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辛格秘密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发出邀请：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最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悉这一信息极为高兴，除在四月二十九日口头表示同意外，并于五月十七日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转正式答复说：
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交流，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种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还建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最近转来的一系列口信。二十六日，他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毛泽东对该报告表示同意。〔8〕这是中美关系将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根本性标志。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请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周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日。
六月二日，美方接到该信息后非常激动，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破例在晚饭后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在六月四日，尼克松向中国回信表示，感谢欢迎他访华，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须为基辛格的旅行找个借口，建议基辛格于七月九日到北京，十一日离开。基辛格将乘波音七百零七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周恩来同意了该安排。作为积极回应，六月十日，美国政府还公布了对华非战略性贸易货单，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运。〔9〕
基辛格此次出行被取名为“波罗”行动。借用几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探险的故事，意喻基辛格这次中国之行充满着神秘、惊险和重大意义。出发前，为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二日至五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罗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在此期间，七月四日，周恩来将《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批送中央政治局讨论，注明：“以上为我方预拟的初步方案。在会谈中，将坚持原则，相机行事。”为准备基辛格的来访，他还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作出部署。〔10〕
七月十一日，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以腹痛需要休息为借口摆脱了客人和记者，并于次日凌晨在章文晋、唐闻生、王海容等人护送下飞往北京，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叶剑英、黄华、韩叙、冀朝铸等人前往迎接。
周恩来在下午四时半来到钓鱼台会见美国客人。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呢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基辛格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基辛格握手。这是抛弃前嫌的第一步。
双方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议题，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促使他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他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作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就这样，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的会谈，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在基辛格这次访问中，他与周恩来会谈了十七个小时，较之基辛格和其他任何领袖会谈的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他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时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在会谈中，周恩来对基辛格坦率地说：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他强调中美关系首先要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他还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是友好的。
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坚持：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11〕基辛格表示：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到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还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2〕基辛格在此用了外交手腕。
在谈及世界形势时，基辛格向周恩来保证，美国将随时向中国通报美苏会谈中涉及中国利益的内容；周恩来则强调中美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重要性。
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基辛格说美国准备从越南撤走军队，但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并透露他已同黎德寿、春水、阮氏萍进行商谈。周恩来则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和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体面与光荣。〔13〕
周恩来与基辛格还讨论了建立今后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了巴黎，决定由沃尔斯特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双方并初步决定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来华。这些事情办完了之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基辛格，在他断绝与外界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如同七月十日早，周恩来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尼克松堪萨斯城演说〔14〕英文讲稿给基辛格看一样，都反映了周恩来特有的姿态。
美方表示的立场与态度尽管有严重的缺陷和保留，但反映了尼克松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因此，双方迅速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发表一份公告。七月十一日，基辛格循原路秘密返回美国。他对这次密访非常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通过这次秘密访华，基辛格认为周恩来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运用均有过人之处。他说，周恩来总理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同时发表了《公告》。尼克松就此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重要演说，他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谈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15〕
公告念完，全美国都愣了，整个世界也是如此。美国公众将这一公告视为“有望尽快结束美中敌对，有望尽快结束那似乎无尽头的越南战争的宣告”，对此表示兴奋和赞同。
尼克松准备访华的这一消息在苏联、台湾、日本和越南的南、北方都产生了反响。作为一次精心准备好的外交上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它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国家关系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立即见效的。当然，从长远来看，它在以后的岁月中变得更为重要。
中美的这一接近在某些方面加快了全球体系从两极体系改变成三角关系的进程。为中国和美国都带来了机动性。在此之前，苏联同美国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而在事实上又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它成为该时期国际体系中起中枢作用的国家。而中美的接近，则改变了这种态势。美国成了更加复杂体系结构的中枢。中国有了同美国合作来对付苏联的选择余地。美中合作对于苏联大大不利。
面对这一事实，莫斯科对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报以极度冷漠的沉默。他们始终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显著差别、美中长期敌对、越南战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尼克松的反共历史及其他因素等会阻碍中美关系改变。莫斯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由于没有预见到中美之间的这种务实行动，苏联方面也就没有制订一个合适的对策，而且也不能临时应付，所以他们暂缓表态，然后发出一则没有推测这一事件潜在意义的干巴巴的报道。
虽然华盛顿保证支持台湾，但尼克松的对华外交显然预示美台特殊关系即将结束。台湾感到被抛弃了。对于台湾来说，中美的接近必不可免地要导致中国进入联合国，而自己将被驱逐。台湾的沈剑虹“大使”当场对美国发表的公告作出了反应，谴责美国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彩的交易”。还说，“不应该未经磋商，不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
美国对华新政策对于日本人则更是严重打击。日本报纸报道说，这是晴天霹雳，使佐藤政府遭受了强烈冲击和巨大压力。〔16〕他们担心美中关系的发展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会降低日本对于美国的价值，并且削弱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保证。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从越南撤军、美中秘密和解使得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美国的信任。但由于它对美国强烈的依赖心理，只能屈辱地接受这种既成事实并依据美国政策的转变调整其政策。
公报也在亚洲引起了震惊的反应。印度、南朝鲜和几个亲西方国家的半官方人士对尼克松这一行动表示恐惧和沮丧。驻东京的印度外交官们气冲冲地抱怨说：“我们被当作容易受骗的乡下佬而加以利用了。”他们还说，基辛格公开宣布的亚洲之行只不过是去人民中国执行真正使命的一个幌子。印度所忧虑的是，巴基斯坦是否在安排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见中起了关键作用。外交部人士说，如果巴基斯坦起了这种作用，那么美中巴之间可能达成了一项需要密切注视的三方谅解。〔17〕
美联社还报道说，亚洲国家普遍欢迎尼克松访华决定，并预料，尼克松的决定会在中国大陆的邻国中引起新的希望和新的积极性。这些邻国甚至在北京今年四月开始乒乓外交以前就一直设法改善同中国人的关系。许多亚洲的外交官对改善关系的可能表示乐观。〔18〕
【注释】
〔1〕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0.P.217.
〔2〕《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0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2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444页。
〔5〕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大洋季风．两个世界大国的博奕原则》（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397页。
〔6〕Washington Post April 11.1971．转引郝雨凡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71.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
〔9〕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1,P.346.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页。
〔11〕《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468页。
〔12〕《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
〔13〕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载《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4〕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并说“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他承认，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美国遇到了“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它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或者完全占支配地位了”。基辛格此间出行，不知内情，周于会谈中谈及此，基辛格很意外。
〔15〕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1,P.348—349.
〔16〕1971年7月19日《参考消息》。
〔17〕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七月十六日电。
〔18〕美联社东京七月十六日电。
四、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
1、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失败
在尼克松对华缓和的政策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中美之间矛盾与隔阂的根源也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就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对于缓和政策应该认识到，它不是真正地消除敌对，实现和平友好。而只是基于形势和利益的考虑采取的短暂性行为。表面上是温情脉脉，但实质上仍是基于国家利益而进行不断的竞争。尼克松也曾就此坦陈：“我们并不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而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只要我们有一致的利益，我们就必须学会减少不同理想所产生的消极作用。”〔1〕尼克松所说的共同利益，对于中美来说，就是要共同对付苏联，而在中美双边关系上虽然必须作出些友好姿态，但从根本上来说，美台关系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尼克松对华积极政策中所存在的消极因素。在美国总统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又放到了中美关系的面前。从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届联大起，美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从一个本来只需要按照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将其反映于程序上的问题，变成了由谁代表中国交与各国讨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而所谓“重要问题”则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美国借此手法来排斥新中国，维持关台关系。
到了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届联大，美国政府还想在联合国问题上作文章，拉拢台湾、伙同日本阻碍中国取代国民党代表。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这是企图在联合国为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伏笔。八月十七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八月二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要求把所谓“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议程。其中，美国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要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此前，七月十五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政府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联大议程，并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而就在七月十六日，中美两国就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这个美国外交新转变，对于瓦解原美国政策支持者，扩大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阵营无疑是极具关键意义的。时间上如此巧妙的衔接所产生的效果，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似乎有不协调之处。八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唯一的合理的主张。〔2〕
第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从十月十八日开始到二十五日晚结束。其间，阿尔巴尼亚等联合提案国从十八个具名国增加到了二十三国。而美日采取各种手段对所有能施加影响的国家代表作工作，企图推迟表决，但最终失败。二十五日，大会拒绝推迟表决。在表决中美日提案被大会否决，二十三国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由于以上两项提案表决的结果，“双重代表权”提案尚未付诸表决就成了废案。对此结果，基辛格曾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一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反映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潮流的变化和世界人心的向背，严重挫败了美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长期执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敌视政策和其他反华政策。
同时，从中美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联合国扫除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台湾代表占据联合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中美之间的问题只是美国武力占据台湾的问题了。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也促使美国政府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急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2、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周恩来设宴欢迎美国代表团。在祝酒词中，他非常热情地指出，“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3〕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
基辛格此次是来谈判尼克松访华的公报。他交给周恩来一份尼克松批准的公报初稿。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传统格调写就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周恩来对此的初步反应是，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在同毛泽东谈话后，他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提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应”。美方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美国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国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此外，美国还必须同台湾断交。美国目前的初稿是陈词滥调，苏联人才会签这样的公报，但他们既不会认真对待也不会遵守它。〔4〕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基辛格坦陈自己的看法：“我尊重周总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份公报，但这要由周总理决定。”〔4〕表示如果完不成任务，也作好了空手回国的准备。
周恩来当晚提出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立场阐述中方立场，而留下空白由美方阐述其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乍看大惊，但进一步思考时，就承认周恩来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他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而如果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基辛格接受了这个格式，而周恩来也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几句话。双方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反对霸权的那一段，毕竟这是导致中美接近的最根本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表示承认台北和北京都认同的“中国的统一”这一点，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基辛格将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定义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基辛格自认为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比他所说过、做过的任何事情更使周恩来印象深刻，因为按照这个说法，中美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它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公报显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基辛格认为到二月份尼克松访华时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基辛格登机返美之前，周恩来就得知美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但他没有告诉基辛格。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在基辛格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知道了联大表决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他，使他难为情。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华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当晚，周恩来与其交谈到凌晨三点。周恩来的谈话触及中美两国感兴趣的每一个话题，特别详细地谈了越南问题。六日，周恩来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要点是：（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五）中美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这个关键问题采取积极态度。会晤中，他还对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发表评论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须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5〕周恩来的这些低调讲话是想给美方降降温，他不想让美国在宣传上占更大的便宜。
此次来华，美方本希望使用卫星播发电视、图片和电讯号，中国政府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但周恩来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并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让熊向晖转告美方负责人齐格勒：第一，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齐格勒听后很佩服中国人的精明，更佩服中国人处处注意维护国家尊严。
在另一件事情上，美国人也更深刻认识到了周恩来的魅力。黑格曾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黑格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觉得这种观点在美国很典型，中美谈判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美国来保护中国。他觉得应该通过批评黑格的观点使尼克松来华之前就不抱这种想法。为此，他严肃指出，我们反对霸权，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他并出示了几份材料，指出，Viability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对此表示道歉，并表示收回那句话。一月七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结束后回国。
到此，中美会谈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尼克松对他的中国之行非常重视，作了充分准备。邀请了一些了解中国的著名人士给他介绍情况，阅读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6〕记熟不少毛泽东诗词，还学会了用筷子吃饭。当然，对于此次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和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著作摘要等等更是他精心准备的内容。他针对访华之行说，这不是能产生极大乐观和巨大失望的旅程。必须承认，二十年的敌意和没有交流不会通过一星期的会谈就会消除，然而它标志着两国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的一章将开始。现在，新的一章如何书写，可能在本质上要受即将发生的会谈影响。希望新的一章是有更多交流、是以谈判而不是以对抗来记录的，新的一章也应该不存在武装冲突的记录。〔7〕他也避免引起苏联不满。在答记者问时说道：“与苏联进行的是谈判，与中国进行的则是对话。”因为中美进行谈判前必须要进行实质问题的对话。他强调：这些实质问题首先是双边问题。
中国方面，周恩来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周恩来将接待工作总方针确定为：“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8〕在参观、游览等活动安排上，根据客人不同情况做了多种准备，供他们选择。在其他方面，中方也做了安排。例如，对在宴会上要演奏的中关两国乐曲都进行了精心挑选，力求创造适当气氛，取得最佳效果。他还多次与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及毛泽东医疗组成员研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的治疗和会见尼克松问题。
二月十八日，尼克松离开白宫前发表讲话说：“这将是一次和平之旅。当然我们并不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针对此演说，周恩来召开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敌人。他要求新华社的报道要注意这一点。〔9〕
二月二十一日九时，尼克松一行飞抵上海。稍事休息后，由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等陪同，于十一点三十分到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迎接。尼克松到达北京时，特意要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纠正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不同周恩来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以突出他本人的非凡举动。因此，决定在他同周恩来握手之前，不让其他人跟随下机。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当尼克松同他的夫人走下舷梯一半时，周恩来等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也鼓掌相报。在他走到舷梯尽头时，就急忙伸出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握手。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他对自己此举很满意，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欢迎仪式是简朴的，它标志的是这两个国家从敌对走向缓和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午宴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要见尼克松。周恩来当即作了安排。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两个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想信仰各不相同的、最革命的左派和最反动的右派坐到了一起，但会晤却是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及“哲学”时，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立即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当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指出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中国的。尼克松则针对毛的“不过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搞清”一句，指出“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在临结束时，尼克松表示这次会晤对于中美双方都是很不容易的决定，都冒着很大风险，但要善于掌握时机。并说，“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要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在会谈中，尼克松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关心的“大事”是苏联的威胁。
毛建议，虽然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媒体仍不得不继续相互指责，放放空炮，因为两国敌意已深，不可能马上改变，而且台湾问题又尚未解决。在数月以后，基辛格在白宫细心琢磨这次谈话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公报的每一段落，在这次谈话中都有相应的一句。
对于这次会谈，中国政府在几小时之内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中方把这次会见说成是“认真、坦率’夕的。这显然是要表明，毛泽东本人赞许尼克松的访问。苏联方面对此大为不满。一位苏联外交官指出，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见时，中国人称之为“坦率”的交谈；但尼克松会见毛泽东时，中国人却说他们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交谈，这种区别使苏联人感到沮丧。
在此后的一星期里，毛泽东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周恩来便成为会谈的导演。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开始发挥他那使基辛格为之倾倒的品格：他的幽默感，他对每一件事的细致了解，他的坦率，以及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感。
中美会谈分四个层次进行：一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实质问题；三是姬鹏飞与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四是全体会议。公报则由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尼克松参观、游览时商谈。
当晚，周恩来举行盛大国宴欢迎美国客人。在祝酒词中，他对美国客人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说：“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10〕尼克松则在答词中说：“过去的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越过它进行会谈。”并指出：“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民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他表示：“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11〕在双方祝酒后，尼克松听到军乐队演奏周恩来特意为他挑选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对周恩来说：“这是我在一九六九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恩来即举杯说：“为你的下次就职干杯！”〔12〕为此尼克松敬酒时还特意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周恩来在宴会中间曾离席五分钟，审定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和版面。次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八条措词友善的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报道，还在头版登出了三张尼克松的照片（两张同毛在一起，一张同周在一起）。基辛格将这份《人民日报》视为收藏家的珍品。
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了多次实质会谈，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台湾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努力不让这些分歧阻止中美之间刚刚开始的新型关系。在美国军力问题上，尼克松指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可待以后再议外，他认为美国应维持在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存在，并使美军留在太平洋。他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同美国的利益同样大。并说美国必须依据苏联的行动来制订政策，决心不使美国落后苏联，这对中美有共同利益关系。否则美国对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同美国订有条约的各国提供的保护就毫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