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着眼全局、公正评价
历史走进一九五六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国内有一股“一边倒”究竟对否的思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与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座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一边倒”对不对？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1〕毛泽东的讲话，是对建国以来贯彻“一边倒’，外交经验的总结，是对周恩来成功地扩大中苏经济合作，深化“一边倒”政策的充分肯定。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率重要代表团访苏，以实际行动继续推动中苏结盟关系，以此答复国内某种反苏思潮，并取得苏联方面的信任。这次访问圆满成功。成功之处，还在于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规劝赫鲁晓夫正确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这次劝说是诚恳的和恰到好处的。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到波兰，到阿富汗，又访问印度。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从新德里致电毛泽东，对中苏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一）“苏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个别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是为了应付一时，并非彻底的觉悟。”（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非心悦诚服。如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许多苏共领导同志公开举杯庆贺，但最负责的三位只字不提，并且当我同他们争论文中关于批评斯大林问题一段时，他们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三）“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2〕从周恩来的汇报中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斯大林之后新上台的苏共新领导人，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苏团结态度非常积极，但对中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主张并不同意。原因是他们的理论素养较差，过分拘泥于现实或具体问题，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缺乏战略眼光，但他们的错误仍是思想问题。因此，周恩来建议，对苏共做工作“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2〕。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和风细雨的办法是妥当的，因为这是处理两党之间的思想认识问题，它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到贯彻。至于中苏两国关系中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也由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政府大度地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苏联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暂告解决。在这个宣言中，苏联声明，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的宣言。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周恩来向全国政协报告访问亚欧n国的情况。谈到苏联时，周恩来欣喜地说：“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巩固团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两国人民分开。”〔3〕一九五七年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年份之一。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有这种印象，似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苏国家关系最恶劣的时期。冷静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中苏关系，总的印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麻烦比国家关系间的麻烦要多，而且出现意识形态麻烦和国家关系麻烦交织、互相作用、朝着中苏分裂的方向滑下去，其最交恶的阶段当属一九六九年，“文革”中的珍宝岛事件了。
用俄罗斯学者的话来说，最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周恩来，在这一阶段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用尽全力力图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间的关系，阻止意识形态分歧影响国家关系。这是他处理中苏关系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成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可截然分开。有些学者就认为意识形态和处理国家关系的外交行动之间密不可分，如John Spanier教授，更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但事实上，周恩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这种作用便是寻求一种正确处理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办法，不仅不允许这种分歧破坏国家关系，反而希望随着这种分歧的缩小或存异，而使国家关系得到稳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分开来。首先，这表现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现状多次做出的符合实际状况的基本估价。这个估价关系到中国的巩固与苏联结盟这一基本国策问题。
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建议两国在中国共建一个长波电台（众所周知，这一年的下半年出现严重的台海危机），中方原则同意。七月，又提出共建一支潜艇部队，被中方拒绝。一九五九年六月，苏方废止了向中国转让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这当然与它对美关系有关。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塔斯社曾有一偏袒印度的声明。〔4〕中苏两国之间在五十年代末存在过的所有这些不愉快，都曾被媒体过分渲染过。但是，在周恩来看来，中苏两国之间根本关系并未恶化，其基础并未动摇。上述不愉快事件，是两国交往中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次要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大段地强调了与苏结盟的基本国策。〔5〕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双方主要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双方有一些分歧。但在周恩来为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作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中，仍盛赞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中国提供的慷慨无私的援助，对一些不愉快事件采取了低调处理。当时国内在宣传上，一点儿也没有透露中苏已有分歧。同年十一月初，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大使通知中共中央，苏共主席团决定，把本年十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因为苏共认为，根据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与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说明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一些个别分歧也已不存在了。〔6〕苏方的中苏间一点分歧也没有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不能令人相信。苏方弥合与中国的分歧，愿意改善关系意在应付欧洲事务。重要的是，周恩来也向契尔沃年科大使强调，“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中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7〕当月（十一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时，周恩来专门提到了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要足够估计苏联的帮助对我国建设的作用。”〔7〕从建国初实行“一边倒”时起，周恩来就有引进苏联的高科技以强国富民的愿望。十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这样一个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因此，中苏关系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在政治上，更在经济上。因此，周恩来告诫干部们，“不要妄自尊大，要埋头苦干，以团结为重”〔7〕。这是非常求实、非常正确的。对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周恩来的估价是：“目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基本的，虽有些争执，仍是局部性、一时性的。”〔7〕周恩来用辩证的方法，将全局与局部，主要与次要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
这种划分或估价是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的，是负责任的。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又签订关于双方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双方议定，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七年间，在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等七十八个大型企业和电站，由苏联供应的设备、设计和各种技术援助的总值共五十亿卢布左右。这是继“一五”时期一百五十六项大型援建项目之后又一批大规模援建项目。中国方面将根据中苏现行贸易协定，向苏联供应商品，来解决偿付问题。不必讳言，苏联方面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差〔8〕，但还是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协定，这显然是友好的表现。通常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双方国家利益在某一时期的汇合，没有为单纯合作而合作的，只有为互利而合作。毋庸置疑，合作只有在国家关系正常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可以肯定，当时中苏国家间基本关系是良好的，外交上互相需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上谈国际形势时强调，“中苏团结是我们的基本政策”〔9〕，即这是基本国策。周恩来用这句概括历史经验的话，为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中苏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作了总结。
从苏联方面来讲，在大的方面，也是与中国保持一致的。当涉及到中国领土完整和台湾问题时，更是如此。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山地别墅戴维营进行了三次非正式会谈，即所谓戴维营会谈。中国不反对苏美会谈，欢迎苏美缓和，这在其后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双方会谈中提及过。九月二十七日，苏美双方谈到了中国问题。结果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不欢而散。戴维营会谈后，美苏发表了联合公报，并在联合公报中涉及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四点的内容是，双方确认“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10〕。美国利用这一条，借机大肆兜售台湾问题也适用于这条原则的谬论，试图将中国台湾问题国际化，这是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出面维护中国的立场。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答复他的九月三十日来信。赫鲁晓夫在信中强调：“我想在信的开头强调一点，我深信，我们在你信中所提到的问题的分歧，根本不在于处理国际关系是否采用武力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我们分歧的实质在于，任何一个外国是否有权利干涉中国事情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上。”〔11〕赫鲁晓夫实际上是在批评美国。该信用大量篇幅重申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处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所谓的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建立在中国现有领土基础上的政府体制应管辖至台湾，这实际上将是中国进行多年革命解放进程中的完成阶段。如果没有外国插手中国的内战，如果不是由于美利坚合众国给予蒋介石军事支持和保护，人为地在台湾造成现在的状况，那么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国际上如此复杂的局势。如果美国不在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台湾与澎湖列岛早该在多年前就被解放而与中国重新统一。”〔12〕这完全是重复中国政府的主张，即台湾地区形势紧张之根源，在于美国在彼地驻军，美国应从台湾地区撤出其全部武装力量。赫鲁晓夫的信强调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立场：“我们对于美国继续插手别国事务，和武力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深表遗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继续尽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我们都知道，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回归中国的事实已为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所承认，并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有记录。”〔12〕该信的结尾还强烈反对将裁军问题和台湾问题硬扯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上述信件，是对中国政府立场的有力支持。这种支持并没有因为戴维营会谈而变样，因而是信守社会主义阵营基本原则的，也是坚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原则的。赫鲁晓夫的信是对周恩来有关中苏关系的估计之正确性的有力佐证，即中苏关系是好的。分歧是一时和局部的，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13〕
一九六○年的冬季是寒冷的。这一年成立了周恩来为组长的“瓜菜代”领导小组，以解决全中国人民的口粮问题。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和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报送毛泽东等领导人。十七日，毛泽东指示，建议将此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运送十五个省委第一书记，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文件应冠之“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民无饭吃大问题。”〔13〕以示其急。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发人深省的是，该地区是大炼钢铁，大搞小炉群土法炼钢的模范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大局是首要的，从外交上讲，首推维护中苏关系。这是内政对外交的要求。一九六○年二月末、三月初，周恩来在一次专门的会议上评价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对赫鲁晓夫是肯定的。他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另一个方面去了。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赫鲁晓夫时期，原则上说，他做了些好事，但也做了些错事。”〔13〕做了些错事，当然是所谓的同志间内部问题，当然要本着团结的愿望去妥善加以解决。当然要好于斯大林后期。几天之后，他又在一次接见赴越计划专家时强调：“与苏联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13〕直白点儿说，即因为争论把关系搞僵不必要。要办实事。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阐明了中共对国际共运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观点，不指名地批评苏共的“不正确想法”〔14〕。而苏共方面，也相应地以纪念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为题回敬了三篇文章。在这样严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发表这样的理论文章，所选择的时机及其必要性是值得商榷的。当时双方恐怕都有些欲罢而不能。同年五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与英国蒙哥马利谈话时，从战略高度再次阐明中国和苏联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郑重地对蒙哥马利说：“如果美国挑起世界大战，从西方进攻苏联，中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15〕中国就要本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援助苏联。这是对赫鲁晓夫半年前（一九五九·十）在致艾森豪威尔信中，强调苏联要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础上支持中国的表示的友好回应。四月份的三篇文章和五月份周恩来的谈话，两者合在一起，勾勒出了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全貌：思想理论问题要讲清楚，决不含糊，国家关系上仍坚持结盟的关系，一九五○年二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仍有效。但仍能看出主管宣传与主管经济的部门在配合上的严重脱节。事态的发展令人扼腕长叹。一九六○年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已作为赫鲁晓夫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严重事件而载入国际共运的历史。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彭真的俄文翻译阎明复先生对这次会议做了如实的回忆，这是一份典型的口述史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写周恩来的：“电话是周恩来同志打来的。周总理对彭真说，他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周总理说，中央对代表团下一步行动有一个书面指示，现正发给你们，请按中央指示办。”〔16〕彭真同志读完中央来电，感慨地说，这是恩来亲自写的，明确、周全，各种情况和对策都替我们想到了。事实确实如此，对布加勒斯特会议处理步骤和方法，都是按照周恩来的设想进行的，即划清思想界限、行动上顾全大局，最后在会议的声明上签了字。〔17〕这是周恩来把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常规作法，也是中共的传统作法推广应用到社会主义阵营内党际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会议召开前，老资格的革命家、首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曾估计：“中苏关系已处于一碰即裂的危险程度……。”〔18〕会议后，过了不到二十天，苏联单方面决定一个月内从中国撤回全部苏联专家，首先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以及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主要的，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目前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些争执，这些争执都是原则性的，是对马列主义原则的不同看法，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两党和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的轨道。〔17〕周恩来再次表示了他的信念，中苏双方有些思想可不一致，但行动应一致。在双方关系一致时强调差异，不一致时强调共性是周恩来的工作思路与方法，总的目标是维护中苏团结对敌之大局。在这个大局中包含着中国国家的基本利益，即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提高综合国力。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5页。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89页。
〔4〕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应深入研究当时情况下的苏联与印度的关系。1959年5、6月间，美国空中无人驾驶机在中国境内丢失导弹一枚。苏方想搞清此种导弹的制导系统原理，便频频向中国索要。中方一再延宕，致苏方采取停止转让原子技术的不正常手段。
〔5〕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第12册。
〔6〕记录未毁。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第269—270页、第274页、第205页。
〔8〕1959年内，中国已多次推迟向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供应商品，因国内欠收。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10〕195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11〕《Letter From Chairman Khrushchev to President Eisenhower》Moscow,October12,1959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t States,1958—1960,China》Volume XIX P.606—609。
〔12〕《Letter From Chairman Khrushchev to President Eisenhower》Moscow,October12,1959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第286页、第291—292页。
〔14〕参看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第80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22页。
〔16〕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27页、第342页。
〔18〕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二、坚定地维护中苏友好
中苏双方的理论交锋，或曰中苏论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双方论战的内容都是一些所谓的马列主义原则问题，如当今的时代、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阶级的党还是全民的党、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全民国家等等。如果用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人类认识发展即深化的原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看，已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四十多年实践经验的苏共，对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应该说是更深刻的，他们的一些理论提法是更应该予以谨慎对待的，因为他们有过更多的实践。周恩来较早地觉悟到这一点。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时，他对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应采取的对策增补了一条，即第六条：“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将不同意见强加于人。”〔1〕这就是说在双方争论中要允许持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一时难以一致，可以留待后人，采取了对理论问题较谨慎的态度。历史没有按周恩来的设想发展，而是随着争论的日趋激化，国际上的反修导致出现了国内的阶级斗争论，党内资产阶级论，最后出现了十年动乱。在这种动乱的年代中，中苏关系最终也走上破裂的结局。〔2〕对中苏论战，俄国学者有专著予以研究。他们认为“这种思想论争带有纯粹经院哲学的性质”〔3〕。但是，整个中苏论战还是应该，也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在最后阶段，论战触及到双方最高领导人并使双方领导层内出现内部分歧，这就是最危险的信号了。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是对的。〔4〕阎明复曾说：“今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大概到二○一九年，大家就会看到一份苏联官方在一九八九年的材料（保密期一般是三十年）。这份材料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做了很肯定的评估。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苏联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份材料的准确内容我不清楚，但肯定有这份材料。在材料中，对中苏双方都做了批评，但是更多的，则是从苏联的角度来检查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与中国闹翻，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以来最大的外交错误。”〔5〕以同样的角度来分析，中苏论战给周恩来处理远东复杂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增加了困难，打乱了周恩来的外交格局。尽管他置身于此激流之中，也为延缓两国关系的恶化而绞尽心力，但最终不得不为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处理问题做打算了。
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来照通知，要撤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后，立即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谈到了苏联撤退专家事。他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这些专家，我们挽留这些专家。苏联专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政府一定要坚持，那当然是很大的遗憾。我们不得不被迫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的意见。没有别的选择了。苏联专家代理组长雷索夫通知我们：八月份将派八次国际列车来接他们。我们的复照去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还要等一等。”〔6〕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认为，撤走苏联专家是赫鲁晓夫个人感情用事的结果。撤专家的决定，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是有人反对的，认为用这种办法去压服中国是不可能的。据说，当时通过秘密渠道传到赫鲁晓夫耳朵里的信息，是中国正在鼓励在华专家反对赫鲁晓夫，这是他感情用事的原因之一。针对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周恩来在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关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要有分析，要讲明白。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能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两国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的修正。我们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中有反华情绪，甚至于说我们是‘黄祸’，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愤慨的，但不能造成反苏情绪，这决不允许。关于错误的影响，要强调不大也不小。一时看起来，乌云压城城欲摧，但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乌云总要过去的。”〔7〕“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他们注意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7〕这段话丝毫未提苏方撤走专家问题，但暗示影响是“不大也不小”，仍强调双方争论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肯定了苏联方面仍在坚持反帝国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因而还是中国的盟友，双方之间国家关系主流是好的。当时，越南的胡志明曾致力于中苏之间的斡旋，进行调解。赫鲁晓夫曾向胡志明表示，从激烈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看，我们和中国人在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8〕从而反证周恩来的判断是对的。周恩来的冷处理对防止国内出现反苏行动并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严重后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月三十一日，在与陈毅商量之后，他又派出赴苏代表团，谈判中苏贸易问题和重新援助项目问题。以实际外交行动，挽回双方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的中苏论战中，周恩来也深深领悟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形势之复杂多变。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周恩来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十九日，作大会发言并宣读毛泽东的贺词。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列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共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9〕这是一篇以团结为基调的讲话，讲话“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一句后，又加上“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这反映出当时中共对老子党儿子党关系的强烈不满。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等就双方分歧的主要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会谈长达九个多小时。这对于双方加深了解有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对中苏关系的状况表示忧虑的人很多。比较突出的一位，是老资格的王稼祥（第一位驻苏大使）。他认为，不应把中苏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他非常担忧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之变动。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王稼祥通过研究大量国际国内情况的资料，经过反复思考，又与不少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党提出一些建议。他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地、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第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0〕王稼祥建议的核心，就是要妥善地处理中美、中苏、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兄弟国家间关系，特别是要妥善处理中苏关系。在“文革”中，王稼祥不止一次地因这些建议而写检查。在检查中，进一步披露了他的真实想法：“我对许多国家，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的不同而持有一些区分……此外，就是我们处于三年灾害的内忧时刻，要极力避免外患。因此，我主张与苏联保持国家关系……我当时还赞成与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10〕王稼祥的建议周恩来看过，并未表示不同意见。从当时周恩来在实际外交工作中所推行的路线来分析，他的主张与王稼祥的建议是相近的。只不过，周恩来更注重去推动。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充分注意到苏联理论或意识形态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理论基础的变化是否导致了苏联对华政策的部分或根本改变，以及中国方面的应变措施，此即所谓务实外交。
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许多主动的措施，进一步避免中苏关系恶化，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中苏关系出现相对的积极发展。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11〕在这样一个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空前重要的会议上，重新强调向苏联学习，而且是当作大政方针提出来，表明可能是国内问题压过了对苏争论，需要在中苏争论上降温。作为中共领袖，再次重申中苏友好的基本国策，意义很大，这推动了中苏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中国国内，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中苏边境车站的中国铁路员工及家属在与苏方接触中态度生硬，部分人有反苏情绪，甚至查出边境来往列车上有反苏的字画。据周恩来得到的报告，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于是，他分别指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四省区，“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12〕。为了避免在苏联人民和铁路员工中造成错觉和不良印象，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再次提议，请彭真主持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此事，“并立即派出几个检查小组（以公安为首，分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绥芬河、大连（有苏联随修船来的海员在港）、二连、集宁等地留住该地一个月，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逐车的严格检查，并协助当地党政部门对当地员工干部进行教育。”〔12〕为了挽回影响，向苏联方面展示出中国政府的正确态度，他于四月十七日，接见参加中苏研究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总结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祝贺中苏双方的科学家们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签订的中苏协定中所规定的科研任务。一九六三年十月初，北京市连续发生群众尤其是小孩子辱骂苏联等外国人事件。周恩来请彭真在北京市范围内进行中苏人民友好、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宣传教育，特别要讲清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绝不是反对苏联人民。他特别指出：“目前虽绝大多数是小孩子闹事，但可以看出社会上有一点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苗头，即使是一点点，我们也必须从教育上预为防止，以免坏人借此挑衅。这种教育似应一直传达到街道居民小组和机关宿舍。”〔13〕同时，周恩来请陈毅通知外办为中央起草一个通知，电告全国各地进行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教育。上面的指示发出后，十月二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接见几位苏联国际象棋选手和作曲家。事后，他说明了这样做的目的：“这几位苏联国际象棋选手身份并不高，我见他们，有代表性，是表示对苏联人民要大大友好。”〔13〕他再次批评道：“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友好的情绪，反对修正主义引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这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萌芽。”周恩来的所作所为，真可说是于细微处见维护中苏友好的原则精神，处处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但中苏友好毕竟深受分歧影响，双方的国家关系又随着不断论战而起伏跌宕。如前所述，本来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苏关系出现好转，其原因之一，是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七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没有就苏联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作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为此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金奖。〔14〕后来，毛泽东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作法，口气十分严厉，引用了“三和一少”的说法，这是康生对当时王稼祥一些现在看起来是正确主张的概括。这时，毛泽东的思想上已形成这样一种见解，即国际上存在着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既然如此，修正主义决不仅是苏联一国的个别现象，有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势力，中国也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有这样的温床。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改写了中共“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断，重新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5〕而后理论界也渐渐得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内部动力是阶级斗争的共同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对这样一种趋势加以阻止。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科技水平很低，有些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水平。试图再次唤起人们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重视。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毛泽东风趣地对契尔沃年科大使说，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体战。我们首先提议不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16〕苏联方面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做出积极反应，于三月三十日以苏共中央名义邀请毛泽东访苏，意在交换意见。周恩来以健康原因毛泽东不能赴苏，答复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后来双方达成谅解，再派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鉴于双方会谈毫无结果，周恩来同意中共代表团早日回国。同时向代表团要求：要争取发表共同公报，并注意写明：“在中苏两党这次会谈中，双方相当扼要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现在双方同意停会，并准备在适当时间再继续举行会谈。”〔17〕这是一种所谓的平行写法，给外界的印象是，交换了意见，仍存在分歧，还要再交换。从趋势上来看，是积极迹象。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共不得不予以答复。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经中共中央讨论的评论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中共方面一共发表九篇，时间持续至一九六四年七月，是为“九评”特别是第九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使赫鲁晓夫大怒，他下令加强书报检查。塔斯社领导因在塔斯社一般电讯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译文而被解职。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苏关系已不可能再好转了。事实证明，“九评”中的许多观点都是经不住检验的。
综上所述，在中苏关系中出现不愉快事件，以至于发展为公开论战的全过程中，周恩来能够从美苏、中苏、中美关系及远东国际关系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其基本的处理方法是，强调双方关系中的主流方面，积极寻找交换意见、清除分歧的渠道，尽量将双方论战的调子降低，目的是加速推动苏联援建的新项目实施，再次体现了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如果这种论争影响到双方签署的一系列经济援助协议，那么，就应该避免这种争论。但周恩来无力这样做，或者说，他只是想将论争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以不影响国家关系大局为限，显然，他的想法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从直观上看，当时中国的对苏态度还是处于不固定的、波动着的状态中。在这当中，周恩来以务实的、积极的态度推动中苏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过，给人的印象是，国内舆论的基调和务实的对苏政策之间并不协调一致。中苏发生论争以来，整个西方世界极为关注，他们对中苏分歧的产生和前景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判断和预测。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对中苏分歧看法的电报，时间是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下午四时。该电报认为：“他们（中苏双方）实际上将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且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些分歧将会更加尖锐。当然，我并不期望，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关系会完全崩裂，但这也不排除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吵上而引起的党的关系上的破裂。”〔18〕事态发展的结果，不幸被美国言中。中苏关系分裂，最大的受益者当属美国。历史有可能得出不幸的结论。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2页。
〔2〕1976年10月29日，在由基辛格主持的美国务院内部会议上，格莱斯廷认为，中国过去的苏联政策是自我伤害。所谓过去的苏联政策，即中苏争论导致关系恶化。
〔3〕《冷战年代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藏罗斯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4〕参见《回顾和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2，第23页。吴冷西也认为，当时中共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丁明整理，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2页，阎明复的发言。
〔6〕《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254—285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4—345页。
〔8〕列·杰柳辛：《关于中苏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陈夕译，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3，第101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441页。
〔10〕参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及注释18。
〔12〕《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中卷，第455—459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83页、第584页。
〔14〕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第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