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五”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中国外交的重点自然是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周恩来此时的外交构思是这样的：立足于中苏结盟，维持远东地区的力量均势，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区别对待各资本主义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改变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缓和双边关系。创造和平的良好外部环境是朝战结束后新中国外交的一个主导方面。
一、日内瓦会议
朝鲜停战后，危及亚洲和平的两大问题―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远未解决。如果能在中国的参与下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且可以提·高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有利于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在反美斗争中的重要性，周恩来在朝战中就作过充分地论述：“假如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人民和国家不屈从，坚决反对美国扩张侵略，那么将使美国政府在推行其政策时遇到困难，因而会迟疑，并最终导致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1〕
朝鲜停战不久，苏联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中国政府表示赞同，认为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及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和平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2〕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声明，呼吁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中断近八年的四大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决定四月份在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同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分别派代表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它第一次给新中国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场所。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指出：“（一）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3〕事实证明，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从二月底到三月份，认真阅读了有关的大量文件、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等；约李克农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团人选的问题；对每个环节认真准备，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主持拟定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参与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等。三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达成，我们仍将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4〕为了使会议取得进展，周恩来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保持着密切接触，协调立场。四月上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筹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尽力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还在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上讲：“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5〕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被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二十日，中国代表团离京，再一次到莫斯科与苏联、越南协调立场。二十四日，到达日内瓦。周恩来在机场发表演说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6〕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利用各种场合，全面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更多的国家提供了了解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机会。四月二十八日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中，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的立场。其核心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的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活动。“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7〕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会议上再次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允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8〕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联合声明》还指出：“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9〕六月二十九日，与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强调了同样的原则。
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的讨论，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恩来为推动会议有所进展尽了最大的努力，先后作了六次大会发言。但美国政府毫无诚意，采取了顽固的态度，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为了挽救会议的失败，周恩来做了最后努力。他指出：“虽然美国等国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与会各国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即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10〕美国代表史密斯称，他“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因美国的破坏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在这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周恩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为新中国赢得了声誉。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由于谈判双方存在原则分歧，再加上美国的多方阻挠，谈判进程步履艰难。为打破僵局，推动会议的进展，周恩来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和解的方案。首先是做工作统一中、苏、越三国的立场。例如越共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周恩来分析了此方案的利弊得失，使苏、越两国代表同意了停火和区域调解的具体方案，推动了会议的进展。六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苏、越三国代表团的会议上建议，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从而统一了三国思想，其建议受到与会国家的普遍欢迎。日内瓦会议于六月十九日就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六月中旬，法国政局发生变化，主和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伯尔尼同孟戴斯一弗朗斯举行会晤，就恢复印支和平充分交换了意见。七月三日至五日，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体会之机，回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形势和印度支那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最后胡志明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即力争在划分集结区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以便迅速把战争停下来。七月十日，周恩来又在莫斯科逗留，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条件，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11〕周恩来到日内瓦后，说服范文同要作出让步，使法国新政府能从印度支那战争中体面地脱身，“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们的”。〔12〕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不断敦促法国作出妥协。在周恩来的大力斡旋、推动下，越南接受十七度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签字后两年内举行普选。七月二十一日，停战协定签字，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周恩来作为停战协定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对这一成果满怀信心：“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与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13〕
四月三十日，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艾登会面，双方就中英关系作了初步交谈。周恩来向艾登指出：“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13〕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同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直接接触，洽谈贸易问题。从此之后，中英之间官方与半官方的接触逐渐增多。曾任英国贸易大臣的工党议员威尔逊同保守党议员罗伯逊·布朗来访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去建立一个常设的商务机构。威尔逊还说：“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团访英将受到官方和议会的欢迎。”雷任民就此回忆道：“这样，我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打开了西方的大门。英国一接待我们，比利时也松动了，也去那里作了访问，试试路子。在当时对外贸易上也以苏联为中心‘一边倒’的情况下，总理仍坚持主张和西方打通关系做生意，数额虽然小，但政治意义很大。”〔14〕六月一日，艾登在宴请周恩来时主动表示，双方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他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经过协商，两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双方还同意，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外并办理商务和侨务。代办处人员的待遇与正常外交人员相同。〔15〕周恩来认为，这种代办处的形式是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他解释道：“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是，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16〕七月八日，杜维廉向周恩来呈交了由艾登签署的委任书。九月二日，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中英两国已正式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显然，对英外交的进展是苏联支持的，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处理中英关系的态度：“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由于最近双方协议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已经得到改进。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尽管中英两国的经济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相互之间的工商业合作，却是可能和必要的。”〔17〕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中英关系，是周恩来打破美帝国主义封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外交大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世界，就其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美国是‘主战派’，而英法等是‘维持现状派’，它们的态度是有不同的。”〔18〕周恩来正是洞察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利用法国内阁更迭，主和派上台的机会，说服苏、越二方，终于达成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正是调查了英美之间的差别，才迅速改善了中英关系。对西方国家和美国在对华态度上的不同，周恩来也讲得很清楚：“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同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和平它怕，死抱住扩充军备和紧张局势不放；贸易它也怕，怕别人跟它竞争。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19〕在外交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利用次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以打开外交的局面，这种方法是科学的。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2〕195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356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1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2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3页。
〔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70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2—393页。
〔10〕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3页。
〔1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12〕师哲：《日内瓦会议散忆》，《人物》1989年第1期，第21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3、364页。
〔14〕《周恩来传》（三），第1137页。
〔15〕《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6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1页。
〔18〕《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记录》，1954年10月18日，见《周恩来传）（三），第1136页。
〔19〕《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记录》，1954年8月12日，见《周恩来传）（三），第1139页。
二、亚非会议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以崭新面貌登上了国际舞台。新的形势使周恩来大为振奋。周恩来兴奋地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们能参与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1〕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认为，形势大变了。应对一切愿与我建立关系的国家开展工作。〔2〕这主要是指改善周边国家乃至广大亚非新兴独立国家与我国的关系。将此作为外交构想中的重要一环，周恩来一直在做准备。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二日，南亚五国召开了科伦坡会议。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首先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的，得到与会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四国的支持，并请印尼总理进一步研究会议的可能性。〔3〕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五国总理重新聚会茂物，决定由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各国出席。〔4〕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二）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5〕
中国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主旨与中国外交下一步构想大致吻合。科伦坡会议后的两个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同尼赫鲁和吴努会谈时，他反复讲：“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亚洲国家相互间要和平相处，彼此相信”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老挝、柬埔寨的政策都是如此”。〔6〕在尼赫鲁回访中国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提出了新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周恩来作了如下的划分：（一）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一心一意想扩军备战，以战争来寻找出路。（二）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要和平，但是摇摆的，并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三）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他们的确想和平，不想打仗……自日内瓦会议以来，我们对三种类型的国家都做了许多工作。对第一类型的国家，我们主要地向其人民做工作。对第二类型的国家，不但要向其人民，还要向他们的统治集团做工作，使之多向和平方向转。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第三类型的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总之，我们本着和平这一基本政策，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7〕十月二十日，同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时，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7〕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也说：“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插话道：“日本也应该被邀请。就是不应该邀请蒋介石。”吴努马上表态：“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有些国家会建议邀请蒋介石的，但是尼赫鲁总理和我是反对的。”〔8〕周恩来在构筑反美统一战线时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不含糊、绝不妥协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印尼政府代表发起国南亚五国，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印尼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了印尼政府的正式邀请。二月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关于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给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复电。为了更好地参加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研究并制定了参加会议的计划和方案。四月四至五日，周恩来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指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9〕这个方针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在会议上所要争取和维护的两大目标：(一）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同与会国家的关系。（二）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新中国。要达到这两个目标是很难的。〔10〕在将要与会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中，只有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六国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其他国家大多数都与各资本主义宗主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席者中有许多人对海外华人在他们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满，并且他们也担心中国会禁不住扩张其领土，或者海外华人所在国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政府会来帮助他们。”〔11〕美国和蒋介石还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会议。”杜勒斯窥伺东南亚，为纠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大肆鼓噪‘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他们（指美国及其仆从国拟在曼谷召开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是与亚非会议唱对台戏。”〔12〕看得出来，美国在亚洲地区之影响很大，想利用这种影响来破坏亚非会议。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排除这种影响任务将十分艰巨。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与东道国印尼政府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它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他在参加亚非会议的途中，访问缅甸，不仅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而且借此机会，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等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形势诸问题。周恩来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他建议在会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建议获得会议发起国一致赞同。〔13〕四月十七日，周恩来又同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非正式会议，对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取得一致协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美国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美国派去了一支七十人的‘记者’团，到处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以扰乱会议”。〔14〕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个别国家的代表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15〕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将共产主义、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相提并论，视为破坏国际和平的三大力量。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党专政，苏联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土耳其副总理佐鲁一再为英国的冷战军事同盟辩护。泰国的旺亲王则指责中国在云南设立傣族自治区是对泰国的威胁。〔16〕周恩来显得十分冷静。一则因为这种攻击由美所挑拨而起，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二则周恩来对这些攻击早有应付之道。十九日，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为书面材料下发，另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达到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目的。在书面讲话中，他强调，“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亚非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要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应当平等互利地合作与交流，他呼吁亚非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关系。周恩来的书面发言与补充发言二者是前后连贯、统一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一位美国观察家就说，周恩来的书面发言“成功地造成了在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的印象。这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他们都相信，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军事条约是威胁亚洲新成立国家独立的唯一现实的危险”。〔17〕
周恩来的补充发言其中心就是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什么是同？“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什么是异？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18〕这就是“求同存异”。他热切地希望亚非国家了解他的祖国，他说：“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19〕对周恩来的发言，美国记者鲍大可是这样评价的：“这篇发言的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20〕就连在亚非会议上直接指责中国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21〕
总之，周恩来的书面发言和补充的口头发言，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大部分的代表和来宾都为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和宽宏大度所感染，它对推动亚非会议朝成功的方向迈进功不可没。
大会发言后，万隆会议转入了专门委员会的非公开讨论阶段。由各国的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是其中最重要的论坛，它从二十日起就开始集中讨论人权和自决、殖民地人民以及和平与合作三个问题。在讨论阶段，会议进行得十分曲折，前景如何，难以预料。二十号晚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提出要讨论殖民主义的问题。他把苏联在东欧的存在看作是“新式殖民主义”。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表示，他不想就所谓的苏联殖民主义进行争论。因为会议是求同存异的，不应该争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对殖民主义的解释是个人的见解问题；呼吁各国应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22〕会议没有偏离正确轨道。据黎巴嫩代表马利克观察，科特拉瓦拉在投下“炸弹”后的第二天，态度就完全变了。他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样子”，并拒绝一些亲西方的提案。〔23〕后来，又有土耳其代表和伊朗代表的不友好发言，尼赫鲁明确反对把共产主义和东欧问题列入讨论范围。伊朗代表的讲话更引起了尼赫鲁的反感。他以非常强硬的口吻说，伊朗代表的发言是一篇“充满了愤怒、仇恨和蔑视一切的檄文”。尼赫鲁还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同上耳其代表大吵一顿。〔24〕对此，周恩来也很气愤，但在处理方式上却不似尼赫鲁那么感情冲动，他采取了和解的方式来推翻来自对手的指责。周恩来再次呼吁“我们应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宣言”的议案。并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25〕果然，周恩来的提案基本上得到各国代表团的承认。此提案的基本内容都体现在四月二十四日修改讨论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的十项原则中。
中国在万隆会议之所以能成功，一则是由于会议由亚非国家参加，可以少受帝国主义直接干扰，且会议本身并不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另一个就是在此之前周恩来同尼赫鲁、吴努等妥善处理了中印、中缅边界问题。在会议期间，又和印尼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宣布，“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26〕周恩来为会议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思想在广大亚非国家中得到事实上的承认。〔27〕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会后讲：“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观点的人。”〔28〕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为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了一个新形象。有人赞赏道：“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的国家，而且也是孔子的国家。”〔29〕
在苏联有力支持下，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国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的大手笔，前者苏联的影响更重，后者中国独立操作的气氛更浓。在两次会议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阻挠，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提高了中国在广大亚非国家中的威望。新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顺利发展时期。
【注释】
〔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7日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7月7日
〔3〕吴于廑、齐世荣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4〕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著：《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5〕《亚非会议论文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1—393页。周恩来提出“革命不能输出”的背景是，尼赫鲁向周恩来提出，东南亚有些国家对中国存在恐惧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不但大而且强，或者可能变强。二是有许多海外侨民。三是害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本地的共产党来活动。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9—420页，第421页。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0—461页。
〔10〕参考：南京大学任东来博士为参加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而提交的论文《卓越的外交风格，精湛的外交艺术——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外交》。
〔11〕（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02—203页。
〔12〕《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第368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4页。
〔14〕（加）柯让：《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15〕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16〕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6页。
〔17〕（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03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2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7页。
〔20〕《周恩来在万隆》，第9—11页。
〔21〕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8页。
〔22〕《万隆会议》见申健：《新中国外交四十年》，沈阳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23〕任东来：《卓越的外交风格，精湛的外交艺术——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外交》。
〔24〕《周恩来的外交》，第101—102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9—470页，“和平宣言”之名称，周恩来申明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5页。
〔2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28〕《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29〕《周恩来在万隆》，第5—6页。
三、推动中苏在经济领域扩大合作
中苏经济领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其背景是美国对华全面的经济战。一九五○年十月，中国介入朝战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曾经历过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台的NSC41号文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允许恢复新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世界的正常贸易关系。其目标是，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朝战爆发后，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一九五○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立即随之拟订出NSC91/1号文件，对中国实行遏制和禁运。开始实行对华全面经济战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最终成果，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禁运提案，对中国禁运武器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制造武器和战争工具等有用的物资。将禁运变为国际行动。〔1〕
一九五二年初，鉴于朝鲜战争一时还难以结束，中共中央便及时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根据这个决策一九五二年间，周恩来便着手主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其关键，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从争取这批项目立项到实施落实，周恩来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正是周恩来本人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全力推动了中苏双方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向纵深发展。中国当时也在执行着对外开放政策，但限于历史条件，只能向苏联和东欧开放。
1、一九五二年八月访苏商谈对华援建问题1
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新中国建国后，虽然三年经济恢复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但工业生产落后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尤其是重工业“煤、电、油等能源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尚处在由修配到独立制造的转变过程中，还谈不到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2〕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国原有的工业毕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3〕面对着这种困难局面，周恩来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3〕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开始了争取苏联援建一百五十六项大型企业项目的外交活动。决定率政府代表团赴苏力争以政府间的正式协议来给予保证。
另外，建国初期搞工业化缺少资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就是为这个问题。梁漱溟认为应与民休息，再搞工业化农民就在九地之下了。毛泽东则认为，为国家计，工业化非搞不可。对苏外交也包括解决这样一个资金问题。
为了保证这次访苏的圆满成功，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周恩来便着手进行准备。为此，同年七月初，先后辞去多项兼职，并致函毛泽东：“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又说：“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4〕八月十一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脱稿。该文件强调，这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该文件的第五部分就是商请苏联援助事项。〔5〕这一文件及时译成俄文，以便和苏联进行谈判时，提交给苏方。正是这段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他鼻血不止和心律不齐。〔6〕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率大型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的热烈欢迎。美国驻苏大使凯南立刻向其政府报告了此事，对此予以密切关注。周恩来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主要是寻求苏联政府的经济援助。希望苏联政府协助解决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货、技术援助等方面的问题（包括专家、留学生、实习生、蓝图等）。争取中国五年计划装备订货中的货款差额由苏联政府贷款。〔7〕
八月二十日和九月三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两次会谈。
在八月二十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就一百五十一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就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他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周恩来请求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为此目的请求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八百名苏联专家，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国科技援助。斯大林同意满足所有这些请求”。〔8〕九月三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几乎都在讨论苏中两国经济关系，确切地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8〕。周恩来强调，中国建设“一五”计划的实现“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期望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8〕。周恩来谈到了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规模，“初步拟定建设一百五十一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一百五十一个工厂压缩为一百四十七个工厂”。〔8〕九月十五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云等十七人回国。指定李富春代理团长之职，继续留在苏联全权领导以后的谈判工作。
二、一九五三年访苏促成“五·一五协议书”签订
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年初，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周恩来又秘密地来到莫斯科。他衔毛泽东之命会见斯大林，并再次要求苏联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广泛援助。苏方在叶卡德琳娜宫为周恩来举办了一个小型午宴，苏方有几人参加。这时，斯大林的气色已很不好。午宴上，斯大林强调，苏联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上袖手旁观。谈到关键处，周恩来再次通报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情况，并表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苏联的大规模广泛援助。接着，周恩来非常具体地说了中国方面的要求。斯大林认真地听取后，郑重答应苏方将继续与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这些问题。同时，斯大林表示，这对苏联的压力并不轻。因为苏联目前也正面临着卫国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他举例说，比如，为了保证中国年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仅冶金工业一项就得在中国援建三至四个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那样规模的工厂。〔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