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苏抗美、力主出兵
朝鲜在二战前为日本占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中，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宣布：“朝鲜将以适当的方式成为独立和自由的国家。”一九四四年五月，斯大林在同罗斯福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的会谈中，美苏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朝鲜应置于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托管之下。日本投降之时，美国和苏联同意以三八线作为接受在朝鲜的日军受降分界线。两年以后，美国和苏联关于对统一的朝鲜建立四国托管制的谈判未获成果。于是，美国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将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至此，美国抛弃了四国托管制的计划，公开宣称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李承晚集团成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正式就任大韩民国总统。同年九月九日，在苏联受降区域，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在朝鲜半岛上就出现了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的敌对政权。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1〕这场战争最初只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当天，美国利用苏联抵制安理会的机会，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指责北朝鲜是侵略者。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杜鲁门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又增加对菲律宾的驻军，公开支持法国在越南的行动。七月七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联合国军”。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了朝鲜战争。
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参战以后，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了金日成人民军的归路，形势急转直下。美军继续北犯推进到了三八线以北。美国飞机一再侵犯中国领空，仅九月二十二日就在安东市区投掷了重磅炸弹十二枚。．中国东北的安全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十月一日，周恩来在国庆一周年的庆祝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令，将七月底组成的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兼政委。十月十九日，彭德怀率领志愿军渡过了鸭绿江。十月二十五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军首战南朝鲜军。〔3〕中国从此正式介入了朝鲜战争。
中国出兵朝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4〕毛泽东之所以下定决心出兵朝鲜，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的。
据雷英夫回忆，当时林彪在讨论是否出兵的军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绝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倒美军很难说……”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虽说客观，却显得目光狭窄。〔5〕在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统帅之一林彪都不愿出兵的情况下，为什么周恩来却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呢？周恩来更多地是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周恩来力主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出兵赴朝作战，是检验刚刚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牢固与否的最直接鲜明的标志。
斯大林与金日成对形势的估计是，确信美国不会干涉朝鲜。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公开声明南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讲，日本历来都是苏联的心腹大患，朝鲜的统一会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并使日本直接处于苏联的威慑之下。因此，斯大林是力主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斯大林一九五○年四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称：“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设。但有个附加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会迟延，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6〕鉴于斯大林已明确表态，毛泽东自然无法反对，主张中苏结盟以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周恩来更不能持反对态度。这就意味着，中国在默认朝鲜着手重新统一的同时，也就默认了中国为此将要承担的义务。
周恩来曾明确地讲：“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7〕
中国介入朝战直接与美帝国主义交手将有力地巩固中苏结盟，中苏结盟的巩固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很清楚，“中国参战免得苏联卷入与美国的战争”〔8〕。周恩来更清楚：“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火力，他们补充好……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的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如今天还定不出长远的计划，亦必须先定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因此，“各单位如海司、空司、炮司、装甲师及人民武装等部，将各兵种建设分别作出一个三年计划，以便在九、十、十一三个月讨论决定，明年开始实施。”〔10〕中国方面拟定了计划，下一步就是与苏联谈判。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周恩来前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中国出兵事宜。主要是苏联出动空军争取朝鲜制空权和苏联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两件事〔11〕。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到达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疗养地，同斯大林直接会谈。周恩来首先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只要苏联出动其强大的空军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如果没有掩护的话，出兵作战困难太大，中国就拟不出兵。斯大林作了如下答复：苏联同意向中国援朝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可以为中国先装备十个师。虽然苏联不能出动空军到朝鲜战场，但可以帮助中国防卫沿海大城市以免美军空袭，还可以为中国提供飞机，训练飞行人员。周恩来马上将此情况电告毛泽东。由于斯大林执行了中苏结盟的基本原则，满足了中国大部分要求，所以，毛泽东仍然决定出兵。〔12〕周恩来后来回忆道：“他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13〕这反映了斯大林不愿与美国直接冲突，却又希望中国迅速出兵的矛盾心态。周恩来了解斯大林的真实想法，力主出兵朝鲜，多次与斯大林协调立场，为中国政府作出正确抉择发挥了作用。〔14〕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迅速的转变。
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和国民党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同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须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签订之后由联合国决定。周恩来立即对此发表抗议声明并称“杜鲁门改变了艾奇逊的国防政策”。又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封锁中国南方海岸。〔14〕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声明：新中国要建设，我们要和平。”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15〕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明确指出：事实“已经证明了它（指美国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上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16〕。十月九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指示：“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17〕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下令取消有关不准美军在朝鲜北部边境作战的禁令，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打到鸭绿江边。至此中美两国军队正式交火，中美对抗达到极点。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加快了肃清美国在华势力的步伐。一九五○年一月七日，根据政务院指示，北京市军管会向前美国领事发出通牒，要美方按期交出在北京的兵营。美国不得已在一月十六日将上述财产交还给中国政府。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实行新海关税则。新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海关。针对美国管制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到一九五三年，美国在中国开办的所有企业均已受到适当处理。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的一系列规定，确定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将完全自办。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决定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活动，使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
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这个运动首先肃清关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肃清部分群众中的崇美、恐美心理，孤立亲美分子。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不断胜利的事实，辅之以镇压反革命，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有力地扫除了一部分人的“亲美、靠美”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18〕正像周恩来所说：“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期，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19〕同时，也加强了中苏友好的宣传，进一步巩固了中苏结盟关系。
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的对抗，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浓。美国视之为“共产主义全球扩张之前奏”。中国则视之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之表现”。尽管中苏之间存在不同意见，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联苏抗美”的外交政策，这是不容置疑的。
【注释】
〔1〕以前我们教科书一致认为，是由于南朝鲜主动进攻而引起了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2〕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1950年10月l日。
〔3〕李健：《共和国之战》（上），中国社会出版社，第184页。
〔4〕《抗美援朝战争》，当代中国丛书。
〔5〕雷英夫：《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6〕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第538页。
〔7〕《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9页。
〔8〕（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9〕《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012页。
〔10〕关于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记录，1950年8月26日。
〔11〕本观点取自康一民的回忆和沈志华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所得出结论。师哲回忆周恩来主张不出兵，只是周恩来为争取苏联空军配合作战的谈判手段。
〔12〕详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60年7月31日。
〔1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97—805页、第251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37页。
〔17〕FRUS1950年Ⅶ，第915页。
〔18〕周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1949—1956)，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7页。
二、美日结盟关系的形成
随着东西方对立的加剧，美国希望与日本早日缔约，尽快恢复日本的独立，使日本在远东防止共产主义的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一九四九年秋开始，美国国务院遂将对日媾和问题提上日程，并确定了在苏联不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媾和的方针。〔1〕日本由于其经济发展和防务需要，也急欲与美国媾和，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尽快步入国际社会。一九四九年二月，吉田茂代表的保守派组成吉田内阁。到一九四九年底，吉田茂将媾和问题作为内阁的中心课题提上了日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和一九五○年一月，在第六和第七届国会施政演说中，吉田茂一再强调日本政府争取早日缔结和约的愿望和决心〔2〕。
一九五○年二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直接针对日本及其后台美国。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吉田政府计划派出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以“考察日美经济”为名，赴美商讨媾和及安全保障问题。为了对付中苏军事结盟，日本政府确定了新的媾和方案，允许美军留驻日本，并在日本本土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驻日美军的任务在于保卫日本的安全，同时确保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贯彻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远东战略。〔1〕一九五○年四月六日，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远东问题的顾问。五月十八日，又宣布由杜勒斯负责对日媾和问题，同时美国政府明确对日媾和问题是国务院的责任。起用共和党外交家作为民主党政府的顾问，显示了美国政府要将亚洲问题尤其是对日媾和问题摆在超党派的重要位置，采取积极解决的态度。
一九五○年六月，杜勒斯率领美国国务院代表团到达日本，与吉田茂举行会谈。杜勒斯第一次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装的要求，但吉田茂反应冷淡。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远东的地位越发重要，美国遂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一九五○年九月十四日，杜鲁门下令国务院，开始同远东委员会成员国讨论对日和约。随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将他们起草的对日媾和七项原则送交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乘召开联合国大会之便，命令杜勒斯同上述国家代表进行个别磋商。这七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均强调美国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其实质是美国欲把自己的媾和条款强加给各当事国。同意美国的建议就参加对日和会，否则就免谈。
为配合美国的七点建议，一九五○年十二月，吉田茂指定由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亲自主持，就日本的媾和与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秘密商讨，制定了一个称之为，“D作业”的方案。该方案以美国将日本作为西方阵营防卫体系的重要环节为前提，确定媾和形式将是没有苏联参加的单独媾和。如果这种与西方阵营及东南亚国家的媾和也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将打算与美国一国媾和。由于中苏军事结盟和朝鲜战争带来的紧张局势，日本必须加入西方阵营，同时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军留驻日本，期待美国给予日本保护。D方案认为，日美安保条约是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尚未确立的前提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策略，它只是对尚不完备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的一种补充。〔3〕可以说D方案是日本政府对安全保障问题的基本构想。
日美之间关于媾和的基本原则已协调一致，但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有待磋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杜鲁门委派约翰·杜勒斯就对日媾和问题中的具体问题访问日本。一月二十九日，杜勒斯与吉田茂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杜勒斯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游说吉田茂重新武装日本。吉田茂称，对于日本来说，再军备只能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4〕随后的两次会谈，双方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美国的压力下，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日本政府向美国提交了《第一阶段再军备计划》。该计划决定在日本创建五万人的保安部队，归国家治安省防卫部管辖。防卫部起用通晓英美军事问题的专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对于这一点杜勒斯比较满意，表示在未来的和约中，关于日本的再军备问题不作明确表述。〔5〕至此，日美两国就和约大纲已协商就绪。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通知各有关国家，对日和会定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在旧金山召开。八月十三日，美国正式向各有关国家发送了以“美国对日媾和七原则”为纲的联合草案文本。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美国一手策划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除日本以外，共有美国、英国、苏联等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印度、缅甸、南斯拉夫不满美国单独策划的媾和方案拒绝参加。对日战争的主力之一，在战争中蒙受最大牺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却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苏联提出的新方案和修正案为和会所否决。会议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主持下，运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美国的和约草案。九月七日，吉田茂代表日本发表演说，宣布接受和约草案。九月八日，《旧金山对日和约》最后签订。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则拒绝签字。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在美国一手操纵下缔结的。它明确了日本作为美国远东防御体系中一环的地位。它未能结束同中国、苏联、朝鲜、印度等国家的战争状态，成为威胁远东的乱源之一。
旧金山和会签订《对日和约》五小时之后，日美两国又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此条约共五条，它规定日本要求美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日本遭到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驻日美军的任务在于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使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威胁，还应根据日本政府的明确要求，提供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所需要的援助。〔6〕此条约在十一月十八日由国会批准，天皇认可，至此条约生效。为贯彻《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日美两国在多次谈判的基础上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美日结盟形成。
【注释】
〔1〕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41页。
〔2〕吉田茂：《十年回忆》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60页。
〔3〕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第44页。
〔4〕《十年回忆》第2卷，第117页。
〔5〕《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第46—47页。
〔6〕条约原文见：赫赤、谭健编：《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380页。
三、对中日关系的处理基调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和九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两次声明，就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对日和约阐述中国原则立场。周恩来指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所以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国政府强制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及美日双边安全条约，业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如此，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关系将一直拖延下去，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一方，以《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为另一方的远东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给杜勒斯的信，充分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一九五○年在莫斯科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是针对着日本的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其旨在以暴力推翻日本的立宪制度和目前的政府的计划。由于这些考虑，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3〕这就是《吉田书简》。它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新中国的仇视态度。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吉田书简在华盛顿和东京同时发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日本又正式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章汉夫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美帝国主义政府正在将其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盘踞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用一个完全非法的所谓和约，连结起来，企图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从而准备新的远东侵略战争”。〔3〕“日台条约”的订立，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形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巨大障碍。
为了打破中日关系完全对立的局面，周恩来没有放弃自身的努力。他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拖进了与中苏公开对立的地位的。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对日本的争取，在美日关系中，对日本要采取拉过来的政策。其中，还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加以区别，在批评亲美反华的日本政府的同时，周恩来向日本民间伸出了友谊之手，加深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在日本民众中的正面影响。争取日本，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艰苦工作开始了。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与禁运，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准备召开一个国际经济会议。按周恩来的指示，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向日本工商业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函称：“最近，各国的工商业家正在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这个会议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以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作为中国的发起人之一，希望就发展国际贸易，及开好国际经济会议的问题，听取您们的意见。”〔4〕这封信在日本经济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日本政府却故意刁难。为了能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并与中国方面联系，三位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绕道抵达了莫斯科，参加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南汉宸在国际经济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指出：“中国人民认为日本如能拒绝重新武装，发展和平工业，并与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将完全符合于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工业本需要中国的价廉物美的煤、盐、大豆、油脂原料及其他产品，而中国亦需要日本的工业机器、材料和工业品。……中国人民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南汉宸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国际贸易必须不管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而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展开。”〔5〕南汉宸的讲话得到了三位日本议员的赞同。于是，他邀请三位议员到北京讨论中日贸易问题。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早就表示，现在仍然表示：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保障远东和平。”〔6〕中国政府发展日中贸易的鲜明立场，给三位抢先到新中国的日本议员以很大鼓舞。双方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了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它规定，自签字之日始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双方各出口三千万英镑货物，以货易货按英镑计价。由于当时中美关系极度恶化，中日民间贸易阻力重重，故协议实施一再延期，但它毕竟开了中日贸易之先河。
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到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协定之后，即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三位日本朋友应邀出席。会议在讨论有关大会的准备事项时，决定向日本有关团体发出正式邀请，请其筹组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和平会议。亚太和平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有十四位日本代表出席了会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这些代表历尽艰难险阻才到达北京。会后，龟田、中村等一部分日本代表因日本当局的迫害不能回国，中国政府就安排他们留在北京从事亚太和会的工作。亚太会议通过了对日本问题的决议。主张由有关各国缔结全面、真正的对日和约；支持日本人民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的限制，保证日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有关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7〕要之，支持日本在美日关系中加强独立自主。实现了周恩来的想法。
在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之后，周恩来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归国的工作。一九五二年七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组成了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着手安排日侨归国的具体事宜。通过种种艰苦努力，日本民间决定派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与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来华，作为对中国方面友好表示的积极回应。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三团体代表抵华。在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顺利地进行了协商，并于三月七日发表了共同公报。双方协商结果大致有：中国方面确定以天津、秦皇岛、上海为归国日侨集中登船地点；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二十日，日本派船抵上述三港，接首批日本归侨，这批归侨人数为四千至五千人；首批日侨归国后，每间隔二十天左右，接送一批，每批三千至五千人；〔8〕等等。中国政府不仅使三万多日侨平安回国，而且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日本各界深受感动。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廖承志从一九五二年中日两国民间正式来往时起，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
综上所述，在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执行了“靠苏、抗美、拉日”的外交战略，将美国和日本加以区别。拉日又从发展民间贸易开始，这是最容易突破的，也是美国最担心的。〔9〕因此，发展对日民间贸易就是对美国的间接打击。所谓靠苏就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从而达到一个两极间基本的平衡。这个结果是以中国人民极大的付出换来的，同时也换来了中苏同盟的进一步巩固，为苏联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经济援助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1—102页。
〔2〕《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3页。
〔3〕《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17、119页。
〔4〕日中友协机关报《日本与中国》，1952年2月1日。
〔5〕《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21—122页。
〔6〕1952年5月5日《人民日报》，《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
〔7〕《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37—138页。
〔8〕米镇波等：《周恩来与中国外交》，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9〕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