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
△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提议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转告中共中央。
11月14日 下午，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随后，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
11月15日 接见应邀来京举行英国机械及科学仪器展览会的英国玛珀公司董事长马瑟。
11月16日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后修建纪念建筑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个别地方和工作部门中，仍然发生了不符合中央规定修建纪念建筑物的情况。因此规定：今后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准新建和扩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包括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亭、纪念塑像等等，更不准拨地建设烈士陵园。
△和邓小平、彭真同当日到京的金日成会谈，介绍苏联新领导的情况。晚，陪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1月17日 同意对外贸易部同法国方面签订每年从法国本国（而非转口）进口六十至一百万吨小麦，作为大米出口的品种交换的中期协议。
11月19日 到刘少奇处商谈《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注〕。
〔注〕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赫鲁晓夫下台的最根本原因，“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却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
11月20日 召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关于面上社教运动、农村工作、调查研究等问题的汇报。在会上讲话时同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作为农村面上工作提法。并说：分配问题关系很大，现在长江以北三秋巴结束，分配确实是当前的中心工作。要首先抓它，这对促生产和明年有很大意义。要把冬季工作抓好。在讲到机关干部问题时说：机关层次多，干部就多，官僚主义也多。各大区要抓点问题，问问下边。要给各省讲，对下边采取两分法；第一相信，第二要有点怀疑，有怀疑就去调查研究，不能满足于下边的报告。旧社会的积习很深，要不停地进行扫除。
11月22日 在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追加纺织工业基建投资的报告上批：“同意计委和财办商定的这笔追加纺织工业基建投资八千万元及其分配初步方案。请计委责成纺织部大抓基建落实，打歼灭仗，合理节约投资、造价、材料和劳力等项工作，请经委会同科委督促纺织部大抓部分设备更新、技术改革和进口必要的样机（不单是维尼纶，还有印染）等项工作，务期通过发动群众积极性和发掘潜力，使明年三亿九千五百万元投资的效果，大大超过现在的估计。”
11月23日 听取李富春、薄一波汇报西南建设问题。
11月24日 约钱正英谈水利工作。同日，约陈毅、姬鹏飞谈外事工作。
△电贺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电文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争取自己国家的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强大的神圣斗争，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中国人民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手足情谊。绝不会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侵犯。还说：“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11月25日 在北京体育馆观看日本女排训练时对中国女排负责人说：甘本女排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同运动员一起练习，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以练为战，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这正是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要求中国女排，平时要少说空话，多搞训练，要学习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那种严格的精神。随后，在接见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时赞扬他们的苦干精神，说：中国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的教育还不够，现在要加强教育。一个国家的国民讲享受就不能振作起来，新世界总是要靠勤劳、奋勉才能建设起来的。幸福的世界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打排球也是一种劳动。
△接见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护送中国烈士（他们生前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抓去当劳工的工人、农民和被俘的抗日战士）遗骨代表团全体成员。
11月26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村面上工作和日本问题。
11月29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参加首都各界七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刚果（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集会。
12月1日 到刘少奇处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调整国家计委工作机构、制订计委工作条例和编制长期计划等问题。
△约有关人员谈对日工作。
12月2日 将四川省关于库存粮食保管情况的检查报告批给粮食部负责人陈国栋：“请以粮食部名义将此件通知各省粮食厅进行重点检查，并参照四川五项措施进行处理。即使有些省已搞得好的，也不要荒怠，要建立经常保管、清洁、防治、曝晒和检查等工作。”
12月4日 修改《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在文件中“吃、穿、用问题，主要是研究商品粮的平衡问题”一句的“研究”后加写“农业发展问题”。在文件中“国家的支援，主要是搞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后加写“和大型水利工程”。
12月6日、7日、12日—14日、18日 出席国务院召开的治理黄河会议。十八日，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利工程，做得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改建规模不要太大，“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大家可以分工从各方面用力。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还说：“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
12月10日 审核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村面上工作座谈会〔注〕纪要》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农村面上工作是大量的，是决定当前大局的。在今冬明春，必须把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收购、分配等工作，认真地抓起来。一部分干部蹲点，一部分干部主持面上的工作，这种工作形式是长期的。批示稿要求主持面上工作的同志，必须从长远出发，勇于负责，鼓足干劲，兢兢业业地、踏踏实实地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好，把工作做好。此纪要于当日发出。
〔注〕此会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听取了汇报，并提出了一些意见。
12月11日 致信彭真：有关国务院副总理新名单，请酌，拟定次序如下：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宋任穷、谢富治。
12月12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援助非洲问题。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将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在会上对报告作了详细说明，并介绍了毛泽东对报告加写的一段话〔注〕。在会上宣布，撤销“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减少秘书。
〔注〕毛泽东加写的话中主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其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12月15日—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十五日会议上报告访问苏联和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最后说：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国内的工作基础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我们在世界上才更有力量。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和刘少奇等先后约出席会议的东北组和西南组的成员谈话。在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说，智慧的源泉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只是做加工的工作。要坚持真理，不断地实践，不断修正错误。翌年一月一日，又和刘少奇等约出席会议的华北组成员谈话，当刘少奇说到“四清”中对漏划的反革命分子，在幕后的，可把他挖出来时，周恩来说：对土改以前潜伏下来的、错划的，法办或者就地管制，或者劳改，看情况，能够就地管制的就就地管制。如果做后台老板这就不同了，要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还说：对大寨大队这面旗帜和陈永贵公而忘私的精神，要支持、帮助。今年华北气候对农业生产不利，要早做准备。
12月16日 接见斯诺。在谈话中说：中国这几年调整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数量，还在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使工业产品的数量同品种、质量，以及各种工业产品之间，都均衡地发展起来。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将要有新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根落后，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认识丁一些，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十五年来，我们做对的不少，也有些做错了的。人必须有两方面经验。“人类总是不断地实践，总结经验，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前进。”还说：“赶上英国”的口号我们现在不大提了，经过这几年摸索，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摸出一套建设经验后，赶上英国已经不是我们的中心问题，也不是一个主要方向，单在几个工业产品上追求数量，不能解决我们工业现代化的问题，重要的还是研究我们的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中美关系的改进，必须首先从原则上着手。第一是中美双方根据五项原则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第二是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只要在这两个原则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其他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在回答东南亚局势问题时说，这个问题联系着整个印度支那。如果美国在印度支那胡作非为，中国决不能坐视不管。
△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阿马尔·乌兹加尼时说：本·贝拉总统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之前访问中、朝、越，我们很高兴。这便于我们在会前讨论亚非团结反帝和反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说，本·贝拉以访问为由推迟召开亚非会议是不妥当的。
12月17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对准备向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作了说明。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还通过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职务等决定。
△约国务院八口〔注〕负责人商议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
〔注〕指国务院主管政法、内务、文教、财贸、农林、外事、工业交通和国防工业的八个办公室。
12月18日 出席第二十次最高国务会议，就《政府工作报告》的以下内容作了解释：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农轻重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国际经济合作、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等；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干部革命化、大学解放军等。会议原则上批准这一报告稿。
△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大会，被选为名誉会长。
12月19日 主持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对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团、秘书长名单和会议议程、开会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建议增补中共方面邓子恢、少数民族方面韦国清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希望新的政协常委会、秘书长把政协机构搞好，使“机构革命化、干部革命化”。
△在接见阿联副总理阿齐兹·西德基时说：中国帮助你们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你们的民族经济。我们派到受援国家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待遇，要按当地同级人员的待遇标准，不能有特殊；他们要受受援国法律的约束，不能干涉内政，要成为受援国的一个雇员，要全心全意地教会当地人掌握技术，教会就走。在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国民经济的安排，农、轻、重的顺序不是偏废哪一面，要同时搞，但重点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有原料也要搞重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搞得不错，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力量，但有一个弱点，农业没有搞好。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四清”的内容、“四不清”的性质、打击面的比例等问题。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周恩来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
12月20日—1965年1月5日 出席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主持开幕式。一月五日，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名誉主席。
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连续两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这部分指出：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提出：“在一九六五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十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接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部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目前正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各级机关和干部要革命化，要大学解放军。必须反对“五多”：机关多，人员多，报表多，文件多，会议多。（三）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会议于一月四日通过决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会议期间 看到有关江西兴国地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河床逐年升高的提案后，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江西省委要抓，要解决问题。兴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贡献。这样下去，既影响农业发展，又影响群众的生活。又说：解决兴国的淤沙，一要挖沙筑坝，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禁滥砍乱伐上游的森林，大力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住泥沙不下流。造林是百年大计，黄河流域可以造林固沙挡风，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我们有雄心壮志，长期搞下去，增加森林覆盖率，兴国的淤沙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2月23日 根据刘少奇关于精简农村报表的意见，草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彻底精简农村报表的通知》稿，并致信刘少奇说：“各种报表所以又多又乱，主要是许多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习惯于靠听汇报看报表指导工作。同时，在我们统计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只顾完成所谓‘全面统计’任务，不考虑农村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的错误思想也极严重。”为了煞住这股歪风，同时使必要的统计不致中断，提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填报的报表，暂时只限于国家统计局制发的六种；至于精简城市基层单位的报表问题，拟指定国家统计局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方案，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审核。
12月24日 同意罗瑞卿的提议，转发关于介绍河北省建设地方军工厂办法的材料。审核有关部门代拟的中央批示稿，其中说，河北省建设地方军工厂的办法“是一个革命的、多快好省的、主要依靠自己而不向中央伸手的办法，这种办法值得各地参考和仿效”。
12月29日 接见击落美制蒋机的空军立功人员。
12月30日 就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领导人候选人名单，约有关部门和人员商议。当日，和彭真将名单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说明这个名单已在最近召开的两次各党派、各部门会议上获得同意，也已当场说明如各方还有增加意见，还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并提出，政协常委中“中共党员增加太多不好”。当日还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上述名单。
12月31日 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扩大）上就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候选人名单的变动作了说明。在发言中还说：人生有限，改造无限，这是辩证的，加入了党以后还要继续改造，我们这些人都要改造。不进则退，没有停止。自觉改造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党内外皆然。大家愉快地看待就好了，不要紧张。在会上提倡工作方法的改革，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问题，避免片面性、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
1965年六十七岁
1月1日 接见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按原则办事，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我们拿原则做交易，早在十五年前就同美国建交了，还可以拿到几十亿美援。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台湾，承认“两个中国”。马上就会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军一定要撤走，绝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不能为了进入联合国放弃原则。
初 获悉李四光患动脉肿瘤，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并决定免除李四光的一切迎送外宾和参加宴会的任务，建议李四光在注意身体的同时，专心从事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
1月5日 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扩大）上讲话时说：我们希望新的政协常委选出以后，政协要改观，机关要革命化。我们总希望这次政协机关完全革命化起来，给大家一个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相督促的场所，而不是在这个地方来消遣，来互相吹捧、互相吹嘘。
△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政治报告、政府文件，要根据时局的发展不断地前进，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水准上。时代发展了，需要我们拿新的东西来代替过去过时的东西。当时是正确的，现在需要前进，需要进一步提出任务，提出解释。不是每时每刻说的话或文件都是刻板不变的、死守不进的。还说：我们这个民主是个发展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但是我们也允许在六条标准〔注〕下，发表各种意见，听不同意见。自己对的意见，也需要人家对的来补充；自己错误的意见，更要接受人家对的意见来修改。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的，我们也得耐心地听下去，树立对立面。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也像人大会议所表现出的一样，不仅在开会期间，就是各位回到各：￡作岗位、各个地方，也要发扬这样的革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
〔注〕六条标准，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第八个题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提出的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
1月7日 同意罗瑞卿、余秋里、薄一波关于把攀枝花铁矿的开发放在首位的意见。并在国家计委《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上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至于鄂西铁矿应与豫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联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几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还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计、经委抽一人为副。”
1月8日 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进行再创作、拍成电影问题。在讲话中说：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走群众路线。
1月9日 和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接见在中南地区上空先后击落两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空军部队有功人员。在讲话中勉励大家继续前进，防止满足和骄傲。并说，打一次仗，总结一次经验，才能不断提高。
1月11日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亚非经济讨论会问题和机关革命化问题。
1月12日 在陪同刘少奇接见印度尼西亚友好代表团时，祝贺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航线通航，并感谢印度尼西亚有关方面在十年前帮助中方打捞被破坏坠落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里的尸体。
1月13日、15日、16日 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等人座谈计划工作革命问题。
1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二十三条》还认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并规定：今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此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到一九六六年春，在农村，全国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看望宋庆龄。
1月15日 约周荣鑫、童小鹏、许明谈话，落实“总理办公室”撤销一事。
△嘱外交部党委转告外交部各地区司，要多对各国驻华使馆开展工作，这样可使青年干部受到锻炼，不仅提高政治，也可提高业务和外语水平，又会了解到很多情况。
1月17日 约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谈大寨建设问题。
△在与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指出：对演员的选择，不仅要注意外形，还要注意内心。
1月18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上批示：“今春必须在关中先返销粮两亿斤左右，才能使农民积极性大增，有利于春季生产、夏季麦收、秋季棉粮两丰收。”针对陕西粮食征购任务重的问题。十四日曾指出：做好粮食工作，群众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太好形势。
1月19日 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批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并在附信中说：“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二十日，周恩来就草案的最后一稿再次致信毛泽东：“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它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根据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二十三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并对计划工作革命问题进行讨论。三十日，周恩来又约有关人员研究国家计委和“小计委”的工作。
〔注〕文件草案提出的“计划参谋部名单”有十二人：余秋里（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乎加（浙江省委书记）、朱理治（华北区计委主任）、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长）、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马仪（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扬（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
△就《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分别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并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
△在观看《山村姐妹》一剧后，要求演员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深入工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
1月22日 接见越南军事代表团，在讲话中回顾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作战的经验后说：关于越南战争，我们要在敌人出击扫荡时，不断地歼灭敌人的主力部队，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还要争取在年内摧毁敌人的大部分战略村。如果加上敌人在政治上的破产，有可能胜利比预期的来得要快。
1月23日 约周扬、刘白羽、李琦、林默涵〔注〕等研究文化部的工作。
〔注〕刘白羽，李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机场贵宾室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商谈阿尤布·汗总统访华问题。
1月24日—27日 与苏班德里约进行三次会谈。在二十四日的会谈中鉴于联合国的错误和现状，说明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第一，我们不感兴趣；第二，只要蒋帮留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去；第三，联合国要改正错误，取消诬蔑我们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二十五日的会谈中说：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上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但对每一具体斗争和战术上，应该很重视。为什么我们社会现在如此安定，就是因为广大的民兵组织起来了。应该经常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不能松懈。还说：我们认为自力更生不是冒险的事，而是最可靠的，可以把国家搞得强盛起来。自力更生不排斥在平等互利条件下的国际合作。
1月26日 约刘白羽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一九六五年影片生产问题。
1月27日 召集东方歌舞团及赴西欧中国艺术团负责人谈话，强调出国文工团要懂得政治，演出的节目要健康，合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我们的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并提出：要讨论出国的生活问题，不要向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齐，不能迁就西方的庸俗气息。出国演出团还要学习外语。
1月29日 接见参加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会长长野国助，以及律师团成员印度尼西亚律师苏普拉普托、巴基斯坦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等。二月九日，又接见国际律师团成员、阿根廷律师富亚德·托姆。
1月31日 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一九六五年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勘察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和文教系统工厂分期分批地搬迁到三线地区的计划。提出“部分地迁到二线地区”的补充意见，并批示：“在执行和接洽当中，也可能还要做若干调整。在地区分布上，四川超过半数，成都、重庆共占九个，也过于集中了。”
2月1日 约赵尔陆等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次日，将国防工业办公室绘制的国防工业一、二、三线分布图送请毛泽东审阅，并建议毛泽东约贺龙、罗瑞卿、赵尔陆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国防工业的分布、部署问题作一次报告。
△在余秋里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议定的报告上批：“拟予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可否再复秋里，并报常委、书记处。”这个报告是余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人员讨论后写成的。报告中说：“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根据。”
△约有关负责人谈外事口的工作。
2月2日 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会，宣布办公室解散的决定，并布置解散后的工作。
2月3日—28日 多次在毛泽东或刘少奇处开会，研究三线建设、编制长期计划等工作。
2月3日、4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两弹”结合、统一领导、各方协作以及专委会扩大等问题。在发言中指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统一领导，大力协同，一竿子到底，搞好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提出：十五人专委会要扩大一下，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有关人员都要参加，专委增加吕东（代王鹤寿）、余秋里、袁宝华、王诤、邱创成、方毅、王秉璋。
2月4日 两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问题。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会见由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
2月5日、6日 同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四次谈话。在谈话中，双方肯定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发展。周恩来还提出发展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一）面临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都在报纸上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二）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三）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四）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计划，过去几年执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一点。（五）我们要派一些留学生去，希望得到你们的回答。当然。如果你们也提出要派留学生来，我们应该相应地满足你们的要求。（六）双方的旅行协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执行。对上述六点，柯西金表示赞成。
2月8日 原则同意国家经委提出的一九六五年拟办的托拉斯名单，并批示：“在今年，除了认真把中央已经批准的十二个公司（托拉斯）办好以外，再试办四个公司。在这四个公司中，黄金和电器两个工业公司，可即着手筹办。对石油工业、木材加工、仪表工业三个公司，还需与有关部门进行具体磋商，如得其同意，再逐个报送中央审批。另外，有关钢铁工业的地区性公司（如京、津、唐或扩大到整个河北和北京），也可与有关部门考虑有无试办可能。去年试办的几个行业公司，拟请经委选几个不同条件的公司，告有关公司做出各自的初步经验总结送阅。”
△在同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而政府的计划在一九五八年才开始转过来。在财政管理方面我们没有学苏联，而是从过去根据地、解放区学来的。基本上是，第一依靠农业生产，供人民需要，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谈到经营管理问题时说：用政府名义管工厂，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不利于经营管理。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从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不要行政命令。还说：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各种经验都要学，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召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方面负责人开会，布置首都支持越南反美斗争集会示威事项。二月十日，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了首都一百五十万人的集会示威活动。
2月9日 在接见坦桑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时说，我们正在打破礼宾形式的限制。现在的礼宾是从三种形式传下来的：一是君主国家的礼宾形式；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不平等待遇的礼宾形式；三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不大讲究礼宾形式，比较自由随便，到现在发展为自高自大，傲慢凌人，看不起别的国家，成为更坏的礼宾形式。这三种都不好，我们还是要真正平等、兄弟般、互相尊重的亚洲国家的形式。还说：我们的贸易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原则不行。
2月10日、11日 再次接待访问越南后途经中国的柯西金和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与他进行第五次谈话，并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接见柯西金等。十一日，在送柯西金赴机场途中说：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
△与毛泽东研究柯西金、范文同联合签署的《苏越联合声明》等问题。十一日晨致信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在今天上午九时至十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作一交代，否则改进国家关系，即使三月一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信中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自有它的百分之，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认为：“主席见苏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2月12日 在接见首次来华的科威特友好代表团时说：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后，我们开始了解阿拉伯国家，并且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联系。从那时迄今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谋求同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并表示：科威特可以在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商谈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如时机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待〔注〕。
〔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和科威特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14日 日前，曾就二月四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次讲话中针对美国政策提出的“举行法、中、美、英、苏五大国日内瓦会议，以改善联合国组织”等建议，指示吴冷西、乔冠华起草《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二月四日的讲话》一文。文中说：“不久以前，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本日，周恩来在修改此文时加写：“还有亚非一些国家的首脑或政府，也认为联合国犯的错误太多，必须加以改组。”毛泽东审阅后批：“写得很好。照此发表。”次日，此文署名“观察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月15日 和陈毅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三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指出：每搞一项工作，都要统一领导，各方协作。搞好三结合，充分依靠、发动群众是主要的。外交、外贸、文化交流等都要认真搞，不要只靠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年人迟钝，没有青年人勇敢、敏锐。在讲话中要求各部总结经验，尤其是对外工作，要总结几条，以整顿对外队伍，开展工作。会议通过设立第二轻工业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2月17日—21日 接待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并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与尼雷尔进行会谈。在十八日的会谈中表示，同意帮助修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并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在十九日的会谈中说；如果美国继续操纵联合国，联合国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被某一个国家所操纵，是必然要解体的，这是客观规律。实际上，一方面中国不在联合国内，另一方面联合国内的国家也被美国控制。因此，联合国必须改组。二十日，出席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
2月18日 致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表示欢迎阿尔巴尼亚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北京商谈阿尔巴尼亚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中阿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和货物交换问题。建议阿方：在二月下旬先派遣一个专家组来北京同中国有关部门初步交换意见。
2月20日 致电将于二十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经济讨论会，说：“我们亚非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独立是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而取得的。今天，在独立之后，我们有信心，同样依靠亚非各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依靠亚非各国自己的丰富资源，通过自力更生和平等互助的合作，把各自的国家建设起来，把贫困落后的亚洲、非洲，变成完全独立自主的、先进的、富强的新亚洲、新非洲。”电文祝愿会议对这一崇高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2月21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问题。在会上就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即条块关系问题说：条块关系是有很大问题的，目前没有解决。解决得不好，就会有纠纷。还说：地方管的面太广，只能一般化地提出问题，很难针对各行业的特点提出要求。在谈到成立各级政治部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