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中日关系正常化与中美新外交的比较，日本由于与美国利益的不同而在台湾问题上作得较美国更彻底一些，也正因此才先于美国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则是浓重的东方特色，这在与美国开展的外交中是没有的，突出表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田中与大平作诗一事。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行将签署联合声明的那天早晨，大平正芳和田中相互慰劳说：“好极了，没有白辛苦一趟。”然后便各写了一首诗，田中的诗后来遗失了，大平的诗留了下来，诗句是这样的：“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其意何指，难释。其二，在田中北京谈判期间，曾会见了毛泽东。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田中一套《楚辞集注》。这件事引起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纷纷评论说毛泽东送此书给田中作为礼物有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诗集来赞扬田中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来中国之前对访日的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据报道，当基辛格问田中为什么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答复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15〕感于周恩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殚精竭虑，田中称周恩来是日中邦交之父，后来的中曾根也说周恩来是日中邦交最大的恩人。大平正芳后来在中国全国政协礼堂作演讲时也对此段历史进行了回忆。他说：“我在七年前的一九七二年秋天，作为外务大臣与田中原任总理大臣一起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大事业访问了北京，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大的期待和与此可以比拟的很大的不安。但是，由于已故周恩来原任总理阁下的‘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句话所表现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这一不安得到消散，完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大事业。回顾当年之时，风格泰然自若的伟大思想家已故毛泽东主席阁下的神采和不知疲倦的超人般的政治家、中国人民敬爱的已故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音容笑貌，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愿在这里缅怀两位伟大领导人的丰功伟绩，祈念他们的冥灵幸福安详。”〔16〕一九七三年三月，日本首任驻华大使赴任时，田中首相亲书信件，再次邀请周恩来访日，信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阁下：
去年九月，应总理阁下的邀请，我和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起访问贵国，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尔来，已经过了半年的时光。我看到总理阁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发挥着伟大的指导力量，日理万机，谨表祝贺。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前夕，总理阁下曾表示，日中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如果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抱有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曾说，日中两国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对待两国间的问题。现在，两国互换大使，日中关系自去年秋天以来有了扎实的进展，证明了阁下和我的共同信念。
在当前的日中关系中，有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九条签定各种实务协定以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我愿意通过这些磋商，扎实地扩大和巩固日中关系的基础。不言而喻，随着日中两国政府间实务关系的加深和关于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的协商进行，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一些分歧，但我坚信，如果两国政府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去对待，就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两国关系，使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牢固如山。
另外，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两国间的基本立场也会有所不同。目前，国际形势正在走向缓和，各国进行自主选择的动向正在发展，为顺应这种形势，我认为我国应尽量拓宽外交幅度。还有，目前的国际经济正处于转折时期，为使国民生活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在资源、贸易等方面，我国的方针是不仅同贵国实行合作，还要同其他各国进行超越社会制度的合作。我深信总理阁下一定会理解我国的这种基本立场和方针。
我回忆起半年前，我曾表示，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愿在历史的潮流中开辟新的局面。我想与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国际形势及其趋势以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为此，我再次邀请总理阁下来我国访问。
鉴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的交流正向各领域发展，借此机会，我愿告诉阁下，我正在研究将来日中两国政府主要成员定期在北京和东京亲切会晤一事，以创造加深相互了解的机会。
最后，我愿表示我的信念，日中两国政府今后恪守联合声明的精神，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是有利于日中两国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福利的。就此搁笔，祝阁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
昭和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7〕
这是一封对中日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信函，如果周恩来赴日本访问能够成行，势必会继田中访华之后再将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而以后历史发展中的一些挫折或许会少些，中日关系会发展得更密切、更顺利一些。但，由于国内方面的原因，周恩来终未成行。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同时，如果从另一角度看，这封信也体现了日本在协调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也表现了极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希图在外交上有更大的收获以利于日本的所谓多边自主外交的运作。
【注释】
〔1〕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2〕《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3〕《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4〕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
〔5〕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6〕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7〕《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8〕石丸和人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二卷，第230页。
〔9〕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0页。
〔10〕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第547页。
〔11〕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12〕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13〕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0页。也见197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4〕《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15〕陈志学编：《世纪大交锋》（亚非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
〔16〕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13—614页。
四、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曾任日本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中江要介在《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标题：周恩来借日中邦交正常化谋求什么。他在书中写道：
仅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被证明行不通之后，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日本，因为除去已分道扬镳的苏联，与中国最接近的先进国家就是日本了。日本具备拥有最尖端的技术的优势，它已发展为居世界前列的大国。周的目的，就在于得到日本的经济力量和尖端技术。
然而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横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大暗沟，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更加严重的是，从日中甲午战争到大东亚战争，使中国受到的虐待。但这些暂可搁置不论，也不能没有对今后中国发展所必须的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所以周提出了“存小异求大同”的想法。
提倡将意识形态这种属于根本性的差别视为“小异”，超越遗留至今的怨恨，使其服从发展日中友好合作的这一“大同”。从周来说，为捞取实利，他把难忍的痛苦埋在心里。把所有的暗沟化为“小异”。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中国的未来，对日本经济力量和技术所需要的迫切程度。〔1〕
中江指出周恩来对日本的需求是经济力量与技术，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如果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周恩来在日本方面投入的巨大精力也确实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但如果说周恩来依靠邦交正常化谋求什么，那则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因素在内了。毕竟，以当时中国的困境而言，虽然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但如果和日本不改善关系，以致日苏联合威胁中国，则中国仍然会处于巨大危险中。可以说政治因素还是首要的。国家生存是一切事业进行的前提，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中是时刻存在的。当然，在谋求政治好处的同时，必然也会如中江所述会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已不可能再从苏联获得必要的科学技术及资金方面的援助。不可否认，这也正是周恩来对日外交的目的之一。
周恩来关于中国对日关系的思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周恩来深刻而清醒地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角色。
作为中国的总理，他最清楚新中国的实力与状况。他曾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自己搞好，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2〕也是我们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二十世纪内做不完。〔3〕在国际地位上，他指出，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大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4〕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5〕。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条漫长的道路。〔6〕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否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对于尼克松“五大力量”的观点，他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此地步，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7〕对于英国前首相希思关于“新的力量”的观点，他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并指出，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应有“自知之明”我们在国外有影响，但主要还是在国内，我们国内的工作负担很重。〔8〕他说：“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9〕在否认中国要作超级大国之后，周恩来也表露了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角色的期望。他说：“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他指出：要把中国搞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将来强大以后也不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的内政。要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不是去统治世界，强加于人。〔10〕这些表述，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表露了周恩来对于世界政治的深远的思考。这样的对中国的外交界定，对于开展中国外交工作和积极进行对日外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在界定中国绝不称霸的外交框架下去谋求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在核试验问题上，中国坦陈其和平立场，并谋求日方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曾说，中国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每次只在必要时才进行有限制的试验。中国搞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主张还是要召开全世界各国的会议，共同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11〕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他又请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转告田中首相：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讲，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佐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首相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11〕
在中日邦交问题上，周恩来承认日本对华政策只能是跟着美国走。因此，在批判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时，也充分理解日本这一立场。到了一九六九年之后，中苏分裂，中美接近导致了世界格局大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了日本对华政策，才有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周恩来曾明确讲，中日关系正常化，这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12〕
为了顺利实现中日友好，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站在人民的立场、用历史的眼光正确解释了中国政府在赔款问题上的态度。周恩来指出：“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13〕在中日北京高峰会谈时，周恩来也指出，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14〕后来在谈及这一决定时，他解释道：赔款我们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15〕这是从两国友好以及为日本人民着想方面加以解释的。如果从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所作的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16〕这一句话来理解，就更可以看出新中国对日在战略大局上的长远眼光，也才可以信服这一决定对中日两国的深远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索要的赔款，客观上挤压出一个德国法西斯。
其三，周恩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的中日关系作了深刻阐释。
首先，他认为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他指出，中日关系近代以来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我们要在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存共荣’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17〕周恩来认为，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日关系新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他指出，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对于经济合作，周恩来主张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在指出中日之间加强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双方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平等互利，有发展前途、关系可靠、中国有支付能力等几个特征。并指出：“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18〕中日邦交恢复后，他曾针对与东欧进行科技项目合作的报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状况，反而求其次？”〔19〕一九七四年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大平正芳时说：“中国应该向贵国（日本）学习许多东西。”这句话是周恩来的真心话。外国人士也曾注意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并进而评论说，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的真正目的在于谋求先进国家的科技力量和技术设备。
其次，中国很注意日本的发展前途。周恩来希望日本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开展自主外交，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指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走向和平共处，反对侵略和战争势力。〔20〕中日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我们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人，我们是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反对侵略。我们坚持和平、友好。太平洋总有一天要变成真正的太平洋。〔21〕
周恩来认为，日本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搞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22〕中国人民是支持日本人民争取走和平、独立、民主道路的，因为这样一条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中国、远东、对世界的和平也有利。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23〕同时，对于日本一些人梦想复活军国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了警告。他指出，有一点自卫力量是应该的，但有的人借搞自卫武装恢复军国主义那一套，这种人虽不多，能量却很大。〔24〕走日本的老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愿意指出这一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他再三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以历史为鉴，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使中日友好关系永远地发展下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并不表明中国对这个条约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认为，中日建交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不接触这个问题，说明中日建交不针对第三国。又说：田中首相最近讲到日美友好关系仍是日本外交基轴，我不反对他们这样说。现在不需要提马上修改日美安全条约。〔25〕
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说：邦交正常化后，在两国关系中的确有台湾这个障碍，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这一点我们总是要解决的。中日两国不要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使大的方针受到妨碍。大的方针就是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这对改进远东形势有好处。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只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一部分日本人一定要和台湾来往，这是题中必然出现的文章，我们并不重视。但是有一条，如果是代表日本政府或国会去的，问题就大了，那就不行，那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如果是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看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26〕他还指出，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少数人对台湾怀有殖民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情感，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率三个世界”理论也可以看出，中国认为日本是反霸斗争中的同盟军。对日本的期望大于对美国的期望。在以反苏为主要目的构建起来的这个理论当中，把日本划为“第二世界”。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日、苏三国关系从理论上看，必然是中日应该实行联合，而这一点对于当时中国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至少日本可以牵制苏联的一部分精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个世界理论在突出苏联威胁，在与美日联合以缓冲中国困境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日渐加重的情况下，中美、中日关系改善之后，更能理解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1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13〕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554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
〔17〕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18〕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页。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页。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页。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2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3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
五、走出中苏结盟模式
在中国开展的对美日外交过程中，甚至从美、日两国自身以及整个世界格局变动来讲，苏联因素都是至为关键的。正是因为中苏分裂，才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与改善，才有了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可以说，苏联因素在使二极世界变动为多极世界，在远东形成中、美、苏三角态势的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在引发了这一切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动后，苏联也高度警惕中美日的密切接触，非常担心中美联合共同对付自己。苏联就此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攻击中国与帝国主义联合，抛弃了道义。并快速与美达成缓和，以防止出现更大的对苏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暂时的中美苏三角态势。由于苏联对中、关都无计可施，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日本身上，极力阻挡日本与中国的进一步结合以免加重对苏联的威胁。这主要集中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苏联施加压力，大加阻挠。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同年十一月，两国开始在东京举行谈判。按照《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规定和几年来中日友好关系基本上得到正常开展的情况，本应顺理成章地通过谈判，较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由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包含有反霸条款，在要不要把反霸条款列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张列入，日本方面却有不同考虑。以中国方面而言，反霸条款包括中日双方承诺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本是中日和平友好应有之义；至于反霸条款还包括双方各自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与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关，如果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不列入这一条，就是从《中日联合声明》所已经达到的地步后退，就其对现实的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言是不可取的。中国坚持该意见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认为，苏联搞霸权，不仅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威胁到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而日本方面最担心的则是，“如果接受中国的主张则会刺激与中国对立的苏联”。〔1〕苏联是日本的近邻，战后又占据着日本北方四岛。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又呈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苏联奉行的对外积极进攻战略下，日本认为美国已丧失在日本的制海权，苏联海军已包围了日本。其次，由于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强，万一航线被苏切断，日本必将陷于困境。再次，日本在七十年代奉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对中苏实行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以及在推进对华关系方面还受到亲台势力的一定牵制。由于以上种种，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日本外相宫泽喜一提出所谓“宫泽四原则”:（一）不只在亚太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反对霸权；（二）反霸权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三）反霸权不意味日中联合行动；（四）不接受与联合国宪章有矛盾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影响中日关系的外因，已从中日邦交之前的美国及日美安全条约起主要作用，变为苏联及日苏关系起制约作用。日本方面的态度影响了当时的中日关系的发展。
诚如日本所担心的，苏联在反霸条款上反应强烈，并以日苏关系要胁日本，大施压力。在苏联看来，中、美、日关系的改善，无异于是三方联合在亚太地区共同对付苏联，因此，苏联必须予以阻止和破坏。由于中国与苏联尖锐对抗，美国实力强大，这两者对于苏联来说都不是短期内采取过硬手段对付得了的。因此，苏联把目标对准了剩下的日本，因为在北方四岛，开发资源上日方有求于苏联，苏联正好借机打这张牌，向日本施加压力。一九七五年二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预备谈判开始不久，苏驻日大使匆忙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表示担心。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一九七六年一月，苏外长葛罗米柯对三木首相说：“如果日本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关系。”一九七八年，在中日条约谈判出现积极动向后，苏联驻日大使向外务省事务次官传达了苏联政府对中日条约的声明，“苏联对直接影响苏联利益的行动不能袖手旁观”如果缔结包括针对苏联的条款的条约，苏联也许不得不修改对日政策的轨道”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库德里夫采夫甚至威胁：“如果缔结含有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那么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对抗措施。”〔2〕
虽然日本受苏联远东战略的制约而在反霸条款上未作出有益于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决断，但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福田纠夫组阁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终于因为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取得了进展。促使福田内阁决断的有以下因素：其一，当然是中国方面坚定的反霸立场。中美、中日关系走近之后，苏联并未收敛其扩张和侵略气焰，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渐增大，为中国自身安全计，反对霸权主义早已是中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二，中日经济关系加深对政治关系的影响。被称作经济界大本营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说：“外交是由政府负责，但是经济界也有自己的见解。日中关系应该友好地发展下去，应该尽快缔结友好条约。”〔3〕其三，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所表现的态度使日本大为失望。苏联利用日苏关系企图阻止或推迟中日缔约，使得希望发展或维持日苏关系以谋取北方四岛解决的日本不敢有大举动，对苏也不敢采取强硬态度。但苏联在日苏关系中始终回避两国领土问题，这使日本万分失望。在对苏没有成果的情况下，还不如对华采取积极政策。其四，美国的支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制约苏联，对日中缔约不仅不反对，而且还起促进作用，希望借此形成美日中对苏战略格局。一九七八年，美日首脑会晤时，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中国经济生长出日美欧自由主义机制，便不会脱离我们，所以（美国）想尽早推进与中国的正式对话，只是国内有麻烦，还是由日本先开头炮吧”。卡特也就此敦促福田首相：“希更积极地推进。”〔4〕还说，“作为美国来说，反对霸权不存在问题”，并预祝日中缔约成功。〔3〕同年五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福田挑明：“美国不反对条约中加进‘反霸权’条款，希望迅速缔约。”美的支持为福田内阁减少国内牵制起到积极作用，日本的对华缔约，也更便利了以后中美建交的进行。
基于此，福田立即指示为重开日中谈判作准备，还表示条约以尽早缔结为好，不想拖拖拉拉，搞成不上不下的状态。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断三年之久的日中条约谈判恢复进行。八月十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其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中也明文规定了“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邓小平在日本东京讲话指出：这次缔结了条约，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他还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他特别提到“饮水不忘掘井人”，多年来，广大日本朋友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发展；我们深切怀念那些曾经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却已离开我们的先驱者；他们虽然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喜悦，但他们为中日友好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5〕
中国已走出了中苏结盟的模式，这一立场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确定的。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相比较，可以看出中日关系正常化质量更高一些，因而，留给后来人的麻烦也就相应地少了一点儿。
【注释】
〔1〕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2〕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625页。
〔3〕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百年恩仇：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25页。
〔4〕园田直：《外交秘话》下，1980年11月3日《日经商业》。
〔5〕《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