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周恩来外交战略的首要问题。周恩来的外交战略是：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坚决实行外交上的“一边倒”，坚持中苏结盟的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争取广大亚非国家的朋友，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实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政策。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坚决对抗，视美帝为中国人民头号和最凶恶的敌人。对美国的盟友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并迫使它不得不与中国缓和，进行谈判。这样一种外交战略，实际上是遵循着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这样一个三段式来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形成了周恩来外交的三部曲。其中，中苏结盟是基础，是后两步的出发点。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一是意识形态的色彩很浓，一是两大阵营冷战的色彩很重。
在这大战略之下，每一段式上，又派生出若干策略来。在中苏结盟方面，强调独立性，不要躺在别人怀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中苏出现分歧之后，强调思想上斗争、行动上维护；在团结亚非国家方面，主要是求同存异，减少意识形态色彩，选择具有共性的问题，如边界问题，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为突破口等；在对日方面，民间往来，从贸易入手，渐进积累等；在对美方面，不主动挑衅，在坚决对抗的基础上，不放弃谈判。在美苏关系上，靠苏抗美；在美日关系上，纵容日本闹独立性；以中美缓和带动中日缓和等等。将以上外交战略和策略总合于一，便是周恩来留下的一笔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个外交战略除了意识形态色彩之外，应该说，又是非常现实的，中国从这个外交战略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中苏结盟，中国在远东力量均衡中，得到了自身之安全，又从苏联得到了先进的科技、资金和专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相处，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宁，利于建设的周边环境；与美的坚决对抗，取得了处理台湾危机的主动权，造成中美直接对话的机会等。
这样一个外交三段式，在其执行过程中也是处于动态之中的，最终以中苏结盟关系名存实亡而告终，也标志着另一个外交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独立地办理对苏、对日、对美外交，中美、中日关系先后走向正常化。这种独立的外交更多地是注意各国之间的互相制约，追求平衡，以实现国家利益，是对依靠―团结―打击三段式外交的扬弃，其理论基础是对世界潮流的新认识。总的说来，是一种进步。周恩来晚年说过，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几年将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这说明了他对世界局势有了新的看法。这新看法可能就是世界多极化趋势。
二、理论基础
周恩来外交战略的来源，基本上是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理论，加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在全世界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新进展。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又有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这都是周恩来外交战略与美帝坚决对抗的理论根据，而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天然同盟军的理论，便是团结广大亚非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当然，在这个总方针贯彻过程中可能会有更深层、更具体的考虑，但总的结构没有走出以上理论框架。
至于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周恩来最谙熟的工作。周恩来的外交战略是将统战理论推而广之，变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建立这样一个反美统一战线是基于对二战之后世界发展总趋势、及决定这种趋势的社会基本矛盾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会决定次要矛盾的解决，次要矛盾也会对主要矛盾产生影响等等分析，与统一战线的三段式完全相吻合。
当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先后实现正常化之后，这个反美统一战线自然已不复存在了。所幸者，周恩来在晚年跟上了世界潮流之发展。他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看法，对世界基本矛盾之分析，对中国国际地位的估计，都有转变。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理论问题，于此不赘。
三、历史地位评述
周恩来外交战略给中国带来了较为安定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带来了资金、科技和人才，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纵观三十年（一九四五——一九七五）的中国外交，及外交与内政的互相作用，对于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应该予以充分肯定。正是在这种一个战略之基础上，才演变出今天多极化趋势下的外交战略。今天，还常常能看到过去的影子，比如，中国背靠俄罗斯，面对亚太美日联手，虽然不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不失为客观深刻的外交思维。因此，在建国后之中国外交史上，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具有奠基性和开拓性，它的历史地位是很高的。但同时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战略也是相对于冷战时代而存在的，在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毕竟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大外交战略下，不可否认，具体处理的方针政策也并非都是十分妥善的，这将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而使问题暴露出来，并得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周恩来有过在美苏中间充当桥梁，推行等距离外交的设想，这太理想主义了。很快，周恩来选择了“一边倒”战略，这是现实的，科学的。到六十年代末，周恩来外交战略发生变化，全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对苏外交已陷入僵局。到七十年代，虽然中国开始独立地处理对苏、对美、对日关系，但毕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国力太弱，周恩来于此有切肤之痛。一切之一切，历史学家应给予认真的总结。古今多少事，万勿全付笑谈中。〔1〕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外交战略不仅是他个人深刻思考的结晶，更多地应是他和毛泽东共同思考，集思广益的结果。三十年来，从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到“一边倒”，又到结盟破裂，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系列外交新课题，外交难题，都是在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下实施完成的。勿宁说，正是在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下，才有周恩来外交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三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实施调整，都是在毛——周体制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任何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外交战略方面的主张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中苏结盟实现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到后来演变成中苏交恶，拢美、拉日、制苏，历史提供给我们可思考的太多。不难发现，这其中有一种寻求均衡求得稳定的非常现实主义的立场。均衡论，这是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周恩来的外交战略是适应一九四九——一九七五年中国外交需要，并基本成功地加以了运作，并仍对当代外交产生着深刻影响。
【注释】
〔1〕针对历史研究落后于某些文学创作而言。
附录：参考资料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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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九五国家社科项目，又是南开大学“亚太地区史丛书”之一。在此，应特别感谢肖福堂、王正毅、朱彦民、张金香、杨栋梁、李剑鸣诸老师对本书之支持和关爱。他们的支持和关爱是本课题立项及本书出版的基本条件。
和我一起写此书的程新华、李启成、卞树勇三位研究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其见识有我所不逮者。然囿于篇幅，经我之手删减了不少他们写的内容，间或有不妥者，祈莫之怨。本书之写作分工是：
