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沙皇俄国东扩与中国有了漫长的边界线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在处理与北方这个强邻的关系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必须与北方这个邻国保持边界上的安宁，否则国无宁日。这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友好到摩擦，比较多地表现在边界问题上。一九六九年九月，中苏两国总理会见之前，历史留下了令人吃惊和不安的记录：三月二日上午，中苏双方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就是所谓的珍宝岛事件，它成了中苏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重要标志。六月十日，双方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发生交涉；七月八日，中国黑龙江八岔岛地区双方冲突；八月上旬和中旬，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新的流血事件，给中国方面造成伤亡。情况表明，两国边境气氛已全面恶化。中国南边，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中，美国会不会将战火燃至中国？当时，瑞典大使探询地问，美苏哪一个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些？周恩来沉着地回答：“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12〕一九六九年，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可能南北两面同时作战。八月十八日，新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不久，外电报道苏联驻美大使馆一位官员询问美国一位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八月二十七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另据情报，苏方于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进行多种军事演习，沿中苏边界线建立了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当时，国内报刊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在即。费正清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回忆道，有一次，他与一位“在外交部圈子里占据高位的苏联外交家”谈话，当谈及中苏边境冲突时，这位苏联外交家拍着桌子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能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打到北京。”〔13〕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防问题，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四位老帅对刚露端倪的中、苏、美“大三角”战略关系作了探索，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结论。四位老帅对坚持原则对苏谋求缓和给予肯定。这四位老帅的建议使周恩来在采取外交行动时，心中有了基本底数。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在巴黎与当时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相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常到中国来，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九月四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以避免与参加胡志明丧礼的苏联领导人会面。九月八日，李先念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没有搭理苏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九月九日，河内巴亭广场举行国家集会追悼胡志明。越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向大会宣读了胡志明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越感到自豪，那么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就越感到痛心”，“我坚信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深深理解胡志明的愿望和感情，然而中苏关系已达到目前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谈何容易！在河内，柯西金曾通过越南方面传话，希望回国时，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柯西金没有得到回信便如期搭机回国。此时，苏驻华代办奉命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约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会见。这时，柯西金早已飞过北京，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得知消息后，又从杜尚别飞回北京。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六十二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14〕会见时，周恩来特别提起了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访越途经北京，毛泽东会见他时讲的话：“中苏可能争论一万年，看在柯西金的面子上可以减少一千年。”周恩来随即对此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借以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15〕这番话表明了周恩来努力寻求共同点以缓和双边紧张关系的务实态度。正如基辛格说过的，务实派掌握着中国的外交。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文革”中，没有周恩来掌握着中国外交，事态的发展与结局将是不可想象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不想打仗，他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他强调，边界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双方要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双方没有任何理由为边界问题而打仗。最后，周恩来将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四点，即：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也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苏方最后表示：“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会议，在全世界引起震动。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五小时的详细情况，以对正在拟订中的美国对华政策重新加以评估。会谈结束时，柯西金轻松地说，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这是指他绕道杜尚别，又返抵北京。然而，此话亦有深意在内。
中午要安排饭。人民大会堂的厨师长王锡田等估计准备上的北京烤鸭送到机场就会失去原有风味，便临时做了改良，变成了一道“酱爆烤鸭片”。上宴席之后，受到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一致好评。现在，北京中苑宾馆“天天食府”中，增添了一道菜叫“柯西金鸭”,就是指上面的改革作法。这大概是柯西金先生所没有想到的，也是机场会见的另一“成果”。〔16〕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收到四位老帅讨论后，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四位老帅正确地指出，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然而其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正当苏剑拔弩张、美推波助澜、中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却绕道来访，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七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国内正乱，社会思潮也“左”得出奇，“左”倾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外交。周恩来在真心实意地倾听他的战友、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元帅们的意见。因为周恩来本人自己“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17〕。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承认，苏联近期的种种表现证明其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然而，它却下不了决心，因为它深怕会导致中美联合对付它。这是它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大顾虑，该报告的最后结论是“苏不敢挑起反华大战”。柯西金北京之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估计苏会同我谈判，以同中国的缓和，争得一点儿对美外交的资本。陈毅还特别强调，应尽快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历史上，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大可参考。这个报告坚定了周恩来继续推动对苏缓和的立场，同时也采取了牵制苏联不得不采取缓和立场的外交行动，这就是加快对美外交的步伐。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致函柯西金，按着北京机场会见的方向继续推动缓和。该信内称：“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还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交换了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1．以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为准，在双方边界画法一致的地段，双方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互不越过；2．在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对归属有争议的地区，双方保证，各自的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包括陆地和岛上的耕种、修渠、放牧、割草、砍柴、江中的捕鱼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推进，互不干涉；在双方原来无人居住、生产和通行的地方，双方均不进入。……
（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1．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2．双方保证，各自的飞机不侵犯对方的领空；3．双方保证，各自的军用舰艇和其他船舶，在国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时，严格遵守现行航规，不妨碍对方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对方船舶的安全。
（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1．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2．在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地区，如原来有居民点，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装的民政人员。
（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18〕
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周恩来的信是要为中国争得最起码的安全条件，特别是不使用核武器和达成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最为重要。不料，苏联方面回信答复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在边界上已采取了措施，只字不提就北京机场会见达成谅解，再达成协议之事。十月二十日，双方恢复边界谈判。一九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苏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此后两国贸易额有所回升。从此，至中苏双边关系正常化，边界上未再发生大的冲突。
周恩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这二十年内，处理中苏关系基本是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不是单纯地求“同”更不是单纯求“异”，而是努力寻求两者的最佳结合。〔19〕这与经过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还不尽相同。在对苏关系上，周恩来强调的主导方面是要和，实践上也是这么做的。从中苏友好关系发展的初期、中期、到末期，愈到后面则愈强调“和”，并将“不同”约束在以不损害“和”为限度的范围内。后来，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上操之过急，过分强调不同，从而损害了大局。这与激进的反修思潮有关，这不是周恩来的本意。当然，大局毁坏也有苏方原因。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1页。
〔2〕《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3页，杰柳辛的发言．
〔3〕杨明伟：《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见《人物》月刊，1998.1，第7—9页。杨明伟副研究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专家，他的引文均有档案或文件为依据。
〔4〕参看《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历史研究》，1998.2，第33页。
〔5〕周恩来到底有没有改善中苏关系的具体方案，有待档案解密．据吴冷西回忆，他确实无具体方案。
〔6〕《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4—35页。阎明复的谈话。
〔7〕列·杰柳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陈夕译。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第108页。
〔8〕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见《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9〕《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0〕1998年，曾参与莫斯科红场示威的杨赞贤撰文，称当年自己是“偏激和幼稚”。
〔11〕李节传：《四十年来的中国与苏联（1949—1976）》，天津社科杂志社，1989年版。
〔12〕《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3〕虽然费正清没有指出其姓名，但估计出其人是谁并不难。
〔14〕柴成文：《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
〔15〕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
〔16〕参看马奇：《国宴主理王锡田》，1997年2月19日《光明日报》。
〔17〕熊向晖：《1969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参看李翔海《论周恩来与中国文化传统》，见《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页。
六、中国核试验的外交含义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是在苏联帮助下起步的，其研制过程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因此，中国的核试验有其深刻的外交含义。
一九五四年，我国发现铀矿，这是研制原子弹必需的资源。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1〕。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会后，周恩来批准，在北京大学创办核子物理系，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上签字。〔1〕中国核试验研究起步。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艾森豪威尔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猛跌了二十二个百分点。〔2〕当时，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对此感到备受鼓舞。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在亚洲建立一个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这一建议事关中国切身利益，周恩来称之为“一个很好的主意”，如能建成这个区，“就可以把日本、菲律宾推离美国更远”如不能建成，也可在宣传上争取舆论，尤其是取得日本和平人士的好感。〔3〕二月一日，中国政府正式同意苏联上述建议，并积极开展工作，促使印度将亚洲无原子武器区建议和尼赫鲁曾提出的扩大亚洲和平地区的建议结合起来。〔3〕自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苏联宣布单方面停止任何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的宴会上，称苏联的决定是“造福于人类的伟大的和平创议”。〔3〕此时中苏两国配合行动，矛头所指当然是针对美国。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开始，中国的台湾海峡地区再次出现危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在这一地区的美国军队以常规武器对大规模的进攻作出反应，并告诉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原子武器。〔4〕同年九月七日，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就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向美发出警告：“在核武器及至今具有闻所未闻的威力和速度的火箭武器的时代，曾经严重地威胁海上船只的海军舰队，基本上只适合礼节性的参观，再就是成为各种类型导弹的攻击目标。”〔5〕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艾森豪威尔又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一事而言的。赫鲁晓夫强调：“在美国政府的默认之下，美国军方试图求助于对中国实施核讹诈。……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在原子武器领域内的垄断早已被打破的情况下，仍企图用原子武器威胁其他国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5〕苏联的核实力给美国以震慑作用。这就是核力量在中、美、苏三国之间产生的作用。
但是，一九五九年年中，苏联单方面废止了对中国实行原子技术转让的协议。一九六○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又撤走在华全部专家。中国的原子弹试制被搁置起来。进入六十年代，又发生了台海危机。中国再次面临着美国的核威胁。苏联方面在外交上，将美苏关系置于中苏关系之上，再没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时的中苏外交上的紧密配合了。中苏关系中的裂痕被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加以利用了。在发出核威胁的同时，美国又要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以度饥荒，〔6〕施展了两手。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揭露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中美第一百零八次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强烈谴责了美国在远东地区实行的战争政策。指出，美国的政策实在是实现裁军的一大障碍。还揭露说，肯尼迪总统已公开声明，美国已准备好在先发制人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7〕这对中国是极大的威胁。一九六二年年底，中印边界冲突再起，形势紧张。中国周边环境多处不安宁。一九六二年九至十月间，中苏双方以政府间往来照会的方式，就美苏停止核试验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方面坚决反对苏联代替中国在这方面应允承担义务，表现了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足够的独立性。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中美双方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谈中，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进行了揭露，指出“美国正在积极支持台湾武装入侵大陆，美国许多高级军事将领到台湾进行策划”。美国泰勒将军在《基督教科学篇言报》上撰文说，美国有可能在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冲突中采用核武器技术。《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许多美国军事人员主张在对亚洲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8〕六十年代初，美苏之间核军备竞赛已达到白热化。一九六一年，苏联在新地岛进行了氢弹实验。全世界的地震站均留下记录，连参加实验的人员也不忍心再谈实验的残酷。当时，实验人员躲在二百公里远的地下室里，仍感觉被颠了起来。不久，苏联又研制出当量为一亿吨梯恩梯的超级氢弹。美国方面也在紧追，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万吨级氢弹。世界将处于恐怖的核竞赛之中，核讹诈将成为某些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专委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首先抓原子弹试制。十二月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刘杰提出的《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实现一九六四年目标。他强调：“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不要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方针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9〕从此，研制工作进入正常轨道。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不反对进行地下核试验。矛头所指，针对中国。因中国研制原子弹已为外刊多次报道。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明显地反对核垄断。同年八月二日，周恩来致信各国政府首脑，提出：
一、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二、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
四、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10〕
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来看，其中第二、三两款与苏联的立场非常接近，但这却是中国独自提出来的。从整个建议的实质来看，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也是独立于苏联的。这时，中国的原子弹试制已接近尾声。按照周恩来的意图，在第一百一十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向美方重申了中国的建议案。王炳南指出，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的建议，与美苏英三国协议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美、苏、英三国协议将终止核试验与全面禁止核武器分割开来，只有采取中国政府的建议案，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1〕王炳南同时抨击了美国的立场，即“没有诚意阻止核战争”〔11〕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中美双方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谈，中方代表改为王国权（曾任河北省省长，中国驻东德大使）。同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致电各国政府首脑，再次申明中国对核武器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12〕毫无疑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针对美国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2〕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周恩来与来访的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谈话，再次强烈批评了美、苏、英三国签订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称“三国条约的基础是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强权政治，不是国际平等，”〔13〕
综上所述，周恩来领导中国核试验成功，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外交意义。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针对美国的；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立场是独立的，与苏联不同；中国向无核国家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样一个核政策与一九六○年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后，周恩来重申的中国外交总方针是吻合的，但是，在对苏坚持同盟基础的同时，明显地增强了独立性。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谈是在中国核试验成功，苏联新领导人上台的背景下进行的。据说美国大使凯伯特针对中国的核实验，首次直接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美国的态度。〔14〕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莫斯科见到苏联国防部长时，这位元帅对中国核试验成功表示祝贺，鼓励中国搞氢弹。美苏两国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态度，反映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国际地位之增强。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谈中，美国代表约·格罗诺夫斯基（John·A Gronovski）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15〕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称，前所未有〔16〕。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核试验成功。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1页。
〔2〕参看迈克尔·R·贝希洛斯《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一2飞机事件》，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8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4—125页、第136—137页。根据美国政府档案，1958年美苏正就暂停核试验问题进行秘密谈判。
〔4〕参看莫顿·H·霍尔珀林《核谬误，打破核战略的神话》，纽约，巴林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5〕《Text of Khrushchev’s Septembe,7 letter addressed to President》see：《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7,1958,9P,m.
〔6〕参看中美大使级105次会谈记录。见《美驻波兰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华沙，1961.6.29日下午7:00。
〔7〕《美驻波兰大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文》华沙，1962年3月1日。凯伯特签发。
〔8〕Cabot一Wang Talbs,113th Meeting see: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December 13,1962,2p.m.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17页。何世彪等：《周恩来对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重大贡献》，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年，天津。
〔1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1〕《美驻波兰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华沙，1963年9月11日。
〔12〕196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1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14〕参看《朝日新闻》，1964年11月26日，自华盛顿发路透社电。
〔15〕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16〕周恩来已经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已从中共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见《秋冈先生谈周总理》，载日本《留学生新闻》，平成10年（1998)7月1日。有些文章认为中国对此未予注意，似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