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美关系，尼克松坦诚地说，他多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的，但今天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应随之而改变。他指出，中美不应是敌人，虽有分歧，但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双方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各自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他希望实现一种突破，这不仅将有益于美国，而且在以后岁月里有益于世界，他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谈及美日关系，他指出，中国依据自己意识形态和哲学所申明的立场他能理解，但他希望中方能够理解美国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因为如果美国撤出日本，苏联必然会进入。尼克松也自嘲自己似乎是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但他坦诚地指出，“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13〕在苏联问题上，周恩来完全意识到尼克松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并对尼克松表达了他的看法。会谈中避不可免的是台湾问题，对此尼克松申明了他的五项原则：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式回大陆的企图；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他还表示，由于国内政治上的困难，他不能马上放弃台湾，但希望能在第二届任期内完成美中正常化。周恩来当即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当有选择嘛。他还强调指出：“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的（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14〕
在签署公报方面，基辛格觉得中国比美国更迫切需要签署一项公报，一方面可以向中国人民说明尼克松到中国来是对的，另一方面可以给苏联看看中美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例子。因此，他认为要由中方主动一些。而事实上，中方确实为此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作出了很大让步，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周恩来就此曾对乔冠华说：“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极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无法估量的。”二月二十六日公报完成，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
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公报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它所阐释的具体原则和结论，二是它所寻求目标的方向。〔15〕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也认为，尼克松的希望，正是这次加快两国交流的历史性开端，会为建立一种更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作出重大贡献。〔16〕尼克松二月二十八日在马里兰州表明他访华之行背后的主要动机之一，在于阻止给下一代美国人带来的第四次战争。〔17〕
在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他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二十二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做的事情更重要。”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了。”这一句显然有些不妥，周恩来对此默然不语。后来毛泽东曾针对尼克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评论说，是他改变了世界吗？我看首先是世界改变了他。
美方一行人二十八日飞离上海。尼克松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抵达华盛顿时，尼克松一行受到凯旋英雄式的欢迎。二十九日，詹姆斯·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先生极盛之时》。他写道：“他（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树立了一个遵从常识的典范，一个正确外交的典范。”这个观点占了压倒的优势。但也有不以为然者，认为这是“美国外交上招致灾祸的一次冒险”〔18〕。西方新闻界也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说“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毛泽东也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他特意指示为周恩来从上海归来安排一个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
为应付中美接近所产生的国际变动，周恩来送走美国客人后，相继访问朝鲜和越南，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让他们放心。美方此间也迅即向台湾表示，将继续维持其对台承诺。
《上海公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奠定了新的美中关系的基础，向世界表明中美两国都希望结束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敌视，都希望关系正常化。作为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公报对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公报标志着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准战略格局的形成。对作为谋求共同遏制和抵抗苏联威胁的美、中两国来说，上海公报事实上确认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存在，并成功地实现了中美接近。这在三角战略中是极富战略意义的。上海公报的发表，使苏联此后的任何举动都要考虑美中联合的现实，这是上海公报及此前一系列中美接近所具有的最核心意义。
中美的接近，使中国得到了政治和外交上的好处。公报的发表，实质上既消除了来自美方的威胁，又形成联合美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态势，中国的顾虑大大缓解。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访华，也加快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九个月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也对中美会谈表现了高度的清醒，都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良好开端，但关键还要在于以后的行动。尼克松在返回美国后对他的国民说，他此行在杭州留给中国的是一些红木树苗。正如美国人民所知道的由树苗长成森林中的巨人要经过许多年。因此，他也希望他此次访华之行所撒下的和平种子也如同那些在杭州的树苗一样，不要期望即刻得到成果，而要付诸于时间、努力和耐心。周恩来在三月三日也说，此次中美高级会晤，说不上哪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来证明《联合声明》是否有效。〔19〕周恩来的对美外交是在对苏外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中美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才使双方走到了一起。双方走到一起的基础是异常脆弱的，因此，这次对美外交的宣传轰动效应似更强一些。特别表现在美国方面。
【注释】
〔1〕傅红星编著：《周恩来外交风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2〕谢益显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5页。
〔4〕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507页。
〔6〕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10.1972．
〔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05—306.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512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1〕197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12〕张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背景与经过》，载《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14〕郝雨凡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5〕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3.
〔16〕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4.
〔1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5.
〔18〕参看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19〕《周恩来年谱（l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五、中美战略配合的进展
《上海公报》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中美开展进一步交流渠道的建立。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巴黎渠道建立，美方代表为驻巴黎大使阿瑟·K·沃森，中方为黄镇大使，〔1〕到同年十月底，两位大使举行了十四次会谈。除大使级会晤以外，两国还在联合国进行接触。中美商定的第二种密切关系的措施，就是在“同意民间交流至少同官方联系一样重要”〔2〕的共识下大力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与交流。中美贸易的发展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乐观的气氛。美中贸易从一九七一年五百万美元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九亿三千万美元。一九七三年初，华盛顿允许美国公司与北京讨论共同开发中国石油，美国方面也开始对中国出口某些高技术项目，一九七三年五月，北京决定向美国购买大量棉花，七月又决定进一步购买烟草和黄豆，十一月份美国凯劳格公司与中国签订协议，兴建五座化肥工厂。
当然最重要的则是美方不时派遣美国高级官员访华，这对于加强两国关系，尤其是在苏联威胁日渐增大的情势下，对中国更具战略意义。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中美双方原建议会议议程为：关系正常化，当前世界形势；越南战争结束后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未来政策。周恩来认为这样的议程还不够广泛，他提议：“双方感到有兴趣的其他问题也可以讨论嘛。”周恩来所说的其他问题就是在双方首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问题，这是此行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指出，随着战争的结束，为支持美国在那里的行动而部署的军事力量也将撤走。周恩来则说，中国目前无意用武力解放台湾。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上，基辛格认为“双方在讨论问题时的坦率态度就连亲密的盟友之间也是少有的”〔3〕。中国方面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形势，看不出有同苏联妥协而不受其害的任何可能性。中国国策的最起码目标是必须防止任何别的大国同苏联搞在一起，如果能够使这样的国家把自己的力量加到中国方面来，那就更好。在此前提下，周恩来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并行不悖的分析，以后两家就会自动地采取适当行动，反之如果双方作不出那种分析，那么口头上的保证也就没有丝毫意义。基于此，周恩来和基辛格花了很长时间建立信任、解释相互立场、建立交流渠道。〔4〕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常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像我们双方那样谈得如此深，如此坦率，而正是这种开诚相见态度才是我们弥合不同观点的最可靠保证。”〔5〕周恩来问了他所关切的事情：在亚洲美国是否也打算强调遏制方针？还是企图通过让两个共产党大国斗得两败俱伤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如今越战已经结束，美国是否准备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西方打算有意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即鼓励或者至少默许它威胁中国？
美方指出：美国对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将始终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坚定的观点，这些利益包括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假如苏联打垮中国，对世界均势的灾难性打击决不会小于苏联征服欧洲的后果。而一旦这种事件发生，日本、西欧必会与美疏远，东南亚也将随大流走，中东、南亚、非洲以至美洲的激进势力将得势。美国根本不可能希望鼓励苏联进攻中国。而且“我们除了帮助中国抵抗之外别无他途”〔6〕。这些话证明了前述四位老帅报告观点的正确性。
基辛格分析苏联的动机在理论上有两种，其一是缓和，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朝着第二种可能性发展，即苏联决定采取比较灵活的战略以达到下列目的：通过散布和平幻想来麻痹西欧；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克服苏联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制造缓和空气的办法来阻挠美国维持其军事实力；把不受这种缓和政策所欺骗的敌人（中国）孤立起来。
在美苏谈判方面，美方认为尽管中国有保留意见，美国还是要设法与苏联谈判，因为这符合共同利益。基辛格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事先会向北京打招呼；美国将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美国绝不搞针对中国的协定。他并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准备同苏联搞的三类协定。周恩来在谈话中希望美国带头组织一个反苏同盟，从日本到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连成一条线。他对同苏联谈判的意见表示鄙夷，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同苏谈判只能导致混乱。不管美方如何动作，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揭露苏联的动机，从而提供联合抗苏的构想。
谈到世界形势时，中国对日本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尽管周恩来口头上依旧讲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实际上已把日本看作盟友。周恩来承认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使日本获得了不可缺少的安全感。他提请基辛格注意北京停止了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攻击，并且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日保持最密切的合作。
在西欧形势方面，围绕如何遏制苏联的问题，双方见解完全相同。周恩来敦促美方要认清事情的轻重，力劝美国切勿让大西洋两岸的贸易纠葛妨碍抗苏的防务合作。他提意见说，美国对欧洲政策应明智一些，要分清形式和实质，分清正确的独立主张和不可靠的顺从态度。周恩来还强调美国要正确看待法国，无论法国的做法有时多么令人不快，但我们决不应该忘记，一个强大的法国还能牵制德国不被莫斯科拉过去。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针对基辛格建议让朗诺政府的一名代表与西哈努克的首相宾努立即会晤．，就联合政府的构成问题进行谈判的想法，周恩来答应转告有关方面，与有关方面协商后再同美国联系。基辛格对此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次表示想在印度支那和平谈判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他看来，美中双方在柬埔寨的利益近乎平行。对于美国来说，要求河内遵守巴黎协定，主要是因为这有关美国的信誉；对于中国来说，这涉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涉及在它的南部边境上将崛起一个武装精良的强国，该国拥有五千万人口和一批与苏联结盟的头脑狂热的领导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柬埔寨是在印度支那起关键作用的国家，因此，周恩来所关心的，倒不是红色高棉的胜利，而更多的是如何设计一种结构来确保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对于中美共同的难题，即如何能使柬埔寨免于内部纷争，基辛格认为应以美国暂缓撤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互设联络处问题。周恩来决心在事实上向前走一大步，使中国和美国建立起事实上的外交关系。据一位观察家评论，周恩来所设想的联络处“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联络处官员享有外交特权，他们可以使用密码通讯。双方联络处主任享有大使待遇，可以办理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交涉。基辛格对此评价说，双方对维持世界均势的共同关切态度要求彼此之间建立经常而密切的政治接触，可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争端却妨碍双方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现在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虽然台湾问题的原则仍然不变，但现在中美双方一跃而建立了大多数与北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比不上的那种密切的政治关系。设立联络处是周恩来在对美关系上的一种灵活处理，因为当时美国并没有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
基辛格此次访华还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谈话要点包括：希望中美关系在他有生之年确定下来；中美关系要有远眼光，不要耍小手腕；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意识形态上有时也要演演戏，这样有助于得到国内的支持，但不要假戏真演；苏联威胁日大，美国不要上假缓和的当。美国能在世界事务中起带头作用最符合共同利益，美国应加强与盟国的合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指出：
双方回顾了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问题。他们再次确认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承诺。他们认为这一时期取得的进展有益于两国人民。
双方一致认为：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到来。为此目的，他们将扩大各个领域的联系。他们一致同意一个同科学、文化和其他交流一样的扩大贸易的具体方案。
为加快此过程和增进交流，双方同意不久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细节将通过已存在的渠道制订。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将为缓和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7〕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从五月一日起美国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其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为资深外交家布鲁斯，成员中有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一人。尼克松在谈到关于任命布鲁斯的原因时指出，除了布鲁斯地位高和经验丰富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表示他保证对华政策连续性意图。他指出：“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更长旅程的开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存在分歧，但世界上多数国家和美国能基于他们对于太平洋和世界的和平和更好关系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工作，在最深层意义上，这也是我们两党的共同事业。布鲁斯先生，正如你们所知，他一直没有投入政党政治，是一个独立人士。他已经一视同仁地为四位总统工作过，对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总统都一样。我们相信任命他为联络处主任能够表明我们希望这个开端能在未来继续，无论总统是由民主党还是由共和党担任。当然，我不对我离任时发生什么作任何展望。”〔8〕
与此相应，中国则任命一位级别最高的大使―前驻法大使黄镇为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联络处的建立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和沟通进一步改善。
联络处建立后，中国方面期待着尼克松履行他在一九七二年作出的承诺，即在他的第二任内完成关系正常化。中国已经准备好，就具体条件与美国人进行认真的谈判。一九七三年三月，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署后，周恩来明确向美国客人传递他对双方加快建交协议的理解。四月，北京停止炮击金门和马祖，尼克松似乎也很乐观，在五月份接见黄镇时表示，他希望能第二次访问北京。消息传回中国后不久，黄华向基辛格传递毛泽东的邀请，邀请尼克松在“合适的时候”再来北京。中国领导人准备迎接中美建交的最后到来。周恩来在党内谈话时指出，当前美国方面对前景也感到满意。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罗杰斯在谈论中美关系时提到中国人很友好，他们已经控制关于美国的评论。他说，美方也在对自己的评论进行控制。
美国发生水门事件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基辛格以国务卿的身份再次访华。这是一次更具重要意义的会谈。中心内容是周恩来与基辛格详细回顾国际形势，内容涉及美国对苏战略、欧洲问题、印支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等。
十二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毛泽东很关心美国国内的局势。他认为没有理由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基辛格后来指出，“水门事件”使毛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9〕
在苏联问题上，毛泽东暗示美苏可能有秘密安排，基辛格再次保证美苏之间不存在交易。毛泽东还针对苏联分析指出，苏联摊子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他指出，苏联无法先进来，“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遏制苏联是必要的。毛泽东还提醒美方“苏联欺软怕硬”，希望美国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在欧洲问题和日本问题上，毛泽东仍然希望美国同他们搞好关系。在中东问题上，他欢迎美国把苏联置于困难境地，使苏联无法控制中东，并敦促美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力量。
毛泽东似乎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上来谈的。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10〕。毛泽东就台湾问题还指出，他不相信和平过渡。但“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毛泽东的这番话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1〕公报表明中美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公报把共同反对霸权的范围从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所说的“亚洲一太平洋地区”扩大到全球。为此目的，确认两国有必要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加以磋商，〔12〕双方将加强交流，增加贸易，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周恩来还加了一句话：“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特别提请基辛格对此注意。他特别警惕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阴谋。
这次会谈是极富建设性的一次会谈，周恩来评价为“有远见”的会谈。不仅所谈内容重要，而且从会谈的时间以及中国新闻报刊等的安排来看，都似乎是精心营造的一次重要会谈。周恩来把它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相提并论，并认为是取得巨大成就的起点。基辛格后来也写道，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结束时，有一种由于新方针已经确定而充满希望的感觉。但实际结果并未如中美领导人所期望的那样美好。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周恩来因权力受限以及重病被迫退出外交活动，连同其他一些政策因素和国内因素的阻力使得中美关系从一九七四年起开始进入了一个停滞期。这再次充分证明，中美之间战略配合的基础是极为脆弱的。任何过分的乐观都是天真的。因为双边关系中存在着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方面对苏联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严重，这也是中美接近的最直接原因。希望将来能有确凿的档案材料证明中国估计之正确。
【注释】
〔1〕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18.
〔2〕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P.322.
〔3〕基辛格著：《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4〕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3,P.53.
〔5〕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6〕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7〕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3,P.52—53.
〔8〕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3,P.86—87.
〔9〕基辛格著：《动乱年代》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10〕参看基辛格著：《动乱年代》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11〕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3,P.535—537.
〔12〕《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