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参看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196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16〕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5页。
〔17〕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6页。
〔18〕Thempson《Telegram From the Embassl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10,l960.4p.m．见《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t States 1959—1960》China Vol.XIX P.721—723.
三、重申中国外交战略没有改变
苏联撤走专家，对周恩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曾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掂出了其中的份量。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所有有关专家问题均经他一人之手。中国科技文化落后，建设时期到来之后，人才极为匮乏，苏联专家为中国的建设事业立了汗马功劳。对此周恩来体会最深。苏联前副总理、中国专家组组长伊·阿尔希波夫曾说，在他的印象里，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是对发展、巩固和维护中苏友谊最忠诚的政治局委员。阿尔希波夫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对周恩来来说，是个辛酸、痛苦的过程。〔1〕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在为奉命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专家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们回国表示惜别。他说，专家们如果觉得我们工作上有何缺点，请告诉各单位负责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谊。我们虽然分开了，但我们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其感情之真切，使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周恩来的感情显示了他对中苏友谊的忠诚。就要落泪了的他，是不需要任何歌颂的。真则美。
一年以前，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国人民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特别要感谢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去年和今年又新订了援助我国一百二十五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在十年中先后派遣经济、文教专家一万零八十零余名来华工作。”〔2〕苏联专家的足迹遍及长江南北。拿中国东北地区来说，鞍山钢铁厂当时在全国钢产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使鞍钢尽快恢复生产并不断扩大生产能力，苏联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专家撤走之后，鞍山钢铁公司于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做了书面的《专家工作总结(一九四九——一九六○）》，这是一份很典型的材料。该总结共分三部分，近万字。第一部分讲：“鞍山钢铁公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六○年八月止，共聘请了三百一十九名苏联专家。其中技术援助专家（包括顾问专家）六十八名，设计专家七十四名，地质勘察专家四名，建筑安装专家八十一名，新建厂矿开工专家九十名。此外，还聘请了一部分短期临时的专家。”〔3〕“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为基本建设时期，工程量很大涉及面也广，所以聘请的人数较多，每年常驻鞍山工作者达一百余名。”〔3〕“这些专家在工作中共提出书面建议达两万余件。为了提高生产和基建人员的技术水平先后共讲了二千八百多次技术课，帮助我们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干部和工人。”〔3〕这些专家都是从苏联工矿生产第一线抽出来的，来自苏联四面八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事关大局。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致尤金大使的信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该公司建设任务的按期完成，不仅将大大提高我国钢材的生产水平，而更重要的是它将为我国今后重工业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4〕一九六○年十月，日本高碕达之助率团参访东北，其中有些团员于“伪满”时期曾在东北呆过。他们看了苏联援建的鞍钢后，都对工厂的规模、生产能力及先进技术表示赞赏。〔5〕面对着如此庞大的专家队伍撤走，除了人去楼空之感，周恩来更清醒地估计到了后果：“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将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些方面是：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东欧数国合作的技术、留学生、宣传品、各种国际会议、我们的外交来往、对外贸易等。”〔6〕周恩来认为，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6〕他所指的敌人，决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指美国，指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便一直执行的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或曰挑拨离间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问道：“急躁、愤激怎么能行？”他认为，要期之于十年，首先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当然，周恩来万万没有料到，他所期待的十年，局面更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又重申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这个方针与建国初期所奉行的，没有任何改变，“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仍是这个方针里的基础。周恩来此举在于稳定局势。周恩来强调：“关于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就是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可靠的同盟军，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力量，扩大和平运动的力量，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6〕在分析形势制订战略的时候，只要基本矛盾没有变，只要中苏矛盾还没有超过团结反帝，那么，中国的外交总战略就不必作改变。这是周恩来几十年观察形势问题的总的思路，也是中共的基本思路。周恩来重申的这个外交战略仍然是在坚持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头号、最凶恶的敌人，战争威胁严重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等等原则，仍然是周恩来思考远东乃至世界大局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周恩来的思想中，世界基本矛盾没有变，世界形势没有变，东风压倒西风，苏联的本质没有变，“由于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苏联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路线》，指出：“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是为和平和国际安全，为实现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而斗争。”这与周恩来的“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的目标完全不同。也反映了各自国家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同。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发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文，谈苏共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概括起来，有：
(一）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为反帝、反殖而斗争的力量，汇集起来决定着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第三阶段。
上述三点，中共与苏共基本一致。中苏双方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非常接近。但双方追求的外交目标不一。苏共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中苏在外交上的配合产生困难。美国人对中苏外交战略作了分析：“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权实质上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只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避免。苏联依靠阵营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和平力量（阵营的人口、友好的中立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势力’)，结合着意在削弱自由世界国家力量，在行动上先走一步的做法和谈判的方法。中国好像相信以全力支持革命的手段与最先夺取政权的方法，只要有可能，共产主义者无论何地都会采用这种革命的手段。”〔7〕美国驻苏使馆的分析家们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一个是在依靠实力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和平共处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个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一个是在依靠和团结全世界大多数反帝力量的基础上，摧毁美帝的侵略势力，以革命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障碍之后，周恩来所重申的，实际上是后者。这条路线表现出更强的革命性，但却缺少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其应变能力被强烈的革命原则所制约。历史的发展究竟选择了哪一条路线呢？
周恩来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冷静的政治家。他及时地指出：“关于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8〕这段言论，更多地是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争执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他认为，威胁总的来自帝国主义。同时，他又不得不认真应付中苏关系可能出现的不测风云。以下的记录是发人深省的：
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市改《中共中央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当时在新疆阿图什县又发生边界争执。为此，苏驻华大使馆已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8〕
一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约罗贵波等谈新疆边界问题。〔8〕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就新疆塔城、裕民、霍城边民外逃事约赛福鼎谈话，调他回新疆工作。指出：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后来，周恩来审定批准下发两个文件：《中央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9〕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等。〔10〕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一十月十三日，中共召开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制定《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周恩来听取汇报及发表重要意见。〔11〕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约有关人员谈中苏边界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在与毛雷尔会谈中介绍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情况：“谈判进行了半年，我们提出了关于边界谈判的三个原则问题，然后有一些具体建议。三个原则是：（一）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照当时的情况，不能说是不平等的条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皇强加于中国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二）边界谈判的标准（根据）以原有的条约做基础，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条约规定，多占了一些地方，应该退出来；在这个原则上划线的话，双方也互有取舍，需要调整。（三）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关于三个原则问题的协议，他们不赞成；在边界问题未达成协议之前，先定个临时协议，维持现状，他们也不赞成；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小组会上一段一段地把边界全线弄清楚，看一看我们双方在领土上有哪些争执，他们也不赞成。”〔12〕苏联方面采取的不合作态度，从外交上讲，仍是出于牵制的考虑。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苏之间的冲突早晚要出在边界上。中苏双方为边界及贸易等双边问题进行谈判时，美国方面早已制订好了相应的政策，即利用中苏之间在“世界观和政策上的分歧”。〔13〕这也正是使周恩来痛心疾首的地方。
【注释】
〔1〕参看齐赫文斯基《周恩来与苏联》，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2〕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3〕鞍山钢铁公司：《专家工作总结》（一）,1960年9月12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藏，档案号907—2.1—60（二）一10。
〔4〕周恩来总理就鞍钢恢复与改建问题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信（1957.1.17)，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藏。
〔5〕参看肖向前：《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见《不寻常的谈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6页、第340页。
〔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l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10,l960.4p.m．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页、第349页、第475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页、第349页、第475页。苏联方面正统的意见认为，几万中国边民外逃苏联是“不合法地移居”。见：（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8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5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79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3页。
〔13〕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August 17,1969,attached to Geoge F.Kennan Oral History,Kennedy Library．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四、静待美国
对周恩来远东地区国际战略（包括如何处理中美、中日和对台湾政策）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中苏分歧。中苏关系的严重障碍，使周恩来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都失去了援助，陷入困难的境地。中国的革命外交战略和批判苏联的立场，都使中国一时难以调整外交路线，只得以惯性沿着原来的路线滑下去，对美政策呈更加强硬之势。
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对美政策和对战争的估计。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他谈道：“今天中国人民为什么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搞得这么激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警告美帝国主义，是为了限制它进行挑衅。我们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冷战和实力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拒绝跟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总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对中国不可以挑衅，也不可以不理或轻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止战争。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设法把战争推迟的。”〔1〕周恩来的话，说明了他确信，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之后，美国对中国更轻视了，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武力威胁，以中国当时的力量而言，只有把国内反美斗争搞得更激烈一途。八月三十日，他和斯诺就中美关系问题做了长谈。他通过斯诺向美方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2〕九月五日，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电视访问，又重申了上述原则立场。这两次谈话，可以被认为是周恩来为九月六日即将举行的第一百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吹风。同年九月六日，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百次会谈。中国方面曾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一九六○年六月七日）中，否定了美国准备接受中国记者来美的提案。该提案以“在宪法和美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条例的范围内”为条件，因而实际上否定了平等互利的原则，表现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不承认和歧视态度。第一百次会议一开始，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王炳南大使就互派记者问题提出了新方案：“努力消除两国人民间的隔阂，初步改善当前的两国关系。两国依据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推动和促进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的撤军问题。因此，两国政府协定以下条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成双方新闻记者到对方国家进行新闻采访。”方案列举了以下四项条款：
一、两国政府同意，对希望到对方国家采访的新闻记者，必须首先向对方国家政府申请批准，每次两国政府批准入境记者人数要相同；
二、两国政府同意，依据现行或今后制定的法律及条约，对已获批准的对方记者的入境问题，不加以阻碍；
三、两国政府同意，对允许来本国的对方新闻记者提供本国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采访时，所享有的同等方便条件；
四、两国政府保证，本国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采访时，绝对不从事违反本协定前言所述宗旨的活动。〔3〕
中国政府方面和周恩来本人对中美第一百次会谈十分重视，打开僵局的基本思路是：从交换记者入手，推动和促进和平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从而改善两国严重对立的国家关系。九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声明，不希望美中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互派记者，干脆否了中国方面的提案。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中美会谈一百次》。社论追述了中美会谈的全过程，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抨击的同时，该社论没有忘记社论的主旨，即要向美国再次传达正确的官方信息。社论指出：“中美会谈需要解决的，是由于美国的武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而造成的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这个争端只能由美国同意放弃使用武力，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军事力量来解决。”〔4〕社论引人注目地强调：“五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关裁军、撤销外国军事基地，禁止核武器的建议。”〔4〕在一篇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社论中，在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障碍之后，强调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中与苏联的一致，这是其引人注目之处。社论的最后，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继续谈下去的立场及对今后谈判的方针：“我国在中美会谈中，一直是抱着坚定的立场，一方面认真地同美国谈判，努力谋求协议，另一方面也并不对谈判存着不切实际的幻想。”〔4〕以上都是周恩来的观点。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肯尼迪政府上台。同年三月七日举行的第一百零三次会谈，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据《朝日新闻》特派员河村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说。美国方面想从互派记者等问题下手，试探性地探询与中国关系的改善。〔5〕实际上，中国方面也是对会谈寄予希望的。“王炳南以简捷和善的陈述开始，提到这是新的一年里的第一次会议，新政府已在美国开始运作。又说，尽管过去的五年里缺少进展，希望美国政府现在能够提出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案。发展关系所必需的，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从台湾撤军。并总结说，即使台湾问题在过去十一年里没有解决，相信会在今后十一年内得到解决，越早越好。”〔6〕这完全是一种对会谈充满希冀的口气，与第一百次会谈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也与一九六○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口气不同。然而，美国大使比姆依据美国国务院的九百三十一号指示电文的第一段作了回答，而使王炳南深感失望。他本来期望着美国能在台湾问题、U一二飞机问题方面有新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王大使退回了比姆递过来的美国打算派往中国的记者名单，并说，只要美国还占领台湾，互派记者是困难的。还说，中国方面仍坚持第一百次会谈时提出的互派记者方案。〔6〕当时，周恩来从香港《真报》上了解到，美国又出台了“一个半”中国方案。其内容是：（一）承认中国对台湾有宗主权，（二）中美双方对台湾均不使用武力，（三）台湾仿效苏联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在联合国的地位，同中国同时出席联合国。周恩来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基本政策没有变，正在耍新花招。对美国的动向要特别加以研究。他强调，搞外交的对现实的敌、我、友的情况都要了如指掌。〔7〕
苏联是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赫鲁晓夫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致信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现在已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一二十一中型歼击机方面给予技术援助，这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二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称苏联方面要以贷款方式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这对农业欠收，人民的口粮正在用“瓜菜代”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8〕苏联的外交行动使周恩来在解决对美关系时，还要再看一看。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便大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引起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反感。从一九八一年“双十节”开始，蒋介石便不止一次地叫喊反攻大陆。他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青年节的演说和四月二十二日在复活节的讲演中，均弹此老调。五月份，中国政府得到蒋介石切实备战的确切情报。中共中央认为，这肯定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命当时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即刻赶回华沙，约见美方代表凯伯特（John Cabot）。〔9〕双方举行了临时会谈。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一开始，王炳南表示，中国政府给予台湾地区的局势以严重关注。“蒋介石集团正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准备入侵中国大陆。然后他详细讨论了台湾的军备，包括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增加的帮助。他说美国在玩火，这种进攻对美国毫无益处，美国将对此负责。”〔10〕王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敢进攻大陆。”〔10〕王炳南还向凯伯特介绍了中国方面的军事力量状况。凯伯特表示，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然后凯伯特“要求他保证中共（Chicom）将不会进攻台湾，经长时间沉默后，王回答说中共（Chicom）进攻问题不会发生”〔10〕。之后，肯尼迪于同月二十七日表示：“对维护台湾、澎湖列岛的防卫与和平，必要时我们决不推辞采取行动。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说到底，是防御的，我们将继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方针。”〔11〕中美大使级会谈化解了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没有进一步激怒中国，而是承担了责任。其外交目的，是不想再把中国推回苏联那里，维持并扩大中苏分歧。〔12〕周恩来指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将美国承担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责任的消息，以数百字之文刊登于头版右下角，显示其重要又不甚重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上旬，在广东边境某地，可能是东沙岛，周恩来会晤了蒋经国和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陈诚。双方就“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共识〔13〕。
一九六三年，对周恩来说来，是对美外交上并不轻松的一年。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共举行了五次，内容涉及双边关系（释放美国在押人员、U—2飞机入侵、美从台撤军）及一些国际问题（禁止核试验、老挝问题、中苏关系、越南问题）。无论哪方面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明显的共识，中国方面也没提新的提案。这一年，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对中国领空和领海的侵犯是频繁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面临来自美蒋勾结形成的军事威胁，这就是周恩来的基本看法。该年年底（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要进一步研究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新特点和我们的新对策。总参系统立即作了研究布置，增补了反袭扰的规定。〔14〕这一年，苏联驱逐了中国驻苏使馆外交人员，双方开始在报刊上公开论战。对周恩来正确判断形势，作出相应对策产生了极大干扰。周恩来从敌、我、友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全面分析形势，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和美国正在利用中苏分歧。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谈话，其中强调“西方是利用中苏矛盾。我们不上西方的当，不受挑拨”〔15〕。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亚非十三国之行程中，即将离开阿联时，在开罗共和国宫举行记者会。开罗《消息报》记者问：阿联同中国和苏联都是朋友，我们对中苏分歧感到遗憾。现在这种分歧是思想意识分歧，还是已发展到政治分歧？周恩来回答说产中苏两党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我们相信，这种分歧终究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百九十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16〕“至于某些国家想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是一定要失败的。中苏两大国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6〕“所以，一旦有事，中苏两国人民会肩并肩，手拉手地站在一起的。”〔16〕周恩来猛烈抨击了西方和美国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渔外交之利的作法，对中苏关系的前景表示谨慎的乐观。可以说，在中苏关系最困难时期，周恩来仍然坚持修复中苏关系，广泛争取亚非拉中间地带朋友，对抗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的总体外交战略。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凯伯特一王炳南举行第一百一十八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凯伯特显然是试探性地提到了中苏关系问题。对此，王炳南立即予以有力地回击。他说：“在中美双方的大使级会谈中，不宜谈论第三国。”〔17〕“王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王强调，对于任何人来说，表示喜悦或试图从分歧中谋利，现在尚为时过早。”〔17〕这番话使凯伯特十分尴尬。这也再次证明，中国高度警惕美国在中苏分歧下的外交动作。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时，对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做了总结：“美国想与中国进行贸易等往来，反映出它外交策略的两面：一方面想借此压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试探中国的态度。不管美苏有什么变化，即使是很小的变化，我们都要慎重考虑。”〔18〕其实，美国对中苏矛盾加以利用的政策，在凯南主持的研究报告中于一九六二年就提出了。此报告共七十七页，题目是《中苏分歧与美国政策》。报告的结论是：中苏的分歧是严重的，短期内不会弥合。美国应利用这种分歧，单独处理中国或苏联问题即分而治之。〔19〕周恩来是了解美国政策动向的。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2—343页。
〔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3〕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
〔4〕1960年9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
〔5〕参看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社政策研究室调查报告，内部使用（1966.7）。
〔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March 7.1961.5P.M.
〔7〕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5页。
〔8〕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9页、第394页。
〔9〕吴冷西：《严师的教诲》。
〔1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June 23.1962.8.P.M.
〔11〕《世界综合资料》，1962年6月下旬，第13—16页。
〔12〕后来，美国政府又将对中国的挑衅保持在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主要是以U一2飞机对中国领空的侵犯和以驱逐舰侵入我青岛海域等。为此，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有激烈的交涉。
〔13〕参看香港《明报》，1998年3月5日。关于60年代初的这次秘密会见，海外媒体曾广为报道，1998年3月中央电视台也首次披露。
〔14〕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97页。
〔1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385页。
〔1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November 13.1963.7.P.M．见《Foreign Relations 1961—1963 China》Vol,X X Ⅱ,P.405—408.Washington 1997年。
〔18〕《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中卷，第572页．
〔19〕参看《The sino一American conflict and U.S．Policy》，and《summary》，December19,1961,in Box 14,Themson Paera,KennedyLibrary．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五、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竭尽全力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爆发之前，在中苏、中美关系的选择上，周恩来的重点仍在对苏外交上。一九六四年十月下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总理易人，赫鲁晓夫退休。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形势，确定了两党应积极接触的方针。二十九日，周恩来约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他“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1〕苏方对此高度重视。原来，苏方打算派其交通部长别谢夫率团来华，参加中国国内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向中国领导人转达“苏联新领导人想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2〕对比之下，中国方面改善关系的态度更主动，更积极。周恩来是从外交战略全局上来看待这次出访苏联的。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3〕周恩来的估计是不过分的。因为，在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中，中苏友好结盟是基础，苏联国内政局之变化，对周恩来战略之影响甚大。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3〕当时，周恩来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不很清楚。他自己称此行莫斯科乃“战略侦察”。这一阶段，中苏双方在宣传上增加了友好的内容。到达莫斯科以后，周恩来拜访了新老领导人。下面是他与老朋友米高扬的一段对话：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十年、十五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3〕
据当时参与中苏高层接触的原苏联外交官杰柳辛透露，苏联方面已经制订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可能使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4〕但杰柳辛未具体说出这些措施是什么。从米高扬的问话中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期待着中国有具体方案，而这确实是周恩来所没有的〔5〕。周恩来此行要了解的，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第二，各国共产党会议还开不开。如果苏方解释赫鲁晓夫是因搞坏了中苏关系而下台，如果苏联不再坚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那么苏联就是改变了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立场，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就很大。然而，苏联方面没有详细解释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并坚持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因此，周恩来感到情况与原来的估计不一样，苏共新领导的动向尚须再观察。当时的随团俄文翻译阎明复回忆说：“周总理从这两件事情，一个是马利诺夫斯基要求我们推翻毛泽东，再一个就是苏联新领导坚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苏联新领导人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6〕苏联人是这样来解释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我们军队中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宴席上讲的那番粗鲁的话。这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时候，来了一个混蛋，他的一番粗鲁的话，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往后推了。”〔6〕马利诺夫斯基（曾在中国东北任苏红军总司令）对周恩来和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你们也要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两国就可以和好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代表了苏共的看法，即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个别领导人造成的。当然，这不是事实。由此，周恩来向苏共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会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提前回国。虽然勃列日涅夫带领所有苏方新领导人就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并公开道歉，但周恩来仍坚持要回国汇报此事。不是周恩来不肯原谅，其实是他本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是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已被西方传媒报道了出去，一是苏联方面也在纷纷传言，说中国领导层内在对苏政策问题上有分歧。由此，中共政治局内产生了分裂并在扩大，对毛泽东不满的情绪也在增长；比如，好像周恩来在表达对毛泽东执行的路线是否英明的疑虑时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挑战，削弱了世界共产主义者统一战线，并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7〕这些报道和传言，对周恩来的政治前途是最关键的。他应该采取必要的外交程序和遵守组织纪律，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双方高层决策人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改善呢？这主要是双方在多年的争议中，产生了很深隔阂。同时，也没有找到改善双方关系应从哪里入手的合适的契合点，反而谈的都是敏感问题。最终双方还是同意，加强接触，加深了解。苏方对马利诺夫斯基也是不满的，曾有人建议给苏共中央写一份材料，题目是《试论混蛋的作用》。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立即与他接触。从接触的时间安排可看出，周恩来是积极的。二月五日，中午，客人抵京。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与柯西金进行第一次接触谈话，晚上设宴招待柯西金并进行第二次接触谈话。晚九点至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与柯西金进行第三次接触谈话。历时近五个小时，这是异常少见的。查整个二月份外事活动，时间最晚的当属此次。二月六日上午九时，从钓鱼台宾馆到机场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四次接触性谈话。从凌晨二时至上午九时，间隔七小时，周恩来顶多睡了四小时。为了国家的利益，周恩来豁出命来干工作。推进中苏友好，其心之诚，其情之真，由此可见。二月十日，柯西金由越南回国再往北京。下午，周恩来驱车到机场欢迎柯西金。三时二十分，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五次接触谈话。周恩来在二月十一日这一天，全都用来接待柯西金，再次显示了周恩来维护中苏正常国家关系的决心。上午参加毛泽东等与柯西金的会见，中午到苏驻华使馆参加柯西金举行的宴会，下午一时三十五分送柯西金到机场。一路上周恩来向柯西金表示，希望双方就外交问题、国际问题经常交换意见。他强调，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不相一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以求趋于一致。不求一次彻底了解，但求不断增进了解。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个交换意见的固定渠道。路上，周恩来还就改善双方国家关系提出了具体建议，即从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做起，希望双边贸易能有所增长，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等。
毛泽东在接见柯西金时，“谈话进行的时间很长，出现了几次激烈的场面”。“苏方的翻译一是中文不高明，二是被这种场面吓呆了，自动退出，于是由阎明复同志为柯西金翻译……”。“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多次劝苏联不要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说那将标志中苏完全分裂”〔8〕。这一年三月，共产党与工人党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如期召开，苏联方面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这之后，周恩来对苏联方面做了两次口气温和的批评。紧接着，又转入实际工作。他力图避免两党决裂导致两国决裂的危险局面出现。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说：“我所以谈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因为两国人民是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两国大使馆发展两国的关系，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他特别强调：“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并不因为从二月到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些新的严重的争论，就把这方面说过的话取消。你到中国来担任大使，我们初次接触，但是，我要告诉你，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9〕周恩来的谈话向苏联方面表明了向前看的立场，表明了要将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两国关系区别开来的愿望。周恩来当时的落脚点主要有两个，全都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上。一了要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9〕周恩来认为，中苏双方在贸易方面进行得比较好。因此，周恩来向拉宾大使建议：“我们还愿意提出补充的货单，或者提出补充的长期合同。”二、“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9〕周恩来提醒：“现在等待你们的回答。”〔9〕周恩来的要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八月，所谓的红色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大权，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一九六九年初，珍宝岛事件之后，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军民示威游行，抗议苏军入侵珍宝岛。这时，周恩来指示：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在群众队伍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一道线。同时，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后来，周恩来又指示谢富治、马文波，对中国公民骚扰苏联驻华使馆一事开展调查，要加强对使馆的保护。愈往后，周恩来愈无法控制局面。“四人帮”唆使、煽动针对苏联的游行，莫斯科红场发生中国留学生与苏军警的冲突〔10〕，两国外交摩擦不断升级。统计表明，“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H月，中苏双方通过各自的外交部门向对方当局提出的抗议和有关声明共达一百多次”〔11〕。这种多数由人为造成的摩擦，使周恩来力图将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干扰降到最小的努力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