成熟的，绝不能草率从事。”
4月11日 检查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工作。
△约有关人员谈精简工作。
4月12日 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某部八连〔注〕前任指导员刘仁福，称赞八连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和平环境中养成了好的作风，使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实际。在谈话中希望有关领导机关帮助八连总结出一套具体经验，继续发扬下去，并便于其他连队和单位向他们学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把军队工作做得更好。
〔注〕该连被群众称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四月二十五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正式将该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4月1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次全体会议。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过去有三种价格，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一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一是市场销售价格，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出现丁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要进行调整。但是，从目前农业、工业的恢复、调整情况来看，物价只能作个别调整，为今后的调整创造条件。会上，同意在国务院设立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编制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同时提醒大家：抓一抓国务院直属机构的精简工作，首先要把国务院六十二个部门的编制搞出来，以便进一步把各级党、政、群的编制和全国的编制搞出来，这样就有个基数，现在这个基数不清楚。还讲了四点意见：（一）各部门在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中，应当指定少数人（如政策研究室），对过去制定的各项法令和规章制度，认真进行检查，研究这些法夸和规章制度的政策界限。（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布的法规，应当作一次清理，其中行之有效的要加以肯定，编辑成册。今后编辑法规，不能只编国家法令和政府文件，应当把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也编进去。（三）各部门的精简工作要切实做好，完成五千人的精减任务。（四）今后，国务院各部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时，有关的部长应当列席。
△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的投票选举。
4月15日 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联系国内建设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提出；要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和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我们还要把自己搞好，把生产搞得更好，而更重要的还是认识国内的阶级形势、阶级斗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还说：经济工作的决策，是考验领导者的认识的问题，必须能够预见，并敢于向中央反映，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在这一方面，领导工作缺乏预见，是最大一个弱点。并强调：不能关起门来建设，不管人家。关起门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不行的。
4月17日 和彭真接见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并参加首都各界声援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正义斗争的群众大会。
4月18日 出席首都各界纪念万隆会议八周年大会。
4月19日 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作《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报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基本要求：（一）站稳革命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站在人民当中，看得更远、更广、更探、更大；（三）通过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己；（四）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五）长期奋斗，至死不已。报告指出：斗争中有的时候会胜利，有的时候会挫折失利，这就要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要经得起各种考验，一时受委屈也不要紧，报告还提出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及加强和整顿文艺队伍问题。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时，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的万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文艺的创作万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报告还论述了刨作和表演上的阶级性与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化与大众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风格等问题。
4月20日 为拍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红色宣传员》，请漠雁、沈西蒙、刘川、张颖、张骏样、郑君里、夏衍、王苹等人座谈，讨论剧本的修改和确定导演、演员人选等问题。
△致信尼赫鲁：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已经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又主动决定并且已经开始释放和遣返全部三千多名印度被俘人员。我相信，在究竟谁具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这一点上，一切尊重事实的人是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的。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致信班达拉奈克夫人，指出印度把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当作科伦坡与会国家的澄清的做法，是不诚实的，这既使班夫人“感到不安”，也使“我不能不感到惊奇和迷惑不解”。
4月21日 接见来访的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在谈话中说：我们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是，不管中印边界问题怎么样，会议在哪儿开，我都愿意去，在德里开我也去。问题是印度干不干。亚非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可能一时有些不和睦，但重要的是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是主义，以达到民族的完全独立。这是最高的共同利益。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把两国之间的争端放在第二位。
△在机场等候阿里·萨布里时，同阿驻华大使伊马姆谈话，对大使关于以色列人很危险的看法，说：对人民不能这样说，人民总是好的。在他们的知识界里，还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例如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受到外来的压迫，而另一部分又在压迫别人。
4月22日、23日 与萨布里就国际形势、中印边界问题、中阿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二十二日的会谈中说，阁下去薪德里，如果发现印度方面愿意合作，不拿它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双方可以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谈。希望你去说服尼赫鲁，使谈判能尽早开始。
4月23日 由于国民党特务在柬埔寨搞攥炸活动，中国驻柬使馆建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等人对柬的访问。本日，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孔原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陈毅，提出：“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建议按原计划访柬，提早访问日期，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二十五日，周恩来又决定派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柬的随员，先期到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治安全保卫工作。
4月24日 陪同萨布里前往上海参观访问。途中谈到中印关系时说，中印之间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和平解决。希望阿联能在这方面对印度做些工作。还概述了中国人办外事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三）中国有句占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并说；“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在陪同萨布里参观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时，了解人民公社的组织编制、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商业工作、生产等情况。在与公社干部的谈话中指出：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机强小学里的农业知识教育，要培养地方干部，注意多种经营；对待产量的态度，一要谨慎，二要积极。
4月26日 飞抵北京。
△约范慕韩〔注〕、李强研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问题。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今、明年要少要点，以节约外汇。二十八日，范幕韩和李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分类拟出了《成套设备谈判方案》。周恩来阅后，同意削减、推迟一千四百万，并批示：“全部推掉已不可能，只能如此办。”
〔注〕范慕韩，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4月28日 接见以共和国部长兼陆军司令艾哈迈德·亚尼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说亚非一些古老民族有共同遭遇，在共同斗争中要互相支援。请转告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可以推动一下第二次亚非会议。
4月30日 在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同亚非国家新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的基础上，这样做，才能互相支持，共同奋斗，摆脱落后。我们特别支持你们为提高黑人的地位和非洲的地位的斗争。妇女要争取独立地位。劳动人民受反动压迫，而妇女是最受压迫的，在旧社会最受欺凌的。妇女解放要跟着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解放。
△在接见瑞典驻华大使斐特里时说：现在世界上矛盾很多，使得外交工作很艰巨，主要的是要设法把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起来。要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共处也很困难。不过可以逐步地实现。
5月1日 得悉我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突然遇难沉没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海军派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彻夜未眠。二日清晨，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彭真：据我船员报称“跃进号”因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建议：为慎重起见，“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随即决定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
5月2日、3日、7日 四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跃进号”沉没事件。八日，向其他中央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
5月4日 批准财政部关于三年内拨款六百万元，用于兴修广西边境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公路、桥梁、学校等，以发展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的报告。
5月5日 在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谈话时指出：表现知识分子的形象时，应该从内心充实起来，想想当时上海音乐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是有知识的，不是空喊。
5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和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九日，接见契尔沃年科，告知苏方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并告：关于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将在新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
5月8日 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关于“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声明和到现场进行潜水调查问题。会议同意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提出关于沉船原因“极大的可能性是触礁”的判断。会议提出：为了作出最后判明，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参观中南海电讯局总机。
5月9日 再次致信毛泽东、彭真，报告对“跃进号”沉船事件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信中提出；“‘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为了切实检查这次出海作业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查明上海海运局和东海舰队上次关于商定‘跃进号’赴日航线和护航工作的具体情况，我拟约同瑞卿或者成武同志于五月十日赴沪一行。”
5月10日—12日 为向毛泽东当面报告关于“跃进号”事件的处理问题，先到杭州。在杭州期间，两次约各大区书记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十日，十一日，出席毛泽东从二日开始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谈了对《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注〕修改稿的意见，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建议将原稿中“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表示同意。
〔注〕以后简称《前十条》，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5月12日 冒着浓雾飞往上海。在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提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还对东海舰队的领导人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为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并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到海军第六研究所看潜水员做加压试验，亲自守在加压仓前，随时询问潜水员的感觉情况。提醒有关领导：必须周密考虑潜水员的安全。
5月13日 检阅将要出海的编队舰只。对出海力量的配备、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后勤保障等作了周密的布置。同日，对东海舰队干部和出海船员讲话，阐述“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沉没的理由，并说：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这就要由你们去现场进行调查，再作最后的判断。当晚，约有关领导谈海军、空军航空兵的协同问题。还提出：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之后，五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又约有关人员谈此事。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5月14日 经徐州返回北京。
5月15日 在接见索马里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时，提出：我们同友好国家的合作有几个原则：（一）我们的任何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坚持万隆会议的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二）给予亚非友好国家的帮助，只是为了创造促进他们发展民族自主经济的条件，而不是为了造成他们依赖外援的思想。（三）进行的合作，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可能。行就行，说到做到，不行就告诉你们，不能失信。（四）亚非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为了求得共同的发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我们造成的落后和贫穷。
△就“五反”运动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国务院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都应当积极地投入到“五反”运动中去，好好地“洗一次澡”。
5月18日 根据毛泽东提议，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会上介绍文件的产生和起草过程，说：精神产品没有可能一次就完全正确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整个的认识过程，就是要通过实践，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复考虑，这样的产品，这样的方针政策才能正确。一定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我们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如此，既然一次认识不能全面，就会说错话，写错东西，或者写得不够完全。在对文件内容作说明时，着重介绍毛泽东关于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会议经过讨论，对文件作了一些修改。二十日，文件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