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文化部检查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进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批：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批：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注2〕周，即周扬。
9月3日 在听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汇报工作时说；（一）中央招待所多了不好，现在一系列的问题，都要重新加以研究。（二）国家的武装部队的领导管理必须统一集中，只能是军委和公安两个部门管武装。（三）公安机关摊子大，权也很大，今后都应该注意加强监督，尤其是加强群众的监督。实行群众监督要有适当的形式，如何建立群众的监督，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运用。各级公安机关都应当建立监察小组这样的组织，主要应该是发现缺点、错误。（四）下级公安机关为中央领导的活动搞特殊化的做法，是脱离群众的；不过有些事是领导上让办的，不能光怪下边。（五）公安机关有四种监督，即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上下监督、法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六）公安机关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要坚决反对使用“美人计”。
9月4日 在吕正操《关于西南铁路建设初步部署的报告》上批示：“（一）修路进度，请计委、经委和铁道部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三同志亲往西南，与井泉同志和西南局切实计算一下，看可否争取一九六五年二季度川黔线通车，一九六六年滇黔线通车，一九六八年成昆线南段直达攀枝花通车，一九六九年成昆线北段通车，湘黔线一九七○年通车。（二）指挥部驻地，初期在西昌颇不便，应到西南后与总指挥井泉同志当面商定。”
△和刘少奇电贺第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将在阿联亚历山大召开，表示：“我们深信，会议将扩大第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并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9月7日—9日 约陈荒煤、张瑞芳等谈赴朝鲜拍摄《李善子》影片事。八日，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审看《红色宣传员》样片。
9月10日 对来访的韩素音说：美国一旦侵略北越，我们将被迫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向越南提供他们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所需的一切。我们坚信越南人民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但是我们将把美国军队侵入北越看作是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对此我们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还说：华盛顿失去“清醒的头脑”的危险一直存在，美国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后勤方面他们有许多不利条件，人民反对他们。美国人民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
9月11日 会见张治中。
9月15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三门峡问题。
△将一份反映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将在澳门设立广播电台即“美国之音”的简报批给陈毅和廖承志：“此事应予严重注意。对澳门葡当局要加压力，请提方案报中央。”
9月16日、17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关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其有关问题。二十一日。周恩来将罗瑞卿根据会上意见写的可以在十月进行正式试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转交在外地的毛泽东并附信说：“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9月中旬—27日 多次审查并约有关人员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亲自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并审改朗诵词。对周扬、周巍峙，陈亚丁及有关人员说：《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在审查中，坚持不采纳有人提出的增加表现南昌起望场面的意见，说：应该突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最后，只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在此期间，还就朗诵词多次征求彭真、陆定一、周扬、郭沫若、姚溱等的意见。
9月19日 在北京化工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冠荣在化工基建会议上关于进口新技术问题的发言摘要上批：进口是为着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以后买进口技术必须找我们自己有关的专家商量。应买的尽量买关键设备和专利，有的只买技术资料。
△离京到哈尔滨会见金日成。次日回京。
9月21日 对薄一波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目前劳动工资制度中的主要问题是沿袭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现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的建议，批示：“提议在这次计划会议中，要讨论一下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问题，实质上它是经济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二十七日，李富春批示将报告连同周恩来的批语一并印发全国计划会议专门讨论。
△在接见刚果（布）首任驻华大使阿方斯·贝约纳时说：独立后你们要把殖民状态改过来，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还说，亚非拉被压迫国家要打破礼宾形式，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要用它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礼宾形式来束缚它们，这也是国际关系上的革命。
9月22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电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格罗提渥逝世。同日。和董必武、陈毅、谭震林、郭沫若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吊唁。
△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斯·弗·德席尔瓦时说：中印边境局势自我国一九六二年自卫反击后实行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以来，就已和缓下来，并还会继续和缓。所谓“紧张”，只是出现在印度报纸和印度外交文件中，而不是在当地。印度完全是制造紧张，搞冷战来要军火，而不是热战。我们主张谈判解决，我们是反对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
△在接见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希拉勒·拉斯兰时说：刚刚结束不久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注〕解决了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表示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重返家园的权利。
〔注〕即九月五日至十一日在阿联亚历山大港举行的第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会议欢迎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赞成该组织建立巴勒斯坦军队的决议，并决定建立包括巴勒斯坦军队在内的阿拉伯军队统一指挥部。
9月23日 约中央专委会委员贺龙、张爱萍、刘杰、刘西尧〔注〕等谈话。
〔注〕刘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在接见锡兰议会代表团时叙述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和科伦坡建议的情况。对于锡兰总理提议的搞印度洋无核区问题，说：这是个好的想法。我们早已提出搞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包括苏、美、日本、中国等国）无核区，现在仍然坚持这一主张。我们赞成全世界都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但是我们反对大国垄断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对全世界进行讹诈。只有打破核垄断，才能走向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9月26日 看望宋庆龄。
9月27日—10月7日 接待应邀来华参加中国国庆十五周年庆典的西哈努克亲王，并和刘少奇与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会谈。十月五日，在陪西哈努克参观中央音乐学院后，出席中柬两国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同时接受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柬埔寨最高勋章“独立勋章”。
9月28日—10月3日 接待应邀来华参加中国国庆十五周年庆典的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一代巴，并和刘少奇与马桑巴—代巴总统进行会谈。十月二日，出席双方友好条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和海运协定的签字仪式。
9月29日 就对刚果（布）的援助问题与马桑巴一代巴总统会谈，说：我们尽量帮助你们搞经济建设，因为你们相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哪些具体项目开始。不要争论先搞重工业还是轻业，首先要看有什么资源。第二是劳动力问题。因为你们国家人口有限，劳动力要节约。你们的经济比较落后，所以一定要用先进的技术来建设。
△在接见以毛雷尔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赫鲁晓夫有他的冒险性，比如说，他把斯大林全盘否定，这还不是冒险？他最根本的是三个问题：对马列主义是叛变，对革命是出卖，对兄弟党是颠覆。他所谓冒险，最大的就是这三个。
9月30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十五周年庆典的各国贵宾。同日晚，出席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参加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大会，并检阅首都七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为游行队伍题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10月2日 在与刚果（布）总统会谈时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有义务帮助你们，你们也有权利要求我们帮助，但要看得长远些。我们的援助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增加，便于你们的经济逐步增长起来，建立起自主经济的思想，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有依赖别人的思想。在随后与客人共进午餐时说：我们反对核垄断，核垄断只能增加核战争的危险，使核大国利用核武器威胁他国。中国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彻底销毁核武器，但在此以前保留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请刚果朋友相信，若中国有了核武器，这只是为了自卫，保卫世界和平，使得有更大可能来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各国贵宾观看首次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六日，和毛泽东等出席总政治部举办的国庆晚会，再次观看《东方红》。十五日晚，在陪同日本芭蕾舞团观看《东方红》后，到后台为外宾解答有关《东方红》的各种问题（包括灯光设置等技术问题）。演职人员称：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接见英国学者、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博士和夫人。在听李约瑟介绍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决定把该书翻译成中文版。随后，指定专人负责并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担翻译任务。
10月3日 在与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会谈时说：知识是劳动人民得来的。一切知识都经过双手劳动反映到精神上来，当然，劳动中反映的知识是粗糙一些，不完全、不系统、不细致。知识分子把劳动人民的智慧综合起来、集中起来、系统起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书本知识。但是否正确，还要再到劳动中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证明。还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间有共同性，也有差别性。原则、原理只能解决共同性，差别、特殊性必须要同本国、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才能解决。
10月4日 在接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博尔茨为团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说：美国的核讹诈政策还在威胁好多国家。要全面彻底销毁和禁止核武器才有效，否则会束缚自己的手脚，让帝国主义能自由地扩大原子武装。还说：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美帝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一句好话，也没说过我一句好话。
10月5日 在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谈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我们革命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提高思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便是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正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
△在招待柬方（西哈努克、宾努）、越方（范文同，黄文欢，阮基石）、寮方（苏发努冯、冯维希）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陈文成、阮明芳）的酒会上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一个简单的招待会，而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聚会。从这次几国领导人在这里的接触，可以看出印度支那是有光明前途的。并希望各方在今后的会见和协商过程中相互支持。
10月6日 在与毛雷尔会谈中介绍中苏边界谈判的情况：谈判进行了半年，我们提出了关于边界谈判的三个原则问题，然后有一些具体建议。三个原则是：（一）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同抄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照当时的情况，不能说是不平等的条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皇强加于中国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二）边界谈判的标准（根据）以原有的条约做基础，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条约规定。多占了一些地方，应该退出来，在这个原则上划线的话，双方也互有取舍，需要调整。（三）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关于三个原则问题的协议，他们不赞成；在边界问题未达成协议之前，先定个临时协议，维持现状，他们也不赞成；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小组会上一段一段地把边界全线弄清楚，看一看我们双方在领土上有哪些争执，他们也不赞成。
△在陪范文同去机场的路上谈到战备问题时说：总动员和城市疏散是要做的，对去年蒋介石集团企图在沿海登陆和最近的北部湾事件，我们都进行了总动员。但是，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
10月7日 约刘杰、刘柏罗〔注〕谈话。
〔注〕刘柏罗，时任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副秘书长。
△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会见以崔庸健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10月8日 接见黎巴嫩《贝鲁特晚报》社长兼总编辑马什努克。在介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中国和非洲之间经济合作的八项原则的提出过程后说：关于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有些是与亚洲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相同的，但有两点是在我们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以后逐步认识的：第一点是，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之间、非洲各国之间不以武力，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第二点新认识是，表示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实现阿拉伯人民对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愿望，这也是我们对非洲国家的观点。
10月10日 在李井泉、吕正操《关于川汉线选线的请示报告》〔注〕上批：“同意报告中所提计划革命意见，和一波批语。”薄一波的批语是：“不要像以往那样，虽然列了几条线叫选线，而实际上主观上早已定了一条，选是假的。报告中两条线均应进行同样的实地勘测、初步设计，然后比较选定。”周恩来还在报告介绍第一方案所经地段“其他资源也较丰富”一句旁批注：“有哪些地下资源，望先与地质部、冶金部联系研究后标图送阅，以便在现地勘察线路时，进行矿藏勘察。”
〔注〕此报告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停建湘黔线，改修川汉线”的指示起草的。报告提出了“澧水方案”、“沅江方案”、“清江方案”等几种方案。
△在同苏发努冯和冯维希谈话时说：帝国主义也好，现代修正主义也好，总是欺软怕硬的。你示弱它就欺侮你；坚决顶住，不惜分裂，它就弱下去。主张早日召开日内瓦十四国会议以解决老挝问题。
10月11日 鉴于十月十五日可能出现好的气象，在接到张爱萍、刘西尧从现场送来的有关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的报告和刘杰有关防空等方面问题的报告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说：“现一切已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们，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还对上述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指示“务期全部落实”。同日晚，再次约杨成武、刘杰、乔冠华等商谈有关事宜。
10月11日、17日 两次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并接见该团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演员松山树子等。
10月12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时说：我们准备向第二次亚非会议建议亚非国家首先要在平等、互助、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使亚非国家的原料出口市场价格稳定下来，不致被帝国主义操纵。至于亚非国家将来是否要成立共同的银行问题，第二次亚非会议也要研究，我们正在研究一个方案，等方案拟订出来后，将首先同巴基斯坦、印尼、柬埔寨等亚非友好国家商量。
10月13日 就有关爆炸原子弹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后，又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同意。
10月14日 将所审改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附信说，“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若能定夺，当另告。”当日，亲自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10月15日 打电话给刘杰，询问核试验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0月16日 十五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成功。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棱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声明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次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上述建议，并真诚地希望这些建议将得到各国政府的考虑和积极响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周恩来审定的致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电，热烈祝贺首次棱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电文指出：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美国核垄断、核讹诈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电文说，这次试验的成功，是参与试验的全体人员辛勤劳动、大力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戒骄戒躁，为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向大家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欢呼。
△夜，约文艺界有关人士谈话，倡议把大型音乐歌舞《东方红》拍成电影。并就电影拍摄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6日、19日、27日、29日和11月1日、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或谈话。
10月1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并讲话。
10月18日 出席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开幕式并观看比赛。在与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团长长谷川喜太郎谈话时说，国际奥委会应该接受群众性广泛的乒乓球、羽毛球为比赛项目。二十一日，又一次观看比赛，并同长谷川交谈，提出：如果日本乒乓球队在训练方面有困难，以后暑期里可以组织一些学生运动员来中国训练，我们提供练习的条件和必要的营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共同提高，大家进步。当晚，接见参加比赛的各国选手、领队和教练。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缅甸驻华大使叫温时说：为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促进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交往，应该加强直接接触。由于国家不同，情况和地位不同，所以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不可能一下就一致，但交换意见，可以增进互相了解和共同的认识。还说：中国这次核爆炸范围限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们可以完全保证这次试验不会对任何邻国有危险。
10月19日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你们要了解国际政治，就要善于识别风向和把住风向，注意世界关键性事件的转折，要学习毛主席科学的预见性，早抓大事。计划工作不要骄傲，要谨慎，把工作做好。经济战线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一个是计划革命，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我们生产关系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生产力还需要很好的发展。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路。计划工作要帮助生产力发展，而不能阻碍生产力发展。
10月20日 凌晨，召集刘杰、杨成武等开会。
10月23日 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注〕上作报告，肯定这次演出是成功的。报告阐述了中共党史和国际形势，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报告说：我们不仅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三个法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国以后十五年依然如此。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基本的原理还是一样。具体实践要结合当时的情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在讲到党的三大作风时说：一个党，如果不是联系群众的党，那这个党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革命力量源泉的，光有个人的英勇，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联系广大的群众。在群众中生了根的党，那才是有领导力的党，才能产生出具有智慧和思想能力的领袖。一个党如果不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是不能领导革命胜利的。在讲到党要有铁的纪律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党的领导一时有错误，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这样，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还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我们党是在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你们经过学习，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在表演中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关于国际形势，报告说。赫鲁晓夫下台和我国原子弹上天是国际上的新形势，这个问题还在发展之中。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一下，看看变化。最后说，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上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
〔注〕参加会议的除《东方红》演出人员外，还有中央，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约七千人。
△先后约聂荣臻、吕东〔注〕谈话。
〔注〕吕东，时任冶金部部长。
10月24日 接到派往河北的工作组和粮食部长陈国栋关于河北、河南等地灾情的报告，就李先念在附信上建议“在十一月上旬召开一次六大区管粮食的同志和几个灾区的同志会议，以摸清楚灾情和督促一下收购工作”一事批：“在开会前，请你打个电话告诉河北，请他们确定一个书记或一个副省长认真地将生产救灾抓一抓，并一直抓到底，重点放在生产自救。救灾费应先拨一些，实事求是地发给那些确实买不起粮的灾户。”次日，李先念嘱将周恩来意见转发河北、河南、山东等省。
△在接见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我们双方都是结盟国家，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菲律宾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这种结盟有一个时期是相当对立和不友好的，但是，“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而且应该改善，因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期待着中菲两国关系的发展，首先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发展。还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一贯坚持这个原则。”“大多数人民选择什么制度，这个国家就实行什么制度。这决不能由别国人民的意志来决定。”“各国人民如何实现进步，这条道路还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走。”
10月25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就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与罗瑞卿约有关部门商谈，提出关于一线、二线的省、市、区自己的三线部署和工作布置。二十九日和罗瑞卿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讨论中大家同意把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指示〔注〕转发一线、二线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于十二月提出明年和今后三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在规划时要注意：（一）一、二两线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可以同时进行，但在步骤上，明年先着重搞一线地区的后方建设，二线地区明年安排的项目可少一些。（二）不论是一线或二线地区的建设，都要精心研究，统一规划，分别轻重缓急，根据资金，设备、材料的可能，认真排队，逐步实施，保证搞一个，成一个。（三）搬迁的厂，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缩短停产时间。尽可能少影响明年的生产。（四）凡是不属于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建设的项目，应分别列入中央或地方的建设计划之内。（五）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因陋就简的方针。主要的军工企业和仓库，都必须贯彻执行小型、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同日，又为中共中央拟写向各地转发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批示的批语稿。
〔注〕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广东省委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是：“广东省委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读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十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莫及。”
10月28日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大使提议：十月革命节时我们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顺便同苏联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大使表示感谢，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二十九日，周恩来告知契尔沃年科：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同时建议：苏方能够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
10月29日 审阅《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后在李先念报送该草案的附信上批：“有些关键性问题，如三线建设，一分为二的搬厂工作，一二线省、区的三线部署和规划，托拉斯的试点工作，机械工业调整问题等，待在进行具体布置时再分别送批。”在纲要草案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段中增写：“各省、市，自治区要抓紧一线、二线省、区的后方建设和三线省、区的战略后方建设的部署和规划。”
△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临时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次日，接见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
10月30日 接见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接受转交来的戴高乐回答中国政府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的复信。在谈话时说：我们和法国有共同的立场，就是当美国不同意停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之前，自己制造核武器来打破它的垄断；只有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可能减少核战争的威胁，直到最后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是，我们的立场又与法国的立场有些出入，我们主张在联合国以外召开全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间题，这是因为：（一）核武器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二）我们相信各国人民是坚决反对核武器威胁和核垄断的，（三）我们相信核武器消灭不了人类，人类最后要消灭核武器。只要把这些问题诉诸于世界人民，就会得到效果，逐步实现这一目的。
△在接见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六国驻华大使时说，苏联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事，是起积极作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以及对世界都有影响。谈话中除通报自己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外，还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通过六位大使向各该国的党和政府提出：建议也派出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这样我们就能有机会互相接触。
10月31日 在所审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下发的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稿上批：“发这个短的通知，引起各级党委书记注意，而不发那个长的指示，因长的救灾指示发到下边，只会交到专门机关去办，而不会引起党委书记注意。并且许多具体办法，只要中央提个纲，地方上因地制宜想出来的会比中央想的好！”这一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同。
△接见契尔沃年科。听取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的意见。在契尔沃年科表示“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时说：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接见斯诺。在谈到斯诺的访问计划时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当夜，把十二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交给斯诺，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表。
11月1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四十九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在讲到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时说：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还说，目前国际形势大好，我们国内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的人要蹲好点，总结好经验；留在家里的人一定要抓好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1月1日一4日 接待来访的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会谈中指出：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少数，没有的是多数，发生核战争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问题；少数人反对销毁，多数人主张销毁。少数服从多数，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有可能。
11月2日 召集中央专委会小型会议。次日，再次约刘杰、张爱萍、徐子荣、刘西尧谈话，讨论进一步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
11月3日 在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的意见和态度。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不仅是这一次，而且去年就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时说：“第一，我们认为，既然全世界舆论认为核武器破坏力相当大，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第二，为打破核垄断，应该让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有机会发表意见。第三，正是要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只有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才能促使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在谈话中还请大臣回国后转告首相；中英贸易要克服障碍。我们很愿意进口设备、器材、仪器，但限额、禁运使贸易受到限制；我们愿意相应地供应你们需要的商品。贾埃说，他已经向叶季壮等谈过希望消除障碍，减少限制。
11月4日 和罗瑞卿专程前往上海，欢迎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上海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并同他会谈。五日晨，由上海飞回北京。
11月5日 和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当日飞抵莫斯科。
11月6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
△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在拜会勃列日涅夫时，提出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苏方托词婉拒。已拟好的讲话稿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拜会柯西金时谈到领导问题时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在拜会米高扬时说：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
△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
11月7日 在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上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政府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招待会。
11月7日、8日、12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八日在听罗方谈对苏联这次领导人变动的看法时说：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在一二日的会谈中表示对苏方就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不满意。
11月7日、9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会谈。在七日的会谈中说：赫鲁晓夫被撤职，我们认为是一件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对苏联国内，对国际，对兄弟党关系和对敌斗争都会发生影响。变化和影响究竟多大，我们还要观察。在九日的会谈中，哥穆尔卡提出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并指名侮辱了我们党的领袖。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还说，我们这次来是要了解背景，交换意见。
11月8日 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回拜中共代表团时，就七日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当面侮辱中国人民的领袖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一事，周恩来要求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委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准备道歉。周恩来说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央。对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周恩来还表示：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表示道歉。
△在同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会谈时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11月9日、11日、12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在九日的会谈中说：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关系，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并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十二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因为十二月会议是赫鲁晓夫强令召开的分裂会议，中国党不能参加。在十一日的会谈中说：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在十二日的会谈中，对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被解职问题的解释，表示不满意。并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最后说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9日、12日 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会谈。在九日的会谈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在十二日的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1月10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会谈，说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
△会见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两次会谈。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并指出：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