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关系之停滞
1、佐藤内阁言行不一的对华政策
佐藤荣作出任首相前，对华姿态是积极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晴海举办后不久，身兼科技厅、北海道开发长官的佐藤曾委托久野忠治与赴日的南汉宸联系会面。五月十八日，双方秘密会见，佐藤表示“有希望按照政经不可分离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并对通产相无勇气参观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颇不以为然，说“如果我是通产相就一定出席”。九月，佐藤又委托赴华的久野带口信，表示“要同周总理会见，以加深日中友好”。〔1〕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佐藤荣作内阁组成。当日，佐藤荣作发表《告国民书》，在对外方面表示要“制定以日韩问题——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面同欧美各先进国家合作，一面争取解决南北问题”，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并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2〕次日，佐藤会见记者，表明将“继承池田路线”，认为日本“对世界政治积极地发言”，是“‘自主外交’的一个大问题”，强调“日韩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是佐藤内阁的一大使命气指出，“日本同国府有外交关系，解决这个问题是特别困难的”，暗示不能受制于蒋介石在战败初期对日本的善意，“光靠感情”来处理日蒋关系，认为“两个中国论”是“干涉内政”；〔3〕在标楞‘自主外交’夕的旗号下，提出积极的对华方针。同时，佐藤指示外务省，“把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对亚洲推行自主外交”，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核试验和如何处理我国的安全保障问题”，尽快制定新的外交政策。〔3〕总之，佐藤内阁成立之初即展示了自主外交和高度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特色。
口头上信誓旦旦，但事实上，佐藤荣作并没有前进一步，相反是大大地倒退，使已经有改善的日中关系又处于紧张状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佐藤政府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二十一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谈话指出，“中国方面派出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应邀赴日，是加强中日友好的一个重大步骤”，日本拒绝我代表团入境，“这是新上台的佐藤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要求“佐藤政府撤消这一无理措施”，强调“佐藤政府如果坚持这一无理措施，是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后果的”〔1〕。同日，佐藤在国会发表演说时，也抛开了先前的承诺，谈到对华方针时，他说：“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规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4〕并强调即使中国进行了核试验，“也不想改变上述基本方针”。但是，鉴于中国问题日益重要，今后“将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慎重而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1〕。外相椎名也明确表示，反对从联合国驱逐蒋帮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务省声明，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邀请非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代表旁听大会辩论的建议，以防止支持中国的成员国扩大发言权。
一九六五年一月，佐藤访美与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对华方针应“密切合作”，攻击中国“威胁亚洲和平”，推行“美日韩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并表示要坚持与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正规外交关系”,“对中共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并补充说，“我们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甚至比美国更加感到不安……。日本充分理解美国所采取的防止中国在其接壤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并赞同这一政策”〔5〕。二月十五日，佐藤内阁又以“吉田书简”为借口，不履行中日签订的贸易合同，并把即将签订的合同搞垮，却向台湾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政府贷款。同月，其防卫厅的“三矢研究”在国会被揭露。它是在美军指挥下，日美联合与朝鲜、中国、苏联交战的作战计划；是日本自卫队为牵制中国，假设在台湾进行作战，并配合美军出兵朝鲜、库页岛、千岛的计划。这些都表明佐藤政府已完全抛弃了其先前的许诺，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一九六七年佐藤敌视中国的言行进一步升级。九月，他仿效岸信介出访台湾。十一月，佐藤又同意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日本港口。同月，佐藤与约翰逊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明其外交目的是“关注中共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事实”，极力设法使“亚洲各国不受来自中共威胁的影响”，为此而促进“自由国家”的“相互合作”，保持亚洲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6〕
进而，佐藤内阁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国会上都提出修改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学校法草案两个法案，以此来阻挠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佐藤与尼克松发表联合公报，其要点是：（一）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二）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7〕同月，佐藤决定给予台湾第二次政府贷款，并由岸信介等访问台北，召开“日华协力委员会”，联合声明“为实现中国本土的共产政权土崩瓦解，需要亚洲各国共同努力而完成”。这是用牺牲日中关系来换取日美关系的密切化，这些言行严重破坏了有所改善的中日关系。
2、周恩来的反应
对中日关系高度重视的中国政府，在佐藤言行不一且接连反华的情况下，也进行了有策略的迅速反应。一九六四年，彭真代表团遭拒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重大举动》、《不知时势的佐藤政府》和《佐藤荣作的白日梦》等文章，痛斥佐藤政府前后言行不一，历数佐藤内阁拒绝彭真入境、攻击中国核试验、公然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台湾归属未定论”等错误言行。指出，佐藤外交的核心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预言其结局不会比吉田茂、岸信介的不光彩下台好多少。〔8〕评论指出，佐藤之所以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说什么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是阴谋攫取台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岸信介就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佐藤政府一开张，就走岸信介的老路”，真是兄规弟循。
针对《吉田书简》事件，《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发表评论指出，“吉田信件”已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重大的阴影，特别是在发展中日贸易的道路上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因此，如果要改善中日关系，发展中日贸易，首先要撤回“吉田信件”，用行动来证明诚意，否则佐藤内阁必须对中日贸易负责。二月十五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高琦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废除和日本东洋机械公司签订的进口化肥成套设备的合同；四月六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日方驻北京代表，废除同日立造船公司的向中国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在雅加达由苏加诺举行的午宴，经苏加诺斡旋，日本代表川岛正次郎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严正指出：日本不应该支持台湾当局，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介入就是干涉中国内政。〔9〕周恩来一一驳斥了日本对中国的各种诬蔑，同时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意见：还要看一看今后发展如何；日本政府同台湾友好，敌视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批评；对中、日关系还寄予希望不是绝望。五月六日，廖承志办事处通知日方驻北京代表，废除与大日本纺绩会社签订的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伦成套设备的合同。同年十月二日，廖承志就《吉田书简》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如果佐藤首相不在国会等公开场合亲自宣布《吉田书简》无效，中国是不能谅解的。”〔10〕
针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连日刊发了谴责《日美联合声明》的社论、新华社的报道、周恩来在宴会上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战士的讲话等等。〔11〕鉴于日本积极组织策划“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和“日韩台联合委员会”，甚至发表“反攻大陆”的联合声明。一九七○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四月上旬，周恩来飞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四月七日发表中朝联合公报对日本进行了强烈谴责。四月下旬，周恩来在中越边境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谈，加强了中国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11〕同时，日本国际贸易协会等七团体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中备忘录事务所代表和中日备忘录事务所代表也于四月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先后发表会谈公报，指出，要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须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作斗争。双方肯定一九六九年会谈公报的诸原则是发展双方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继续遵守这些原则。双方激烈抨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方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已经成为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严峻现实。双方再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双方认为佐藤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12〕四月十五日、十九日，周恩来分别会见日中友好贸易代表团和松村访华团。提出“中日贸易四条件”，即与以下四类制造商或公司企业不进行贸易往来：（一）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或支持朴正熙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二）在台湾或南朝鲜拥有巨额投资；（三）向美国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侵略提供武器弹药；（四）在日本的日美合资企业及美国的子公司。〔12〕这就是中国对日贸易的四项条件。这一方针的提出，迫使日本企业必须迅速作出自己的抉择。日立造船厂、新日铁、东洋工业、富士银行等都表示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条件，接着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转向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宣告，《吉田书简》有效期一年已经过期。现在可以不受其约束，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使用输出入银行。一九七一年，宫泽通产相又决定大幅度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项目，中日有识之士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综上所述，对于佐藤内阁反华政策，中国政府一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局面而采取了一定忍让的态度，作了一些友好的争取工作。在“文革”期间能够作到这一点，是与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接着，周恩来声言，不以佐藤为谈判对手。实质上，是认识到先从日本着手打开外交新局面已行不通。面对着渐渐出现的中美接近，周恩来决定，撇开日本，先取美国。
【注释】
〔1〕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2〕1964年11月9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3〕1964年11月10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4〕吴学文主编：《日本外交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5〕《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6〕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7〕《日中友好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3页。
〔8〕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9〕冈本文夫：《佐藤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0页。
〔10〕《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11〕《周恩来和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12〕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二、中美关系的新局面对日本的冲击
1、“尼克松冲击”与佐藤下台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同时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对于佐藤内阁来说，不舍晴天霹雳。根据一九七○年十月佐藤——尼克松会谈商定的日美之间对待中国问题“紧密联系协商”的原则，尼克松秘遣基辛格访华本应事先知会日本。但尼克松基于秘密外交的考虑以及日美关系上的问题而高度保密。只是在正式发表电视演说前三分钟，才使佐藤内阁通过驻美大使牛场信彦获得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消息。这一超越日本政府的“越顶外交”给佐藤内阁和整个日本造成强烈冲击。
直到当天下午，佐藤政府方发表毫无内容的一般声明。自民党内充满屈辱、失落的情绪。佐藤本人更是惊慌失措。面对记者的尖锐发问，他忽而故做镇静，承认美国的行动“实在是出乎意料”，忽而又高声大笑，称尼克松此举干得“漂亮”〔1〕一副精神崩溃者的窘状。
日本朝野震动，消息传遍日本列岛。广播、电视台从中午到深夜争相安排了专题节目，取消了原定的节目。各政党头目、专家学者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日本各大报晚刊全是用头版通栏标题报道这一消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还用第二三版整版刊登了有关报道。《日本经济新闻》说，政府、自民党受到“巨大冲击”，“美中接近比预想来得迅疾”。日本外交当局，过去一直“信赖美国，否定会越过日本头上而美中接近”，但现在却出现这种情况，产生了“相当大的动摇”。《读卖新闻》则认为，尼克松访华消息的发表，“动摇了日本的保守政权迄今的对华政策的根本”，“给佐藤内阁和自民党以强烈的冲击”，“由此，政府和执政党内外有一种强烈看法，认为这暴露了迄今的对华政策、保守外交和佐藤整个外交的破产，痛击了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政府）处于或者是大幅度修正其政策基调，或者作为政府的政治责任问题来收拾局面的严重的选择”。“中国问题今后必然成为我国的最大政治问题，出现巨大的浪潮”。《每日新闻》更进一步指出，“对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具体化，（日）政府显出不小的惊异”。政府首脑“非常紧张”，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产生迄今无可比拟的影响”。“今后，自民党内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势力和在野党必将群起围攻政府，佐藤内阁将陷入严重的困境”〔2〕
对于近二十年来为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境地而与美国全心全意地进行合作的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确实犹如一颗炸弹。围绕着中日问题的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使过分对美协调、依靠国内右派的佐藤内阁的基础从根本上崩溃。一方面在野党在中国问题上展开攻势，在即将举行的国会会议上，以社会党和公明党为中心的各在野党打算以十九日的代表质询会为开端，迫使佐藤内阁改变对华对策。另一方面，在执政党内部主张打破过去的框框而实现自民党的转变的动向也开始高涨起来。日本商人，甚至连赞成中国国民党的保守的日本商人，听到这个公告后也发表讲话说，日本没有什么抉择了，只有改善它同北京的关系。〔3〕
然而，日本内阁的反应太欠灵活了。十六日下午，临时代理外相木村就此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说：“我国根据如果互相理解国际环境的现实和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场，那么就有可能推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这样一种想法，为各国的接触开方便之门。这是日本政府的态度。因此，如果对方（中国政府）有这种愿望的话，那么，政府准备在双方都接受的任何场所，举行政府间的接触。”〔4〕二十日，他又在众院外委会上回答执政党部分议员和在野党追问时，反复抽象地答辩说：欢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赞成阻挠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办法。佐藤本人仍旧踌躇不前，说“不能那样迅速改变”。〔5〕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如果过去的问题得到中国谅解，他准备同中国会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6〕从这些言论几乎看不出日本政府对剧变的国际形势作出敏锐的反应的姿态。
一九七一年八月，松村谦三逝世。王国权前去吊唁，被佐藤圈内人物保利茂、爱知揆一、木村俊夫等视为促成双方会谈的契机。建议佐藤抓住时机，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有所作为，以归还冲绳和日中建交等两大功绩体面引退。佐藤心情复杂，虽派出官房长官竹下登前往迎接王国权，并在松村葬礼上主动与王两次握手，并请代转向周总理的问候。但始终未跨出关键的一步，果断废约复交。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采取两手政策，一面顽固地坚持对华的基本政策，一面耍新花招。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如坐针毡的佐藤内阁，借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访华之机，向周恩来递交一封信，这就是由佐藤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起草的著名的“保利书简”。信中表示，日本政府已决定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周恩来拒绝接受该信并予以批驳。他指出，该信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唯一”二字；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并重申，中日复交的条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日台条约必须废除。周恩来还指出：佐藤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他是在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之后才表示访华的，中国不能接待他。关于所传日本要派一个“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除此之外，佐藤还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会谈的议题可以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日政府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一九七二年，佐藤在施政演说中提到改善日中关系是当务之急，并设法将这一意图转告中国。据说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曾经将佐藤的报告抄件交给中国驻巴大使以示要求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寻求谅解的途径。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挽回他们将下台的命运，一个走向末日的首相对其他国家是没有吸引力的，更何况佐藤在执政的长时期内，反华行径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对他不信任也是很自然的。〔7〕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日本继续伙同美国提出阻挠驱逐蒋帮的“反重要事项”提案。十月二十五日，美日等二十二国的“反重要事项”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国民党当局的提案终于获得二/三以上的赞成票顺利通过。消息传到日本，佐藤内阁即痛遭指责。当天的《朝日新闻》晚刊发了这样一条报道：闻听此讯的佐藤“涨红着脸，嘴角撇成八字”,“像被灌了苦汤似的，左肘戳在沙发上纹丝不动，望天发呆”。对于日本内阁如此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的作法，十一月至十二月，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及其理事会两次发表声明，抗议佐藤内阁“无视国际形势的变化”，只顾亲美反华，招致“日本陷入国际孤立”，“在联合国重大失态”，要求追究其责任。〔8〕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公报》中宣布，赞成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再次使佐藤陷入极其狼狈的被动境地。佐藤苦不堪言，在内政外交接连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只得在声名狼藉中辞职。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佐藤辞职。其讲话表明，他有一颗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所有的人都像草木随风似的倒向中国大陆”,“但我的心情却怎么也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他强调说：“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即所说的同国民政府之间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表明，在佐藤的思想里仍然顽固地坚持“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也曾想无论如何要同中国恢复邦交，谋求正常化”,“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同国民政府的友善关系将以怎样的形式继承下来，则另当别论。但是，我认为要把这一点放在脑子里”〔9〕。《人民日报》以“佐藤荣作下台”为题对此给予报道，认为“佐藤的内外政策十分不得人心。佐藤正是在日本人民和朝野人士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下台的”〔10〕。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表明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五月十五日，他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一次访华团时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关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周恩来说，这个问题还要专门研究，我还没有考虑具体实施步骤。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11〕
2、田中角荣新内阁及其对华政策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七日，组成田中内阁。
当选总裁的当天，田中强调“时机已经成熟”，“要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具体措施将同新外相和外务省磋商，“结论由我作出”〔12〕七日，田中在首届内阁会议上说：“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13〕七月十九日，田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我认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有的话，用这一句话来表达就足够了”〔14〕。大平正芳就任外相时也发表谈话指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到日中两国邦交完全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15〕这些都验证着田中当选前曾许下的“如果当选，就致力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的承诺。鉴于中美关系的进展，美国对日本外交的限制也在松弛，田中内阁自主外交的空间因而扩大。这正如新外相大平正芳所指出的：“美国顾不上日本了。日本也要提高自主性，这是必要的。”〔16〕田中内阁认为，为了日本的安全，也必须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他就此指出：“日本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的三十八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纠纷，否则就无远东的和平，也无日本的和平。因此，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17〕一九八四年，日本《宝石》月刊第十一期发表了田中的一篇回忆录。题为《日中的课题是“信赖”与两国国民的“自由往来”》，记述了当年他果断推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考虑：
（一）鉴于日中关系对日本内政有重大影响。“我为何那么急于恢复日中邦交呢？因为我认为中国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重要部分。”“我国这一百多年的政治经常与中国具有很深的关系。日本政治根子上的问题，总不断地是中国问题，即使说撇开中国问题便难以考虑日本政治也不过分。”田中还认为，他要坐稳江山，不蹈佐藤之覆辙，就必须当机立断，扫除一切障碍，恢复日中邦交。
（二）鉴于日本要反省历史，结束过去，开创未来。“日本对中国，特别是日中战争时期造成了巨大损害。至少也要尽早对给予的这种损害做一个结论。”“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苏联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残留在大陆的日本人赶到西伯利亚，没吃没喝地强迫劳动，逼死了许多同胞。对这一事实的愤慨，形成难以抹掉的反苏感情，留存在人们的心中。”“而另一方面，中国则付出了比这大几百倍的牺牲。这是日本造成的损害。正因我十分理解日本人的反苏感情，所以认为对中国也不能装糊涂。”田中指出，“正因为给中国添了麻烦的是日本，所以首先应由日本前去访问。能否正常化则是第二位的”，“这是上天赐予成为总理大臣的自己的使命”
（三）鉴于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亚洲稳定的重要性。田中认为，日中两国是彼此无法搬家的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只有和邻国形成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关系，才能相得益彰”。一九七二年一月，田中访美时曾指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以美国的介入为轴心而得到确保的。但维持现状的话，美国只能增加防务负担，却极难进行遏制。”“如果能同在世界四十三亿人口中占九亿的中国合作，将对确保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做出巨大贡献。”他指出：“日中问题是思考今后世界和平、亚洲稳定与繁荣时所绝对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是迟早要解决的话，还是早日解决为好。”他主张，“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与日中邦交正常化两者必须并立”，日、美、中加深交流，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四）鉴于中国将发展，日中关系前途远大。田中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经历千万年古代黄河文明时代高等文化积累的中国，不会成为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日中建立良好关系，前景广阔。”〔18〕田中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体认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并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他表示“人生一世，花开一度”，着手加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所说日美安全条约与日中邦交正常化二者并重，是难以实现的，也不是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其中有强烈的临时性轰动效应之考虑。
【注释】
〔1〕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2〕1971年7月19日《参考消息》。
〔3〕参看合众国际社东京7月16日电。
〔4〕共同社东京7月20日电。
〔5〕参看共同社东京7月16日电。
〔6〕参看路透社东京7月21日电。
〔7〕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8〕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9〕新华社1972年6月20日讯。
〔10〕197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526页。
〔12〕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5日电讯。
〔13〕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7日电讯。
〔14〕参看共同社东京1972年7月19日电讯。
〔15〕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16〕新华社东京1971年7月8日电讯。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18〕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453页。
三、日本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田中内阁的声明，在日本得到各党派、团体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同时在中国也得到了反应。七月九日晚，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谈到田中组阁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1〕田中内阁进而在七月十日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发表政府意见认为：“日本政府表现在日中关系正常化方面的热情充分为中国方面所理解，是桩好事情。政府认为，目前日中政府间进行接触的时机正在成熟。因此，今后打算由政府负责稳步地采取具体措施，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2〕七月十六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指出：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反对苏联。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周恩来还谈到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及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协（正统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总评、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等友好团体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努力，推动了日本政府，请佐佐木更三转达中方的谢意。七月十八日，田中以答复在野党所提问题的形式拟定了“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姿态”，内容如下：一、关于战前和战时一个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麻烦，认为应该虔诚地反省；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有关关系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作出基本认识，政府能够充分理解；三、打算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3〕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以信使身份担起了日本的基辛格的角色。来华前，他根据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晤谈情况，整理了一份包括十几项内容的所谓田中政府对恢复日中邦交态度的记录。其中，日方提出交涉的问题有三：第一，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本与台湾和平条约，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因此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必要再提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假如中方坚持要提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可采取由中国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的方式，第二，复交三原则分开的问题。（一）中方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理解并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三）“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这一条日本表示比较难办。日方提出，复交三原则的前两条可写进联合声明，第三条的内容日本政府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第三是，日方提出在联合声明前增加一段前言的问题。〔4〕在北京期间，竹入与周恩来、廖承志进行了多次会谈。日方认为很棘手的问题在会谈中出乎意外的为中国全部接受。中方同意日本的建议，由日本政府以适当方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也同意联合声明增加一段前言。但在“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要写在一起”上僵持不下，只好留待田中访华时解决。周恩来最后拿出的中国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这充分表明了中方的让步与诚意。竹入返回日本后，将赴华一行的材料交给了田中角荣，这就是著名的《竹入笔记》。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按照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即会见日本各方面的友人，推动形势向前发展，孙平化、肖向前于七月二十二日在日本，与大平会谈时转达了周恩来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周总理认为，如果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能到北京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举行直接会谈，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起来，更加欢迎。”〔5〕大平回答说：“对田中首相和我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都是我们豁出政治生命要搞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政治日程之后，再考虑访华的日期。”竹入返回日本后，大平向孙、肖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谈消息传到中国后，八月十二日，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十五日，田中会见孙、肖，表示已决定访华，但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此后，按照周恩来“很有必要，这是政治”的批示，孙平化等从日本飞抵上海。这次航行开辟了战后日本民用飞机直飞中国的航道，也是为田中首相访华直飞北京的试航。
八月三十一日，桥本课长一行作为先遣到达中国，对日程及礼宾安排等细节与中方协商妥当。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北京、东京同时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6〕这可说是继尼克松访华后又一爆炸性新闻，但早已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
在日台关系的准备方面，大平正芳外相在七月二十五日回答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虽然日华之间不可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却希望维持与台湾在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关系。田中并派椎名特使赴台安抚。蒋经国驳斥了日本的政策，但似乎“台湾方面并不希望日台关系破裂。双方却有这样的意图：即想要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走完这段必由之路”〔7〕。田中亦安抚自民党内的台湾帮，并表示了坚决的对台友好态度。据说田中曾对大平外相说：“大平君，我们做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样。反正人是要死的，要死就一块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大平外相也同样做好了精神准备。他曾对相熟的记者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会被反对势力所杀掉，但愿老天助我一臂之力，令我谈判成功。”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大前提下，中日关系作为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使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环节，显然会起到积极作用，所以美国也对此表示欢迎。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日美首脑会谈时，双方一方面强调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指出：“（美国）总统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意义深远的第一步。同时希望，（日本）总理大臣不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会有助于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8〕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毕。大平外相对田中说：“中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已经摸清，现在就等干了，你过去是说一不二的，那么让我们下决心大干一场吧。”田中立刻答到：“人生一世，花开一度，干吧！”〔9〕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一行访问北京。临行前，田中对女儿说：“不错，爸爸确实跟你约好的，要带你看看全世界，以往确实这样做了，但这一回访问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好像一块厚窗帘的那一边，那里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我也没有准确的信息。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我的访华之行。我是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下毒、打黑枪的情况下动身访华的。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论出了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要慌乱，要毅然按正确的判断行事。”田中还信心十足地展望：“总会有这么一天，日中两国的人们，能够面带笑容自由往来。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爸爸豁上一命动身去北京了！”〔10〕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田中首相一行飞抵中国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当天下午三时半，双方进行了首次会谈。双方先阐述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想法，一致表示，要通过谈判，一气呵成，一举恢复邦交。由于日本对于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改取宽容态度这一点还没有充分认识，所以田中首相阐明日方的保留态度。周恩来很大度地回答说：“这不成问题。”并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的好坏，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千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你们坚持这个条约是可以理解的。”〔6〕他还高度评价了田中首相上台以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次讲话。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田中欣然同意：“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第二天，周恩来会见田中时对答词中“添了麻烦”的提法表示了反对。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添麻烦”来表示，就像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太轻描淡写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田中解释说，在日文里那样的表达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这个表达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二十六日，中日举行会谈。日本方面提出：结束战争状态和战争赔偿问题，已在日台条约中解决，联合声明中不应再用这类词句。“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点日本也不能同意，因为这个条约是经过正式手续缔结的，日本政府不能说缔约本身是无效的。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方表述，日本也不能完全赞同、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并说，联合声明的正文写上“日本政府理解并尊重日中复交三原则”是不合适的。这是日本条约局长高岛益郎依据条约理论阐释的日方立场，很显然较之竹入义胜来华时的态度大有倒退。对此，周恩来在与田中会谈时以严厉的态度谴责了日本的倒退作法。他说：“高岛条约局长是为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实质性地指出了中日双方邦交正常化的性质，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周恩来还就战争赔偿问题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指出，高岛所说日台条约已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不正确的。你们签订那个条约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众所周知，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拥有战争赔偿的要求权。我们放弃战争赔偿，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种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11〕但在对日本的做法批评之后，经过周恩来与大平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周恩来将“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本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另外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在联合声明里”的意见。周恩来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增加反对霸权条款，答应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对于以完善对苏战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对日政策的大目标已经很令人满意，也应该给田中一份“人情”。不过，中方也提出两点要求：（一）“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求联合声明前言后半段提一笔”。（二）“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力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意见”。大平正芳外相借鉴草签《日韩联合公报》的类似经验，将上述两条，最后定成为：（l）“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战争赔偿要求”。〔12〕二十八日凌晨，终于完成联合声明的全文。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一致同意于九月二十九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为表示中国方面的诚意和决心，周恩来书写“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赠给田中，他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田中也书写了日本古训“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恩来。二十九日上午，中日两国在中日政府建交联合声明上签字。仪式结束后，根据约定，由大平正芳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庄严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作为对联合声明中日方立场的重要补充并实现对中国的承诺，大平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宣告废除日台条约。他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3〕这一讲话内容于当天也传达给东京的法眼外务次官以及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等，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即日发表对日断交宣言。自一九五二年以来一直持续的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在二十年后结束。虽然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涉及继续保持日台业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但是周恩来已悄悄地承认这一点。大平发表对台断交宣言后，日台之间仅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关系。后来，大平曾说：“在那个时候，那是唯一的选择。”他的话中蕴含着这样的意味：（一）国内外要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非常强烈；（二）虽然当时“四人帮”掌握着大权，但是周恩来在毛泽东同意的条件下，希望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周的这种迫切性在他一系列对日态度中也多有体现；（三）通过椎名特使访台，最终促使台湾被迫重视维持业务关系，表现出现实的态度。〔14〕九月三十日清晨，田中一行回国，周恩来将客人送到上海机场。周恩来与田中握别，并特意拜托说：“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这使田中既吃惊又感动，在不少中国人仍然要求追究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气氛下，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请田中转达对天皇的问候，这是何等的气度与政治胸怀。田中站在舷梯上向周恩来深深鞠躬，表达他的崇敬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