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具有特殊意义。此前中国对日外交方面没有任何希望，中苏关系恶化至发生武装冲突，而美国参与越战又在南面牵制中国兵力，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但物极必反，一九六九年世界局势的深刻改变，迫使美国这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大国向社会主义中国举起了橄榄枝。
一、世界局势变化与美国对华新政策
1、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六十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切使得原有的极具稳定性的两极阵营体制发生了诸多变动，深刻地改变了原来的世界格局。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苏分裂对于世界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中苏分裂前，两大敌对阵营都是以各自的意识形态团结和约束各自阵营的力量。意识形态既是一个价值信念，也是一种力量。它以强大的凝聚力把整个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另一方。因此，该时期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但中苏分裂后，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已不再成为此后世界活动的基本原则，整个世界由意识形态世界进入实力政治世界。这种变化，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无疑都是意义深远的。
此外，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台湾作为反共前沿和据点存在的战略重要性相应地下降。而当时中国已经有了有限、独立的核能力，并且奉行既反美又反苏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它事实上已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独立战略力量，虽无法与美国、苏联相比，但与任何一方联合，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巨大威胁。
（二）世界多极化的出现。在战后初期，世界主要是以美、苏为两极，其他国家则由于力量相对弱小得多而被控制于两大阵营之下。但到了六十年代末，不仅中国由于中苏分裂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在西方盟国内部，美国的影响力也大大降低，西欧和日本由于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政治上强烈的独立倾向。美同日本、西欧的矛盾不断发展，日本叫嚷自主外交，希望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西欧则有戴高乐领导的法国率先与中国建交，并有所谓“新欧洲主义”的集团化趋势。这两者都成为新的力量中心。此外，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印支人民反美联合斗争，也标志着广大民族独立国家力量的兴起。
这一切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由于我们的视线被越南战争问题挡住了，我们看不到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大的变化，看不到或许在过去的五到十年的时期里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地发生的变化，看不到可能在酝酿之中的变化。“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他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
（三）苏联积极进攻，美国处境艰难的美苏战略态势出现。苏联在六十年代后期，大大加快了发展经济和扩充军事实力的步伐，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小。在经济上，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已从一九五○年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上升到一九七○年的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八十。军事上，到六十年代末两国实力已基本持平。一九六九年，美苏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达到一千零五十四对一千零五十，美国完全失去核优势。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苏联加紧在世界各地抢占战略要地，加速其战略部署；加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和控制，巩固反美统一战线；到处安置亲苏势力，颠覆亲美政权，扶植亲苏政权。苏联海军舰队还不断在太平洋：海域等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其核潜艇甚至公然到美国的家门口游弋。
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认为：“苏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行动的决心，使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该地区的潜在力量有了更为清醒的估计，并再次看到我国领导层保卫苏联利益的决心。”〔1〕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会容忍苏联在苏联“势力范围”的任何行动。苏联有可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比较极端的行动而不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基于这种判断，苏联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以蒙古、印度、越南为据点合围中国，并以百万大军兵临中苏边境，企图重新控制中国以成为其走向世界霸权的工具。
而此时的美国则是另一番光景。尼克松入主白宫之际，正值美国内外交困的严重时期，陷入越战的美国全球战略难以兼顾东西。亚洲的战争使得美国在战略重点的欧洲地区实力大大削弱，而苏联则趁机加紧对欧洲的争夺，积极对中东、非洲进行渗透和军事扩张。美国虽然察觉到苏联的企图，但已无能为力。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五年，美国先后投入了二百六十万兵力，结果伤三十余万人，亡六万余人，损失累计达三千五百二十亿美元（一说为五千亿美元），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支出还多一百多亿。巨大的损失和巨额的军费支出打乱了美国的全球计划、削弱了其实力和驻欧军力，美国全球战略危机空前严重。而在与盟国关系上，同日本和西欧矛盾不断出现，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在美国国内，由于连年征战，也出现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总危机。美国人民负担空前加重，反战呼声高涨，甚至出现新孤立主义情绪。总的看，战后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已丧失国内民众的支持，亟待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其政府制定了新的外交战略。内容大体包括：（一）重新限定美国的全球利益，减少和降低美国在全球过分卷入的危险，降低各国对美国过分且过高的期待，使盟国尽可能地分担防卫任务。在这方面，尼克松先后推出了关岛主义和两个半战争的政策。（二）削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尼克松声称：“今天，‘主义’已经失去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掉外交政策中所有敏感的、情绪化的东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基辛格也就此指出：“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将判断别的国家，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依据他们的行为，而不是该国的意识形态。”〔2〕他还说：“我们不是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试着将意识形态的斗争溶于国家利益的概念之中，使其理性化。缓和不能解释成一种友谊，而是重新限定对手之间的关系，即新形势下的一种遏制方式。”〔3〕简而言之，美国意识到意识形态已不能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决定作用，而采用了国家利益分析方法。（三）对苏缓和、结束越战和中美接近同时并举。美国结束越战必须先解决越南的两个后台―中国和苏联问题。对苏缓和，也是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美国实力有限，只能通过合作进一步降低双方敌视，以缓解遏制强度的政策来缓和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相信，经济上的好处可以用来诱导苏联限制与美国的战略武器竞赛，并在处理第三世界问题时谋求合作。而对于中国，美方认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中美接近是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三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但要找准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这一切的关键。诚如基辛格所说：“在两个敌手中间，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2〕实际上，如果美国与苏联先缓和，那么中美关系就很有可能延缓许多年才可能发生突破。美国的最初选择确是美苏关系，但迟迟没有结果。后来改正了主要方向，开展中美关系之后，才促成了以后的一系列重要外交突破。
中美关系在美国新战略中的战略位置，事实上自中苏分裂以来就已经存在，并在战略地位上日益重要。虽然经济、军事都不甚强，但由于其地理位置、人口、资源等有利条件，中国具有世界一流大国的条件和潜力。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它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而与苏联的分裂，更加重了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但美国方面最初只是从简单三角关系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在这样的框架下，亚洲的共产主义被认作是北京控制的“铁板一块”的扩张运动，是通过北京在东南亚的一些“傀儡”进行的。美国人也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因处于狂热而比苏联更具危险性的国家。但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发生以后，美国终于认识到，巨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苏联。这就使得美国对华的认识从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战略。
美国对华采取积极行动对美国来说是非常迫切且有益的。这表现在：中美接近，可以借助中国与苏联抗衡，以中美联合来共同制衡苏联。当然更长远的考虑则是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战略三角格局。尼克松就此指出：“促进中苏抗衡本身不能成为美国的一项政策。但是这种抗衡是客观存在的，它为制订政策提供了机会和环境。三角外交可以对我们起有利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利的作用。然而只要这种抗衡存在下去，它就不仅会拖住苏联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而且会严重损害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位。”〔4〕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同他们两者关系之间的选择自由要比他们之间的选择自由大得多。因此，苏联和中国的消极关系，就成了三边关系中积极的那两边关系的前提。”“如果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保持密切关系，并使美苏关系、美中关系超过中苏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敌对关系，对美国就是最有用的。”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提出的一系列备忘录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5〕
可见，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利用中苏分歧，借助中国共同抗衡苏联。中美接近，必然会使苏联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苏联必然会因害怕中美联合对付自己而与中国争着加快同美国的缓和。在中美接近，美苏缓和的过程中，中苏必然越来越远，这样一来，美国就会在三角中居于最有利的位置。
此外，在这个考虑中，美国认为中国在共同对付苏联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中国有求于美国，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能够实施的一个先决条件。另外，中美接近可帮助美国结束越战，摆脱困境。还可以给美国带来种种其他好处。
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时期，诚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6〕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然是顺应时势的。他们认识到中苏分裂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并抛开了意识形态而采取了一种务实政策。周恩来此时正静观美国动向。
2、美国向中国摇动橄榄枝
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讯线路是畅通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不要在愤怒的孤立中生活。”〔7〕第二天，新华社就批评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8〕。随后，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指出，尼克松就职演说是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的自供状”。〔9〕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尼克松答记者问时指出，“在对方（指中国）的政策发生某些变化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任何变化”。〔10〕新华社就此也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
二月一日，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一份备忘录，提出：“我们应该对认为本政府要寻求同中国和解的可能性的看法给予种种鼓励。当然这务必以秘密方式完成之，而且在这方面绝不能留下公开的痕迹。”〔10〕此外，基辛格也谨慎地在东欧国家间散布说：美国向中国靠拢，其明显目的在于使苏联同美国合作，尤其是结束越南战争方面的合作。〔11〕二月初，尼克松同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谈话指出，他深信有必要在中苏敌对爆发公开战争之前，必须使中国人对“全球负责”。
此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中国驻华沙临时代办雷阳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向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发出的照会的处理问题。该照会建议下一年二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北京电台广播了递交照会的事，还广播了与此有关的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克松就职后亲自做了答复，称他的政府对于在华沙举行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双方决定会谈于二月二十日恢复。但二月初，中国驻荷兰使馆临时代办叛逃并获准在美国避难给会谈制造了困难。最初中国方面是比较克制的，只是在二月六日向华盛顿送交了抗议书。但在二月十八日情势急转直下，中国突然宣布取消会谈。美国《中国事态》刊载文章就此指出，这种突变的表面原因是美国准予避难并据称同台湾政权合谋把叛逃者送到台湾。但事实上，实在理由是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识形态纯洁”派反对同美国接近所致。
三月份，尼克松同戴高乐会谈时表示，不管有什么困难，他决心打开同北京的对话。几周后，他请戴高乐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希望改善美中关系。四月二十一日，国务卿罗杰斯得总统授权指出，行政当局愿意向中国做出让步，美国愿意接受共产党中国在大陆和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这个“既成事实”对中国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忽视”。新的行政当局“愿意主动采取措施重新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同时对来自对方的减少敌意的任何行为都表示欢迎”。他还说：“共产党中国已经孤立的太久了，这是我们寻求打开与共产党中国交流大门的原因之一。”〔12〕
七月，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了全面检讨中苏关系的NSC—63号报告和“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努力改善美中关系。针对苏联可能大举入侵中国的局势，到七月底，按照基辛格的提议，美国决定单方面着手表示下列的友好姿态：(一）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学者、记者、学生和国会议员可以获得赴大陆中国旅行的自动有效的护照。另外，允许美国旅游者在中国购置价值总数为一百美元的商品。（二)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国务卿罗杰斯访问亚洲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国决定中止第七舰队的两艘驱逐舰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在台湾海峡的常规巡逻。（四)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宣布一九六九年从冲绳岛撤除所有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据说针对中国而设）。（五)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取消美国公民在中国购置商品总额为一百美元的限制，即日起允许任意购置商品，无限额。商务部允许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可以同中国自由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活动。一九六九年八月五一日，周恩来同赖斯顿谈话指出，尼克松主义是矛盾的，显示了警惕性。八月十四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确定，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如果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击败，将根本破坏世界均势，因而是危害美国利益的。基辛格评价说，这是“革命性的理论”，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
一九六九年七月和八月，尼克松开始亚洲之行，计划通过友好国家首脑向中国发出信号。八月一日，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讨论了中国问题。叶海亚·汗告诉尼克松，中国对巴基斯坦代表美国作的试探的反应是冷淡的。不过，他们决定保持该联系渠道。二日，尼克松也就此问题提出希望罗马尼亚能够帮忙。八月八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演说。他说，仅在几天前，我们放宽了美国旅游者购置中国商品以及申请前往中国旅游护照的政策。我们的目的，是要撤除刺激我们关系的问题，并有助于提醒大陆中国人民想到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友谊。他指出，值此中国在二月份取消预定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我们仍准备就争取增进正常关系的协议提出特别建议。我们的提议没有一项得到积极的反响。显然，北京现领导人相信，这样才有利于他们旨在维持敌视美国的态度。他们看来不准备得到任何和解。他们的主要立场是，如果我们不首先放弃支持我们的盟友―中华民国，他们将不同我们讨论任何问题。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做。然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开始有益的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我们欢迎重新同共产党中国谈判。我们不久将采取另一种接近的方式以看看是否可能在华沙或在双方均可接受的任何地方恢复同北京的对话。〔13〕
九月，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外交人员接触，发生了美国大使追中国代办的戏剧性场面。一九七○年一月八日，美国政府宣布十二天后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14〕几小时后，受白宫指示，该发言人又更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内进行”。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政府发言人第一次使用新中国的正式名称，而发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复讲了三次，为的是让信息明白无误地穿过太平洋。对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基辛格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基辛格幽默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注释】
〔1〕多勃雷宁著：《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页。
〔2〕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254.
〔3〕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P.256.
〔4〕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5〕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载《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页。
〔7〕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168.
〔8〕196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9〕1969年l月28日《人民日报》。
〔10〕（美）迈克尔·汉德尔著：《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年版，第197页。
〔11〕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169.
〔12〕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615.No.1667.April 23.1969.
〔13〕参看（美）迈克尔·汉德尔著《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5页。
〔14〕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0,P.216.
二、中国对美战略调整
1、调整前的背景
“文革”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一种既反美又反苏的独立自主政策，但在实践中却日益走人困境。“文革”对于中国外交局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孤立”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文革”不仅削弱了国力，也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与其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的三十多个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外交纠纷。中国的影响只限于有限的几个国家，甚至自一九六七年初以来，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1〕而在北京，造反派甚至夺了外交部大权，使中国外交一度处于失控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深刻指出，这几年我们关系不那么密切了，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原因之一。〔2〕以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而言，从周恩来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足以反映出“文革”对整个中国的灾难性破坏之大。“文革”也使得中国对美政策更加充满敌意和教条刻板。一 九百六十八年，中国取消了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主要原因就是“文革小组”认为，“与美帝国主义无话可谈”而实际上，极“左”思潮代替了经过外交实践检验的正确的外交路线与政策。这是极不正常的一个时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多克·巴尼特写道：“到六十年代末，北京发现自己不仅同两个超级大国交恶，而且同亚洲的两个最大邻国印度和日本也关系不和。”这种描述基本上就是中国所面对的严峻现实。中国必须扭转这一局面，奉行更为积极的政策，以结束孤立的外交局面，对付日渐加重的苏联威胁。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这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布防，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更加增大了中国对苏联入侵的忧虑。数月内全国处于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对中国核武器给予毁灭性打击，这一切使中苏关系恶化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总的看，“稳住”苏联已经做不到了。
此时，美国频频向中国举起橄榄枝。在中苏分裂之后，美国就曾数次向中国示意缓和关系，但中国一方面对美国是否真心尚持怀疑，另一方面也想尽力维持中苏正常关系，因此并未走上与美接近的道路。但进入一九六九年之后，美国方面观察到中美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上具有共同利益，而在对付苏联威胁上中国又必然要寻求美国这样的合作伙伴，中美接近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因此，美国开始实施其一系列对华宽松政策，以求得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这无疑对于中国的外交调整是一个契机。原有的“稳住苏联，静待美国”的政策中苏联已无法“稳住”，并且即将发生战争。而美国又积极向中国靠拢，这种变动使得中国的外交很自然地走上与美接近的道路。
2、外交战略的谨慎调整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从“一边倒”的政策向“既反美又反苏”政策的调整；第二次就是六c年代末，由同时反抗两个超级大国走向务实的与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也可称之为中国外交的三角政策时代。由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中国的决策必然以三角关系的战略考虑来制订与实施。作为三国中力量最弱的、最易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一方，中国对于这个它无法控制的世界上所存在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不得不作出反应，并且不得不依靠与更强大的国家合作以建立战略平衡。这就是中国面对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基本思想。结果，中国在三角关系中所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关苏关系的状况，中苏关系的态势，以及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将此描述为“他们力图在东亚力量的平衡中……务实地处理北京的软弱地位”〔3〕。客观地说，中国选择余地很小。
这一时期，在中苏关系陷入僵局的同时，周恩来又慎重地开展了对美国的外交试探。
一九六七年，他指示外交部干部邓理山利用私人关系与尼克松的私人助理马修·汤姆森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并同宋庆龄会见了马修，希望马修能为中美缓和作些有益的事情。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此一举动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起了积极作用。〔4〕
珍宝岛冲突发生之后，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国际形势座谈会研究世界局势。四位老帅三月份提出《从世界森林看一颗珍宝树》的报告。〔5〕报告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口前还不可能。七月份，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6〕九月十七日，又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中指出：（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二）“苏修虽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轰动了全世界，使美、苏战略思想发生混乱。〔7〕
报告是针对苏联这个主要威胁来加以探讨的，意在分析中苏关系之现状，即苏联对华战争之可能性如何。中美关系是作为对苏联的制衡而提出来的，主要出自于陈毅。陈毅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若干想法是：(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主动重新提出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项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美国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四人座谈会对形势的这些判断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陈毅实际主张在台湾问题的讨论程序上适度灵活。
此前，外交部也就尼克松对华政策进行研究，将其对华政策概括为“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建议，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这说明了中国决策层已基本作出了对美政策应谨慎调整的判断。〔8〕
在对美作出积极姿态的决策方面，法国驻华大使同周恩来的谈话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奉戴高乐指示他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领导人。内容是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颇有研究的外交家。他认为，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这种现实主义观点接近于陈毅的某些相关看法。
七月份，周恩来同美国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话。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误入中国领海被抓获。时值美国准备公开宣布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中国人会不会借此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中国方面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在七月二十一日尼克松即将出国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查明情况后立即释放美方两人。这一交锋，双方没有直接发生接触，都没有丧失各自的尊严。中美之间的气氛暗显缓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针对叶海亚·汗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谈话内容，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对此应予研究。〔9〕五天以后，他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时，特别强调，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这说明，美苏勾结共同对付中国的判断已被否定，周恩来强调了美苏矛盾可以利用。这说明周恩来外交战略已有变化。
到此，对美的大方针已基本确定，这对于整个中国外交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调整。困境中的中国终于走上与美联合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形势逼出来的一种结局，是对苏外交陷入僵局的结果。
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对美外交，周恩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问题进行了重要阐述。他在一九六九年指出，国际共运已进入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联合行动的时期。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到处都在考验各国共产党能否领导革命，还是各国自己锻炼自己，平行进行。〔10〕这种考虑的实质就是要求各国自己照顾自己，努力发展，当然，这有利于消除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巨大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反复阐述了关于对敌斗争策略，他说：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0〕对于美苏联合反华和美国打中国牌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认真研究。中国对于美苏联合反华的担心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最终，中国的对策是以某种方式向美国靠拢，以此来避免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3〕（美）迈克尔·汉德尔著：《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8页。
〔4〕参看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大洋季风：两个世界大国的博奕原则》（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397页。
〔5〕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6〕《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第677页。
〔7〕熊向晖：《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8〕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至今没有发现一份全面研究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作为对苏政策的一个侧面而出台的，因而，对涉及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似缺少长期的系统研究。
〔9〕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0〕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第267页。
三、“乒乓外交”与基辛格秘密访华
1、中美秘密接触和“乒乓外交”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和二月二十日，中美举行了两次大使级会谈。会谈在三个方面开创了新局面。第一，美国首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方式解决，从而结束了在这个问题上持续了十五年的僵局。第二，中国政府也调整了以前所持的立场：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第三，双方都表示希望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1〕（五月份的会谈由于美军入侵柬埔寨而中断，但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悄然传递信息）。
这年二月，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公开表示了对华政策的新意向。他说：“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一九七○年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斯诺夫妇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还拍了照。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曾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此举应被看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但美国方面却没有意识到中国此举的真正含意。或者说，中国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斯诺在美国的地位。十月，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总统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时，尼克松正式请求他们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中国政府了解他想与北京改善关系的真实意愿，说明他有意派出高级官员甚至基辛格去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这时美国会中也有议员想接近中国，尼克松很担心别人会抢在他本人之前访华。十一月，巴基斯坦将此信息转告中国后，周恩来回复说：“如果讨论美国从台湾撤军，尼克松总统或他的代表将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十二月十六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做出反应，接受这个邀请，并同时指出：“美国将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尼克松总统可以到北京来，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总统的身份，我们都欢迎。对美外交一开始，就清楚地显露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密切合作。
罗马尼亚也向中国传递了相同的信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通过罗马尼亚转告华盛顿：“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遗留下来‘最为突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愿意与中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那么美国的特使在北京将受到欢迎。”同时，周恩来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到此为止，中美两国的联系仍然是由第三国充当中介，而始终没有发生直接接触。尼克松本想乘宋子文葬礼搞一次“葬礼外交”，以达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直接接触，实现外交上的进一步突破，但终未成功。而周恩来在四月份却成功导演了一场著名的“乒乓外交”。
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同意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比赛，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3〕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又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政策。于十五日致信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毛阅后批：“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4〕周恩来又于十日和十六日两次接见运动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的私人助理马修·汤姆森给邓理山来信，信中说：
目前我正在为心情急切的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有关中美会谈事宜。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两个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十至十二名职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将去参加。这是贵国自一九六五年以来首次参加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去访问（为了掩人耳目，也可以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到贵国领导人慷慨大方的接见？
我没把这一想法告诉这儿的任何人。这不过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高兴地接受中国的邀请的。
邓理山将此信及报告送交周恩来，周恩来在马修来信上作如下眉批：“这主意非常好，请立即照办。拟邀请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个非洲国家及一个拉美国家的乒乓球队来京，以接待意大利共产党的规格隆重欢迎他们。”〔5〕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美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中方经中央决定同意邀请美方来华。周恩来在四月七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一发布，整个世界关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到电报后立即署上意见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尼克松看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并就此连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进行研究。中国的“乒乓外交”在美国公众中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一夜之间，中国改变了它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暴风骤雨到阳光明媚。突然之间，用共产主义中国这个词都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6〕
四月十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达北京。这是二十多年来头一个美国民间代表团访问北京。他们实际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待遇。有关对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十四日，周恩来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及随团记者。陪同接见的还有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队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对美国客人发表了讲话，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交谈中，美国运动员科恩问周恩来对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最后，周恩来请美国客人转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问候。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都报道了周恩来的谈话。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乒乓外交”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十四日，尼克松总统进一步放松了对贸易和旅行的限制。〔7〕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一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周恩来向美方发出邀请时，次次提出台湾问题。周恩来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