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程序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明年的计划，水利经费、边防经费等项要增加，但要作好规划。粮食是目前最紧张的，各地报的数字还差四五百万吨，还需与大区负责人商量，但东北不能调，内蒙古只能调一些，各省一算，能调的粮不多，只好低标准，瓜菜代。进口不能多了。
△出席国务院召开的八省生产救灾会议。此后半月内，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救灾问题。
△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详细回答他们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反对三国条约”等问题。用事实说明苏、美、英三国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它不是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而是很危险的一步。它只是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们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讹诈。提出：“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可能首先建立无核区，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拉丁美洲。应该把这些地区变成不能使用、不能试验、不能制造、不能储存、不能扩散核武器的地区。”重申：“如果非洲提出这个建议，中国首先同意。”在谈到国家独立问题时说：发展民族独立经济要自力更生、互相帮助。非洲兄弟应该友好相处，非洲各国第一是反帝，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是求得每个民族独立，第三是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
9月6日—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以及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农村工作等问题。六日，周恩来主持开幕会，并就与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五年控制指标相关的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中央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主张，在这一阶段内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在二十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强调；我们要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特别是苏联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困难以后，更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迎头赶上，掌握现代新技术，用这样一个精神来摘国民经济建设。最后，提出会外要讨论的九个问题；一九六四年的计划问题；救灾问题。要采取积极的办法，首先是搞生产，治水政策要采取积极的方针，更重要的是搞一个全面规划；还有棉花、粮食、木材、经济恢复、外贸、财政和城市工作问题。
9月7日 在国务院召开的八省生产救灾会议上讲话，说：这次北方的水灾是六百年来没有过的。水灾的特点是地点集中，爆发突然。这次抢险救灾，证明我们的干部是经得住风险的。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全国是大丰收的底子。今年是丰收形势下的部分灾情。从全国看，粮棉是增产的，其他经济作物也是上升的，当然上升的速度慢些。从明年起，要大抓其他经济作物，配合粮食、棉花一起上去。有些灾区还可能有增产，还要加紧后期的田间管理，要抓生产，不可松劲。大家回去以后，要有个分工，一部分同志管救灾，一部分同志管生产、外贸等，这里受灾减产了，可以从其他地方努力弥补。救灾工作要同整个形势、前途联系起来，救灾不忘生产，不忘建国，有困难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首先要动员地方的财力、物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不足部分中央给予适当补助。最后强调：你们一定要带着信心回去。
△审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起草的《关于若干粮食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
9月10日 原则同意《关于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广播几项措施的报告》，对“增加编制”问题提出：应报编制委员会审核，技术人员与教育部商调，天线工程队可从今年军队退伍兵中选调。
9月12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财政问题。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文件（初稿）下发各地讨论。
9月15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经费的分配问题和中国、巴基斯坦通航机场问题。
9月16日 约有关人员谈对日贸易问题。
9月16日—10月12日 主持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虽然当前城市形势很好，但存在“五反”运动没有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有好有差，工业调整还没有完成，粮、油、布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仍很不足，市政建设落后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城市人口出生率太高、人口过多，需要安置就学、就业的人逐年增加，如何管理城市还没有很好解决等问题。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进一步做好工业的调整工作，（二）努力做好商业工作，（三）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四）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五）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六）妥善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七）试办职业教育，（八）加强城市的管理工作。
9月16日—10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讨论加强边防工作的具体措施，制订《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会议期间，周恩来听取了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并就边防工作的政策等提出了意见。
9月18日 接见日本访华贸易代表团。次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实际上是官方的政府代表团，他们的兴趣还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上。
9月18日、26日、2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含各大区书记）谈财政计划问题。商定：一九六四年财政收入预定为三百八十亿至三百八十五亿元，有的指标要减，有的指标要加；财政开支要控制，比今年减少，要注意节约，使之不影响基本建设。
9月19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的几个重要问题”即粮食、棉花、救灾、计划问题讲话。在讲到国内形势时说：经过两年的调整，我们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我们要争取明年进一步全面好转。今年部分地区的严重灾情，再一次说明，我国农业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上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索，这样才能使我们经常处于主动的地位。同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相当落后，相当贫穷，好转以后，要上去，还需要时间，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今后我们又要争取快，但是又要准备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不能抄人家的，要跟中国的实际结合。在讲到粮食问题时说：鉴于国内出现的罕见的自然灾害，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因此，我们的粮食调拨计划要稍微调整一下，调整的方针，集中地说就是：征购要比大家报的多一些。销售要比大家报的少一些，上调的数目六十八亿斤基本不变。这样，才能保证在进口少的情况下，粮食收支平衡。在讲到救灾问题时说：救灾的方针，第一是生产自救，第二是集体的努力，第三才是国家支援。这样三结合，才可以渡过灾荒。在讲到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说：收支相抵，将出现十五亿元左右的缺口。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向官僚主义筹款筹粮，就是大整官僚主义。我们总的战略形势是好的，可是，我们面临的每一个战役，都要谨慎从事。
△就邀请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日中贸易促进联盟代表团访华的具体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认为，尽管吉田政府只批准后者来访而拒绝发给前者护照，我们的方针“仍是争取两方面都能来访”。
9月20日 在接见印尼外交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时说；对于联合国的决定，我们不单从形式上看，要从实质上看。如果决议对世界人民有利，即使未恢复我席位，我们也不反对；如果决议内容是坏的，不论我们在不在联合国之内，我们都反对。因此，中国政府现在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修改宪章一事不应该再纠缠在一起。
9月21日 飞抵广州，后到从化。二十五日晚，回到广州。萁间就东南亚局势等问题与越南、老挝等国领导人会谈。
△在参观华侨新村时，看望全国政协委员、粤剧演员红线女。
9月26日 回到北京。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27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等问题讲话。提出：明年的基本建设要比今年多增加一点，要给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文教足够的投资，才能把建设搞好；我们搞建设，要靠我们自己，不能总是伸手要投资，有了投资一定要使用得合理，不能浪费；使用资金必须注意：（一）向官僚主义筹粮筹款，（二）改善经营管理，（三）挖各方面的潜力，（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总之，建设也要一切经过准备，一切经过试验。在讲到建立农业银行问题时说：我觉得要宣传一下农业的投资，农业的信贷。支持农业的款，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无论如何，宁可增加一点，也要把农业银行搞起来，把这些钱管起来。
9月27日、28日 两次观看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散场后，与学校领导和部分创作人员座谈，表示不同意现在用芭蕾舞来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对芭蕾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掌握芭蕾艺术，在掌握的基础上突破以表现爱情的独舞、双人舞的框框。可以创作一些表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给芭蕾舞以新的内容。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
9月28日 参加由毛泽东召集的讨论新疆工作的会议。到会的还有朱德、陈毅、贺龙、罗瑞卿、刘澜涛、王恩茂等。毛泽东提出：新疆的工作首要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9月29日 接见率团前来中国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
△在接见加纳农业部副部长奥坎塞时表示：前些日亍你们国家发生了几次炸弹事件，我们很为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担心。强调一个国家建设起巩固的农业基础，发展粮食生产，对保证工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9月30日 在国庆十四周年招待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希望各国朋友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分别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和西哈努克私人顾阃松山等外宾，对西哈努克支持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召开世界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张，表示感谢。
9月 为了阐明同苏共有分歧的观点〔注〕，《人民日报》、《红旗》联名发表经中共中央讨论的评论文章。至翌年七月，共发表九篇。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
〔注〕苏共中央曾于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叙说对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10月1日 就北京市连续发生群众尤其是小孩辱骂苏联等外国人的事件，请彭真通知北京市委召集中央、北京市委各级、各单位党委开会，进行关于中苏人民友好、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宣传教育，特别要讲反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绝不能反苏联人民。指出：“目前虽绝大多数是小孩子闹事，但可以看出社会上有一点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苗头，即使是一点点，我们也必须从教育上预为防止，以免坏人借此挑衅。这种教育似应一直传达到街道居民小组和机关宿舍。”同时，请陈毅通知外办为中央起草一个通知，电告全国各地进行同样教育。
△就中联部报告中提出对国庆期间兄弟党发来贺电、贺信的处理按左、中、右各派区分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一般说，兄弟党来电来信祝贺我国庆的不会太多。既来祝贺，公开骂我者亦不会多，有之亦可能是含沙射影。人既贺我，分得如此清楚，反易授人以柄，不如一律发表，或者一律择要发表，其次序亦照来的先后排列，让读者自己判别，不要加以轩轾。”邓小平批示中联部：“即照总理意见办理。”
△接见西哈努克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在介绍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时说：由于我们没有建设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有照抄苏联的经验。首先，也得到不少好处，把我们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训练了建设人才；但是，也搞了许多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生产规模太大，产品质量不好。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想自己摸索经验，提出总路线，的确创造了一些经验。但是，农业上遇到三年灾荒，工业上苏联撤走了专家，这两方面迫使我们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好处也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很大的困难克服或基本克服了，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好处。好的、正面的经验是主要的，也有错的，不好的、反面的经验。自己能判明，哪些对，哪些不对，所以现在我国经济情况全面开始好转。现在我们经济建设的信心更加增强了。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完全建设好。要时间，同时也是不容易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0月2日 接见苏联国际象棋选手和作曲家。次日，对我国体育代表团表示：这几位苏联国际象棋手身分并不高，我见他们，有代表性，是表示对苏联人民要大大友好。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太好的情绪，反对修正主义引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这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萌芽。
10月3日 和贺龙，陈毅会见中国即将赴印尼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体育代表团，提出：运动员要进行多方面的锻炼，接触和体验狂风暴雨、和风细雨，幽静的、热闹的等等各种不同的环境，不要遇事就紧张，要沉着。还要有文艺修养、道德品质修养，掌握各种知识。单打一不行，要多样化。还提出：输赢没有什么关系，心胸要开阔，这次输了，下次再赢嘛！勉励大家要赛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集体胜负为主、讲集体主义的风格，这一风格比资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风格更高。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就援阿贷款等问题进行会谈。同日，批准方毅提出的《关于对阿尔及利亚提供贷款的请示》报告。
△在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为招待巴基斯坦观礼团举行的宴会上说：目前主要是要揭露三国条约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欺骗性。当罗查表示“我们大家都公认万隆会议上是周总理起了领导的作用”，在关键时刻“指导了会议的发展”时，周恩来说：不能说我是领导，这是大家的功劳，一个人是不能把事情做成功的，要推动大家一起做。
10月4日 在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马尔丁时强调：兄弟党之间有意见分歧，党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关系应该维持正常，两国人民来往更应该正常。
10月6日 参观日本工业展览。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
10月9日 接见石桥湛山，在谈到中日和约问题时说：“英国搞了个单独对日‘媾和’，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的障碍。”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以争取将来使日本政府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在谈话中分析了日本一些人对台湾的三种感情，即过去的殖民主义的感情，军国主义的感情、经济来往的感情。指出：前两种感情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是不正义的，是中国人民当然反对的，日本人民也绝不能接受；第三种感情倒容易理解，我们并不反对，因为全世界都要做买卖，我们不反对日本和台湾做买卖，但是做买卖，并不一定需要在政治上搞得那样密切。还指出：日本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虽然起不了决定作用，但是它们支持中日友好，代表了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的愿望。相反，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使新中国和台湾互相牵制，忽而和新中国好，忽而和台湾好，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对双方都不利。并表示：“我们欢迎石桥、松村、高琦等先生的那种单刀直入的态度，有问题应该全部谈出来，我们诚恳地交换意见。中甘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方式，就可以解决。”
10月12日 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五个专业会议（计划会议、城市工作会议、财政会议、财贸会议和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在讲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提出：为做好明后两年的调整工作，关键在于今后一年多我们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做到高瞻远瞩，进行实际调查研究，这才能够定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定出今后十五年的长期规划。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的补充计划和一九六四年的年度计划时，说：由于我们订这个计划时北方的水灾和南方的旱灾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当时订计划觉得很宽，现在看起来计划就比较紧。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在执行计划时，必须做到：全面安排，综合平衡，抓住重点，稳步前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依靠群众，发掘潜力。要深入下层，参加劳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在谈到制定十五年长期规划时说：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我们订计划就得反复多次。这一次我们非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革不可，各委、办都要分期分批下去做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在农业方面，要抓好全国八百余个提供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重点县的调查；在工业交通方面，要抓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百余个重点城市的调查，这样我们就能够研究出一个工业的重点、工业交通的布局和工业发展的方向。会前，多次听取有关这五个专业会议的情况汇报。
10月13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友好代表团和科技合作代表团时说：在列宁逝世后的三十年中，斯大林是有很大功劳的；但三十年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斯大林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晚年以及苏联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不常到农村去，脱离实际。国家越大越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一疏忽就出问题。
△接见印尼中央银行事务部长苏玛诺。在谈到对印尼的经济贸易援助问题时说：我认为你们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现象，问题在于（一）如何发展农业经济使粮食丰产，（二）如何把企业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三）如何掌握国家对外贸易。还说：经济工作是很复杂的，一下子还不能把私营经济的路子完全切断，切断了就没有线索了。重要的是国家如何管制他们。经济问题还是要用经济办法。法令规定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用经济办法给予私营工商业以出路，否则对发展国民经济不利。
10月14日 在审阅《冶金工业部几年来援越、援阿工作初步总结》时批示：“关于援越钢铁厂及矿山、电站和厂外工程按国际价格，扣除我方浪费和返工部分，究竟需多少投资，望冶金部和对外经联总局共同计算出来告我。”
10月16日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代表汇报工作，并就“共大”的办学方针和发展问题进行座谈。
10月1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水利问题。二十九日，又约林一山等人谈三门峡“低水头发电试验”问题。
10月18日 约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负责人谈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突破尖端服务，不能削弱。”但是，每年“如按进入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因此，必须注意解决好一百八十万以上城市出生的人和绝大部分农村出生的人的安置就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光有普通中小学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办好职业教育。”强调：“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很重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中小学教育，是互相关联着的。普教工作，要注意解决好劳动后备军的培养问题。”并要求：“要办好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就要有一个规划。可以先搞一个七年的，算一个大账，再下去深入调查研究。”指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负责，教育部做具体工作。
△晚，应邀出席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晚会，并参观反映《中国青年》杂志历史和现状的展览。在参观中说；杂志要“面向农村，面向城市”，要向青年灌输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哲学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还要讲国际形势；要有短的文艺作品，新的革命歌曲，还要搞些漫画；文章要短些，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10月19日 治疗牙病。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
10月20日 约齐燕铭、夏衍、林默涵等人就京剧团出国和音乐舞蹈发展等问题谈话。提出：今后出国剧团必须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太注意搞外汇，这不是你们的任务。中国艺术节目要求思想性、艺术性都好。出国要看真本事，出去是代表中国，如果有一次搞不好，就影响对外声誉。要“实过其名”，不要“名过其实”。京剧出国剧目不要局限在武打戏和恋爱戏上。这次要多搞新的，要表现新中国的气魄，要严格要求。在谈到音乐舞蹈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时说：音乐舞蹈的内容应该现代化，形式应该民族化，而民族化又必须寄托在大众化上面，有些民族的东西还会被抛弃的，对民族的东西要批判地接受，要推陈出新。并强调：民族形式必须与现代的、人民的内容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既矛盾又统一，既区别又结合。
△在接见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注〕佛教徒会议的代表时说：从长远来看，“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手无寸铁，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是会得到人心的”。在回答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所提问题时说：“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并说：“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做朋友。”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金刚秀一谈到十月十五日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时，周恩来说：“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像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
〔注〕指中国、柬埔寨、印尼、日本、朝鲜，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越南和越南南方。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在发言中说：明年是过渡的中间一年，因此在作计划时必须站得高些，远些，要顾到将来、全局，必须抓得紧，搞得好。并指出：计划订好后，要经常检查；各部门负责人要下去，各口派人下去蹲点，把长远计划摸一下，要研究基本资料。
10月2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七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就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特点作了说明，要求国务院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一计划。强调各部门要严格控制基建投资费用，认真审查基建项目，突出重点，留有余地。提出：应该提高高级科研人员、工程师中真正学术好、程度高和有贡献的人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责成国家科委搞个界限。会同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劳动部在近期提出具体方案。还强调：各部门一部分人下去调查，研究明年计划的实施，更主要的是研究今后经济发展的规划，农业、工业要有个切实的前途设想，还有些工业上的政策，这是长久之计，长远的打算。
△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代表、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就中法建交问题进行会谈。指出；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提出：“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强调若中法建交，法国不应在台湾保留外交人员或机构，如采取英国那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之后，中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建交谈判。
10月24日 约有关人员谈进行农业调查等问题。
△在国家体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在一九六四年攀登西沙—彭马峰〔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先进行一切准备，并商请总参从我驻西藏部队中调出运输力量集中训练。但一九六四年是否登山仍应在训练、准备工作完成后提出可靠保证。再报请中央批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训练、准备工作按国家体委的报告计划进行。中国登山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首次登上了西沙一彭马峰。
〔注〕西沙—彭马峰，又称希夏邦马峰。位于中国西藏境内，是当时世界上尚未被人类征服的最后一个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
10月25日 听取中共伊春市委负责人汇报伊春林区政企合一体制问题。在谈话中说，伊春林区要实行以经济为主、政企合一的体制，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庞大的机构，碍手碍脚。在体制问题上妨碍社会进步的有三个原因：（一）我国人多，国大，各地发展不平衡，这是经常妨碍我们进步的社会原因；（二）长期的封建制度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影响，染上了封建、官僚、买办习气，这是历史原因；（三）不敢彻底改革，习惯改良、保守甚至倒退，这是思想原因。提出：行政组织的整齐划一，是最封建的，非打破不可！伊春领导班子要有个彻底革命思想，伊春这个事情就会解决。根据你们的特点搞，凡重复的机构统统取消，市长可兼局长，也可以不兼，政府就是组织生产的。最后要求伊春市委要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并在十二月底以前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来。
△就国家计委安排一九六四年文教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要程子华约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和有关各部、物资总局讨论文教事业的基本建设和事业费分配、控制等问题。
△和陈毅同富尔会谈。提出：双方应该肯定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圆，不承认有第二个中国等前提。在谈判中事先要达成默契，确定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办法。强调，中国对国际问题绝不拿原则做交易。
△毛泽东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注〕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阅后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三十一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这一文件，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下发。
〔注〕此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改名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十一月十四日下发。
10月27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问题和从英国进口合成氨设备问题。
10月28日—30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财政、外交和冶金问题。
10月31日 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话，报告同富尔谈判中法建交等问题。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十一月一日飞沪面商。并准备在沪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向富尔提出过渡性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新方案。
11月1日 和陈毅陪同富尔飞抵上海。
△和陈毅同富尔会谈，进一步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要点是：（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在会谈中，还就戴高乐和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当晚将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于次日凌晨批：“很好，照此办理。”中方随即将“直接建交方案”内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稿交给富尔。后来，在双方代表进行具体建交谈判时，中方同意法方的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
11月1日—3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并商议中法建交方案。参加会议的还有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 与富尔最后商定《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同日，和陈毅陪同毛泽东接见富尔。晚，将商改后印好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富尔。
11月4日 飞返北京。
11月10日 接见在京的特赦战犯及其家属。在讲话中说：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人是可以改造的，不同的阶级、对立的人是可以改变的，真正改造过来了，就达到了“和平共处”，友好共处，这也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主观现象。在讲话中引用《礼记·大学》中一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大家要不断革命。还说：今天新的解释是要天天反省，不断检查自己，总是有好处的。还引用《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一语，提醒大家要不断加强自我改造。说：我们虽不必每日三省，一省也是应该的。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你们不要自卑，政治上要有前进心，要推诚相见。不要怀念过去。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号召大家一起来改造、学习，投入到把祖国建设好的事业中去。
11月12日 与陈毅谈即将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草稿）》和《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草稿）》，决定这两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分别由李富春和李先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中央关于日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做一次宣传运动，使这两个文件在全国家喻户晓。
11月15日 会见程思远，听取程谈李宗仁的近况。程说李宗仁“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叶落归根，向历史作最后交代”。周恩来希望李宗仁摆脱美国、台湾方面的关系，注意防止第三势力的纠缠，不要介入中美关系，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对李宗仁到欧洲后的“出处”，设想了四种可能：一是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二是回来看看，住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我们保证他来去自由；三是留在欧洲；四是如果他决心回来，我们欢迎，但须从长计议，作些安排。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注〕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并说，祖国十四年来变化很大，李宗仁要有思想准备，回来后要与祖国人民一道过思想、政治、家族、社会、生活这“五关”。嘱咐程思远见到李宗仁时，要把谈话内容如实地转达李，客观介绍国内情况，并多听李的意见。
〔注〕德邻，即李宗仁。
11月15日、16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彭真对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作的说明。十五日，周恩来首先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讲了话。在讲到中苏关系时说：现在的形势，就是联系还保持，所以是分而不裂；现在好像是破裂的边缘，还没有到最后破裂。但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在讲到国内形势中的第二十五年计划问题时说，社会主义经验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必须通过实践，加以总结，才能逐步地完备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应该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对跃进的认识从片面走向了全面，跃进不仅是数量，也要有质量。提出：以后的调整工作不光是恢复、关厂、下马等等，而是要进一步，再经过三年的工作，在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工业布局、城乡结合、劳动力安排、计划生育等方面，打下一个更好的全面跃进的基础。在这三年的过渡时期，还是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这个期间，首先还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解决基础工业的问题，然后照顾国防。突破尖端。一九六三年是一个开始全面好转的形势，明年我们还要争取进一步的好转。再次强调：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坚持节约的精神。
11月1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就李富春、李先念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分别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在实践中认识了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够运用自如了。这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就即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议问题约廖承志等谈话。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廖承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在华沙出席了会议，就禁止校武器和裁军，民族独立，发展经济、文化以及今后和平活动问题，提出了中方的决议草案。
11月17日—12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李富春所作《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所作《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顼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等，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前周恩来曾多次约人讨论这两个报告。
11月17日—12月4日 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作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任期延至一九六四年九月。
11月18日 为河北省和天津市人民治理海河、战胜洪涝灾害题词：“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本月，还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驯服海河，为民造福。”
11月20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奈斯蒂·纳赛时，说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把修正主义当教条来传播，另一种是不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讲究斗争方法，千篇一律。强调：不管真理或歪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辨别。
△在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郝拉思·尤若夫时说：各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靠自己，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双手，有脑子有智慧。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应该是加强各国的能力和独立性。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互助是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聂荣臻所作的《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会议指出，目前科学研究和生产脱节的问题，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
△在接见阿富汗国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时，询问、了解阿富汗对水库淤泥的处理办法。并说：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
11月2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陈毅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工作问题的发言。在此之前，周恩来审改陈毅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其中谈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贡献的句段。
11月27日 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进一步研究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新特点和我们的新对策。据此，总参系统立即作了研究和布置，并于三十日召开了党委办公会议。作出了反袭扰的补充规定。
12月2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过渡阶段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在讲国际形势中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注〕。在讲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不应该听到阶级斗争就谈虎色变。在说明如何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提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应该采取教育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去开斗争会。在“五反。运动中领导干部必须严格地检讨和批判官僚主义，应该定期地下去蹲点，以便接近群众，了解实际，学会以平等态度、以勤务员的身分对待人民。一般干部应该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提出，各级干部要实行有步骤、有计划的交流，并且要积极地提拔青壮年的、有能力和政治上强的干部，提高他们的地位，使我们的政府工作增加新的血液，打破一些机关的沉闷和停滞不前的现象。在讲到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三年过渡阶段的调整工作时说：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安排，要实行综合平衡，并且要瞻前顾后，创造出有利于今后长期规划的条件。我们提出这三年的过渡时期的任务，是积极的。今后的政府工作就要抓紧这个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地来分期进行。报告还提出今后两三个五年计划必须注意的农业规划和技术措施、工业交通的布局、外贸规划、教育规划、科学规划、城市劳动力的安排、物价等十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注〕这八条原则，在周恩来随后出访非洲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时，对内容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见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