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八大”的缓和外交路线
1、中苏理论分歧之萌生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第三代领导集团摆脱斯大林模式，全面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会议。有五十五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对这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维埃人民的优秀代表将总结出苏联建设的新经验，制定使苏联向共产主义道路更加前进一步的宏伟的建设计划”。“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无疑地将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1〕。
二月十四日，赫鲁晓夫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构成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制定，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为理论基础的。赫鲁晓夫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对现实，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三和”的理论和路线，表明赫鲁晓夫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根本性的调整。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2〕
二月十七日下午，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情绪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3〕米高扬还具体地批评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3〕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
二月十八日，莫洛托夫在大会上发言，莫洛托夫没有讲和平共处，也没有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强调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处心积虑地制定各种“威慑”计划，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目的的“解放”计划。很明显，莫洛托夫的发言调子与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的调子完全不同，他仍坚持斯大林所确定的外交路线。
二月二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理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把赫鲁晓夫“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确定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具体揭发个人崇拜问题的后果。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赫鲁晓夫于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改变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一战略指导理论；提出“三和”理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改变了自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战略思想。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唯一模式，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破除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迷信。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对中共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共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一总路线，是二十世纪中期对冷战格局最有价值的思考之一。这个“三和”路线并没有对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产生直接损害。因而，中共在原则上是接受的。但中苏双方对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之理解，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
关于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苏共新的提法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转向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的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中国方面对此是有所保留的，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对此，他有新见解。
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主要涉及到和平过渡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是比较陌生的，不相信通过议会合法斗争能够夺取政权。中国方面并不反对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提出和平过渡问题，但认为苏共的提法不够全面，只强调和平过渡，而不重视非和平过渡。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承认世界局势正趋向缓和，也愿意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当时中国在其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经济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外交上，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内政上，中国的领土台湾处于被侵占状态。所以，中国一方面接受并宣传“缓和”，一方面也警惕着战争的危险。
中苏分歧最大的是斯大林问题。中共并不反对批判斯大林，主要是反对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前没有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商量，结果使他们都很被动。在批判斯大林的分寸上，中共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尤其反对有人以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为名影射攻击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在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都对斯大林问题表达了意见。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4〕。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在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文章认为，“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是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5〕。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再次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6〕此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是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7〕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反复陈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6〕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分割所必需的……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8〕
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是常有大国主义的表现的，也引起了中共深深的不满。苏共“二十大”后，中共维护斯大林确实是出以公心，维护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之团结。但这也反映出中国方面的一种心态，即虽然中苏结盟，但中国是独立的，不想被苏联的影子所掩盖。中苏在理论问题上萌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源于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2、中共“八大”的缓和外交路线
在苏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中共“八大”召开，会议确定了一条缓和的外交路线。当然这个外交路线的确立，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有其不稳定性。
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变化，要求党必须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提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等方面的任务和政策。这些都是“八大”所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九月二十七日下午胜利闭幕，历时十三天。
“八大’，的内容十分丰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朱德在大会上也作了重要发言。与会代表们围绕上述各项报告的内容，对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交流了各条战线的工作经验，制定了稳定政治局面、着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即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的形势，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关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指出：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之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之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改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也已经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了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八大”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已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依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及时地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正确的国内工作重点的确立，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周恩来所讲的，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就是要争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内政和外交相辅相成，目标一致，互相促进。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延续，并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国内政策，它必须以我国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国力服务。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国内的一切条件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自一九五三年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艾森豪威尔希望早日签订朝鲜停战协定；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首脑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掌权，“三和”政策出台；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逐渐高涨，主张自主外交的鸠山一郎组阁。随着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召开，使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乃至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共领导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9〕
在“八大”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排斥任何国家”，愿同一切国家往来以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缓和的外交路线，代替了一九四九年在外交上制订的那几条原则。
“八大”缓和外交路线的确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与周恩来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致力于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深谙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他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上，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直都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进行着冷静客观的分析。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以他敏感的政治触觉认识到，“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推迟了世界大战”，而且世界大战可能被制止，“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10〕一九五三年，周恩来提出在国际事务中应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11〕经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他深切体会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和平力量是占优势的，“整个国际局势肯定是有利于和缓的”〔12〕，因此，周恩来加快了同美国、西欧、特别是日本等国家的外交步伐。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开拓外交局面的努力，并不是想做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走中间道路。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13〕，中国只是想从“一边倒”的政策中迈出一步，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注意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和对抗的政策毫无改变。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拒绝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新中国；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有恢复；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美国在亚洲加紧扶持日本、武装台湾，并介入印度支那，对中国的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总的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依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除有必要继续努力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之外，中苏间的团结合作更需要坚持，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中共“八大”所确定的缓和的外交路线，与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完全不同的，但双方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却是接近的。“八大”确定的外交路线肯定了周恩来在缓和对美关系上所作的努力。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的对美政策稍有变化，可以概括为：抗美的内容、灵活的形式。
【注释】
〔1〕195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2〕1956年2月l8日《人民日报》。
〔3〕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4〕《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编：《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5〕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6〕《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编：《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页，第322页。
〔8〕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9〕《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第60页，第62页。
〔1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二、推动中美大使举行会谈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一九五三·七·二十七）前后，美国在远东地区外交战略的目标是构筑包围中国的军事体系。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为止，该军事体系构筑完毕。对于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中国政府看得真真切切并不断加以揭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周恩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再次揭露了美国的上述企图。他说：“美国的意图就是以北大西洋公约、西太平洋公约和中近东公约结成一个半包围圈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美国以东南亚公约（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引者）来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现在又以这一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直接侵略中国。”〔1〕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面前，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首先要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再营造中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在美国围困封锁中国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包围与反包围、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激烈的军事对抗。这不是耸人听闻。
周恩来正面对着棘手的北京——华盛顿——台北之间爆炸性的三角关系，因为其中有外交和内政的交叉。如何处理好，最关键、最主要的一步是，争取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
1、美国提出会谈要求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止，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处于调整之中的〔2〕。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三个正式文件上签字。三个文件分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从此，中苏结盟的关系确立，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新的平衡，中国有了安全感。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也渐渐明朗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支持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美国的介入，使中国的内政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更为明朗化，即坚决对抗。中美双方的这种对抗关系最深刻地表现在朝鲜战争中，也表现在双方之间的情报与间谍战之中〔3〕。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更加积极地支持蒋介石集团与中国大陆对抗，美蒋之间频繁往来，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愈来愈厉害，新的战争危机笼罩着台湾海峡。〔4〕
一九五四年五月下旬，美国通过英、苏向中国传信，请中方释放美国罪犯。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中方将提出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5〕一九五四年六月，曾任侵朝美军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到台湾活动，筹划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同年九月，美国务卿杜勒斯抵台与蒋介石密谈，内容涉及“美军奉命协防台湾”问题。不久，中国新华社奉命发表公报，控诉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武装骚扰。公报称，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台湾国民党军队袭击和骚扰大陆及沿海岛屿四十一次；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台湾当局飞犯大陆和沿海的飞机计九百七十七批，一千四百二十七架次；同期，美国飞机直接入侵中国领空达八千二百二十批，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五架次，投弹二千四百零八枚。〔6〕据档案，一九五○年二月六日，十七架美国重型轰炸机同时轰炸上海所有发电站，轰炸的后果特别严重。〔7〕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美国方面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警告，派其太平洋舰队司令马丁抵台，并将美首批援台军刀式喷气战斗机交给台湾当局空军。差不多与此同时，以陈诚为主任的台湾“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海峡两岸的关系已极度紧张，箭在弦上。针对严重而复杂的台湾海峡形势，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蒋介石在沿海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占据海岛十余个，空袭的架次很多，去年东山岛的战事，就是较大的一次，特别是袭击各国的通商船只，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这不叫战争叫什么？因此，战争实际上是存在的。”〔8〕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叶公超和杜勒斯代表台关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声称，美蒋双方将共同抵抗“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在蒋介石集团的“授予”下，美国接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地方布署“美国陆、海、空军”〔9〕。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构筑的、旨在封锁中国的位于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半月形包围圈已最后形成；标志着美蒋已结成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同盟；标志着直接威胁中国大陆安全的战争危机已经形成。鉴于此，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口气强硬的声明。声明指出：“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周恩来强调：“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鉴于该条约对中国大陆造成了直接威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予坚决的回击。”〔10〕周恩来的声明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它完整、准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解放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毫不含糊的原则立场。
尽管声明之言辞空前激烈，但周恩来的头脑却是十分冷静和清晰的。他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11〕这是周恩来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区别对待。因此，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中美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外交方面，避免与美国产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2、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蒋战争威胁的立场，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浙江前线人民海军部队奉命击沉蒋军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宣判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入中国的两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行。依法分别判处约翰·托马斯·唐奈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2〕中国公安部也发表公报，宣布自一九五○年以来，四年中间共歼美蒋空投特务二百三十名，其中活捉一百二十四名，击毙一百零六名。这是在周恩来的建议或安排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共同采取的配合行动。面对中国方面的举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会见记者时说：“中国对美国人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由联合国来裁决的问题。”〔13〕同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斡旋此事〔14〕。于是，哈马舍尔德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访问北京。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公安部负责人商议美国间谍案处理问题。越日，召开有罗瑞卿参加的外交部党组会议，再议此事。随后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报了中国政府认为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但为了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准备在北京接待哈马舍尔德，并与之商谈有关问题的立场。苏联方面表示理解。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两封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15〕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至十日，周恩来在北京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双方进行了四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先陈述了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的立场：（一）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不能接受。（二）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然后，他希望秘书长转告美国，“中国政府对于侨居中国的美国侨民是友好的”。“对其中少数犯法的人，我们依法惩办。对于申请回国的美侨，经过审查以后，我们尽快地给予回国的机会”〔16〕。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已经是很宽容的了。周恩来的宽容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判处犯罪的美国人员时，我们根据事实和本人服罪的情况，一般地从宽处理。判刑以后，如果犯人的行为良好，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16〕周恩来所讲的中国对美侨政策和立场，实际上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之一。
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初发表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与哈马舍尔德会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表现了既严厉又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不拘泥于细节的大度。从而使美国人相信，周恩来是一位可以与之谈判的人物。
虽然与哈马舍尔德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谈判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保持接触。为此，双方声明如下：“双方在会谈中，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诸问题进行了磋商。考虑到这种会谈是有益的，双方都希望今后还应继续保持这种接触。”〔17〕这个声明体现了中国方面的外交姿态，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成果。
周恩来作为外交家，他需要外交姿态；周恩来作为政治家，他又不失冷静与现实。在周恩来的积极参与下，经中央批准，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浙江前线的一江山岛，不久，又解放了大陈岛。这个军事行动不仅保证了浙江沿海的安全，也抢占了军事上的前沿有利地形。〔18〕中国方面这一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却引起了美国参众两院对总统的一次特别授权行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决定是这样的：“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必须为了确保和保护福摩萨（即我台湾）和澎湖列岛免受武装进攻的特别目的，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这项授权包括确保和保护现在处于友好方面手中的地区的这些有关阵地和领土，并包括他认为为了确保对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防卫而采取的其他必要的或适当的措施。”〔19〕随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美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到台湾海峡集中，派第十八战斗轰炸机航空队移驻台湾，派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访台。美国的卷入，使中国面临着与美国直接武装冲突的危险，大规模的海峡战争有可能一触即发。〔20〕
世界在关注台湾海峡局势。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大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二月三日的口信。秘书长以他个人的名义对新西兰提出的关于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地区敌对行动的建议进行说明和解释，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西兰的建议。新西兰的建议有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的动机，其内容有美国的阴影。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揭露和拒绝。在与瑞典大使谈话时，周恩来再次向美国发出呼吁：“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谈判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如果美国有丝毫通过外交谈判来和缓并消除紧张局势的愿望，它就应该接受直接谈判的建议，放弃它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的做法。”〔21〕周恩来所持经过和平谈判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立场博得了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好评。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再谈台湾海峡的危险局势。印度大使说，尼赫鲁总理很担心，认为形势严重，有各种危险的可能性。大使表示，印度方面想了解，怎样一个跳出目前僵局的出路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一个出路能使双方的感情冷静下来，既不妨碍中国的立场，而又可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周恩来对赖嘉文强调，中国要求与美国政府直接谈判。也不反对在召开日内瓦式的会议前的（与美国）不公开的外交接触。〔22〕在短短的几天内，周恩来两次向美国发出举行外交谈判的呼吁，并经过中介人的外交渠道准确无误地传达到美国政府那里。很快，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传达了艾登致周恩来的口信。希望中国政府公开或私下声明，不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样，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基础。艾登表示，如中国同意上述基础，他准备在香港或中国边境与周恩来会面。〔23〕艾登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理由是明白的，这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不能也没有必要作这种承诺。周恩来的立场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全力支持。
3、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
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现实，要求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的亚非万隆会议上，有一个精彩的发言以争取亚非广大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增进互相了解，寻求理解。周恩来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非常出色和成功。这就是他那“求同存异”的讲演。这个讲演是周恩来整个外交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次要矛盾的解决应服从并取决于中美这个主要矛盾解决的哲学观的实施，也是一次具体而实际的国际统战行动。在创造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气氛之后，周恩来紧接着又采取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于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参加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团团长出席的会议时，在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形势，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时，周恩来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4〕这个声明的动机有两个：(一）中国的内政需要与美缓和，(二）与美缓和是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周恩来无疑是将了美国一军。同日，美国政府也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如果这个倡议是真诚的，我们当然欢迎。但是，美国主张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有国民党政府参加。”〔25〕四月二十六日，美国的立场又有进一步的松动，杜勒斯国务卿在会见记者时称：“台湾当局不参加也可与中国会谈，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北京政府。”〔26〕分析起来，美国立场的松动很可能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见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查尔斯·马利克。马利克向周恩来传达了美国也不想与中国打仗的信息。他在认真听完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之后，说：“关于你，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27〕马利克与美国政府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是经美国授意前来参加万隆会议的。〔28〕面对美国方面的立场松动，周恩来又及时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同意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在中美之间斡旋，参加斡旋的还有印尼外交官和英国外交代表。他通过以上中介人向美方表示，中国已“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29〕。同时还表示，中国中央政府也准备与蒋介石谈，谈停火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但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谈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以前，中国方面释放了四名正在服刑的美国飞行员。七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委托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同意派出大使级代表与美国同等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29〕七月二十五日，美中两国政府分别发布了如下声明：“自八月一日起，将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当晚的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如下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通过英国外交机构联络的结果，同意将过去一年中两国驻日内瓦领事级代表的谈判，改由大使级代表进行。此次谈判要解决侨居在两国的民间人士希望返回各自祖国的问题。进而，双方希望经过讨论，能对其它若干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30〕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政府即任命阿莱克斯·约翰逊（Uralalexis Johnson）为首席代表。其人曾担任美驻中国天津、沈阳的领事。当时是驻捷克大使。七月二十六日，杜勒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在无损于台湾当局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政府任命王炳南为首席谈判代表兼驻波兰大使。七月三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来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希望这一良好势头能够继续下去，以彻底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周恩来说：“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中国政府欢迎并感谢这些国家的努力。”〔31〕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好评。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指示，公布提前释放n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同日，他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八月一日开始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对中美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32〕周恩来做到了他在外交方面可以做到的一切，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氛围。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的巴莱顿·纳西奥中美两国第一次大使级会谈举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中美双方为了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才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要突破。美国在宣布双方会谈的消息时，曾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33〕尽管如此，美国已经认识到，远东地区的稳定，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对手。这样，便出现了口头上的不承认，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承认的局面。这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美国对中共实行的“待尘埃落定”政策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民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与周恩来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是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被批判之前，所取得的第三个外交胜利。前两个依次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原则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中美日内瓦领事会谈的基础上升格实现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将两国带上了关系正常化的漫长之路，为稳定远东局势，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关系之建立，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了良好推动作用。日本在外交方面是一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中美建立大使级会谈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鉴于此，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指出，中日之间不仅有互相遣返侨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双方关系正常化问题。周恩来曾问道：“美国都同中国坐下来谈了，为何日本人不能谈。日本应该超过美国，希望你们回去同你们的政府，特别是鸿山先生讲。日本这个几千年独立的国家，是有自尊心的，应该争取超过美国，不要走到西德的后面，我想中日两国邦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得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34〕当时，周恩来还向鸠山首相发出了访华邀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尽管在双方关系中仍存在一些不愉快事件，但总的来说，当时的中日关系确实得到了改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运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具体地说来，就是依靠苏联，团结亚非广大国家，孤立和打击美国。在对待美国的策略上，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灵活多样的方法，终于实现了直接谈判。
【注释】
〔1〕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2〕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情报，汇报1949年10月6—8日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对华政策会议的内容。会议主流意见是，不宜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应于两年之后承认。这份情报是该会议参加者之一提供的。
在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中还保存着北京方面提供的情报，其内容也是说，美国大多数人主张不要太慢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便美国在经济、进而在政治上控制中国。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00，目录49，卷42，类315，第38—42页。
〔3〕勃·库里克：《美国和台湾共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写成。见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5期，第19—40页，俄文版。著名的潘汉年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